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言君子

一个人一辈子若能做成一件大事，留下一句哲言，就可算功德圆满。梅贻琦大半辈子服务于清华，使它声名鹊起，将它提升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这绝对是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语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这绝对是留下了一句哲言。尽管它是从美国霍布根斯大学创办者吉尔曼校长的名言“Man，not buildings”化来，但化得妙至颠毫，化出了百分之百的中国味，他用孟子的名句“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做旧瓶，装入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酒。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话不糙，理也不糙，但我仔细品咂，总觉得梅贻琦的那句话言近而指远，更耐人寻味。

梅贻琦主张“行胜于言”，他做得多，讲得少，强调“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爱做实事，肯干难事，能办大事，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学者、外交家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梅贻琦，深得要领：“……梅先生的慢，在他的说话上，往往是因为要得到一个结论后他才说话。因为说话慢，所以他总是说话最少；因为说话少，所以他的错误也最少。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为他说话少而严谨，他做人和做事也就特别的严谨，天津人叫‘吃稳’，梅先生可以当之无愧。当然梅先生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在思想上非常之新，在做事的设计方面也非常之新；在个人生活方面，他非常之有条理而能接受最新的知识。他有一种非常沉着的责任感，是我最钦佩的。……梅先生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做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做的。他处世为人都以和平为原则，而且任何事总是不为己甚。我对他的为人非常敬仰。”叶公超还在怀念文章中写道：“梅先生是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stoic学派。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一位智者讷于言而慎于行，他就能慢工出细活，稳健从容。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竭诚拥戴梅贻琦，最根本的缘由就是他处事公平，待人诚悫，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服务精神和服务质量，有一位学者评价道：“在现今条件下，服务有几个信条：（一）要肯做事；（二）要忠于所做的事；（三）要久于所做的事；（四）要专于所做的事。梅先生可谓具备这四个条件。”学者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仔细计算过清华大学的经济账：“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三百至四百元，最高可达五百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一百二十至二百元；助教为八十至一百四十元；一般职员三十至一百元；工人九至二十五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二十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十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学界流行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择校者持之有故，择婿者亦言之成理。北大的历史更悠久，清华的学生更少俊，至于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清华不仅可与北大颉颃，而且后来居上，在全国首屈一指。

与梅贻琦同时代的诸君子“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陈独秀、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自不待言，就是一代宗师蔡元培亦难免遭小人恶评、敌手非议，唯独梅贻琦是个例外，世人“翕然称之”，这太不容易了。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收集和研究过相当广泛的文字材料，而且一直抱持“苛求的心理”，搜寻时人、后人对梅贻琦的“异词”和“谤语”，却迄无所获。

清华人对梅贻琦的崇敬非比寻常，用一位校友的话可以概括：“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

一、梅贻琦的慢

这个“慢”不是傲慢，不是怠慢，不是缓慢，也不是梅贻琦不惜时，不守时，而是指他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大革命家黄兴一生教人“慢慢细细”，就是教人慢工出细活，急就章难成精品。

梅贻琦毕业于天津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的前身），是张伯苓门下的得意弟子。1909年，他报考清华学校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可谓“得风气之先”。张榜揭晓那日，看榜的人个个心情忐忑，唯独梅贻琦神色淡定，步履轻闲，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单看他冷静的态度，旁人很难猜出他是否获隽。后来，大家在赴美的越洋客轮上聚首，才知道他叫梅贻琦。

当年，赴美留学的公费生，选修文科者居多，选修理科者次之，选修工科者少之又少。梅贻琦入美国东部吴士脱工业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读电机工程专业，于191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七年后，他再次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一年，获得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一度受聘为纽约大学讲师。美国的工业文明使梅贻琦大开眼界，理性告诉他，在短期之内，中国的发展速度还无法由蜗牛之慢提升为骏马之疾，急功近利只会欲速则不达，唯有办好大学教育才能培元固本，奠定现代化的基石。嗣后，他语重心长，告诫行将赴美留学的青年：“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他的意思是：莘莘学子必须降服浮躁的心魔，精研细究各种人文、科学课题，把功夫做到家，才能有所创获。

