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视域下的赵树理研究

董大中

赵勇是我最看好的学者之一，也是当年我们《批评家》编辑部青年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虽然最终他没有调来成为我们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他大学毕业后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十几年前，我写《董永新论》的时候，赵勇的《透视大众文化》已经出版，他赠我一本。那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大众”一词并不生疏，过去经常说，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进的，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对二三十年代从德国兴起和接着在美国看到的新型媒体文化、视听文化、广告文化等等文化的特点进行综合的产物，跟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大众文化现已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赵勇也就成了国内这门新型学科的创建者和阐释者之一。赵勇《透视大众文化》说到了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我在《董永新论》的开头引用过。过去了十多年，我想赵勇一定会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在引进新的方法、运用新的方法上继续前进、开拓。答应为赵勇的书作序，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不知道赵勇会用哪些新的方法解读他所观照的作家作品，我又该如何缩短我在思想文化等人类现代知识背景上的差距，以便更好地理解他的著作？

赵勇的这本新著，分两辑。第一辑是有关赵树理的，第二辑是谈山西其他作家作品的，都属于当代。在这篇序文里，我着重说第一辑，它是赵树理研究上的一个重大成果，它把对赵树理作品的阐释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本书确实用了新的方法，主要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撷来的。赵勇攻读博士学位就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在中国建立大众文化学的努力，乃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成果。近年来，他继续从事大众文化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又出版了《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和《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等著作。显然，赵勇已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我国的重要传人。

赵勇第一篇有关赵树理的论文是《可说性文本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

不说别的，只就提出“可说性”，把“可说性”当作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这点说，就显示了赵勇眼光的敏锐。我本人研究赵树理，看到的赵树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可说性，我当时指出，赵树理诉诸接受者听觉而不是“五四”以来作家们普遍采用的诉诸接受者视觉，是其小说的重要做法，我在《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一要听得懂，二要感兴趣》。我举了几个方面的事例说明赵树理这个特点，包括写对话前后点明某某说、某某道，不像“五四”作家那样，只把各人说的话列举出来，这话是谁说的，他不注明，要读者去体会等。1979年到1980年，山西理论批评界热心讨论“山药蛋派”，有人把成一当作这个流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我就不同意，因为我奉《文艺报》之命写一篇对成一的评论（这是我新时期写的第一篇批评文章，收入《董大中文集》第七卷），通读了成一已发表的小说，发现他跟“五四”小说家一样，是诉诸接受者视觉的，跟赵树理大异其趣。九十年代，针对“现在的读者”“在接受方式上，不再限于伏案阅读”，而是“用耳朵去听”的重大变化，我写《“能说”：赵树理的宝贵经验》（在《文艺报》发表，收入《你不知道的赵树理》），指出“能说”是“赵树理大众文学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在人们知识水平有很大提高的新时代，竟也成了人们接受文学作品的一条途径，应该发扬。

不言而喻，我谈赵树理，大都在事实层次，没有提高到理论上去认识。赵勇却是从理论上阐明。赵勇在说了“五四”新文学一方面在“启蒙”，一方面这种“新小说的话语方式大大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接受能力”之后说：“关键的问题是在‘五四’文学大师和民众之间缺少一种中介式的人物，在‘五四’新小说和普通读者之间缺乏一种中间性的文本。而当新小说在农民读者那里的遇挫最终使赵树理具有了一种沉入民间、面向民众、走上‘文摊’的朴素愿望之后，不管他意识到没有，他实际上都成了那种中介式的人物，他的作品也成了那种中间性的文本。因此确切地说，长期以来，赵树理所扮演的角色是以一个被启蒙过的知识分子身份去启蒙农民，所做的工作是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去翻译、转述和改写‘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而正是由于他和他作品的这种桥梁作用，新小说当中所蕴含的精神意向才一定程度地走向了民间；也正是由于他显在的对话者身份，‘五四’文学大师才与民众之间进行了一次潜在的对话。———我以为，赵树理的主要意义应该体现在这里。”这样说明赵树理文学的价值，是比较深刻的。

