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者中，胡适所领受的“礼遇”和“恶待”都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举到与神圣仙佛平齐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到与魑魅魍魉并排的行列。这么明显的分歧，这么巨大的差异，这么极端的褒贬，爱之者欲其上天堂，恨之者欲其下地狱，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杠杆居中作用。说到底，这两方面的结论是无一可靠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胡适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对者要清醒许多，也要诚实许多，他只想做一个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有贡献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不偏不倚，不高不低，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

胡适原名洪骍，清朝末季，这位垂髫少年请二哥嗣秬为他取一个表字。当时，严复翻译的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在中国知识界一纸风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几乎口口能诵。胡二哥为弟弟胡洪骍所取的表字就是颇得风气之先的“适之”。后来，胡洪骍写文章，偶尔用“胡适”做笔名，感觉不错，大有“往何处去”的提醒意味。逗趣的是，后来有人用“孙行者”对仗“胡适之”，号称工切，虽然胡适属兔，但他身上确实有几分猴气。1910年，胡洪骍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胡适”这个名字正式派上用场，原名便逐渐被人淡忘了。

末世的青年人很容易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胡适也曾放浪形骸。早年，他在上海求学，最突出的表现是酗酒，有一次差点死掉，还有一次喝得烂醉，在街头与巡警干架，被“请”进班房。所幸胡适的诤友许怡荪规劝他洗心革面，去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还为他筹措川资。1910年，胡适赴美之后，许怡荪的第一封信就对症下药：“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胡适与许怡荪缔交十年，他写字不潦草，做人不苟且，都是深受后者的影响和感化，可惜这位只比胡适大一岁的良友未满而立之龄即英年早逝。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几乎都受过梁启超那支生花妙笔的鼓动，胡适也不例外，《新民学叙论》中的那段文字——“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令胡适铭刻于心，念念不忘，他渴望做一位新民，求学益智就是他努力的方向。梁启超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七个时代，这也激发了胡适的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点野心就是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留美期间，胡适酝酿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他要“新辟一文学殖民地”，纵然匹马单枪，比堂吉诃德更孤立无援，也要深入敌后。当时，任鸿隽、梅光迪、朱经农等一众好友无人乐观其成，胡适却仍然豪气干云，誓与四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掰一掰腕子。他在日记中自勉自励：“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他看到了几丝曙光，决定起而行之，他在日记中还写下壮语：“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那时，他的勇气和狂气是最大的，词作《沁园春》的下阕唱出了响遏行云的高调：“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将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这也是胡适一生中少有的三C高调，当时他标榜的是“文学革命”，而不是后来降了调的“文学改良”。

回国之后，胡适的同志渐渐增多，其中的急先锋是刘大白，他将白话文称为“人话文”，将文言文称为“鬼话文”，将写作文言文的活人称为“活鬼”，呵斥他们“速回坟墓里去”。当时，胡适的同路人中，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和周氏兄弟最具战斗力。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明确表态——“我佩服陈胡”，陈是陈独秀，胡是胡适。鲁迅与胡适曾有过几年惺惺相惜的“蜜月期”，彼此是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主将和健将，“与子同袍”，是很正常的事情。后来，由于两人的政治主张和行为方式日形迥异，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的“投枪”和“匕首”也就瞄准了胡适。

1930年3月，鲁迅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篇长文除了将梁实秋“问斩”，还向新月社诸君开刀：“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胡适是新月社的龙头大哥，当然首当其冲。此后，鲁迅骂胡适，逐年升级，骂他是“帮忙文人”（1933年3月6日，见于《申报·自由谈》的《王道诗话》），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1933年3月26日，见于《申报·自由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骂他“厚颜”（1933年6月18日，见于鲁迅致曹聚仁的信），骂他“和官僚一鼻孔出气”（1936年1月5日，见于鲁迅致曹靖华的信）。鲁迅将胡适视为劲敌，站在后者的对立面，这与鲁迅的“向左转”有很大的关系。

政治分歧与意气用事往往是硬币的两面，郭沫若骂过胡适为蒋介石的“难兄难弟”，郁达夫也骂过胡适为“粪蛆”，大抵属于此类。胡适自成名之日起，不被人攻讦和辱骂的日子估计是没有的，不被人误解和曲解的日子估计也是没有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批判胡适的雄文，稍加整理，就有八大册三百余万字，真可算得上千夫怒指，万炮齐发，火力之猛令人咋舌，居然没有把胡适轰成一堆炮灰，准头也忒差劲了些。

一、在政治方面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他们的观点是：好人理应“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图革新政治，建设国家。若寄希望于现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在胡适看来，“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屋里叹气”，“好人不出手，坏人背着世界走”，这种局面该到彻底改变它的时候了。但胡适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不宜从事实际政治，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人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禄蠹。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一堵铜墙铁壁，极其坚厚，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以轻易捅出窟窿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主张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他所揭发的“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的火眼金睛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有点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授人以柄。应该说，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汉，也是一个迟疑者，有时候他想下水，又怕弄湿了鞋，弄脏了衣裳。偏就是这样，他还是心血来潮，最终被迫下水，违背了自订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的禁约。

关于爱国，胡适早年的看法耐人寻味。他的座右铭是：“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爱国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1918年，他写过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其中有这样沉痛的句子：“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这国如何爱得？……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起死！回来！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他的诗句为何如此痛切？你必须参看他的另一句名言，才会霍然明白：“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莠政害民，人皆为奴，区别只在于一部分人做稳了奴才，另一部分人尚未做稳奴才，人权根本无从谈起，爱国只是大忽悠。二十年后，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胡适权衡再三，终于放下了世界公民的身架，向爱国者的行列走去，这种妥协又何尝不是艰难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间，胡适高调主和。直到1937年，他才易调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1938年8月初，在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加急电报，慎重考虑后，他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出发，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在海外写信给夫人江冬秀，也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伕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并没有一句“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的大话。那个时期，胡适在赠给银行家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留下了他此时此际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被卷入政治漩涡，乃时势所迫之下的万不得已，这个解释也为他的朋友们广泛认同，赵元任夫妇既认为胡适心志甚苦，从政是他的短板弱项，又认为此举无可厚非。

