青春无奈但无悔

父亲的艰难决定

福清第十中学于1961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创办，当时只有初中部。那里原是一个榨糖厂，建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但很快由于自然灾害下马废弃，被改造成学校。说是改造，实际上只是把大厂房用木板隔成几个教室；在原来的煮糖车间，有十几口直径近两米的大铸铁锅台连成一片，他们往大锅里填满土，铺上木板，就是我们睡觉的通铺。尽管老师中没有一个人到过陕北，但他们却以延安精神鼓励学生：“我们学校的条件是艰苦了点儿，但比当年共产党在延安抗大时肯定要好出许多倍。”

尽管学校条件确实差，周围的村民们还是为这个“糖厂中学”的开办而振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江镜这个“老区”人多地少，贫困落后，几十个村庄四五万人办一所中学的要求都迟迟摆不上地方政府的议程。“糖厂中学”的开办正当其时，它为江镜乡农家子女打开了一扇求学的大门，人们欢呼共产党又办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第一任校长林友来和教务主任何文法等老一辈教育家的精心打造下，这个学校后来居上，培养了一批批出色的学生，不少人后来当了教授，或成为出色的企业家。20世纪70年代，我的好几个侄子在那里上过学，包括现在侨居阿根廷、担任阿中商贸促进会会长的何文强，在加拿大经营大型连锁超市的企业家何文清，在英国经营饮食服务业的陈虎、陈辉兄弟以及在香港的何文忠，等等，都曾是福清十中的学生。

福清第十中学离我们有20里，一条通往它的小路曲曲折折穿过数片田地和五六个自然村。我和五哥同在学校寄宿，每周六傍晚回家一次，周日返校。那时要维持一家10多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父母负担非常重。国家正经历自然灾害，农民的愿望就是能吃饱饭。老实巴交的三哥开始背着村干部在离村较远的偏僻的灌丛荒地开荒，悄悄地栽种地瓜和其他庄稼。三哥的“资本主义尾巴”救了我们一家，也是我母亲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能为五哥和我兄弟二人准备每周口粮的秘密魔法。

我五哥比我高一届，是校学生会主席。在他上完初二准备升入初三时，家里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本来就多病的父亲又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四哥六岁时得的关节炎此时再度复发，痛得整天在床上呻吟、打滚，却没钱买药；大哥已年纪不小，经人介绍好不容易刚定下一门婚事，女方的父母觉察到我们兄弟众多家境困难后，反悔变卦了。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只靠二哥一人。他当时在集体企业福清县建筑社龙田分社当木工，收入稳定，每天一元钱，维持家里的柴米油盐各项开支。毫无疑问，继续维持两个人上学，负担两个人的学费，解决两个人的住校口粮变得非常奢侈。此外，当时我们这么个大家庭，除大哥是渔民外，只有我三哥一人在家种地，村干部三番五次找我父亲谈话，最后下了明令，要求我们家必须增加劳动力。父亲无奈，却又不忍心让我五哥去种地，他和几个哥哥商量之后，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让我五哥辍学，跟我二哥去当木工，学门手艺。用他们的话说，家里只能集中力量培养一个人。他们还发誓：“即使卖衣当裤，也要培养老六上大学。”父亲的这个决定让五哥失去了继续上学机会。尽管父亲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五哥还是无法接受，郁结难解，整天在家发脾气、抱怨，坚持认为父母不爱他。直到我父母过世，五哥好像从未原谅过他们。