赵勇接着谈到在文本中“作者与叙述者是什么关系，叙述者以什么样的身份或面目出现”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最为简便的解决办法是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二为一。”赵树理就这样做了，“于是我们看到在他成名之后的所有小说中，不仅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而且还往往在小说的开头就拟定了‘我讲故事’的叙述套路，从而以或清晰或含蓄的暗示把读者置于一种‘你听故事’的规定情境，以避免误导。”赵勇指出，这种叙述策略，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赵树理从古代话本中拿来了说书人的角色，也就决定了他不得不顺便拿来与说书人角色成龙配套的叙事手段乃至说讲手段，于是，赵树理的小说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故事好、意义少、情节意蕴薄的局面。”赵勇最后说：“由于‘怎么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最终要影响、制约到‘说什么’的内容，所以，‘五四’启蒙话语经过了赵树理的‘翻译’后，其精神意向也就必然趋于下滑，其丰富意蕴也就必然走向单一。”

这篇文章是二十一年前写的，可见其起点很高，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赵树理小说的特点，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前不久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是赵勇前述观点的发展和提高。赵勇说他这篇文章是在他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提议下写出的，童先生要他“把‘西马’这面照妖镜用起来，东照照，西照照”，他就写出了这篇文章。“西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称，赵勇所钟情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翻开《当代马克思辞典》（雅克·比岱、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著），“概貌”所说的第二个学派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一书中说到的好几个人，就都是“西马”的重要人物，赵勇研究赵树理所用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西马”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对赵勇这本书需要认真看待的原因之一。

那么本雅明的“视角”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本雅明看来，写小说和讲故事是不同的，“讲故事的人诞生于手工业”时代，“手工业作坊就是传授故事艺术的大学”，“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是经验：他的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通过讲述，他将这些经验再变成听众的经验。而长篇小说家却是孤立的……”本雅明着重评析了俄国作家列斯科夫。赵勇说，把本雅明论列斯科夫的那段话“换成赵树理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把赵树理看作小说家，固然也能确认其写作特点，却依然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之处。如果把他定位成讲故事的人，就不但让他与那些小说家有了区分，也拉大了我们重新打量他的距离”。赵勇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其根据就在赵树理本人从来没有把他的那些我们通常称作“小说”的东西称作“小说”，而是叫“故事”。

这篇文章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赵勇这篇文章把他二十多年前说的赵树理的“可说性”归结到赵树理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又以本雅明的理论说到赵树理创作的特点，他的成就及其原因，当然还有他创作的不足，等等。

赵勇有关赵树理的研究文章中，有很重分量和需要认真看待的是谈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的《在文学场域内外》。此文是谈身份的，却又跟前边所说“讲故事的人”身份不尽相同，它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的，是对整个人的解剖。

赵勇说：“在赵树理研究史上，席扬很可能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赵树理‘知识分子性’的第一人。”引用了席扬两次论述以后，赵勇又说到戴光中和钱理群，但是还不满意，有必要“接着说”。“因为深入辨析赵树理的身份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进入赵树理心理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一个入口，也是我们确认赵树理文学价值乃至它在‘十七年文学’中价值属性的一个重要参照。在他们的启发下，我也把赵树理的身份一分为三。其一是政治身份：党员／干部；其二是文化身份：作家／书生；其三大体上可看作民间身份：农民／农业问题专家。”

虽是三重，其实每一重又分作相似而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赵勇逐次做了分析，并不时跟一些“西马”人士的论述相对照。赵勇看到，“把赵树理的文化身份代入这两种语境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两边不靠。他虽然也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但他与鲁迅那代人的知识分子性相比，已处在一种弱化的状态。虽然他那种为民请命的举动颇有‘对权势说真话’之风，但就其知识和价值谱系而言，他所接通的主要还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那个传统。另一方面，又因其农民出身，他似乎也不在毛泽东所反复批判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内……”针对这种现象，赵勇认为“有必要引入芮德菲尔德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分进一步分析。在芮氏看来，‘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因此，在对赵树理书生身份的塑造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一并发力的结果。”同时，“即便在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内部，也无法不形成一种矛盾冲突：当他面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景象时，他会奋笔疾书，发出‘把人不当人’的痛斥，这时候书生本色便跃然纸上；当他回到文学之中准备营造他的小说时，‘劝人’的理念又会主导他的思想，这时候作家兼宣传员的角色扮演就会被一次次唤醒。而这种矛盾，也恰恰构成了赵树理及其小说的迷人之处和失败之处。”