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事的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乃是当时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

1942年9月14日，胡适卸任。四年间，由寄予厚望到超出期望，胡适受到美国朝野的一致敬重。他在美国读书、旅行、演讲、交游，了解美国文化一如了解本国文化。他任驻美大使，与美国先贤托马斯·杰弗逊任驻法大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宣告失守，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关头，胡适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克服病痛，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胡适还利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颁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之机，在演讲中巧妙地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对胡适此举大为不悦，竟冷言冷语地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讲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正事吧。”其实，使馆的日常事务，助手皆可打理，大使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多多接触美国的名流政要，向他们描述中国军民的惨烈抗战，以争取广泛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这才是正事，胡适干的也正是这个。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告知这条震惊天下的消息：“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胡适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生息。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胡适患病蛰居纽约期间，心境灰沉，后因经济上发生困难，径赴哈佛讲学一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复原，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47年12月，蒋介石渴求美援，决定再度起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循用昔日的成文——“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在他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迥然不同，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婉言辞谢，理由有二：其一，他接任北大校长为时仅一年半，毫无成绩，此时旁骛，在道义上，对不起国家、学校和自己；其二，他已年近花甲，此时再作冯妇，便是永久抛荒学术事业，他自己还有点不甘心。这两条理由都稳稳当当，站得住脚，蒋介石也不好再强人所难。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适的思想近似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1926年7月底，胡适赴英国参加“庚款谘询委员会会议”，取道苏联，在莫斯科，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姆（Merriam）、哈珀斯（Harpers）一同参观监狱，与共产党人蔡和森纵谈无产阶级的前途和命运，对苏联的现状他表示相当满意，因而在日记中写下“充分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在致张慰慈的信中写下“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胡适也把自己的一揽子想法写信告诉了好友徐志摩，徐志摩则将胡适的观点摘要发表在《晨报》上，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胡适的信“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所发表的意见几乎没有一句是对的”，胡适不屑回应，这场风波也就很快平息了。据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的某个省份划拨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但胡适在口头上绝对宣扬过。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即提及此事，应非虚妄。若非对国民党太失望，胡适当不会转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胡适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绝对不是蒋介石。蒋介石虽然亲近英美，采取的却是实用主义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英美的政治制度则敬而远之，至于激进的共产主义试验，更是视之为洪水猛兽。

1948年3月29日，首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会前，蒋介石即放出风声，他和李宗仁都不竞选总统，总统要由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来担任。胡适正是他心目中不二的“理想人选”。胡适是北大校长，他去南京开会，北大师生前往东厂胡同一号西院胡适的住所竭力劝阻，胡适别的不说，只说电报都已经发出去了，亲戚朋友会去车站接他，因此决定不可改变。他一点也不会敷衍，完全是个不会撒谎的人，如何能够与职业政客周旋呢？蒋介石惯会导演耍猴逗鸟的把戏，他让王世杰将他的意思转告胡适，王世杰在胡适家里没讲，在汽车里也没讲，在中山陵的草地上才讲出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力挺胡适，他的推手太有力量了。胡适起初不同意，经过几番拉锯之后，才勉强应承下来，自以为做个甩手掌柜是无妨的，凡事总有蒋介石去打点和负责，他俩可以组成“最佳搭档”，他甚至幻想关起总统府大门做学问。正值国共内战期间，毕竟不是政治娱乐化的恰当时机，他的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由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声音日益高涨，此事终成南柯一梦。蒋介石心计深不可测，他借用胡适打压李宗仁，走出了一步旁人意料之外的好棋。胡适成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书生再次毫无悬念地输给了流氓。

1948年冬天，胡适身处围城之中。一名北大学生是中共地下党员，跑来传递消息，解放区的广播有一段话关系到胡适的命运，只要他肯留下来，中共就让他做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平静地说：“人家会信任我吗？”他不肯采信那名学生的宣传，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同年12月15日，胡适仓促离开北平，与陈寅恪同机飞赴南京，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西院住宅中的书籍和信件，他连一页纸片也未带走。两天之后，就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傅斯年请胡适讲话，胡适最感到难过和愧疚的是他将北京大学的同仁留在了北平，只身飞到南京，自承为一个“不名誉的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渡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讲话”，言毕痛哭失声，与会者莫不凄然。

半个月后，阳历除夕，胡适和傅斯年共度岁末，又哭过一回。他们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千年前的感喟，仿佛字字写实。师徒二人把盏诵毕，抱头痛哭。翌年，国民政府派飞机前往北平，点名要接走学界和文艺界的一些重要人物，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多时，应约而来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为之潸然落泪。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蒋介石，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抓紧时机，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积极从事。胡适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当然也不会甘愿扮演政治傀儡。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给蒋介石出馊主意：任命胡适为行政院长，借重胡适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从而力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权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敬谢不敏，他可不愿意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蒋介石故伎重演，在“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心如止水，不再上当，他向外界郑重表态，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十五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位好事者问他：“要是你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的回答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就颇费踌躇。有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来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别人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似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做诤友才有价值。

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应该说，胡适一直不遗余力地解剖和批判中国社会，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我们不妨看看他写的这段话：“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要想在中国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一桩望山跑死马的事情，也是一道既缺土壤又缺水源的难题。他讲过这样一则寓言：“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它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中国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地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但胡适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他一辈子都是奉行自由主义的学者，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是当着独裁者的面，他也敢发出自己洪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就在这年的仲秋，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公开信《论〈新青年〉之主张》，他们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铲除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是三件事，也可合并为一件事。此后发生的文化强拆、政治强拆、伦理强拆，似乎合理合法，无不轰轰烈烈，迄今来看后果，却无一样是乐观的。这充分说明制造废墟永远都要比建造广厦要容易得多。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虽然正方反方的意见全摆了出来，却不成比例，报社也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适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此举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就这桩突发事件交换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他维护言论自由，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严重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行开了先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更不是杞人忧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散布谣诼，说什么胡适讲过这样的大话：数年前，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假如那天胡适前去接洽，十有八九他就是中共创始人了。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清誉，要将这份充满不实之词的匿名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不准他们打压舆论，他提倡民主和自由，要以身作则。何况身正不怕影子斜，谣言止于智者，胡适没必要生这份闲气。