母亲无奈祈梦

面对家里发生的这一切，最为难的是我母亲。乡亲们告诉她，福清西部山区的石竹山上有一座石竹寺，香火灵验，华侨从海外回来后总要前往拜佛、许愿求签，而且据说有求必应。母亲悄悄地准备前往拜佛。一日凌晨三点多钟，母亲和她的两个同命相怜的女伴，背上几斤地瓜干作为供品，走了100多里，来到了石竹山脚下。石竹山山高路险，她们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了陡峭的半山顶，终于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住进了石竹寺。按当地习俗，善男信女都要在寺庙进素食，要祈梦的还要在庙堂里睡一夜。母亲虔诚地烧了香，跪拜了所有的佛像，最后饿着肚子在香客济济的庙堂里找了个角落，挤着躺下。据母亲说，她那天晚上在寺庙里的确做了许多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梦中见到一个白发老人带着一群孩子围着一堆耀眼的东西跳着笑着，欢天喜地地唱着。母亲说，解梦的和尚告诉她，我们家的孩子将来会个个发财，黄金成堆，她老人家也会衣食无忧。但如果由我来解梦，我一定会告诉她那肯定是一堆谷子，因为我们一家人都饿怕了，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有实际意义的。的确，母亲在菩萨面前虔诚地许了不少愿：她求我父亲、四哥能恢复健康；求我几个哥哥都早日成家；求老六（我）读书有成；求我的弟弟妹妹健康成长。母亲还专门为我求了一个签，问的是我的前程。如她所愿，她得到一个上上签，上面写道：

窗下读书人不识，相貌堂堂宰相才；

忽报一声春雷响，使臣飞马天边来。

解签的和尚告诉母亲，她家儿子有大富大贵之命，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出人头地。后来似乎巧合，我果真上了大学，步入了科学院，还出国留学，36岁时就当上了中央部委的局级干部，再后来还到“高大上”的联合国组织工作，居然一路升迁，最后还当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级的洋大官。尽管我本人并不相信母亲求得的那个签，但母亲生前还是坚持认为老六有了眼下这一切，是何家祖宗积的德。她特别自豪的是儿子娶了个天下难寻的好媳妇。她见人就夸儿媳知书达理，相夫教子，贴心周到，家庭和睦。她笃信佛教，而且很虔诚，她总是说“这是儿子前世修缘，今生的福报”。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母亲的一种信仰，一种那个时代乡下老人儿孙梦的寄托，现实也只不过是机缘巧合。但为了让母亲高兴，我也往往会附和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祖上积了阴德，是母亲行善、做好人的好报”。

父亲当时采用的“舍一保一”，让我继续读书的决定对我其实也是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我对五哥的被迫辍学充满内疚，我感激父母与兄长，但我唯一能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最好的成绩回报。我在学校里一直保持着全优的成绩，各科作业经常被作为范本贴在墙上展示，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在初二时，我成为共青团员，后来还当上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考入福清第一中学

1965年夏天，我参加了福清全县中学统考，以福清第十中学最好的成绩考入了福清第一中学，如愿以偿地升入福清县的一流学校。

偏僻渔村的一个穷孩子能被城关最好的学校录取，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村里人都为我高兴，说我是中了“举”，祠堂可以挂上一块“文魁”匾了。对于父母和兄长而言，这无疑是给我们家的最好礼物；对我个人而言，这则是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福清第一中学是位列福清县宝塔尖的完全中学，同时也是福建省首批重点中学。一中由创建于1925年的“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私立“文光中学”和“闽海初级中学”三个学校合并，于新中国诞生后正式成立。校园设在融城（福清城区）北隅风景迷人的凤凰山。凤凰山上常年密林覆盖，郁郁葱葱，果树连片，蝶舞草间，鸟语花香。西面的山脚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溪流——后慕溪，它常年流水潺潺，清澈透底，像是一条环腰玉带，那是学生们夏天游泳的好去处。山南半坡上有一个阶梯教室，深掩在一片茂密苍翠的竹林中，夏天特别阴凉，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教室。南面凤凰山下，有一棵近500年的大榕树，它像是一把撑开的绿色巨伞，一年四季为两个排球场和一个篮球场遮风挡雨。这里不愧是莘莘学子求学的绝好去处。这所学校无论是师资还是教学设备，都是全县一流的。直到今天，福清一中的教学质量仍然在福建省的一流名校之列。福清一中每年都要向清华、北大等名校输送一批人才。