曾有人开玩笑说：梅贻琦做任何事都比别人慢半拍。民国时期，男人早婚的多，他却偏偏晚婚，三十岁才娶韩咏华。殊不知，梅贻琦为人极孝悌，晚婚实有苦衷。当年，中国留学生家境富裕的多，贫寒的少，国内的接济源源不断，梅贻琦却是个例外。庚子之乱，梅家到保定避难，天津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家境一落千丈。留学期间，梅贻琦每月必从牙缝里省出钱来，寄回家中，帮助三个弟弟上学。学成归国后，梅贻琦在清华担任教职，提亲者踏破了门槛，他总是婉言谢绝。为了赡养父母，帮助三个弟弟求学，他将自己的终身大事一再延宕。直到三十岁，梅贻琦才与二十六岁的韩咏华结婚，在当年这已不是一般的晚婚了。婚后，他一如既往，将每月薪水分成三份：父母一份，弟弟们一份，自家一份。三个弟弟均对长兄深怀感激之情，幺弟梅贻宝（担任过燕京大学代校长）曾含泪说：“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的教育观一以贯之。他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教育学生，他主张熏陶，不赞成模铸，流水线作业注定培养不出“博极今古，学贯中西”的通才，而只会扼杀“神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天才。他的“从游论”颇具新意：“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师生从游则不止学问可以薪火相传，品德、情操也可以熏之陶之，化于无形，得之不失。也许为效不速，但结果上佳。梅贻琦曾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这话看似绝对，细细体味它，却很有道理。

梅贻琦所倡导的通才教育以思想自由为基石。1941年4月，借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时机，他发表文章《大学一解》，其中引用了宋代学者胡瑗的一段语录，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易经》艮卦说‘思想不要超出自己的本分和位置’，这正是为了规范当权的人。倘若是学者，就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说，因为他们没有官员的职责，可按自己的心意去做。如果学者的思想也受到限制，那他们就只能在浅陋的学识中自我废弃了。”中国政界有多少个党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流派。这一点与北大如出一辙。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因党见和政见歧异而相害，在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一位教授因为持不同政见或发表反政府反领袖的言论而被解职，这一氛围的形成端赖梅贻琦日复一日的营造和维持。

在多事之秋，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谋，更不寡断，他的“慢”既表现为丰沛的静气，也表现为充足的勇气。即使兵戎相见，军队开进了清华园，也休想扰乱他的方寸。

抗战前夕，北京高校学生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对学生运动警惕性相当高，但他明令部下：巡查清华园，不许动粗。清华大学的学生对军人入校抱有敌意，竟做出过激之举，不仅缴下士兵的枪械，扣留领队的团长，还掀翻军用车辆。这样一来，事态迅速升级。当天晚上，军队荷枪实弹，进驻清华园，引起师生极大的恐慌。为了应付岌岌危局，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位成员（叶公超、叶企荪、陈岱孙、冯友兰）齐聚梅贻琦家，商量万全之策，以求渡过眼前的难关。每个人都说了话，提了建议，唯独梅贻琦向隅静默，未发一言，不吱一声。最后，大家停下来，等他表态。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梅贻琦抽着烟，仍旧默无一词。文学院长冯友兰说话有些结巴，他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没表态，叶公超忍不住了，用催促的语气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方案而不说话？”

这时候，每隔一秒钟，都仿佛隔了半个月。面对几位同仁焦急的目光，梅贻琦从容作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他要教务处通知有嫌疑的学生，叫他们处处小心，尽可能隐蔽起来。然后他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秦德纯，此人曾是宋哲元的重要幕僚，请他出面说服宋哲元撤退军警。秦德纯应承下来。不久，宋哲元果然下令撤退了包围清华体育馆的士兵。

1936年2月29日，大批警察到清华园搜捕闹事学生，逮走了十几个人。有些学生怀疑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向当局提供了花名册，于是群起而攻之。潘光旦是残疾人（早年因为跳高弄断了右腿），学生抢走他的双拐，扔在地上，这位著名学者只得用一条左腿勉强保持身体平衡，状极难堪。梅贻琦见此汹汹之势，并不退缩，他是一校之长，怎忍让同事和朋友代己受过？他对那些不肯善罢甘休的学生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如果你们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还用沉痛的语气告诫大家：“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做事尤其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要让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掐灭怒火，恢复理性，很不容易，但梅贻琦的耐性臻于极致，在军事当局和学校师生之间，他艰难地找准了一个平衡点。都说要快刀斩乱麻，他却是慢工出细活。多方的体面、利益均须顾全，这岂是急性子能够顷刻办妥的事情？

