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虎乃有风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的成功者数不胜数，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特别心仪的偶像。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谁要是心性太热，将某位箭垛似的先贤推崇至完人、圣人和伟人的极峰，就会干出离谱的事情。“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类怀疑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的话语固然卑卑无足道，但其合理的成分仍不可一概抹杀。有时，评判者采取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视角会起到杠杆作用，只要他们找得到合适的支点，撬翻任何一位完人、圣人和伟人的宝座都不在话下。孔子被古人尊崇为至圣先师，长达两千余年，却在二十世纪厄运缠身，被无知无畏者轮番打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中国现代史上，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也被推崇为完人和圣人，当时和后世的众多学者一直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共识，他到底能否当此美誉而毫无愧色？仁者与智者所持的看法又究竟有多大的反差？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值得我们探求。

一、如此翰林，绝无仅有

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不无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微笑作答：“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是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其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宛如铁干铜枝，恰似险峰危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见招拆招，这样的回答既见出涵养有素，也显得幽默感十足，满座闻之，忍俊不禁。

自初唐迄于晚清，一千二百多年间，翰林多到数万计，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专制王朝老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自达摩东来，一千五百多年间，和尚多到数以百万计，集情圣、诗魔、丹青高手和革命志士于一身的，除了苏曼殊，也数不出第二人。他们是在“古今未有之变局”中禀赋特出的产儿，堪称天地间绝无仅有的异数。

据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清晨，蔡元培从徐家汇徒步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的心情过于急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凌晨五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就在楼下低声叫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跑来这里喊魂？他推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十足，他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重又来到马家。这一年，蔡元培三十四岁，身为翰林已达八载，但他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近代以降，中国人在血渠泪河中蹚行了一百多年，与宗教精神早已背道而驰。太平天国焚烧庙宇，强迫和尚尼姑还俗。义和团摧毁教堂，疯狂杀戮西方传教士。嗣后，科学上位，主义蜂起，各种花样翻新的迫害方式不断升级，更扫荡了人们所剩无几的敬畏之心。蔡元培有见于此，特别提出“以美育替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上智者和强力者往往会利用现成的宗教（或大力推行个人崇拜）桎梏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下愚者求神拜佛，则容易陷足于迷信的泥坑而难以自拔，美育以修身养性为根本，它能使任何个体都平等地获得上升的阶梯和自我完善的路径。应该承认，这原本是一个不错的主张，可惜很难在中国实行。因为人生惨苦，世路险恶，人们受到强权恶政的宰制，往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置身于无援无助的境地，他们要么忍气吞声，匍匐在专制魔王的脚下苟且偷生，要么含悲茹苦，祈求各方神佛的抚慰和麻醉。他们相信往世来生，相信善有善报，至少还不算彻底绝望。美育则必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方可着手，在温饱无虞的日子里始能用心，然而一旦国人的欲望被激荡至沸点和熔点，宗教缺席，道德破产，美育也将失去立足之地。因此“以美育替代宗教”的愿景实则遥不可及。

蔡元培持之不变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结识了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有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从未泄过气、断过念、灰过心。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的目光则较为短视，他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如同老房子着火，纵有观音大士千手千眼为助，犹恐扑救无暇，王、张之议缓不济急，只好暂且作罢。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山，他开出的药方同样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无迟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他认为，在清王朝旧体制的框架下，教育犹如被巨石镇压着的笋尖，是无法舒展其身子骨的。

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冷眼旁观，并不看好康、梁的“小臣架空术”，维新派把孤立无援的光绪皇帝的细腿当成如来佛的粗腿去抱，企图富国强兵，拯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没落王朝，这岂不是痴心妄想吗？改良教育和培植人才，如此重要的事情，康、梁竟认为无关大局，根本不留意，全然不着手，徒以空言造势，妄想撒豆成兵，倒有几分神汉巫公的派头。康有为所主导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果然一败涂地，蔡元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败因：“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真心向往的是民主政治，极力主张的是教育救国，他放着好好的翰林不做，弃官南下，回家乡绍兴监理新式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开办爱国女学。

1903年冬，蔡元培为了使国人警醒，对帝俄觊觎中国东三省有所防范，创办《俄事警闻》报。这一时期，他受到普鲁东、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发表小说《新年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婚姻制度。但他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霹雳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死气沉沉的社会获得生机。此后，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由专制王朝的翰林转变为彻底的革命党，蔡元培无疑是古今第一人。