我庆幸自己能够考入福清一中，我深信，只要继续努力，三年后上一所中国名牌大学的概率已十之八九。也就是说，我这个乡下青年离上大学的梦想只有咫尺之遥了。

我带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共青团员”等初中时代的各种荣誉，以及全县统考成绩优异的光环来到这个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县城最高学堂。我入学后下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努力奋斗，苦读三年，目标北大或清华。我素有言必行、行必果的决心与意志。到校不久，由于成绩优异，我很快就被选为高一四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学校的团委委员等。在这个县城的最高学堂里，除了来自农村、家庭贫困等客观条件无法与城里人比，我自感我的其他条件都很优越。从小艰难困苦的经历让我相信：天道酬勤，人来到世上就得劳碌、拼搏。那个年代，大家都笃信精神力量，也好喝心灵鸡汤。一个农村孩子，就得有农民的本色，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吃苦耐劳，春播秋收，这才是正道。我相信凡事只要坚持就会有结果，只要敢拼就一定会赢。老家那些人，哪一个不是一辈子在跟命运、跟天地抗争呢？我的兄弟，个个都用勤劳、厚道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照耀、指引着我。家里人省吃俭用，倾全家之力供我上学，送我进城，我怎么能放松自己，又如何敢挥霍分秒呢？家里人也都放心我，他们都认定我自小就是个很自律自觉的人，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会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一定会成为有出息的人。

福清一中果然名不虚传，那里云集着一批名师。我接触的第一批老师都很出色，如语文老师赵宗江、物理老师林宗立、数学老师佘兆华、几何老师余贤水以及历史老师陈仲俊等，他们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有的还极具幽默感。我对古文很感兴趣，赵宗江老师讲《核舟记》时，引申开去，把“中峨冠而多髯者”苏东坡讲述得栩栩如生，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几乎当场就把这篇古文给背了下来。而我对英文的喜欢，则始于对陈立鸾老师个人的崇拜。

在这个闻名全县的学堂里，我们如鱼得水，精神饱满，过着很有规律的学生生活：宿舍、课堂、图书馆，基本上三点一线，就像在执行计算机程序，有序不乱。因为家在乡下，路途远，交通不便，我每两周回家一次。遇到没有回家的周末，我偶尔也会约上几个同学，有王子庚、关文和以及王荣辉等，一起下了凤凰山，来到后埔街的久乐天饭店，每人花一毛钱买一份“福清扁肉”，慢慢品尝并聊上半个钟头。我们常常舍不得过快吃完那几个“扁肉”，主要是为了三番五次加汤，因为那汤是骨头熬成的，味道美极了，而且加汤是免费的。老板大概也看出我们这几个穷孩子的心思，尽管见到我们肯定头疼，但是出于心疼我们，有求必应，没有丝毫怨言，不断给我们加汤，喂饱我们这群馋猫。

但我们一心向学的好梦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停课近两年。

回乡知青的经历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声令下，全国在校的老三届（“文革”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初、高中生1600多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有史以来最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福清虽为小城，但也闻风而动，全县一两万的中学生到闽北、闽西山区插队。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一概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上大学的梦被彻底打碎了，从县城的最高学堂回到海边小村，再度挤进那低矮潮湿的小土屋，与我四哥和八弟三人同住小阁楼。我感到迷茫，恍惚觉得眼前的路朦朦胧胧，小时候无限热爱的村南大海，也变得白茫茫的。原本那令人遐想、美丽可爱的白沙滩、红树林和拍岸惊涛，突然间变得如此陌生。我不知如何面对这种人生变化。

我拿起锄头，挑起粪桶务农，回归属于农民子弟的生活。我家乡本来人多地少，人均不到三分地，而且耕地是砂质红壤，肥力很差。农民一向靠雨养耕种，完全靠天吃饭，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份，连身强力壮的农民都养不活自己，我们这些知青只能是增添累赘！客观上说，村里本来人多活少，几乎辈辈都出几个二流子，他们游手好闲，抽烟赌博，历来让村干部头疼。

我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尝试了好几种出路。跟我大哥当渔民是不可能的，因为渔场也在收缩。和三哥一起干农活有意义吗？家乡人多地少，农民都摊不上多少事，混着过日子而已。二哥和建筑社的领导商量后，带我到江镜农场当木工学徒。我顶着烈日趴在屋顶，握着铁锤钉椽条。不出两天，双手起疱流脓，握住锤把就钻心疼，我没有告诉二哥，第三天还是去了，想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当二哥发现我的手已经起疱、红肿、流脓时，他比我更痛，硬说我根本不是干木工的料。他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让我放弃。而且不管我怎么坚持，他就是不再带我出去干木工活。这一决定注定了我没有走二哥的路，我终于没有成为一名可以拿集体企业固定工资的小木匠。