赵勇指出，在赵树理的诸种身份中，农民身份占据重要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才把农民看作是赵树理的‘宗教’。”但这跟党员身份发生矛盾。“在此情况下，赵树理就必须做出究竟是站在党这边还是农民那边的二难选择。选择前者是安全的，不会面临受批之苦和牢狱之灾，但他的良心却会感到不安；选择后者是冒险之举，需要胆量和勇气，其结果是捍卫了心中的道德律令却无法与党同心同德。这是讲政治和重民意的矛盾，是党性和人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是赵树理心中‘自我’与‘本我’的交战……”

经这样“拆分”以后，论述确实好得多了，赵树理作品中和生活中的一些难解之谜也得到了很好的解说。但事物是复杂的，赵树理尤其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赵勇最后引用赵二湖所说的他父亲有两个底线不能突破的话，说：“这种尴尬与痛苦表面上是身份的撕裂与缝合问题，实际上是价值立场和写作立场的坚守与摇摆问题，最终则演变成了赵树理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症候：故事的走向不再清晰，主题的呈现比较含混，政治话语既跟不上节奏，民间话语也踩不到步点……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成为‘同一性’美学与文学中‘非同一性’的顽固堡垒。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从赵勇文章中我们得知，二十多年以来，“身份、身份政治、身份认同、自我认同等等已成为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显学。在身份理论的观照下，许多问题获得了新认识和新理解。但当我们面对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时，依然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这意味着赵树理的身份既有彼时彼地的复杂性，又有无法被西方理论框定的中国特色”。以我对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片面了解，能够像赵勇这样对赵树理的身份做出如此全面又深刻分析的不多，这就可见它的可贵了。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是必然的，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发表，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一场大论战，新时期也一度引发了许多议论。赵勇梳理了新时期这篇小说的阅读史，并且说到了我，在前不久我们两人的通信中，我也着重说到这篇小说，现在还想多说几句。

我于1978年开始研究赵树理。当时最费斟酌的就是这篇小说，其次是好几十年不得见面的《邪不压正》。我必须承认，当年这篇小说发表，我可能有些“左”，虽然不同意武养把小说当“毒草”、当反动作品看待，但总觉得小说中写“黑暗面”太多。进入新时期，虽然知道文艺路线要调整，但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情景。我最初想对这篇小说的评价“留个尾巴”，就是在肯定它的成就的同时指出它写黑暗面太多，对社会主义有“抹黑”之嫌。但是当读了赵树理1956年那封信和他早期一些作品之后，我的想法变了，在所写《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即后来的《赵树理评传》）中，我不仅没有给它“留尾巴”，而且给予极高的评价，把这篇小说跟前期的《李有才板话》说成前后两个“高峰”。这个认识大概产生在1979年后半年。不久，广东的《当代文学》创刊，要山西提供一篇有关赵树理的论文，马烽收到由欧阳山出面的约稿信后要我承担这个任务，我很快写出了稿子。在《赵树理的创作道路》的初稿中，我说了这篇小说跟作者本人思想上、行为上存在着几个矛盾，那么如何调和呢，我以为赵树理采取的办法，是把所有他看到的农村的有关现象，所有“问题”，全都“摆出来”，“摆出来”就是他的叙述策略，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借用一个女人的外号“摆出”了人们“吃不饱”的现状，“摆出”了一些干部“把人不当人”的现状，等等。我当时认为赵树理写出了各种人性，当时已朦胧感到，作家有什么样的人性观，对其创作起着巨大的作用，而赵树理具有先进的人性观，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把这篇小说说成他后期创作的高峰，原因就在于此。赵勇说到我《赵树理评传》印刷日期和出版日期不在同一时候，这是我向出版社提议的。这本书定稿后就制了纸型，由于缺乏印刷资金，一直没有开印，过了几年才印，这期间没有对书稿做过任何改动。意思是，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不是印刷之时的。

赵勇说到陈思和的文章。我一向不大留心和注意他人怎么说。陈思和文章发表后，原来《批评家》编辑部有人叫好，因为是谈赵树理的，是谈赵树理民间意识的，我决定在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办的会员通讯上刊发，并由我给陈思和写了信征求他的同意，刊物印出后又给陈思和寄去样刊。记得校对是谢泳搞的，我是否读过全稿不一定，要读，也是很粗糙的，所以对陈思和文章的内容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题目是《民间的浮沉》，这次读赵勇书稿，才知其主要精神。