在中国，明哲保身是基本的生存法则，古今并无大异，胡适敢独持异见，对自己不赞成的主张坚决说“不”，这份胆量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胡适首肯美国的民主政治，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两不买账。他具有怀疑精神，从不服膺终极真理，所谓“主义”全是“绝活”，不容许任何人质疑。有趣的是，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重磅文章，批判三民主义的重磅文章倒是写过好几篇。1929年，胡适数弹齐发：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孙中山的重要学说“知难行易”，胡适在《新月》二卷四期上发表《知难行亦不易》的述评文章，公然高唱反调，指出孙说的错误和危险，同时发表异议：“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得太分明。中山的本意只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觉，教人服从领袖，但他的说话有很多语病，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作两件事，分作两种人做的两件事，这是很不幸的。”胡适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知识都要求知行合一，最可疑的是，孙中山是学医出身，却不举医生治病为例，医疗关乎人命，知非容易，行亦大难。胡适指出知行分离的危险有两点：“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有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着‘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就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舆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此文颇具洞见，胡适明里批孙（中山）的刚愎武断，暗里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文章的后半部分更加锋芒毕露，可谓一针见血：“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鲁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殃国。……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得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做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国民党不容外人对国父发难，先是教育部对他下达“警告令”，然后就是各地党部要求中央严惩胡适，以儆效尤。

差不多同一时期，胡适发表的《人权与约法》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二文，竟有点与虎谋皮的意思，他要求国民政府在训政期间制定约法和宪法，明确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制约政府对人权的恣意摧残，对舆论的肆意打压，对财产的任意掠夺，从根本上收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政、虐政和酷政。胡适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亦颇有微词，他的言论立刻引发了报章上的大讨论，当局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让步，于1931年制订了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

胡适痛贬不学无术的军阀政客，已涉足雷池，他意犹未尽，竟敢大不敬，在太岁（孙中山）头上动土，这就触犯了蒋介石的忌讳。那些嗅觉灵敏的御用党棍炸开了锅，刺激之后必有反应，果然一犬吠影，众犬吠声，胡适遭到围攻，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回到书斋，撰写《四十自述》。

胡适既是一位高调的世界主义者，又是一位低调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欧美强国前进的步伐。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而崇尚和平。他极其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念和信仰的三元素。

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召集各界名流学者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适照例掏心窝子讲老实话，邻座胡健中即席作打油诗一首相赠：“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适则以白话打油诗戏答之：“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在胡适的人生词典中，是没有“噤若寒蝉”和“韬光养晦”这两个成语的，他在任何场合都从不隐讳自己的见解，而且只说实话，不讲谎言。他这样做，岂止需要勇气，还需要元气和底气。

1956年，蒋介石七十华诞，有报纸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蒋介石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呢？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这一回蒋介石居然雅量宽宏，未曾计较。

直到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他追求了几十年，何时在蒋家王朝的地盘上见过真民主、真自由？他讲这句话，说明他对政治的残酷性和残忍性已认识到位，不再抱有天真的幻想。

1958年圣诞节前夕，胡适去康奈尔大学拜访年近八旬的史学大师伯尔。伯尔很健谈，讲了许多话，令胡适铭记不忘的是这样一句：“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此后，胡适将这句话奉为圭臬，他原本认为“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伯尔则更进一层，这种人文情怀真不可及，唯有超常的容忍，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暴戾为祥和。印度国父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便将容忍发挥到了极致，树立起光辉的典范。

台湾新儒家徐复观在其短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中写道：“就我的了解，即使是以他的地位，依然有他应当讲，他愿意讲，而他却一样地不能讲的话。依然有他应当做，他愿意做，而他却一样地不能做的事。……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遭逢专制扼喉的年代，自由艰于呼吸，民主难于生存，胡适身上的悲剧色彩是异常浓厚的，他一辈子面对无物之阵，大声疾呼也好，竭力奔走也罢，由于土壤贫瘠，种下龙种，收获的却多半是跳蚤，岂不悲哉！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颇为隆重，蒋介石和陈诚亲临现场。蒋介石称赞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居然不领蒋介石的盛意隆情。他当众提出异议：“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的话令蒋介石怫然变色，也让台下的听众大眼瞪小眼。耿介书生老而弥笃，你单纯批评他不通世故，是不对的。他遵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向权贵的谬论脱帽致礼，这就是胡适。

三、“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刀枪如林，箭矢如雨，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罪不容诛。打倒孔家店的猛将明明是易白沙和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1919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胡适和新文化运动诸将帅，连涵养功夫顶好的蔡元培都忍无可忍，回信辩驳了，胡适却未予理睬。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胡适固然遭遇了林纾、章士钊、黄侃等保守派和国故派的阻击，章士钊以白话诗挑衅甚至逼迫胡适表明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但胡适也得到了一些较为开明的老辈文人的赞赏和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有长篇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后者谦称自己是“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他写信给胡适，表达自己的同情：“你本是……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在根本上，环境上，看透了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这封信使胡适既感动又感慨，因为青年人可能会盲从盲信，但像曾朴这种见过大场面的老辈文人若非对白话文学心悦诚服，绝不会写这封信来向他致敬。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请他解释，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则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相比较而言，梁漱溟评价胡适就要客观得多，他的那篇《略谈胡适》有褒有贬有分析：“……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到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胡适为了考证禅宗高僧神会的身世，收集其遗著，往来于英伦和日本，花费了许多精力，在《水经注》的考证研究上更是倾注大量心血，至死而不休，却听任自己最重要的著作长期处于未完成状态，被胡健中批评为“尽走偏僻的老路”。究竟是因为胡适缺乏把握规律的宏观论点，还是因为他短少完成巨制的学术后劲？这着实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