一天，我在大队部偶然看到《福建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人工栽培白木耳的文章，说白木耳不但有药用功能，还具有很好的经济价值。我立马找到一些资料，上面对白木耳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其营养价值极高，为“菌中之王”；从药理上说，它性平、味甘，具有强精、补肾、滋阴降火、益寿延年等功效。我心想：“嘿，这倒可能用上我的文化知识。”我和四哥商量，决定拿出家里好不容易积攒的近100元钱投资栽培白木耳。憨厚的大哥从小疼爱我，他宁可委屈自己，也把方便留给别人，永远是我们兄弟的保护者。他知道我需要场地，就把他家所有的零碎东西搬到小居室的楼上，腾出底层给我作白木耳的栽培基地，面积不到20平方米。随后，我到邻村买了一批桉树，锯倒了，按着书本写的，精确地截成1.5米长的木段，在木段上每隔10厘米钻一个拇指大的、5厘米深的孔，然后用稀释的灰锰氧溶液（高锰酸钾溶液）逐根擦过，最后有序地摆放在用石灰水消毒过的栽培基地里。我认为自己在应用知识，很科学、按部就班地做好了基础准备，紧接着的就是骑着自行车到福清县城买回十几瓶白木耳菌种。我再次认真地对照着操作说明，严格按程序给每个预制孔种满了已发酵过的以锯木屑为基的菌种。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早起晚睡，开窗通风，仔细观察每根木头，检查上面的白色菌种，有时还闻闻，辨别是否有霉味。每过几天，我就给木头喷洒一次干净的井水。日复一日，我就这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些宝贝木头。我经常趴在木头架层上，睁大眼睛观察是否长出菌苗。大约一个半月后，当看到个别孔眼长出白花瓣般的细嫩的小苗苗时，我喜出望外。但没过几天，让我失望的是，那几个孔眼的嫩苗蔫了，接着黄了，之后就烂了。其他地方还是什么都不长。我到处找书看，也四处询问，但那个年头在福清这个地方，其实即使是整个中国，科技书也寥寥无几，找科技咨询更似上九天揽月，任凭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也无济于事。凡是我能问到的人我都问过了，有人说我的菌种有问题，也有人说室内气温过高，还有人说我消毒不够严格。总之，在没有任何外部技术指导的情况下，我失败了，而且是作为知识青年回乡后的第一次自己创业的失败，我感到无比痛苦。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木头搬出来，晒干后交给我妈当劈柴烧火煮饭用。

这次失败给我的打击可想而知。我损失的不单是全家近百元的积蓄，更是对我所处环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后来我领导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泰国北部农村和缅甸农村推广农业电视项目时，我特意安排了一个帮助残疾人自力更生栽培蘑菇的项目。我常常以自己年轻时栽培白木耳的失败教训为案例，要求我的同事必须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重点放在农村农民的知识提升和能力建设上。

回乡期间还有一桩往事如今想来都还蛮怀念的。我们村有办闽剧团的传统，从20世纪40年代末就有几个小有文化的人抱团成立了戏班子，唤作前华闽剧团，专门演传统闽剧。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洋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和热心支持下，前华闽剧团购置了一批崭新的行头，同时用较高的待遇聘请了从福建省闽剧团退下来的颇有名气的老演员当导演，搞得红红火火。那时农村没有照明电，华侨还亲自从新加坡带回烧煤油的常备汽灯，效果非常好，贼亮贼亮的。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钻到祠堂人群中，找个离舞台近的地方，踮着脚看他们演出。节目还不少，印象最深的有《包公铡美案》《桃园三结义》《穆桂英挂帅》《杨六郎招亲》《搜孤救孤》《一门三进士》等，宣传的大多是“仁、义、礼、智、信”，教诲“忠孝廉耻”，“忠君报国”，“肝胆侠义，秉承正义”以及劝世从善的思想。至今我还记得《一门三进士》，讲的是明朝一个叫吴子恬的读书人与他的善良妻子如何受继母虐待，但成名后摒弃前嫌、以德报怨善待继母的动人故事。它说明一个做人的道理：施人以爱得爱，赐人以福报福。我想，小时候的一种文化烙印最经得起岁月的打磨，往往终生难忘。儿时听到的许多劝人崇尚正义、正直、善良以及仁爱的故事，竟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的养分，变成了一种相伴相生的修养基因。