我重视赵树理1956年那封信，既在于它写到赵树理的人性观念，更在于这不是偶然的一笔，而是赵树理一贯思想在这个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我说赵树理是他那一茬作家中唯一具有先进人性观的一位，也是指他一贯的思想，并不是仅仅这一篇。往前说，赵树理三十年代写的几个乞丐，都是很有人性尊严的。1941年在《抗战生活》和《中国人》上发表的《世道》《“和平”“治安”和“监狱”》等文，也都以捍卫人性为出发点。《“和平”“治安”和“监狱”》明确说：“人固然要活，但更要活得像人。”这不就是“人要活得像人”吗？这不就是要把人“当人”看吗？《创举》《根据地怎样实行民主》《民主歌》等写了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并且对用种种借口不实行民主的现象给予了批评。《根据地怎样实行民主》说根据地的人民“在一个会议上议事，大家都是平起平坐，无拘无束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意见有时不尽同，但并不是谁来压迫谁”，是根据地人民当家做主和所有人一律平等的生动表现。过了几年，赵树理写了名为《福贵》的小说。我上高小时老师说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改造二流子”。1978年我读这篇小说，认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对福贵高扬人性的强力歌颂。不久收到日本学者釜屋修著《赵树理评传》，他用一章的篇幅谈这篇小说，题目是《还我做人的权利》，我以为非常好。我对釜屋修先生这部书评价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往后看，就是1956年以后。赵树理创作有个特点，是写当前生活，但后期有三部小说例外。写《灵泉洞》是因为各个行业、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文艺家也要“跃进”，赵树理不能落后，他原来想写《续李有才板话》，因为没有那样的生活，就把四十年代写的剧本《两个世界》搬出来，改写作“长篇评书”了。另外两篇是《杨老太爷》和《张来兴》。读这两篇小说，必须跟《“锻炼锻炼”》联系起来，否则，你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阐释。原来，赵树理是拿张来兴这个旧社会给人当厨师的“下等人”在新社会受到崇高待遇跟《“锻炼锻炼”》中的两个落后妇女受到杨小四等人的作弄和欺凌相比较，拿《杨老太爷》中的村长耐心细致地做杨老太爷思想工作的情形跟杨小四的粗暴作风相比较。我的《赵树理评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福来做思想工作的过程，同杨小四等人的做法做一比较，不就可以看到，作家是用党的优良传统对生活中的杨小四进行教育吗？”写这两篇用的小题是《回到过去》，但它却是针对现实的，它的现实意义是给杨小四等人竖起一面镜子，教他“以人为镜”。这两篇小说跟另外几篇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开，我在《赵树理评传》中用《后期八篇》把它们捆在一起。

总之，赵树理一生，有明确的、无可怀疑的人性观指导他的创作。九十年代，王富仁先生在《太原日报》连续发表现代作家印象记一类文章，其中缺赵树理，编辑要我凑一篇，我把酝酿多时的一个意思写出来，就是收在《赵树理论考》里的《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我把这句话当作赵树理一生写作的总主题。我一直认为，我这篇文章虽然不像论文，却抓住了赵树理创作的关键。

说到杨小四“诱民入罪”，我再三回想，我后来用这个成语，跟陈思和的文章无关。从二十世纪末，我重点研究胡适和李敖，读他们和有关他们的书多。蒋介石偏安台湾以后，胡适等人在大陆筹办的跟共产党斗的刊物《自由中国》，到台湾以后把斗争对象转变为国民党和蒋介石了，他们斗争的第一回合，是他们发表的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引起蒋政权的大大不满，开始了对这个刊物的问罪和镇压。这篇文章留给我的印象深刻，后来就用在一篇批评之中顺便谈杨小四一段了。

赵勇的《〈“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是一篇好文章，它梳理了半个世纪的《“锻炼锻炼”》阐释史，对各种不同观点的优劣以及来龙去脉做了分析。最后说：“《‘锻炼锻炼’》作为‘问题小说’，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揭示了当时现实中存在着怎样严重的问题，而恰恰在于它是一篇‘成问题’的小说。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篇小说都意味着他晚年写作困境的开端。从此之后，他虽然也勉为其难地写过几篇小说，但基本是在‘不批评他认为该批评的东西，但要歌颂他要歌颂的东西’这一写作框架中运行的。这是赵树理写作的悲剧，也是一个作家在那个时代所能完成的最后使命。”这个总结基本符合实际。