1923年5月15日，胡适曾在致郭沫若、郁达夫的信中写道：“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做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做他们的盲徒。”他做青年人的诤友是未必讨好的，曾因为在一篇关于翻译的短评中径直批评郁达夫“不通英文”，而被郁达夫辱骂为“粪蛆”，弄得极不愉快。郁达夫揪住胡适当靶子，猛攻一气，甚至将胡适极为看重的考据学贬斥得一文不值，这显然是由于自尊心受损而出离了愤怒。

左翼文学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在抗战前夕，胡适寻求和平的举动遭到学生误解，曾在集会上被骂为汉奸，但他休休有容，仍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们。胡适屡遭围剿，他说自己“毫不生气”，未必尽然，但他化怒气为和气的功力，天下之大，确实没几人能够抗手匹敌。

“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反胡适的人枉读圣贤书，从来就不曾明白过这个道理。1934年，胡适受邀去广东中山大学演讲，一位老教授竟然跪倒在校长邹海滨面前，抗议胡适来校，此公出尽洋相，阻挠却并未成功。

自成名之日起，胡适就是众矢之的，他被人射得浑身是箭，犹如刺猬，煞是醒目。尽管如此，胡适从不赞成自己的朋友或学生意气用事，去对论敌实施人身攻击。女作家苏雪林是反鲁急先锋，1936年11月，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属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立刻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特别提醒苏雪林：“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1943年元旦，胡适花费二十美金购获三十大本一套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挑灯细读先前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胡适在交卸了驻美大使职务后购读的第一套书，由此可见他对鲁迅心无芥蒂。时隔多年，1961年10月10日，胡适在复信中劝苏雪林熄一熄“正义的火气”，“想想吕伯恭的那八个字的哲学，也许可以收一点清凉的作用罢”。胡适所提到的吕伯恭，是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他在《东莱博议》中提出八字方针：“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八个字的意思是说，“善”是不容易弄明白的，“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既然“善”和“理”不容易弄明白弄清楚，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就并不存在，宽容就变得不可或缺，唯其如此，才必须强调言论自由。人身攻击超越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中国文化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双方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倾向革命，胡适倾向改良；鲁迅倾向破坏，胡适倾向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一些，更迟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一些，更艰难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却偏偏具有鲁迅的愤疾，她崇敬胡适老而弥笃，实为奇事。苏雪林自称一生只曾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务为驱除，虽在情理之中，却得不到胡适的赞同，此事最堪寻味。

作为文化界的当然领袖，胡适动辄获咎。1946年，他在《文史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曹魏校事制度（特务制度）的文章，即被上海的“进步作家”抓住“辫子”，说他为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大张其目，制造舆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适变成了浑身是箭的箭靶，大陆的“义士勇夫”万箭齐发，胡适隔洋观战，岿然无所损伤，闹剧煞是荒诞。

胡适中西学问俱粹，既热情讴歌现代文明（主张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又维护农本社会（不主张革命）。正如他所言，一生“左右为难”。他自诩为世界主义者，却未能完全丢掉孔孟之道的包袱，无论是在“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西方社会，还是在“以道义为名，以乡愿为实”的中国社会，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天真而又本色。偏激的人嫌他的言行常常折中，不够诡异刺激；保守的人呢，又恨他离经叛道，为异端邪说树帜张目，铺路搭桥。共产党批评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国民党批评胡适对共产党是“姑息养奸”，他落了个两面不讨好。

1946年平安夜，北平发生震惊中外的“沈崇案”，胡适非常气愤，一度支持北大学生的抗暴游行，但他自始至终坚持法律解决此案的理性态度。尽管蒋介石授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劝阻胡适，胡适还是毅然出庭做证，迫使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皮尔逊有罪。纵然如此，胡适的态度和做法仍然难以令全国的激进人士满意，不能获得他们的谅解。国人的尊严他要维护，国家的安定他也要维护，夹在二者之间，胡适怎能不左右为难？

胡适晚年，健康状况堪忧，但令他极感窒息的并非疾病，而是关涉其好友雷震的《自由中国》案。一些人公然倾泼脏水，无中生有地造谣和暗地里放冷箭，以围剿风烛残年的胡适为快事。胡适向来不缺绅士风度，也忍不住要骂他们“真是下流”。李敖在《文星》上发表《播种者胡适》，立刻招来反胡斗士徐道邻、胡秋原、任卓宣、郑学稼等的恶攻。李敖自诩为“五百年来白话文的第一名”，目高于顶，目空一切，乃是他的“固有风格”，他对胡适也并非衷心服膺，在文章中常以讥刺、调侃为快事。胡适不计微嫌，对李敖多加爱护，凡事能帮则帮。

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第三次评议会以全票（十八票）推选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4月8日，胡适将存放在美国的书籍悉数运至台湾，作永久定居计。他不管天气潮冷潮热的台湾是否宜于健康，也不管那些抱有敌意的人如何不待见他。胡适到了台北，表面上热闹，骨子里更加寂寞和冷清。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李焕荣撰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嘲骂胡适有领袖欲，讥笑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回台湾是为了组织新政党，与政府为难。暗箭之外，另有毒镖，攻讦之凶恶，面目之狰狞，殆无以复加。面对汹汹之议，胡适处之泰然，不予理会，而且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大陆已印行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台湾还得加把油，否则不成比例。”