我们村闽剧团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真正“停办”，直到“文革”才被关闭。10多年里，村剧团常常被邀请到全县许多村庄巡演，最远还到过靠近闽侯的官口和长乐县城。更让我们自豪的是，这个乡村剧团竟先后为福清县闽剧团输送过一批人才，有的还担任主角。

大概是源于这个传统，“文革”中我们村虽然没有了闽剧团，却也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模仿《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演出。村里人一向喜欢看戏，那几出样板戏，很多农民不但能道出剧情，还能哼哼几句。像“文革”前的闽剧团一样，宣传队除了在自己村里演出外，还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巡回演出。演出是义务的，没有酬金。一般是邀请的村庄负责安排吃住，条件极其简陋，大多住农民家里或睡在祠堂的舞台上。但我们总是能感受到他们是拿出能够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招待演员们，演员们能体会到那淳朴的感情和浓浓的乡情。条件好一点的村庄，有时也会专门杀一头猪，让大家吃上一顿有鱼有肉的美美的大餐。宣传队一般在一个村庄只演一个晚上，第二天另一个村庄派板车把布景和行头拉走。至于我们文艺队员，就看运气了，遇上条件较好的村庄，我们还能乘上他们派来的“专车”——拖拉机。那时候的人似乎不懂得挑三拣四，更不懂得讨价还价，一切奉献都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人说三道四、心生怨言。

在队里，我当过编剧，也当过群众演员，跑跑龙套。我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猎户老常等配角。导演说我语速快，普通话好，栾平在威虎山匪首座山雕面前与杨子荣的那段匪徒“暗语”对话难度大，非我莫属。我还算“不负重托”，把那段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演得绘声绘色，常常博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那些闭塞山村或边远渔村的老百姓能看到一场“乌兰牧骑”般的演出，品一出革命样板戏或革命样板戏的片段荟萃，尽管水平有限，但也绝对是一场享受。当然，一些年轻的农民自小到大没出过远门，看到异乡来客，尤其是女演员化装之后的惊艳美貌，犹胜于享用一道大餐，与过节一样激动。

那时候整个县只有几个电影放映队，带着几部“名片”，如《南征北战》《地道战》《上甘岭》《柳堡的故事》等在农村轮回放映。每当电影队来了，大人小孩都会奔走相告，极度欢快，人们早早地搬上一条板凳，到土场上占个好位置。人除了有肚子里的饥饿感，还有精神上的饥饿感。村民们没事时常聚在一起，抽烟、胡扯、讲风流故事来消遣。他们忙时白天干活，闲时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生孩子是他们打发时光的办法。在我老家，再穷的人家，三五个孩子是正常的。多子女、文盲、疾病和贫困就像麻花一样自然地扭在一团，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老家农村宣传队起码为农民送去了精神食粮。我认为，能为他们献演一些喜闻乐见的节目，让他们看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应该比老年人聚众赌博，年轻人游手好闲，用大把大把的时间混日子，真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我很高兴参与这样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使自己年轻的心减少了烦躁，同时也加深了我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深刻体验。

赤脚牙医

196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龙田镇下乡来的牙科医生郑荣春来到我家给父亲治牙。郑医生是龙田、高山、江镜一带颇有名气的牙科医生，但听说他性格刚烈，是个桀骜不驯的人。“文革”前因意见不同常与同事、领导争执，“文革”开始后第一个挨批斗，他一气之下索性放弃铁饭碗，脱离龙田医院。他在那年头决定单干，自己开诊所，我们无法想象他到底通了什么魔法。郑医生与我父亲和四哥聊得很投机，接触两次后，欣然同意我父亲的要求，收我为学徒，时间为18个月。按双方商定，父亲给了郑医生180元的学费，我可以在他家学习，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