蔡元培写过《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然而，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张是相对温和的，当民族革命奔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是主旋律。邹容的《革命军》痛恨满族人，视之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欲斩草除根而后快。蔡元培在1903年4月的《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给民族革命做了一个降调处理，他的言论更能服人，也更能安心：“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唯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革命通常都是流血的代名词，革命者能够保持冷静的理智，实为难上加难。

1912年3月，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组阁，蔡元培执掌教育部。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蔡公的搭档，又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心存疑惑：“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界的重中之重是先要整顿小学。”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早就透露过信息：“普鲁士能够战胜法国，功劳全在小学教员。”蔡元培也心存顾虑：“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界的重中之重是先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高下难分，彼此打成平手，两人便协调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均须费大力气整顿，下大功夫培养。

蔡元培信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无政府主义）胜过信奉三民主义，他崇尚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他认定“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蔡元培力主废止尊孔、祀孔和读经的固有模式，乃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他的教育主张与旧派人物的意见多有抵牾，难以契合，他的改革举措也处处受阻。一旦意兴阑珊，求去之心遂九牛难挽。1913年，蔡元培挂冠出洋，为考察西方教育和研究世界文明史，前往德国游学。袁世凯慰留的话讲得颇为夸张：“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的回答也相当机智：“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二、收拾北大这个烂摊子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据沈尹默回忆，“蔡元培长北大之来由”是：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沈步洲与北大校长胡仁源有矛盾，沈步洲心胸狭隘，耿耿于怀，必欲扳倒胡仁源而后快，他抬出蔡元培，论资望，论才学，均在胡仁源之上，教育总长范源濂乐见老上司在教育界重新归位，就顺水推舟，促成此事。那时，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抵达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衔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匆忙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使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界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就算败北，尽心即可无憾。蔡元培具有极强的使命感，他选择的是锐意进取，而不是临阵退缩。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着手收拾这个令人掩鼻的烂摊子。

有人说，蔡元培接手北大，是为了做一次安那其主义的完美实验，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安那其主义信奉者的口号是：“无地球以外的别个，又无他生来世的另一个，要做好就在这一个上做到好，要改良世界就在本街坊内改良。”蔡元培是坚定的安那其主义信奉者，他将北大视为亟待改良的“街坊”，实无足怪。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将它称之为大学，还不如将它称之为官僚养成所。这样的看法是否有点失之武断？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张百熙曾经礼贤下士，聘请文章经济极负时名的桐城派大家吴汝伦担任总教习，吴汝伦不肯就职，张百熙就在吴汝伦面前长跪不起，比程门立雪的杨时更有诚意。吴汝伦也是个认真的人，高龄应聘之后，他一丝不苟，即赴日本考察教育，无奈病魔窥伺于侧，赍志以没。1905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降格为监督，首任监督张亨嘉发表就职演说，只有寥寥一语，总计十四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放在全世界高等学府的范畴来看，如此言简意赅的就职演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京师大学堂的生源很杂，其中有秀才、举人、进士，甚至还有翰林，因此在运动场上，体育教官礼貌端端地高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京师大学堂距学界远，离官场近，又何足为奇？活动能力较强的学生，上乘的办法是猎官，组织同乡会，巧妙运作，做一任会长或干事，借以接近学校当局，毕业后即稳登升迁的阶梯；下乘的办法是钻营，以嫖娼、赌钱、看京戏、捧名角的方式结交社会上的实力人物，倚为借重的资本。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与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被外界并称为“两院一堂”，其中的各色人物乃是八大胡同鸨儿妓女们最喜爱的客源，无非是因为他们囊橐鼓胀，吃喝玩乐包齐，舍得拿大把银洋撑场面。有的学生一年花销高达五千元，相当于普通人家十年的用度。总而言之，在京师大学堂，乌烟瘴气和歪风邪气盛之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无影无踪。

比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晚两年，1918年12月，美国学者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这位中国通即公开表态，他并不希望燕京大学成为世上和史上最著名的大学，只希望它成为当下中国最有用的大学。司徒雷登主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教育以求真务实为鹄的，他亲订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大学，司徒雷登是美利坚自由公民，他有此学术观和教育观，合情合理。尽管蔡元培也曾赴欧洲游学数年，但他毕竟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下浸润的时间更久，这位清朝翰林、民国元勋果然能破能立吗？破，要有大勇；立，要有大智。“有怎样的校长就有怎样的大学”，当年，这句话是可以获得印证的。北大将打上蔡元培的烙印，这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