抗战期间，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并未随行，待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东风白板红中发财，沉溺于牌局不能自拔。一旦失去父亲的管束，胡适的幼子胡思杜就频频逃学，混迹于上海滩声色犬马的娱乐场所，不仅学业荒废，眼见着人也要堕落了。无奈之下，胡适将幼子接到美国，但胡思杜恶习难改，竟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撞大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曾骄傲地说，“思杜是我创造的”，言下之意，他对恩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念兹在兹，所以给爱子取名“思杜”。但他万万没想到，在大陆猛批胡适的文化清算运动中，胡思杜竟轻松自如地来了个窝里反，向他父亲投去一枚重磅炸弹，径直斥骂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1950年香港《大公报》首发），立场鲜明：“他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在大洋彼岸，胡适读到这篇出自幼子胡思杜之手的批判文章，唯有苦笑和悲叹。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物很有福气，胡适先生在《〈三侠五义〉序》中列举黄帝、周公和包拯三人为代表，称他们为“箭垛式的人物”，意思是：许多弄不清账户的荣誉最终都归集到了他们名下。其实，也不尽然。周公就险些被矢如雨下的谤议射得千疮百孔，差点被丑化为一个觊觎侄儿周成王御座的大奸臣，要知道，管公和蔡公作乱，打出的幌子就是“清君侧”。白居易赠好友元稹的《放言》五首之三这样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惜世人是不可能有足够的耐心去明辨是非真伪的。古今圣贤的账户多得一些分外的荣誉，也难免要多吃一些额外的苦头，其代价并不低。所以说，胡适所讲的“箭垛式人物”，一方面固然有福气，另一方面也有祸殃。福兮祸兮，倚伏其间。他们有可能由稻草人变成神圣，也有可能由神圣沦为稻草人。

胡适尝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胡适的雅量真不可及，相比某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的眦睚之怨必报，其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既然他命中注定要做“箭垛式的人物”，将荣名和谤议集于一身，就得容许别人瞄准和射击，让别人练出一流的眼法，然后扣动扳机。胡适很有人情味，他懂得中国传统恕道的要点和妙处，尽管一生遭受各种恶毒批判和疯狂攻讦，但他从来不知道恨人，更不会因主张不同、见解各异而恨人。

四、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当年，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中国学人善记诵而少发明，这确实是一大短板。蔡元培夸赞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在学术上，胡适“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也不沿门托钵”，他只开风气。当年，有一位联坛高手将“孙行者”对应“胡适之”，堪称工切。胡适确实有点像“唐僧小纵队”中的孙悟空，是向西方取经的头号主力，他扫清妖氛迷雾，为中国文化界取来了几部真经。

现代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左舜生认为，学人有两大类别：“其一是以学力见长，往往冥心独往，不轻于立说，可是一说既立，却也不容易动摇。这一类的学者，对于肯做精密研究的人，确也贡献甚大，但影响不会怎样广泛。其一则造端宏大，启发的力量极强，往往敢于批评，勇于假设，也时有创获，而影响力之大，则真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前一类的学者，如章太炎、王静安近似；后一类的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近似。”

胡适曾大声疾呼：“盲目跟着孔夫子走的不是好汉，盲目跟着朱夫子走的不是好汉，盲目跟着马克思走的不是好汉。一切要证据，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去打倒一切教条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精神是思想和知识的法则，首在尊重事实，由铁的证据说了算，证据是唯一可信的牵引物，聪明人绝对不能由其他不明物事牵着鼻子走，而寻找证据必须极其审慎。他并不像陈独秀那么狂热地迷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能够包医百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主张改良，慢工出细活式的改良，减少大出血和大破坏，用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理想，而不是幻想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但青年人更喜欢激浪狂飙高歌猛进，不喜欢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因此陈独秀旗下集结了更多好汉。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八事”虽是一服良药，亦颇有可议之处，如不用典，不要对仗，就几乎让人无法开口。有人指出，胡适说自己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一句话中就有三个典故，中国的成语更是布下“地雷阵”。对仗是汉文独特之美，如深文周纳、眉开眼笑、财大气粗、人穷志短，太多了，如果全都摒除掉，汉文就将不成其为汉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难免矫枉过正，大醇之中有微疵也是正常的。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加明白晓畅，在普及科学和传播文明时能收百倍之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哲人必定留下哲言，精妙哲言较之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胡适的许多哲言（他自谑为“胡说”）丝毫不逊色于《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哲言。比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点主义”，“呐喊救不了国家”，“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胡适勤者多获，以他的三倍乘法计，他在世间活了七十二岁，即相当于绝大多数人活足二百一十六岁。其实又岂止此数呢？

一位学者真要做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并不容易，“胆欲大而心欲细”乃是必要条件。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读到柏拉图的《斐多篇》，苏格拉底对弟子们宣讲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我欠下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尚未清还。我死了之后，第一件事你们早些替我清还，以了却我的心愿。”当时，胡适猜想债主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鸡鸭店的老板，或者是苏格拉底的亲戚或邻居。事隔多年后，胡适从一本书上偶然发现正确答案，阿斯克勒庇俄斯既不是鸡鸭店的老板，也不是苏格拉底的亲戚或邻居，而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一位肉眼看不到的神祇，苏格拉底曾经向这位主司医药的神祇许愿，祭品为一只公鸡。由此，胡适更相信“小心的求证”之大有必要。

胡适有考据癖，丁文江去世之初，外界传闻有几种死因，胡适痛失挚友，悲不自胜，却仍然当着叶公超的面做了一番客观的推理分析，而且以冷幽默自嘲：“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胡适主张“没有证据不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时他也会做过头，留下话柄。他曾大胆地假设商朝是新石器的末期，没有青铜器，顾颉刚作《古史辩》时也持此见。可是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充分证明商朝已有成熟的文字和青铜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千家驹办《北大新闻》杂志，刊物中有篇文章断言法西斯主义就是“独裁”。胡适阅后不以为然，即在《独立评论》上撰文，考证法西斯主义源于意大利棒喝团，谓法西斯主义与独裁风马牛不相及，痛心于北大学生浅薄无知，妄意为文。殊不知，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学术的逻辑，事实雄辩地证明，法西斯主义简直可以与最疯狂的专制独裁画上等号。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没错的。胡适治学如老吏断案，重视证据，最烦人轻作断言，什么“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什么“明代士大夫重气节”，诸如此类，他统统斥之为“胡说”。他在致弟子罗尔纲的信中写道：“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就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罗尔纲作《太平天国史纲》，外界赞为民间良史，胡适却感到很不满意，他责备罗尔纲：“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如此严切的批评无异于当头棒喝，令罗尔纲知所改进。