1969年7月，我来到龙田镇，开始了牙医学徒的生活，吃住在师傅家。师傅家一楼安了一张长竹椅，它是多功能的，白天供看牙的病人躺，晚上当床铺供我睡觉。郑医生常对人说他之所以收我为徒，看重的是我父亲的厚道以及一家人的人品。他认为我忠诚、可靠、聪明、勤奋，是个很有前途的人。师傅、师母对我很器重。我的初心也很明确，我认为牙医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我可以借此机会学点儿医学知识，将来大学招生了，可以凭这个基础，争取去医科大学。我认定这个计划一定不会错。

农村卫生条件差，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牙齿。大部分人一辈子没刷过牙，他们的牙齿状况非常糟糕，有的不到30岁就因严重的牙周炎掉落了大部分牙齿。民间有个说法：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我曾见过村里老人牙疼时在床上打滚的痛苦难受状。可就这种普遍的疾病，在农村基本上无人关注，也根本不当一回事。学牙科很可能还真是既为人也利己，起码可以用上我的知识，我也避免了纯体力劳动，甚至无所事事，浪费时光。我对学徒生活十分投入。

我跟郑医生学习医牙的全部工序：打样取样、制石膏模、制造蜡样、烧铸洋金或锻造不锈钢冠等。不用说，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也学得非常认真。师傅对我很放心，除前面讲的工艺活外，他很快允许我动手，给患者施行拔牙、取牙髓等难度大一点的手术。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摔掉门牙，由于牙齿完好，牙床也没有被破坏，我建议师傅施行原齿复植手术。在师傅的指导下，手术由我施行，而且很顺利，也很成功。我保住了那个小伙子的门牙，他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这个事例得以口口相传，不久，周围村家喻户晓，师傅对我也赞赏有加。除学习工作外，我在师傅家也主动帮助师母做点家务，如挑水、扫地，有时骑自行车带师傅下乡等，凡是我能干的活我从不推辞。师傅有两儿两女，他们都在上学，我尽可能帮助他们4个，做些业余辅导。两个男孩很调皮，常做些恶作剧，但他们对我很信任，需要时我也当他们的“保护伞”，在师傅惩罚他们时劝阻。

师傅见人就夸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而且富有同情心，他说我悟性强，比以往徒弟学得既快又好。我爱看书，较快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论，而且动手能力很强。在师傅身边不到一年，离约定的18个月还差好几个月，师傅看到我父亲因高血压偏瘫，一直卧床不起，家里十分拮据，就主动让我提前回去，早点回去赚钱还债，有问题可以随时找他。师傅极富同情心，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感动不已。

回家开业，万事开头难。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又是在“文革”中，配置一套牙科工具比登天还难。我的中学同学肖道德让他二哥在县五金厂铸造了一个牙车的传动轮赠送给我，另一个同学庄振宝请他父亲从新加坡捎回一套5支的牙科手术钳，作为礼物送给我。就这样，我靠师傅的支持和中学同学的帮助，开了独立的牙科诊所。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农忙时我去做点农活，插秧、挑粪、除草，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强劳力每天能赚10个工分，我每天也可以得7分或8分。到了农闲，我早出晚归，骑着自行车跑遍方圆四五十里的几十个村庄，巡回给村民看牙，有时还到对岸的江阴岛和柯屿岛。现在这两个岛都变成了半岛，有福州通平潭特区的八道高速公路通过，从我家到岛上任何一处不出半个钟头。而在当年，我得扛着自行车，搭上小木板船渡江，来回至少需要两个钟头。由于交通闭塞，岛上比其他地方还缺医少药，我因此成为非常受岛民欢迎的人。老乡们对我特别客气，经常提供午餐，遇上条件好些的，还特意多做一个鸡蛋或煮一碗菜稀饭。