蔡元培出掌北大后，立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承诺：“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了矫正学风，蔡元培从多方面入手：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基本戒条（另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

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因此大学理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然法则。他打过一个譬喻，颇具说服力，人的器官有左右，呼吸有出入，骨肉有刚柔，它们相反而相成。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黜退，毫不手软，不管对方的来头是什么，靠山是谁，神通有多大。一名法国教员被黜退后，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英国教员被黜退后，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与蔡元培谈判，蔡元培坚持成命，不肯妥协。事后，朱尔典怒气冲冲地叫嚣：“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对于这些来自外部的恫吓和阻挠，蔡元培无畏无惧，不为所动。

诚如冯友兰所言，“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是“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吴梅坚守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三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北大学生创办了三个大型刊物，分别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各有各的拥趸，各有各的读者群，尽管彼此笔战不休，但相安无事。

蔡元培开门办学，特色鲜明，校内“三生”共存。“三生”是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正式生是通过考试进入北大的学生，旁听生是办了旁听手续的学生，得到了校方的许可，偷听生则是未办任何手续、自己跑来听课的学生，尽管未获明文许可，但也无人将他们撵出课堂。偷听生中藏龙卧虎，不可小觑，代表人物就有金克木和许钦文。上课前，教授指定专人发放油印的讲义，对上课者不问来历，一视同仁，发完为止。有些正式生姗姗来迟，便两手空空，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委屈好奇怪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听课之自由可见一斑。有人说：“学术是天下公器，‘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这正是北大精神的一面。”偷听生也因此乐得逍遥。

三、改造北大，维护北大

当年，北大被称为“自由王国”。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爱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准可以。贬低北大的人以此为口实，称北大是“凶、松、空三部曲”，意思是：学生投考时题目“凶”，入校后课程“松”，毕业生腹中“空”。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北大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即谓进校难，毕业易。事实上，北大约束少，最能出怪才。朱海涛有一段回忆文字写得极到位：“北大的教育精神是提倡自立、自主的。……给你逛窑子的机会你不逛，那才是真经得起试探的人。给你抄书的机会你不抄，那才是真有读书心得的人。将你搁在十字街头受那官僚封建腐烂的北平空气熏蒸而不染，那才是一个真能改造中国的人。关在‘象牙塔’里受尽保护的，也许出得塔门，一阵风就吹散了。”既然行为自由，思想也会同样自由。当时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中国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办大学，兼容并包，最考验校长的掌控力，弄得好固然可以形成“酒窖”；弄不好呢？就会形成“粪沼”。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择善而从，对于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探讨新知，和平共处，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容，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

世事无绝对，在北大，阋墙与内讧总还是有的，而这些响动多半与辜鸿铭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有关。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治哲学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画虎成猫，误人子弟。黄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适，但他对章氏同门诋诃更多，骂他们曲学阿世。于是众人暗地里戏称蔡元培为“世”，到校长室去被谑称为“阿世去”，意思是“巴结蔡校长去”。黄侃上课，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骂得相当刺耳，两人的教室毗邻，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学生在讲台下偷笑，钱玄同在讲台上泰然处之。

陈独秀撰《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独秀尤其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科学与民主鼓与呼的急先锋，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他放浪形骸，不检细行，不拘琐德，往往主动授予敌对者攻讦的口实。陈独秀去八大胡同消遣，遭到过妓女的控告和警局的传讯，经《京报》大肆渲染，变成轰动社会的丑闻。尽管陈独秀运笔如枪，其盖世神功能够辟易千人，但若是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攻击者驱逐他出北大的愿望岂会落空？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但他只以道德严于律己，并不以道德苛以责人，这非常不容易。蔡元培爱护陈独秀，原因很简单，后者是难得的人才，其言论主张值得会意和同情。