胡适研究先秦诸子，他所考证出来的老子的生活年代与钱穆不相合，有人批评他有成见。胡适又好气又好笑，他对学生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有的同学问他该不该去听钱穆的课，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更言之有据，更合乎真理。”

有人评价胡适的文章深入浅出，周正平稳，却少有奇气。胡适自谦他的白话文章就像新放的小脚，不如天足那么自然美观。

在现代学人中，胡适是演讲最多的一位，他在美国留学时即以口才绝佳而著称。这种出口成章，雄辩滔滔，是要以博学机敏为前提的，旁人轻易学不来。

胡适做北大校长时，壁报上每天都会更新骂他的揭帖，但他在红楼讲“宋朝理学的源流”，能装五百人的大讲堂被撑得满满当当，连讲台上也有人席地而坐。胡适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个个满意”，他的魔力真够瞧的。胡适的讲演从来都是要掀掉屋顶，挤破墙壁的，这正应了徐志摩对胡适的那两句赞美词：“你高坐在光荣的顶巅，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胡适博闻强记，颇有过人之处。有一次，考古学家李济跟胡适讲起，他从殷墟中掘获商朝的跪坐石像，很想研究一下中国人的跪坐、蹲踞与箕踞，胡适即指出朱熹的文章中有一篇《跪坐拜说》，里面谈到汉朝文翁的跪坐像，很有文献价值。李济循此路标去查，果然所获不菲。

当然，对胡适的治学方法持批评观点的学者一直不乏其人，冯友兰就曾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自信和好奇。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冯友兰治学喜欢“顺着讲”和“接着讲”；胡适是考据派，对大人物的定论往往抱有更多的怀疑；两人的路数迥然不同，有此批评很正常。

胡适一生桃李满天下，最得意的弟子却要从物理学的根脉去寻。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算起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是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弟子，是饶毓泰的徒孙，胡适则是他们的太老师。

五、春风化雨

胡适和蔼可亲，总是满面笑容，言谈晏晏，使人如坐春风，与马君武那种盛气凌人、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抽打对方耳光的做法大异其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曾择定不到三十岁的胡适为接班人，胡适自觉经营业务非己所长，而且他更乐意留在学界，便推荐老成持重的王云五来代替自己。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老辈学人对晚辈学人的爱惜和扶持。胡适提携后进同样不遗余力，最难得的是他不存党派之成见。千家驹是共产党员，胡适推荐他去陶孟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做事，陶孟和有顾虑，胡适说：“你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就看他在你这里工作行不行。”

北大教授温源宁作名人小传，称赞胡适，上课时总记得为衣裳单薄的女生关紧教室的窗户，以免她们着凉。这个细节很细，却彰显了胡适的绅士风度。

1954年，张爱玲从香港邮寄长篇小说《秧歌》给胡适，不免忐忑。胡适读完后，通篇圈点且题写扉页，将它寄还给张爱玲。她翻看时，“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在美国定居之初，颇得胡适照拂。他们都喜欢《海上花》中精彩绝伦的苏白，在文学上多有共鸣。胡适呵护晚辈，从不溺爱，而是慈中有严。女兵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哲语敲击心坎，鼓舞精神：“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晚辈，提携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来激励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对许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如季羡林、杨联陞、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千家驹、罗尔纲……不少青年才俊经由胡适栽培和提携，成为了国家栋梁、文化精英。

当然，胡适看人偶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彭明敏曾得胡适的器重和帮助，赴法国学习国际航空法，学成之后任教于台湾大学，三十多岁即为教授。此人精神不健全，参加台独，竟公开扬言，要将外省人处死三分之一，放逐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一供他们驱使，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忘恩负义一至于此，胡适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当年，徐志摩致信梁实秋，有“胡圣潘仙”的谑笔。潘光旦腿瘸，像是八仙中的铁拐李，取的是形似。胡适被人尊为圣人，取的则是神似，盖因他在私底下从不说人坏话，有时，他听到一些不相干的流言蜚语，就会忍不住喟叹：“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至于人有一善，他必口角春风，为之揄扬。

胡适固然是乐天派，也是务实派。他很少大言炎炎，像陈蕃所讲的“大丈夫当扫除天下”那样的豪言壮语，不可能出自他的口中。胡适性情温和，但主见鲜明，并不是凡事都点头说好的好好先生，更不会人云亦云，随俗从众，他看人全凭自己的理性判断，“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叶公超说：“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地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帮助同行，是胡适的习惯动作。林语堂到哈佛进修，由于官费未及时发放，陷入困境。他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晓个中情形，自然感动而又感激。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甲戌本借给燕大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品行一无所知，借后从未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擅自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诉胡适，胡适无异词。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鼎力支持，他又将《红楼梦》戚蓼生序本和庚辰本借给周汝昌。三种真本汇齐，周汝昌如虎添翼。

“我的朋友胡适之”绝非浪得虚名。以至于林语堂在他主办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1959年，台北街头一位卖芝麻烤饼的老人袁瓞弄不懂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何不同，更拿不准二者孰优孰劣，他鼓足勇气，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用公开信作答，极之乐观和欢忭。信中有这样一节文字：“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道——单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胡适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去玩，不仅送书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胡适与一位卖饼的小商贩交流起来尚且没有障碍，能够平等待之，与其他人的交往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岁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对名医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的故事颇感好奇，他写信去向胡适求证。胡适毫不怠慢，回信说明那个故事纯属谣传，不足取信。在写信和复信这一点上，若论热心程度，胡适与蔡元培难分伯仲。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台湾赴美国留学是一件难事，两千美元的签证保证金，很多人都无力筹措，胡适有一笔款子，他决定贷给那些有为青年，不要他们付利息，只要他们得款之后归还本金，他再贷给其他有此需要的学生。朋友们不解他为何有此雅兴，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这种仗义疏财的菩萨心肠，在知识分子中是比较少有的，被他提携过的人该如何感念他的恩德？