农村生活极其贫困，农民种田就是为了吃饭，他们没有别的主要经济来源，许多人靠卖几个鸡蛋或等年终杀一头猪攒点钱，维持家里的油盐酱醋。看病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看牙则被视为奢侈行为。他们有时牙疼得厉害，整个脸都肿了，却迟疑不决，不敢找医生。目睹此景，我常常感到心酸，眼睛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模糊起来。他们没钱，只好忍着，没有别的办法。多少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竟然穷得连一两元的零花钱都拿不出来。但他们并没有像当今的人这样怨天尤人，他们好像更认命。我见过无数这样的家庭，十分同情他们的境遇。我觉得那既不是因为他们低能，也不是他们应有的命运，总觉得那时的社会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比如让他们起码能吃饱饭、看上病，让他们的孩子读书识字受教育。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是遇到特别困难的家庭，少收他们的诊费，有时只收成本费，个别的干脆不收钱，或者给他们记账，等他们有钱时再给。那时替人家拔一颗牙收费2毛5分钱，做一个瓷牙成本5毛钱，而麻醉剂普鲁卡因一支成本是8分钱，但那不是随便能买到的，需要找人帮忙到福清县城医药公司凭证采购。在从业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的确遇到过不少欠账，但我不记得有人不还欠款。那时人穷，但志不短，民风淳朴，非常诚信，大多数人都有一颗老实、善良和懂得感恩的心。

老年人不便出门，我就随叫随到。不出多长时间，我成为方圆几十里老乡们熟悉、敬重的牙医。我很感激朋友送来一本上海医学院出版的《口腔学》老教材，作为唯一的参考书，我总是带在身边，见空就看，对着书本学容易印象深刻。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下定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报考医科大学，当一名口腔医生。

狄更斯说过，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确年轻时就不凡。我特别感谢我师傅给我机会，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可以用我学到的知识和手艺，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为许多患严重牙病的农民看牙——治虫牙、止痛和装假牙，既解决了他们眼前的痛苦，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每当听到牙疼病人含泪说我这是在“积阴德”“会有好报”时，我特别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好事，心里有一股暖流，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我至今还能记得，有时半夜三更，那些痛得双手抱着头、流着眼泪、歪着嘴巴、流着口水的患者，经过我认真医治之后，道不尽的感谢，还有轻松离去的背影。两年左右的牙医生活对我后来的人生生涯只不过是一段特殊的插曲。然而，这段为时不长的特殊经历，为我后来从事科研、政府管理以及联合国工作时能更好地了解农村，理解和同情农民，从心里想帮助农民脱离贫困和消除饥饿，做了极其有益的铺垫。它成为我人生中巨大的无形资本。

可能是出于那段时间养成的职业习惯，也可能是出于对那段特殊经历的怀念，多年后我在联合国任职时，每当到农村，我总爱打听当地的医疗现状，包括农民的牙齿情况，看牙、补牙的条件。此外，每当我自己去看牙，我也总爱与医生交流讨论牙科的发展。有一次我在意大利罗马看牙时，我们谈论了医牙的流程和目前新技术的应用，我的牙医安东尼惊讶地问我是否牙医出身。

对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两年左右的牙医生活就像是我人生的一幅彩照，光彩永存，因为我把大部分时间给了需要的人和需要的事。农忙时我也干农活；农闲时就去当牙医，一方面替农民治牙，免除他们的疼痛，另一方面，我也由此得到一份收入，贴补家里，给父亲买药治病。按当下的时尚说法，我应该算是我国最早的“创客”之一。记得那时制作瓷牙要经过12道工序，一颗瓷牙收费最高8毛，成本5毛。但因为“文革”，没有地方可以受理行业执照申请，也没有任何部门发给我执照。严格地说，我是“非法创业”的。对于类似的不在计划经济内的“自由”行动，在那个年代被统称为“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斩割的。县里有时会有人顺便下来看看，发现了就没收你的器具。尽管老百姓非常需要，我在他们那儿很受欢迎，但因为规定，我的行为却名不正，言不顺，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

心中的梦想

梦想使我逐渐平静下来，我慢慢地忘却寂寞，开始面对现实，充实自己。我到处找书看。有一次，我从江兜王荣辉同学家里得到一本香港出版的英语小字典，就开始逐页背单词，憧憬着总有一天大学会重新招生，总有一天英语能派上用场。我舅舅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生，被下放到江西共产主义农场劳动，他家里存了一些小说。我师傅的邻居是福清三中的语文老师，也借给我一些书。凡是我看到的，只要我可以借到，不管是什么书，我都争取看。在茫然无助中阅读，一方面助我消磨时间，排遣寂寞；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丰满了我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梦想，还无形中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我印象较深的书有《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此外，我也读了《红楼梦》和《红楼梦评注》等。《名利场》《威尼斯商人》等也都是我在那时翻阅的。