守旧派的头面人物林纾原本是赞成“新学旧学并行”的，但新学分子破坏力巨大，竟宣布“古文死了”“孔家店破产了”，使他不免生出“未得其新，先殒其旧”之慨，旧学被打上耻辱的烙印，这尤其令他痛心。一怒之下，“义愤”冲决了理智的堤防，他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荆生》里的人物田必美、狄莫和金心异，分别影射陈独秀、胡适与钱玄同，说这三人经常聚在一起诋毁前贤，侮蔑斯文，荆生偶然听到了，立刻怒火中烧，将他们暴打一顿。荆生这个人物，乃是以徐树铮为原型，此人来头不小，是段祺瑞的头号智囊、陆军部次长，极为霸道，对新文化运动恨之入骨。《妖梦》类似玄幻小说，作者梦见那些非议圣人之言和祖宗之法的书生全被怪物捉去吃掉了，其中有个叫元绪公的，影射蔡元培。林纾巧用古字意，将蔡公比作乌龟，实属刻薄。身为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敌视新文化运动，仇视科学与民主，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志不相同，道不相合，是不难理解的，但他摆出一副急于助纣为虐的模样来，动辄扬言“宜正两观之诛”，宣称要将异己“寝皮食肉”，以恐吓、谩骂为取胜的法宝，这种做派着实令人不敢恭维，斥之为卑劣也毫不为过。

林纾的小说经由北大法科学生张厚载之手转寄《新申报》发表，张厚载写信向蔡元培说明情况，蔡元培回信批评张某的做法有欠妥当，既非爱护其师林纾，也非爱护母校北大。在这封回信中，蔡元培表明了自己对《荆生》和《妖梦》的看法：“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蔡元培的大度宽容真是常人望尘莫及的。

此后不久，林纾在《公言报》（此报专与北大为敌，专与新文化运动为难）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这一回他跳将出来，攻击北大的教育“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以谣言为依据，难免荒腔野板：“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近来有些讲新道德的人，贬斥父母因为自身情欲发作才孕育了儿女，对自己并无恩德。这句话在袁枚的文章中可以见到，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人伦的，应斥之为狂妄荒谬；没想到竟然有北大教授拿它来讲学，他长着人脑袋，却发出畜生的叫声，不值得与之辩论，放在一边就行了。”蔡元培答复时特意指出林纾笔下的这个典故出自于《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弹劾孔融，致使后者遭遇杀身之祸。袁枚只不过拾古人之牙慧，并不是此说的源头。林纾听信传言，妄加指责，捡根柴棍当枪使，实在是贻笑大方。林纾自视为桐城派文豪，以腹笥丰赡傲人，展读蔡元培的公开答复，就算隐身在自家书斋里，也必定面红耳赤，汗出如浆吧。

在答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阐明了自己的两项主张：“（一）对于学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课，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禁也。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博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对于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林纾诟病尤多，蔡元培的还击更为神准：“《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这一问不打紧，直把林纾诘问得哑口无言。此外，蔡元培对林纾宽待《红楼梦》《水浒传》的作者而苛责同时代的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也不以为然，他强调，胡、钱、周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无不博览群书，并不是借白话文藏拙的“二把刀”。

蔡元培的公开信以道理服人，以事实讲话，无懈可击，林纾笔头子再厉害，也无隙可乘。对此话题，林纾从此噤声，也算是有服善之智和改过之勇吧。

守旧派并非个个都像林纾那样操切应对，甚至有人认为林纾以七十高龄“作晨鸡”“当虎蹊”，写小说，骂群生，等于顶风撒尿，徒然弄得自己一身臊。严复就不肯接招，他以包容的心态说话：“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人自然能生存，鄙陋的人自然会失败，即使有一千个陈独秀，一万个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这道法则？这也像春天的鸟儿、秋天的虫子，听由它们自己鸣叫自己休止就行了。林琴南与他们较量辩论，庸人自扰，也太可笑了。”刘师培的观点更有意思：通群经才能治一经。没通经不敢吭声，通了群经不屑吭声。他不作任何辩驳，就等于作出了辩驳，简直就如同装聋作哑的大禅师，能够悄无声息地默杀一切。

北大学生很幸运，由于蔡元培的办学方针鼓励百家争鸣，他们仿佛漫步在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自是大饱眼福，大饱耳福。学风丕变，人才蔚起，确为水到渠成。

在旧势力依然磐固的环境里，以效益论，激烈对抗反不如稳健从事更妥当。蔡元培能够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当时是很难办成的事情，北京好一点的戏楼（广和楼、富连成社）不卖堂客票，女人不能进去听戏。次一等的戏楼，也是另开一门，标明“堂客由此进”，男女之分，壁垒森严。因此北大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绝非不起眼的小举措。蔡元培的做法极富策略，先让女生旁听，然后招考，未向教育部报备，以免碰到硬钉子，反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瞅准了教育部因循旧章（仍是他在教育部总长任内制定的规则），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已成舟，社会舆论又偏向于赞成男女同校，也就不再横加指责了。