梅贻琦常常告诫莘莘学子“不忘国难”，从不反对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他也在多种场合表明自己一以贯之的救国观和爱国观，“救国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的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清华大学稍微懂事的学生个个能够体谅梅贻琦的苦衷，每次闹学潮，他们都担心自己的过激举动会动摇梅校长的地位，因此必先贴出坚决拥护梅贻琦校长的大标语。为了呵护学生，营救学生，梅贻琦与北平警察局的局长多有周旋，学生们的感激方式很特别，他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成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顺口溜将梅贻琦在警察局慢条斯理、大打太极拳的神态、言语勾画得活灵活现。

抗战期间，梅贻琦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位“当家人”之一，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常在重庆，国民政府对他们另有任用，西南联大的校务全靠梅贻琦主持。虽然蒋梦麟亮出“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亦能苦心维系大局，但涉及经费分配等切身利益时，北大与清华难免会有龃龉，每当这种时候，最有力又最有效的弥缝者就是梅贻琦。应该说，与北大相争，清华是吃了不少亏的。如果清华不肯吃这些亏（有的还是哑巴亏），西南联大早就分崩离析了。在鸡鸣风雨的乱世，办教育亦如驾船行驶于怒海狂涛之中，一位勇敢睿智的掌舵人绝对是其他船员的保护神。黑云压城，炸弹如雨，西南联大依然弦歌不绝，为国家保存元气，培养出远胜于和平年代所能培养的高端人才，梅贻琦的功德可谓大矣。

抗战初期，物力维艰，西南联大经费奇绌，但为了使梅贻琦行动方便快捷，校方给他配备了一部小汽车。梅贻琦视小汽车为奢侈品，将它毅然封存于车库中，辞退司机，安步当车。若要外出应酬，他就坐人力车代步。若要去重庆出差，只要时间允许坐邮车，他就不坐飞机。坐邮车岂不是要比坐飞机慢得多也累得多吗？梅贻琦却舍快求慢，舍舒适取劳顿。“慢”与“累”后面当然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省”，艰难时期，能省则省，梅贻琦节俭惯了。他总是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他讲的“家”，不是自己的小家，而是国立西南联大这个大家庭。

“尽人事而听天命”，梅贻琦的慢始终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柔韧的太极功夫，而不是刚猛的南拳。

1945年，一二一学潮后，梅贻琦感到非常失望，一度想辞职让贤，清华教授会坚决挽留他，使之打消了去意。但他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左派”日益坐大，清华教授会已经从内部产生裂痕，很难再采取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五四以来形成的“教授治校”的原则和权威势必丧失殆尽，“民主堡垒”的光鲜面目骗得了外人，却骗不了自己。

梅贻琦那手“文火煲靓汤，慢工出细活”的功夫放在抗战期间尚能足敷所用，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后，全国上下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情绪，他原先的慢半拍变成了慢三拍，很难再利济清华，走和留的问题就摆上桌面，令他煞费思量。

二、梅贻琦的稳

早在八十多年前，教育家陶行知就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有见于此，蔡元培为北大掌舵，梅贻琦为清华操盘，同为不二人选，乃属中华民族之大幸。

清华大学有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校长是狗。”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在清华大学做校长不可能神气，倒有可能受夹板气，担子不会轻松，日子不会太好过。

1931年10月10日，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前，罗家伦在清华园厉行改革，大刀阔斧，内外受困，不得已辞职走人。嗣后，阎锡山派乔万选出任校长，尴尬人遇尴尬事，他被清华师生拒斥于校墙之外，不得其门而入。继任者吴南轩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党国”是他的口头禅，独断专行是他的拿手戏，结果激怒清华师生，未能久安其位。清华乱象百出，代校长翁文灏也请求辞职，校政一度处于真空状态。这种局面令教育部十分头疼。当时，梅贻琦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处监督，人在美国，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李书华拟举荐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致电相询，他婉拒不成，然后表示同意。

1931年12月4日，梅贻琦到校视事。12月8日，他宣誓就职，就职演说朴实无华，坦诚之至，字字句句嵌入清华师生的心坎：“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归纳起来，梅贻琦的“施政方针”有以下四条：（一）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二）在学术上向高深的方面去做；（三）要培养和爱护人才，严格避免人才的浪费；（四）要尽全力充实师资队伍，延聘第一流学者来校执教。梅贻琦接手的是一个疮痍满目的烂摊子，他完善旧规，补充新血，只用一年多时间就使清华大学百废俱兴，焕发出勃勃生机。