健谈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学家朱熹喜欢与客人聊天，虽在病中亦不改积习，弟子劝他少见人少讲话，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懒惰，也教我懒惰！”胡适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不愿将人拒之门外，他有点像东晋名士王导，身上天然具备亲和力，应对周旋游刃有余，来者皆喜，满座尽欢，无论对方是谁，居高位者如是，处底层者亦如是。

温源宁在《胡适博士》一文中称赞道：“他颇有真正的民主作风，毫无社交方面和才智方面的势利眼。胡适博士每礼拜日会客，无论何人，概不拒之门外。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是商人或强盗，他都耐心倾听，耐心叙谈。穷困的人们，他援助。求职的人们，他给写介绍信。有人在学术问题上求教，他尽全力予以启发。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他便报以零零碎碎的闲谈。各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当然，有时也会有妄人闯入，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逼他回答，甚至强求胡适再度发动新文化运动，组织反共团体，诸如此类，他为此浪费了不少时间，难免怄些闲气，受些窘迫。但胡适从未向外界关闭过自己的会客之门。蔡元培喜欢写信帮人，胡适也喜欢写信帮人，别人寄赠的书籍，他若喜欢，必定回信，除了感谢，还有讨论，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寄示他所著的《唐末五代河北地方禅宗兴起之历史的社会情形》，胡适耽赏该作，回信竟长达数万言。

胡适“温而厉”，“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奇妙的是，在他身上，和蔼与严正并不冲突，他常对朋友“规过于私室，扬善于公堂”。和蔼、正直都是美好的德行，相比较而言，正直比和蔼更难做到。胡适论人多客观少主观，虽为千夫所指的军阀，他也不没人一善，曹锟贿选，臭名昭著，胡适却肯定曹锟于军中选将有公平心，喜欢启用贤能，常得将士之死力。大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程度不一的精神洁癖，胡适却独能周旋于各色人等间，与逊帝、军阀、买办之流皆可交接。他相信人都有向善的本能，都有做好事的心力，应该感化他们，而不是与之摈绝交往，将他们推向无法逆转的反面。

常人中十有八九都怕老时受冷落，因此会拿出资格端起架子来倚老卖老，专与年轻人为难，甚至为敌，做些嫉贤妨贤害贤的事情。胡适不怕老，更不喜欢倚老卖老，他与年轻人最合得来，他说：“老虽老，却是河南枣，外面皮打皱，里面瓤头好。”他自信，他的心是不老的，在任何时代，他都不是落伍者。

一团和气、满面春风的胡适竟然也有大发雷霆的时候，盛怒之下，他对学生拍桌申斥，还不止一次，这又是为何？赵捷民在《北大教授剪影》中写道：有一次，哲学系的学生代表去文学院向院长胡适提出请求，撤换讲师缪金源，理由是缪金源的课讲得不好，思想还停滞在五四时代。听了这种话，五四先驱胡适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呵斥道：“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知道吗？信口雌黄，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代表碰了一鼻子灰。还有一次，西语系的学生代表要求撤换系主任梁实秋，胡适也是把桌子拍得山响，申斥道：“你们懂什么？梁先生是英国文学专家，不能换！”直接将学生代表顶在南墙上。胡适的性格固然温和，但他讲原则，所以当学生代表提出过分的要求时，他是不会微笑着答应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适在美国做寓公，仍为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图书馆谋求经费，请友人（很可能是外交家顾维钧）捐赠两千美金。当时，美国人排华，各大学全然不把胡适当回事，也许是那些汉学家李鬼害怕这位李逵吧。想想看，拥有三十六个荣誉博士衔的胡适尚且不能在美国教授汉学，岂不悲哉！唐德刚谓之“狗可摇尾，而尾不可摇狗”，亦谑虐之至矣。

家在纽约，米珠薪桂，居大不易，胡适捉襟见肘，手头颇感拮据，胡夫人是麻坛高手，常出去赢些散碎美金贴补家用。唐德刚为胡氏夫妇忧心，他说：“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但胡适依旧热情款待来客，菜式为清炒豆芽菜和红烧豆腐，这位一流的学者大谈豆芽菜中的维生素和豆腐的益胃养胃，实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因为主人安贫乐道，客人莞尔之余，更增感激。

五四时期，不少勇士提倡新道德，践踏旧道德（旧道德被恶意地比喻为“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时间，休妻成风，某些狠角色还将自己的“光辉成果”高调展示出来，唯恐世人不知。很显然，胡适的所作所为要比他们善良得多。

徐志摩竖起大拇指，称赞益友胡适为“胡圣”。按理说，圣人泛爱万物，于男女之情能够控弦不发，顶不济也能“发乎情而止乎礼”。胡适却是真情至性，作伪表演非所愿为。早在美国留学时，他爱上韦莲司，有过情感上的大恍惚和大动荡。1923年，他在杭州烟霞洞疗养，过了三个多月的“神仙生活”，与才女曹诚英朝夕相处，诗词唱和，彼此心心相印。诗人汪静之是见证者，他的证词可谓实话实说：“适之师像年轻了十岁，像一个青年一样兴冲冲、轻飘飘，走路都带跳的样子。”诗歌很容易流露至情，“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一向讲求的含蓄和蕴藉此时也丢开很远，索性直抒胸臆。然而他一旦冷静下来，真要休妻再娶，则煞费思量。胡适深知，发妻江冬秀是小脚妇女，是弱者，是旧脑筋，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经济上自立的能力，更关键的是，她没有过错，更没有品德上的瑕疵，倘若把她打入冷宫，变成受害者，将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何况江冬秀性格刚烈，捍卫婚姻的绝招是当众扬言要自寻短见，这可不能拿来赌运气。胡适以极强的理智力割舍了一段深情，曹诚英可就苦了。情伤难治，她只好与丈夫胡冠英离婚，到美国去留学，接受胡适旧情人韦莲司的照顾，好在她学成归来，做了中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从此，曹诚英孑然一身，默默守护着那份愈长久愈浓烈的深情，“梦魂无奈苦缠绵”，一天天枯萎下去，苍老下去，最终两人被大洋彻底隔绝，音信渺茫。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是安徽绩溪人，裹小脚，半文盲。两人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婚姻关系。在多年待嫁的状态中，江冬秀望穿秋水，独守空闺。1917年，胡适赋诗《病中得冬秀书》，这首寥寥二十字的短诗含有一种自我麻醉的意味：“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他的内心其实是苦闷的、彷徨的、矛盾的，唯有自宽自解。为了不伤及无辜，他宁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胡适曾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他还能拿出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于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新旧阵营，剑拔弩张，胡适脚踏两界，却水火既济，不缺挚友，他的表现可圈可点，能够赢得双方的好感和同情，无论你尊重东方传统，还是推崇西方文化，均乐意谅解他、接纳他。