顺笔提及一件事，当年，陈独秀与汪精卫讨论男女同校的问题，汪精卫出以激烈的言辞：“中国人把男女防闲看得这样重，只有索性实行男女乱交，才可稍稍破除这种固执的谬见！”陈独秀是一尊大炮，听到汪精卫这样说，也有点吃不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答读者问的公开信，说是“精卫先生这句话未免太激烈一点”，“激烈”一词竟然出自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陈司令”的笔端，着实令人莞尔。

蛮干不如巧干，蔡元培引经据典，将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推衍出与中国文化相对应的解释：“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毁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弯弓搭箭，茫然迷失标靶，只得敛手而退，哪儿凉快待哪儿去。斗士陈独秀喜欢打南拳，虎虎生威，刚猛至极。智士蔡元培则擅长于太极推手，柔若无声，四两拨千斤。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1922年10月，数百名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气势汹汹。蔡元培挺身而出，他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他挥拳作势，仿佛金刚怒目，公开叫阵：“你们这班懦夫！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站出来跟我决斗！谁要是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五十五岁的老校长平日驯如绵羊，静若处子，现在忽然摇身一变，变成了拼命三郎，变成了正义之狮，大家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亦在此，一旦显露无遗，千人为之辟易。学生自觉理亏，满怀敌意受此激荡，竟霍然消释。闹事者收声而散，讲义费呢？教务长顾孟余答应延期收取，实则无限延搁。北大的这场“讲义风潮”仍然是学生占据上风，蔡元培心知尾大不掉，也无可奈何。

在北大，蔡元培重视美育，并且亲自授课。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是美感之教育，他说：“美感是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除生死利害之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他还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以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审美能力是一种有待培养的能力，常人所处的层次较低，获得提升的机会也有限，蔡元培坚持的以美育替代宗教的主张就成了“过高之理”，终于停留在纸面上。

早在爱国学社任教时，蔡元培就曾断发短装，与学员一同练习正步。在北大，蔡元培也特别重视体育，他添设兵操、射击和军事学等课程，聘请军事专家蒋百里、黄郛等人担任教习。中国大学生实行军训，自北大始，应属无疑。北大学生军有过光荣的历史：1925年孙中山抵达北京，他们去前门车站担负迎接和警卫的任务，还去孙中山的住地铁狮子胡同轮流站岗。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瑗，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贤人，是孔子的至交好友，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息。蔡元培先生年方五十，林语堂将他与蘧伯玉作比，确有深意存焉。

但凡了解蔡元培的人，都知道他自奉甚谨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他出掌北京大学，是为教育尽力，并不是做官，其萧然物外的书生本色丝毫未变。有一次，冯友兰为弟弟冯景兰办理北大预科肄业证明书，由于时间紧迫，为了省去中间环节，直接去景山东街北大校舍的一所旧式院落找蔡元培签字。他见到的景象是这样的：“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冯友兰当时的印象很深，蔡校长显然不是官员，而是学者，甚至是一介寒儒。若将林语堂的所见与冯友兰的所见合在一处看，就真是相映成趣了，蔡元培从来就不是心口相违的人。

四、五四运动后的几次辞职

五四运动之前，由于北大师生的言论过于激烈，主张过于激进，北洋政府将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蔡元培施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一天晚上，蔡元培在家中与两位谋士商量对策，其中一位谋士劝告蔡元培，趁早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保全北大的命脉，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另一位谋士别无高见，也从旁附和。他们苦口婆心劝了许久，蔡先生终于站起身来，正气凛然地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若非蔡元培硬扛硬顶和巧妙周旋，北大那片息壤早被军阀政府的铁蹄践踏得寸草不生了，还哪有什么新文化运动的硕果可以结出？

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所记，五四前夕，蔡元培召见过北大学生领袖狄福鼎，明确告诉后者，他对学生的爱国举动深表同情。

五四学潮，闹出的动静的确很大。十二校学生出于爱国赤诚，不仅打伤了被痛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还纵火焚毁了同属亲日派的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的豪宅赵家楼。此次学潮，北大学生是理所当然的先锋和主力，被捕者也是多数，三十二人中占去二十人。北京大学生的爱国正义之举立刻博得了全国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蔡元培毫不畏惧军阀政府的淫威，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三位重量级人物汪大燮（前国务总理）、王宠惠（前司法总长）、林长民（前司法总长）也联名具呈警察总监吴炳湘，自愿充当被捕学生的保释人，以为“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众多长者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爱国学生于5月7日脱身囹圄，重获自由。