春夏秋冬，只要没事，我总喜欢一个人到在祠堂高墙和我家那低矮房子之间不到1.5米宽的小“夹巷”，坐在那条石板凳上，静静地看借来的小说或其他书。那年头，在农村，看书是一种奢侈。夏天，小巷是避暑乘凉和读书的绝好去处。小巷南北走向，又长又窄，形成一个天然的风道。习习海风，从海边吹来，夹杂着淡淡的鱼腥味，那是我们海边人从小就闻惯了的，伴着古旧的书香和书中的情调，有时别有风味，偶尔联想诗和远方，令人陶醉。当然，一切都得看读书人当时的心境，因为心情抑郁的人心态是不稳定的。

197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那天极其炎热，空气潮湿得好像抓一把都会捏出水来，一丝风都没有，简直让人窒息。我坐在小巷那个基本上属于我的石凳上，有点漫不经心地再次翻着那本破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好像是我第三次读这本书，也许是百无聊赖，我根本看不下去，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茫茫然的。我看到二哥从小巷的南端走来。他从村部回来，顺手递给我一封信。这封从厦门大学发来的信，好像带来了一股清风，使我的心倏然变得轻快。从那笔迹我认得出，这是福清一中的一个同学写的，她于年初从永安县插队的地方到了厦门大学，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她在信中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厦门大学如诗如画的景色，向我分享着她重新走进校门的兴奋之情。她写道：“何昌垂你不属于前华，一定要争取离开那里，外面的世界大而精彩。”她还说：“这社会终究还得有文化，到头来还是知识有用。”末了，她写道：“到时有人会对你说，我是商人，你给我多少，我就卖你多少。”直到今日，我仍然没太明白这段话的确切含义，但我感觉到她是在鞭策我，激励我不要向现实低头，更不要让自己的梦想从此破碎。应该说，当时这封信给了我一种动力，一份生机，一种勇气，鼓励我坚持，决不轻言放弃。我至今都感恩于她，是她在我人生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充满智慧的信。它鼓励我，鞭策我，不消沉，不放弃，努力靠自己改变命运。从那以后，我决心争取上大学。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我还是不知道路在何方。

既然有福清一中同学重返校园，步入高等学府的先例，我坚信大学重新开办是迟早的事。我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关注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海边渔村很闭塞。记得有人说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长久这样下去，任何时代都需要读书人：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文明不断，薪火相传，靠的是读书人对中华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承，更不用说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我安慰自己：大学之门重开只是时间问题，我一定能赶得上，必须时刻准备着。我又开始有具体的梦了，常常梦见我上了北大、清华或厦大。于是，我开始系统地自学我高中时没有学完的物理和数学课程，继续背我的英文单词。说实话，这些高中教材是“文革”中，福清一中图书馆被造反派砸烂时，我看了心痛，舍不得，偷偷捡回来的，心想将来没准能用得上。在那个年代，书和吃穿一样，没有什么可挑的，有什么看什么，翻来翻去就是那几本书，尤其在乡下，根本就没有书店和其他图书来源。书是精神食粮，它往往能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教人思考人生的意义，理解人生的渺小。外面的世界肯定与乡下大不一样，我无论如何要出去看看，出去拼拼。书看得越多，自然而然，我出去闯闯的念头越大。

当后来真的在外面经历了坎坎坷坷时，我才逐步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但大凡有所选择，最要紧的是做自己的主人，选择自己最感兴趣、最想干的事；一旦做出决定，就必须坚持到底；相信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记不得谁说过：只坚持百分之九十，你收获的可能只是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只有坚持百分之百时，你才可能收获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凡事坚持到底，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定前功尽弃。尝过酸甜苦辣，闯过苦难，才懂得如何用心体验奋斗得来的幸福。

在以后的每一段人生际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势，我都感恩我上过的学校，感恩那些谆谆教导过我的老师，以及那些曾经影响过我的书。由于这些缘故，我对学校情有独钟，特别是那些我小时候待过的学校。那几年，我先后给家乡我读过书的学校捐助了10万元，帮助建立校舍和老师宿舍。我知道这区区几个小钱无法报答家乡、母校的如海恩泽，因为我这棵小树之所以能活下来，并得以长成，得益于他们对我的悉心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