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读赵树理

（代自序）

一

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晋城县（现为泽州县），这个县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赵树理离京返乡，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一年之后，“文革”爆发，他被晋城的红卫兵揪斗出来，从此开始了最后几年被批判、受折磨的岁月。我家乡那带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但我小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或许那时的他因其敏感，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了吧。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个大纸箱。箱子是长方形的，宽约半米，长约一米五，样子不新不旧，颜色不灰不白。那个年代，这种纸箱子并不多见，但它究竟来自何处，我却说不清楚。箱子里堆放着一些旧书旧报旧杂志，乱糟糟的，却也颇为可观。杂志我记得有《红旗》，还有《无线电》。那时我父亲在公社做电话维护工作，《无线电》这本杂志我记得他订了多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读书了，而且常常处在无书可读的饥渴状态。于是过一阵子，我就去那个箱子里倒腾一遍，看是否能有些收获。无功而返的时候，我也会瞅一瞅报纸上的“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但那些文字对于一个小毛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倒是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写的一封信，那几句话文绉绉的，颇让我感到新奇。来来回回读几遍之后，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那是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下乡知青李庆霖的回信。如今我说起那个纸箱，首先想到的竟然是那封信。

不知是第几遍倒腾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书的封面、封底已不知去向，一前一后的书页也残缺不全，封脊秃噜了之后裂成了几道缝，上面自然已找不到文字。但读了几页，我还是很快被它吸引过去了。那是发生在一个山洞里的故事，洞外面是兵，兵荒马乱，一片喧嚣；洞里面却仿佛成了桃花源。男女主人公被堵在洞里出不去，只好在里面过家家。黑灯瞎火，日夜不分，饿了做饭，困了睡觉。后来，他们终于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拎着枪进了洞，他们拎起手电筒往洞里的深处走，往高处爬。忽遇一条水桶粗的蟒蛇，白花花的，动静还挺大，两人吓得够呛，缓过神来才意识到是一股泉水。就这样，他们摸索着、帮衬着也鼓励着，一直朝着那个可能的出口走去，一路是山重水复的紧张与刺激，柳暗花明的激动和欣喜。终于，他们走出了那个山洞，但长时间在黑暗中蜗行牛步，一见太阳，晃得他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个故事有意思，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那里面有我还读不懂的朦胧爱情，更有我看得懂的探险之旅。它们交织在一起，真真切切又奇奇幻幻，仿佛后来的少年儿童读《哈利·波特》。这本没头没尾没封脊的书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之一。

但是，许多年里，我却不知道它的作者和书名。直到后来有一天我读小说，忽然惊叫起来：天哪，《灵泉洞》！赵树理！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吗？那一刻，我像遇到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样兴奋。但它究竟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如今我已记忆模糊。

这就是我阅读赵树理的开端。萨义德说，一件事情的“开端”很重要，而且，“开端”又总是产生于回溯之中。[1]如今，当我回顾对赵树理的阅读时，如此隆重地确认下这个“开端”，或许也不无意义吧。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开端”，才让我有了所谓的“赵树理情结”？———情结？当我闪出这个念头时，忽然才意识到不对。用“情结”拽大蛋做甚？分明是“赵树理疙瘩”嘛！说成心里长了颗“疙瘩”，才符合赵树理式的表达，才算是接上了晋城、沁水的山药蛋地气。记得尘元（陈原）先生说过，把“complex”译成“疙瘩”，简直妙不可言！[2]

然而，整个七十年代，我也就读过那本缺胳膊少腿的《灵泉洞》。我上小学的时候，赵树理已被“批倒斗臭”，含冤而死，课本里自然是不可能选他的作品的。我父亲说他年轻时读过《三里湾》，但我怀疑那是一本过路书。否则，在我翻箱倒柜找书看的年代里，为什么它却不见踪影？有一位叫范巨通的晋城老乡回忆说，“文革”之初他回乡务农，苦闷之余读闲书，居然找到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3]他很幸运，或者是那个时候赵树理的书还没被扫荡。而在“文革”后期，这些“大毒草”却很难在农村找到踪影了。例证之一是1975年那个春天我烧伤了腿，养伤期间我曾让我父亲四处找书，但他找回来的却只有《虹南作战史》之类的作品。