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甚至悬红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确乎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深夜出京，报上登出他的辞职公告，引用《白虎通》中的话，词颇隐晦：“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这段话值得细细玩味。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就是说那些在路边高声吆喝的人能让骑手忘乎所以地狂奔，最终必然累死坐骑才肯罢休。蔡元培已经意识到，五四学潮正迅速向全国蔓延，其势已经失控，那些想推举他做领袖的人何尝不是高声吆喝的路旁儿，“马”就是北大。他若再狂奔下去，马就必死无疑。所以他要悄然离京，为北大留下喘息之机。

蔡元培的辞职非同小可，引起全国学林的关注，都想了解他辞职的真实原因。天津的《大公报》为释众人之疑惑，刊出《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透露了蔡元培辞职的内幕消息。一位朋友问蔡元培何以坚决辞职，蔡元培说：“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素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免职令，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劭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如果说报纸上的文字难免失真，蔡元培于5月10日写给学生的公开信则字字出自肺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唯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得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唯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从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勇于负责，颇有大局观和全局观，他悄然离京，是为了事态能尽快得到缓和，使各方趋于冷静，也是对北洋军阀发出抗议，表明其不肯合作的严正立场。

时隔多年，蔡元培撰回忆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把他当年辞职的原因做了更清晰的梳理：“……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的苦衷由此可见分明。个人的名利得失皆服从于大局的需要，这就是蔡公的一贯作风。

为了挽留蔡元培，教育界齐心合力，不仅北大八教授去教育部请愿，而且北京各高校校长提出总辞职，连教育部长傅增湘也挂冠而去。军阀固然强悍野蛮，眼下见势不妙，只得让步。总统徐世昌老奸巨猾，深知众怒难犯，他心劳力绌，别无良策，赶紧下令慰留蔡元培。然而蔡元培去意已决，于6月15日发表声明，措辞激烈：一、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的，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但北京大学却被强权干涉，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大学任校长。一篇宣言，三个“绝对”，要让蔡元培回心转意，难度猛增。

当年，在北大，有几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四人都属兔，被人称为“兔子党”。完全可以这么推论，倘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缺少北大这个讲学的营盘，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可能收获摧枯拉朽之功。倘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个推论可算有理有据。

蔡元培颇有先见之明，不愧为大智者，从一开始，他就对学生运动的后果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写道：“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对于政治过分热心，对于权力愈益迷恋，蔡元培针对这一不良苗头，倡导“救国不忘读书”，予以矫正。他不赞成二十岁以下的学生走上街头参与政治活动，不喜欢在大学校园里政治气息浓过学术氛围。然而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就是骄傲的资本，最终完全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去，他对此也无可奈何。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人解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也诱使中国人开启了潘多拉匣子（古希腊神话中的魔匣，善恶俱在其中）。是非功罪，迄今争议不休，尚无定论。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人才基地。

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指出洪水（新思潮）自有洪水的好处，就看谁能疏导它；猛兽（军阀）自有猛兽的可怕，就看谁能驯服它。这篇短文只有六百余字，摆事实，讲道理，令人信服。蔡公巧妙地将了保守派一军：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做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在乱世，洪水不易疏导，猛兽也不易驯服，洪水害人，猛兽食人，总归是常态，太平的愿景不易变成现实。

1923年初，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任命“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随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他在辞呈中剖白心迹：“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万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这次辞职，不同于上次，蔡元培确实再无留恋。同年7月，他携新婚妻子周峻前往欧洲旅行和考察。1926年6月，蔡元培回国后不久，即在上海致电国务院，永久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翌年，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其北大校长的名义才正式取消，他与北大的十年半缘分至此打上休止符。

完全可以这么说：蔡元培造就了北大，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北大也造就了蔡元培，使之成为德高望重的教育界领袖。二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

五、唯仁者能爱人

世间的人雄、人杰莫不具有龙马精神。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刘海粟为他绘制的画像，题词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

世间的人雄、人杰也莫不是性情中人。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忆及一件往事：在七七事变前两年，东邻虎视眈眈，战争的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履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规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言行，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顾左右而言他。爱国，既有可能彰显为叱咤风云，也有可能表现为温言规劝。汪精卫若能听从蔡元培的忠告，又何至于日后身败名裂？