清华学生闹学潮是拿手好戏，品评教授是家常便饭，驱逐校长是保留剧目。梅贻琦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清华大学当了十七年校长，受到师生的一致拥戴，地位稳如磐石，他究竟有何秘诀？梅贻琦给出的答案颇为诙谐：“大家倒这个，倒那个，乐此不疲，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岿然不倒，并非他精于玩弄权术，而是他以德服人，建立坚实的民主制度是关键之关键。他对教授治校的原则一直奉行不悖，实行“四权分制”，主动削弱了校长的权力，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和校长各司其职，谁也不能取代谁，谁也不能僭越谁。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校内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是清华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表决权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审议改进教学和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学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开会。清华大学评议会是学校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推选的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在清华大学，根本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的事情，教授会和评议会既分权，也分责，还分谤，就算有矛盾，有争端，也会有缓冲的余地，能够合情合理地解决。校务会则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四位学院院长组成，相当于评议会的常务机构，处理清华的日常事务。朱自清撰《清华的民主作风》一文，自豪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的。”

以法治代替人治，民主至尊，无人可耍霸王脾气。校务分层负责，法度严明，梅贻琦只须念好“吾从众”的三字经，即可无为而治。1940年9月，梅贻琦与清华结缘达三十一周年，为清华服务满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异域母校美国吴士脱工学院锦上添花，授予他名誉工程博士头衔。潘光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姑舍三十一年或二十五年的德业不论，此种关系所表示的一种真积力久的精神已自足惊人。”梅贻琦在公祝会上致答谢辞，他将自己比作京戏里的“王帽”角色，这个定位相当有趣，也可见其骨子里的谦虚：“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官武将，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人，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乱世的显著特性就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梅贻琦做清华大学的“王帽”（实则是定海神针）并不容易，他不可能回避那些找上门来的大麻烦（它们才真是左右逢源的）。跟蔡元培一样，梅贻琦在学术上兼容并包，在政治上温和中立。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潘光旦家与闻一多、闻家驷、吴晗、曾昭抡、傅斯年和杨振声等几位教授谈至深夜，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下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他有这样的定见，公开提出“学术界可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及‘不切实用’的研究”的观点，就并不奇怪了。尽管梅贻琦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但他悉心保护教员中的左派激进分子，例如张奚若、闻一多和吴晗。张奚若和闻一多都是肝火炽盛的“左倾”知识分子，他们首开谩骂之端，专与领袖和当局为难，尽管梅贻琦对张、闻二人的过激言论不尽赞同，仍然顶住外界施加的精神压力和政治压力，曲意保全清华教授，甚至在蒋介石面前以战时学者生活疾苦为词，作缓颊之计。1948年8月，梅贻琦得知一份政治黑名单上有清华教授的名字，就连夜找到吴晗，对后者说：“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

学校一般都强调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蔡元培加上美育，梅贻琦在四育之后再加上群育，达到五育齐全。群体意识的培养可以使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克服交往的障碍，使群中有己，己中有群。梅贻琦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文明人的生活，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叫作‘自己’，二是叫作‘群体’。而教育的最大目的，无非使‘群体’中的‘自己’与多个‘自己’所构成的‘群体’各自得到安身立命的途径，而且进一步做到互相安置互相培育，互相匹敌互相包容，这样一来，地域不分中国外国，时间不分古代当代，所到之处都能通达。”

梅贻琦的这番话恰当地阐释了他的“稳字诀”。他寡言，但并非寡人。事实上，没有哪个刚愎自用的孤家寡人能够使群众心悦诚服，得到大家持久地拥戴和尊敬，即使手中掌握强大的军队也不行。谁若在群体中以鹤立鸡群的高姿态凸显自己，势必会招致众人的反感和敌意，一只鹤唯有在一群鹤中表现出领导才能，方可确立权威，稳居其位。清华大学有那么多天才学者和行政高手，他们对梅贻琦长期表示由衷的好感和敬意，这太难得了。这说明，在实践中，梅贻琦的“相位相育，相方相苞”“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群己观非常成功。

抗战期间，稳定人心当属第一要务，让大家吃饱肚子是为政者的基本职责。梅贻琦主管西南联大的校务，他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炊，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桩大协作可见人谋之臧。三校中，清华的条件最好，在联大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时候，清华大学成立清华服务社，利用工学院闲置的设备从事生产，用其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皆在困境，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联大八年，梅贻琦不仅收获了清华师生的敬意，也收获了北大和南开师生的敬意，因为他处事公平，待人至诚。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仁者有德，德不孤，必有邻。梅贻琦被人誉为“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待人和蔼可亲。开会议事，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梅贻琦总是耐心地倾听，最后他提出意见，众人莫不折服。博采众长，无为而治，择善固执，不随俗转移，梅贻琦尊重别人的意见，自己也很有主见。校务丛脞，如遇难题，他喜欢先询问身边的同事：“你看怎样办好？”对方回答后，如果切实可行，他立刻欣然首肯：“我看就这样办吧！”如果不甚妥当，他就说“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更不会当众失礼失态。