赵勇有关赵树理的论文，共有十几篇。在没有谈到的篇章里，赵勇同样有很好的想法，就都不说了。我读赵勇的赵树理研究论文，总的感觉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包括我的那些文章和专著，我们所描绘的赵树理是大众文学家，他的形象是浅的，明白如画的，一眼可以看透，清澈见底。而在赵勇笔下，赵树理不同了，复杂了，深厚了，赵树理像山间一潭深水，你必须穿上潜水服或游泳衣，钻进水里去，仔细摸索，才能够大体看清他的面目。我个人的研究，如前所述，基本上是在事实层次，赵勇则上升到理论层面。赵勇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为基本参照系，把赵树理当作一个“讲故事的人”，又以赵树理的三种身份，以流行在中国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和主流文化三种文化做框架，建立起他自己的赵树理研究大厦，相信会在开辟研究新领域、推进赵树理研究等方面担负重要角色。

在这本书里，赵勇对当前一些新作做了释读。那些新作，分布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好几个领域。不同的文学样式，需要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解读方法。在谈赵瑜的报告文学的《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里，赵勇说到了文学的公共性：“……八十年代业已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而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这个公共性，无疑成了赵勇观察赵瑜报告文学的切入点。由公共性引出作家的角色扮演，又引出作家的“问题意识”。由于赵瑜是写“政论式的报告文学”，又带出文风问题。这样一层一层推进，就使文章的论述呈现一种螺旋式深入的状态，分析有了深度。进入九十年代，我国报告文学创作呈现下滑趋势，赵瑜的报告文学写作处于调整期，赵勇指出，赵瑜此后追求公共性和文学性平衡。这里举了《马家军调查》和《寻找巴金的黛莉》两部作品为例。这样看待赵瑜的报告文学，显然是明智的和深刻的。

赵勇有多篇文章说到聂尔。说聂尔是“在散文的时代里诗意地思考”，抓住了聂尔散文的本质特点。说聂尔是“高调地笑，低调地写”，既概括了作品，也描摹了作者本人。赵勇“通过本雅明的视角重新认识聂尔写作的意义。今天这个时代既是全面提速的时代，也是许多事物被现代化这架战车碾成碎片的时代，于是历史失去了连续性，生活失去了稳定性，心灵也失去了黑格尔所说的‘忠实于自己的情致’的坚定性。在现代性的碎片面前，宏大叙事已成虚妄之举，而生命、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很可能正是隐藏于那种片断、偶然、悖论、反讽、断裂的缝隙、混沌一片的虚无之中。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作家如果还想写作的话，他必须捕捉和审视这些东西，让它们为我们的生存底片显影”。这不仅是对所评作者说的，也是对所有作家说的。

鲁顺民是在文体上有创造性的一位散文作家，赵勇用《“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做题谈他读鲁顺民作品的感想，概括准确而深刻。

赵勇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多次说到文体，显然他很注意文体。有人把当前的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批评、协会派批评和媒体派批评几种。我读赵勇这些文章，不知道应该归入哪一派。其所以如此，就在它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所观照的那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熟人、朋友，故而这些文章大都有叙有议，在叙述中带出对作品的赏鉴意见，倾注进作者的感情，亲切感人。他不是以批评家的面目出现，而是像老朋友那样，在吃茶中闲聊，在闲谈中品味。如果要问赵勇这些批评文章的特点，我想可以这样说，赵勇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批评的批评文体，这才是他这些文章的真价值。

本文开头说赵勇是“当年我们《批评家》编辑部青年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又说“最终他没有调来成为我们编辑部的正式成员”，是怎么一回事？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编《批评家》，先后调来三个年轻人。赵勇那时在大学读书，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以为很好，就同意他来帮助工作。到快毕业时，我向省大学生分配办公室要来一个名额，点名要学校把赵勇分派到我们编辑部，但学校却硬把赵勇分配到一个师专，而给我们塞进另一个我们毫不了解的人，我当然不会接受那个人。这样，赵勇就离我们而去了。他后来考研考博，终于达到目的。我们刊物行世五年，早早停刊。如果赵勇能到我们这里，他考研考博可能会更早一点。

能够跟赵勇相识，应该庆幸。

2018年1月12—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