凡师长、朋友、同事、门生，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蔡元培是难得的忠厚长者，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蔡元培临大节而不可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蔡元培不欺软，不怕硬，他的性格用“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八字形容最为恰当。蒋梦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且与蔡元培共事多年，对其师的性格知之最深，其回忆录《西潮·新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讲求一个“和”字，但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会通融，不该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合作。

蔡元培是古风犹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这样浑朴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学、智慧完备，四项整齐，无一项是短板。

禅家为使弟子顿悟猛省，有时会采取棒喝甚至使用木叉叉脖子之类的极端手段。教育家则有别于此，他们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蔡元培曾在南洋公学任教，黄炎培回忆道：“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先生之风，果然山高水长。

教育家胡元倓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一位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他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廷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天生傲骨，目中无人，袁世凯是天字第一号的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偏偏信服一个人，这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辜老头子抬杠。有趣的是，梁漱溟后来也称赞蔡元培好比汉高祖，他本人无须东征西讨，就可集合天下英雄，共图大事，打了败仗总能赢回来。

1922年，蔡元培出洋考察欧美教育，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去码头迎接他，发现先生只带很少的行李，没带秘书，也没带随从，竟然是孤身一人，独往独来，其本身就像一位年长的留学生。他没去惊动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和公使馆的外交人员，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旅馆里。杨荫榆看到大家众星捧月的情景，不禁感叹道：“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在那次欢迎会上，蔡元培先讲故事：一个人学到了神仙的法术，能够点石成金，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往后你不必愁苦了，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那个朋友却得寸进尺，他说，我不要你的金子，我只要你的那根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元培讲这个故事，用意是要启发中国留学生，学习专门知识固然重要，掌握科学方法才是关键，他说：“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老校长的这番谆谆教导足够大家欢喜受用了。

唯仁者爱人以德，成人之美，这话是不错的。蔡元培的心地如同菩萨般善良，平生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帮人写推荐信，一写就是数封，多则十来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揭示了蔡先生的仁者心法：“大凡中国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法律是先假定一个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在蔡先生的心目中，只有“道心唯微”，没有“人心唯危”，他始终相信人类趋善求美是主流的，是值得竭力推动的。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学潮骤然形成惊涛狂澜，身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先生尝到了“自由之精神”的苦头。1931年12月14日，蔡元培在国府作报告时提醒学生，国难期间，开展爱国运动决不能以荒废学业为代价，他强调：“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这样的话，左派学生是不爱听的。翌日，数百名学生齐集国民党党部门口请愿，蔡元培和陈铭枢代表中央与学生交涉，结果话不投机。蔡元培先生还没说上两句话，即被学生拖下台阶；陈铭枢则被学生团团围住，木棍击头，当场昏厥。对于当天的突发事件，报纸上是这样记载的：“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其后蔡元培被警察解救，旋即送往医院，所幸并无大碍。一位是杏坛元老，一位是国军上将，当众受此折辱，在乱哄哄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还曾被冲进办公室的学生连抽两记耳光，为此他愤然辞职。蔡元培对局势深感忧虑，但学生运动已经失控，他爱莫能助，三天后，发生“珍珠桥惨案”，死伤学生三十余人。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不嫌路途遥远，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老校长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报到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元培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理应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特意写信向蔡先生道歉，感谢他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

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能见识蔡元培恢弘的器局，而且能见识他善良的心地。当年，外间议论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殊不知蔡元培助人为乐，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然而，有大力兼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的倒是不少。

相比写信之勤、出手之快，蔡元培作序则要谨慎得多。1938年，他为首版《鲁迅全集》作序，八百多字的序言，乃是花费一个多月时间认真研读故人作品之后的心血结晶。他致书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道出缘故：“盖弟虽亦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者甚少，即国际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拜托蔡元培为某公作序，因作者“有太武断处”，蔡元培不肯敷衍笔墨。凡是书中有硬伤的，无论对方名气多大，也很难邀得他的青睐。“未读全书，率尔发言，不特自轻，兼亦轻大著也”，这理由很正当；“未曾研究此学，岂敢妄谈”，这理由也很诚实。写信助人与作序求真，二者的旨趣不同，蔡元培的态度亦迥异。