常言道：“酒能乱性。”若非极稳重的人，醉后多半会出洋相，失语者有之，耍疯者有之，骂座者有之，泄密者有之。“一锭金，见人心；一缸酒，见人肚。”这句谚语不是没有道理的。还有一句西谚如是说：“酒神面前无圣人。”这句话强调的同样是“酒能乱性”，英雄难过美人关，圣人也难过美酒关。梅贻琦嗜酒，而且恪守酒德，许多朋友抬举他为“酒圣”，这并不是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叶公超说：“梅先生欢喜喝酒，酒量也很好，和熟人一起喝酒的时候，他的话比较多，且爱说笑话——可是比欢喜说话的人来仍然是寡言的。他的酒品非常值得怀念：他也喜欢闹酒，但对自己可绝不吝啬，他那种很轻易流露的豪气，使他成为一个极理想的酒友。”考古学家李济的回忆更是言之凿凿：“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蔡元培与梅贻琦都是海量，具备海量的君子总是对敬酒的人来者不拒，醉酒的概率反而更大。

有一篇纪念梅贻琦的文章，标题叫《清华和酒》，对梅贻琦的酒量和表现有细致地描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生不会忘记。”

1947年4月，清华复校后举行首次校庆活动，在体育馆大摆宴席，由教员职工先行发动，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一一笑领，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四十多盅，真有一醉方休的劲头，整场宴席下来，他的表现毫无失礼失态之处。

酒能害事，酒能坏事，酒能败事，但梅贻琦稳如泰山，溪涧泉瀑适足为景，不足为患。这样的涵养功夫令人钦佩。

三、梅贻琦的刚

有人说，梅贻琦寡言而慎，无欲则刚，这当然不错。他寡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刺痛国民党政府中枢神经的狠话。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他就公开抨击过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的不抵抗政策，“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严词谴责便衣歹徒行凶杀人的暴行。梅贻琦从来就不缺乏勇气，他有冷静的理智，也有火热的心肠。

梅贻琦外圆内方，不该通融的事情，他决不会徇私情，开绿灯。他与秘书有一个刚性的约定，凡是向他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当然也不能弃之于字纸篓，“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清华大学总务长某某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海归，办事干练，举重若轻，梅贻琦很倚重他，两人由同事发展为朋友。有一天，这位总务长忽发奇想，请求梅贻琦给他发放教授聘书，以重身价和视听。这个顺水人情，梅贻琦若肯做，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他认为行政人员与教授职司各异，不可混同，一旦开启方便之门，日后其他人必定以此为口实，也伸出手来谋个学衔充充门面，规矩一坏，方圆难成。梅贻琦不肯通融，那位总务长感觉丢了面子，伤了感情，于是拂袖而去。

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回忆：西南联大附中师资水平出众，教学质量很高，在昆明极具号召力，子弟能入这所学校就读，仿佛跃登龙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和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都想进联大附中，结果龙国璧名落孙山。龙云感觉特别不爽，他可没少给联大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区区小事，梅贻琦怎么也不肯给个顺水人情？他决定派秘书长去联大找梅贻琦疏通。这位秘书长却领命不行，龙云生气地问道：“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去啊！”秘书长这才抖开包袱：“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如此一来，龙云满肚皮的怒气全消了，对梅贻琦的敬意又添加了几分。

1943年3月4日，梅贻琦获悉母亲去世的噩耗，内心悲痛如同千杵齐捣。当天下午，由他主持召开联大常委会，蒋梦麟和张伯苓建议改期，他却说：“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剖白心迹：“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这正是梅贻琦刚的一面，将痛苦强行镇压在心底，以百倍的努力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1948年12月，傅作义将军弭兵息战，北平易帜指日可待。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走还是留的抉择，要走的人无暇卜算黄道吉日，要留的人也无意整装进城。梅贻琦走了，他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可谓言人人殊。梅贻琦的弟子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在香港主动告诉过他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版本。据吴泽霖教授回忆，梅贻琦离校那天，他们在清华大学校门口相遇，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冯友兰的回忆同样真切，离开清华之前，梅贻琦召集了一次校务会议，散会后，其他人离开了，只留下梅校长和文学院长冯友兰，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些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要各奔前程了。”这是他的诀别之词。从梅贻琦的个性来推测，若非他自愿，谁也不可能将他“架上飞机”。他和北大校长胡适都是自愿离开北平的。