1978年10月，赵树理的冤案平反了，他又可以被公开谈论了，他的《田寡妇看瓜》《小二黑结婚》也将再度进入中小学教材。而那时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准备告别七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我是否读过赵树理的作品？如今已记不清了。可能的情况是，上大学期间我也浮皮潦草地读过一点他的代表作，却并未留下太深印象。那个时候，现代文学史的课程由王德禄老师主讲，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鲁迅那里，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鲁迅专题。他讲过赵树理吗？我现在已印象全无。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是邢小群老师，她是北京“老插”，赵树理似乎也不入她的法眼。我记得她在课堂上拿上党梆子举例，说，上党梆子太高亢，嗷嗷嗷吼着，直眉愣眼就窜上去了。她连说带比划，笑眯眯地摇摇头，那是听不惯的表情，也仿佛是颇有点不屑的调侃。这番评点我不但不反感，反而是正中下怀。上党梆子是我家乡的地方戏，赵树理爱它爱到了骨头缝里，但我却对它没什么感觉。我是听着有线广播中的革命现代京剧长大成人的，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我幼小的心田里，不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播下了京剧这一剧种。而我现在却越来越意识到，不熟悉上党梆子，理解赵树理就缺了一块重要内容；或者至少，我们会与他作品里那些被上党梆子滋养过的成分失之交臂。

关于赵树理，整个八十年代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搜索记忆，似乎只剩下郑波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了。郑文名为《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刊发于《批评家》1989年第3期。承蒙《批评家》正、副主编董大中和蔡润田二先生厚爱，从创刊至停刊我就能期期收到这本杂志，似已享受着专家待遇。[4]而这期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我是在第一时间读完的。如今打开这期杂志，见此文勾勾画画的部分不少，那应该是阅读时的现场记录，可见当时读得多么仔细。

郑波光这篇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只要把我勾画过的部分略加呈现，就大体清楚了。他说：“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准是很低的，是一个低文化层，赵树理对这个低文化层是一味迁就的。”他还说：“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型的人物，像三仙姑、二诸葛，多少被夸张和漫画化了，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典型人物。”他更刺激的话是：“被动地适应，消极地迁就，严重地限制了赵树理的艺术视野，限制了赵树理艺术才能更大的发挥。……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水准上衡量，赵树理创作较之他的前辈们，是个倒退，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赵树理的艺术成就不但不能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等人相比，而且比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有所逊色。”———厉害了我的哥！多么让人血脉偾张的文字！尽管今天看来，此文已把问题大大简化，但我当时却读得心潮澎湃。我觉得郑波光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给了赵树理一个合适的定位。

现在想想，这种观点其实是与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捆在一起的。一方面，在新启蒙运动的浪潮之中，知识界接通的是中断多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自然，鲁迅等人的写作无疑便被视为标高与正统，而相比之下，赵树理的作品也就成为等而下之的东西了。戴光中那时撰文，甚至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一股“逆流”[5]，显然也是以“五四”新文学为参照系的。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是“向内转”———回到文学自身，倡导艺术自主。赵树理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曾经被标举为“方向”，这大概是“向内转”时学界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接受的。于是把赵树理拉下神坛，一切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加上八十年代后期有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赵树理既反“五四”新文化传统，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他就更成了“经典重构”活动中的倒霉蛋。那时候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很可能大有把赵树理请出文学史的冲动，或者，起码是想把他打发到文学史中的一个低位，以免他太扎眼而让大家都跟着他丢人现眼。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我经受了一场身心世界的全面洗礼。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拉开阅读赵树理的架势，却仿佛已有了对其作品的初步判断。而这种“预判”或“前见”，无疑关联着八十年代的精神遗产，也将伴随在我对赵树理的正式阅读之中。

注释

[1]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4：55．

[2]尘元．在语词的密林里．北京：三联书店，1991：149．

[3]范巨通．难忘老乡赵树理∥杨占平，赵魁元．新世纪赵树理研究：钩沉考证．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81．

[4]我与董大中、蔡润田二先生及《批评家》的交往已写成散文———《我与〈批评家〉的故事》，可参考。参见赵勇．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2 169．

[5]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上海文论，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