在那个时代，最难做到的无疑是男女平等，对此一端，蔡元培颇为留意。早在1901年冬，蔡元培与知书达理的黄仲玉女士在杭州结为伉俪，举行文明婚礼。正堂设孔子神位，代替普通的神道，如果说这还算中规中矩，那么以演说会代替闹洞房，就着实有点新鲜了。首先，由陈介石引经证史，阐明男女平等的要义。然后由宋平子辩难，他主张实事求是，勿尚空谈，应以学行相较。他的原话是：“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鹤卿，则蔡鹤卿当以师礼待黄夫人，何止平等呢？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鹤卿，则蔡鹤卿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呢？”在场的人觉得很有兴味，都想听听新郎官的高见，于是蔡元培折中两端：“就学行言，固然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此言一出，皆大欢喜，举座欣然。蔡元培平日给夫人写信，信封上从来都是写明夫人的姓字，绝对不写“蔡夫人”，或在夫人姓字上加一个“蔡”字。世上多有新派言论、旧派做法的大人先生，蔡元培主张男女平等，乃是言行如一。1920年底，黄仲玉不幸病逝。其时，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教育，他含泪写下祭文《祭亡妻黄仲玉》，一往而情深：“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蔡元培一生有三段婚姻，与王昭的结合是包办婚姻，彼此能够相敬相惜，与黄仲玉和周峻的结合是自由婚姻，彼此能够相爱相知。蔡元培的家庭教育非常成功，他赞成儿女各自发展个人兴趣，崇尚实学，不以做官为目标，他的儿女多有出息，女儿蔡威廉是国内有名有数的画家，儿子蔡无忌是畜牧兽医专家，儿子蔡柏龄是物理学家，女儿蔡睟盎是社科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员。

有人误以为蔡元培是一位雄辩滔滔的演说家，其实不然。他具有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当教育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偏重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定方针，他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知人善用，他总能擢选到好搭档，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傅斯年，个个都是治学的高才、治事的高手，为他打理实际事务，充当大护法。对此，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的信中有一段评价可谓恰如其分：“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唯仁者恩泽广被而若无其事。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均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乐于为他效命，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都是最大的，没有之一。无论在什么地方，蔡元培都能提携人才，聚集人才。

蔡元培唯一受到外界诟病和攻讦的就是他在1927年至1931年这四年间立场坚定地反共，甚至是“清党运动”的前台主将。一个向来主张“兼容并包”的蔼蔼仁者怎么会旗帜鲜明地反共清共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提供了一个非常接近事实的答案：“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鲍罗廷说，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付出五百万人的生命。我父亲认为中国是个很虚弱的国家，经受不起大吐大泻，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但蔡元培反共与强硬派代表吴稚晖不同，他并不主张以暴易暴，以杀人的方式铲除异端，这从来都不是他心目中的优选方案。

六、“是真虎乃有风”

中国古代的道学家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是“光风霁月”，程颢的气象是“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蔡元培的气象该如何形容？

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我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这个“大”字就是蔡元培的气象。

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而且是学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学人难在精深，通人难在渊博。学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称高明，唯通人能开创一代文化之风气。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这绝对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播撒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百年以来，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傅斯年总结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此言切中肯綮。

中国社会对人才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楷模，就因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无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即为后人所诟病，孔夫子要做完人尚且无法全票通过，做完人之难不言而喻。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广有收获，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要无懈可击、无疵可寻。蔡元培就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无愧。痛失老校长，傅斯年曾想写一篇《蔡先生贤于孔子论》，可惜他的想法没有兑现，要不然，那绝对是一篇好文章。

蔡元培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这仍然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遭两遭。晚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

1940年3月，冯友兰撰《蔡先生的一生与先贤道德教训》，对蔡元培的人格有透彻的认识和分析。他说，“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国旧日教育的最高的表现”，个人行为温良恭俭让，很容易与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张，“身可危而志不可夺”，因此又极不易与人合，遇有不合，便洁身而退。他感到遗憾的是蔡元培“未死在重庆（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

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分毫。

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评价，最为准确的莫过于美国哲学家杜威，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然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循着这个话头，多年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特意指出：“杜威的论断是中肯的，我还要附加一句：不但在并世的大学校长中没有第二个，在中国历代的教育家中也没有第二个。”中、美两位哲人对蔡元培的奖誉如此之高，可谓无以复加，足见其显在的价值超越学术和政治之上，已升华为教育理想的化身。

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确实值得一赞而三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