梅贻琦不信奉马列主义，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并无恶感，要不然，1954年他就不会赞成（至少是默许）儿子梅祖彦放弃定居美国的机会，返回大陆，效力于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去世后，1977年韩咏华回到大陆安度晚年，中国政府给予优厚待遇，推举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既然如此，梅贻琦为何执意要离开大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标准答案，人们猜度他的心思也很难找到可靠依据。有人推测，他感戴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不走则近乎忘恩负义。此说较为含糊。梅贻琦确实多次受到蒋介石邀请，与领袖共进午餐或晚餐，“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俨如上宾。莫非此举就足以令梅贻琦感激涕零，非走不可？梅贻琦若不走，显然不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顾虑，周恩来和吴晗都已明确表态希望他留下来，这是当时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策略。但他还是去了美国。

当年，梅贻琦南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极力邀请他入阁，担任教育部长，但他坚守一以贯之的中间立场，反复婉谢。他向新闻界的告白相当简单，却出乎至诚：“（我）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这句话隐约透露了他离开北平甚至离开大陆的苦衷，他重情重义，既然那些最诚挚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多半要走，他怎么好意思留下呢？但他不愿做官，始终只属意于教育。

当然，有一个答案比较靠谱：梅贻琦对水木清华一往情深，清华基金是他的命根子，他从来不肯乱花一分钱，有人骂他“守财奴”，他毫不介意。梅贻琦离开大陆，正是为了保住清华基金。因为清华基金会规定，必须由清华大学校长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二人联署，才能动用清华基金的款项，如果梅贻琦留在北方，国民党政府很可能会更换清华大学校长，这笔宝贵的教育基金就可能被挪作他用。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专心管理这笔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月薪美金三百元。台湾当局过意不去，令他将月薪改为一千五百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为了给公家省钱，他不住公寓，搬进一处很不像样的住所，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叶公超每次到纽约去，准定拜访梅贻琦，话题总离不开劝他到台湾办学，把清华基金用于台湾的教育事业。梅贻琦照例回答（并非敷衍）：“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我才回去。”他不愿将这笔宝贵的经费拿到台湾去撒胡椒面，讨几声吆喝，他的想法十分长远。1955年，梅贻琦由美赴台，用清华基金的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梅贻琦视为百分之百的苦行僧。他跟梁启超一样，喜欢打麻将。据其日记记载，从1956年到1957年，将近两年时间，他共打麻将八十五次，约莫每周玩一次雀戏。观其战绩，胜少负多，赢二十五次，输四十六次，平十四次，共输掉一千六百五十元。当年的阳春面每碗一元钱，算起来，破费不小。为了与朋友晤言一室，这笔钱（纯粹是私款）输出去也就值了。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遵从遗嘱，将他病中仍带在身边的那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的见证下，这位秘书揭去封条，打开手提包，装在里面的全是清华基金的明细账目，每一笔支出清清楚楚。众人唏嘘不已，赞佩不绝。

梅贻琦是清华校史上唯一的终身校长，他的墓园建于台北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栽植的花木，取名为“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1989年，梅贻琦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王克庆设计的梅贻琦铜像安放于清华图书馆老馆校史展览室内。这座胸像惟妙惟肖，面容清癯，神色坚毅，活脱脱的就是老校长涅槃重生。“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对清华的热爱无物可以隔断，他对清华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曾为清华大学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他终身践行，给清华学子树立了完美的典范，他馈赠给清华大学的精神遗产必定与母校相始终。

罗家伦曾为梅贻琦的画像题词，“显显令德，穆穆清风，循循善诱，休休有容”，这十六个字绝对不是溢美的恭维话。1962年，梅贻琦溘然病逝，罗家伦撰写的纪念词可谓推崇备至：“种子一粒，年轮千纪，敬教勤学，道在斯矣。”诚然，一粒壮硕的种子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其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梅贻琦曾告诫莘莘学子：“要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这个世界如此奇妙，只要你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持之以恒，终身不懈，就绝对不会平凡，甚至能够名垂青史。谓予不信，请看“寡言君子”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