胡适属兔，江冬秀属虎，胡适“怕老婆”，可谓名声在外，他成立“怕太太协会”，用刻有“PTT”字样的法国铜钱做会员的证章，可发一笑。在中国驻美大使任内，他忙里偷闲，收集世界各地有关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数量相当可观，也是一大趣闻。最令人绝倒的是，胡适故意“反弹琵琶”，一改三从四德的旧腔老调，把昔日套牢在女人脖子上的绳索套回男人的脖子上来，主张男人要“三从四得”：“‘三从’是：一、太太出门要跟从；二、太太命令要服从；三、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是：一、太太化妆要等得；二、太太生日要记得；三、太太打骂要忍得；四、太太花钱要舍得。”在男权至上的社会，怕太太并非光彩事，河东狮吼，男人会觉得没面子；与此相反，在男女平权的社会，男人向自己的夫人“示弱”，才真叫文明行为，确有绅士风度。胡适是名副其实的绅士，身上不乏西方色彩和东方气度，在这个方面，其幽默感从未衰减过一丝一毫。

胡适的言行宛如和风细雨，他把“怕老婆”当成学问来做，相比辜鸿铭老头“不怕老婆，岂有王法”的疾言厉色，其尊重女性的表现更能赢得现代人的好感。

胡适虽非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却不少，他写字从不潦草，这也是负责任，讲道德，不愿让收信人费猜寻，让排字工费眼力。平时，他喜欢写王安石《登飞来峰》中的两句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因身在最高层”，视此超凡入圣，襟怀自见矣。“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这是古之雅谈，若改一字，用在胡适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的，“得胡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胡适平生写信甚勤，得其片言只字而欢忭久之的人不在少数。

唐德刚说：“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过人之处，是他对上对下都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会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好一个“满室生春”，谁不受用？

陈之藩的回忆文章《在春风里》结尾处写道：“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胡适就是这样的春风，教人如何不想他。

六、一杯在手，含笑而终

胡适曾为英年早逝的《学术》杂志创办人刘伯明撰挽联：“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若将这副挽联移用在他自己身上，同样切合。

有人说，胡适是世间最幸运的书生，二十多岁即暴得大名，尔后四十多年，获得过世界一流大学颁赠的三十六个荣誉博士头衔，一直维持清名而不坠，虽在大陆受到过口诛笔伐的围剿，却无损其毫发。也有人说，胡适高处不胜寒，五四时期，他旗下猛将如云，健卒如雨；其后，他麾下将多兵少；及至暮年，几乎无兵无将，比诸葛亮六出祁山更恓惶。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一文中写道：“他重视母命，这是伟大的孝道，他重视一个女子的毕生幸福，这是伟大的仁心。……五四以来，社会上有许多知名之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诚然，有些人利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做护符，干些荡闲逾检的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都未能免俗，争先恐后地追赶休妻的潮流，胡适却忠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忘故剑，依然得到俗世的幸福，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迄至晚年，由于精力透支过多，胡适积劳成疾，诸病缠身，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胃被切除十分之六，还患有肺炎和心脏衰弱。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主持会议，选出六名新院士。会前，医院方面对胡适的健康状况颇感忧虑，打算派出医护人员陪在他身边，胡适坚决反对，他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他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结果一语成谶。下午五点在蔡元培馆举行酒会，胡适请凌鸿勋、李济、吴健雄三位院士讲话，科学家们对“科学生根”的问题意见不一，胡适病体支离，情绪受到困扰，他作总结时说：“他们围剿我，我很欢迎，这是学术自由。……我挨骂了四十多年，我从来不生气。”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请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六点多钟时，客人离去，胡适与凌鸿勋夫妇握手时，心脏病猝发倒地。胡适尝以“路远不须愁日暮”勖人兼自勉，无奈病魔来袭，遽归道山。他说过，“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终因不全信医嘱，心情过于激动而陨谢。一杯在手，含笑而终，可算好死法。七十二岁终其天年，也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主将和健将刘半农（四十四岁）、钱玄同（五十三岁）、鲁迅（五十六岁）、陈独秀（六十三岁）为胜。不少人认为：胡适死得其所，他生平最敬重蔡元培，如今死在“中央研究院”的元培纪念堂，与蔡元培同寿；而且有这么多朋友、学者为他送行。一个不平凡的人，终有不平凡的死。

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皆曾打过补丁，身无长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议。他一生廉而不狷，贫而乐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倾囊待客，为周济他人甘于胼手胝足，摩顶放踵。

毛子水撰写《胡适墓志铭》，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值得一录：“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通观胡适一生，他是孝子、慈父、好丈夫、忠实的朋友、诲人不倦的良师，这是公认的。“学问深时意气平”，胡适居处则恭，执事则敬，治事则勤，治学一丝不苟，待人无所不容。别人撰文批评他，甚至谩骂他，他反而会心平气和地夸赞对方“颇能读书”“很有才气”“可做研究”。蒋梦麟挽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能将此四者调和于鼎鼐之中，被世人奉为楷模和师表，诚大不易，诚大可敬。

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胡适都努力做成了，这比成仙成佛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