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过完2006年，《赵树理全集》就被我请到了踩上梯子才能够得着的最上一层书架，一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架势。

实际上，那时候我已有了两套《赵树理全集》。一套是五卷本，黄皮，软封面，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五卷出版于1994年）；另一套是六卷本，精装，硬封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放到书架最上层的是六卷本全集。2006年9月，“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创作研讨会”在晋城举行。我回家乡赶赴这次盛会，参加赵树理文学馆开馆典礼，又一次参观赵树理故居，甚至还在某领导的讲话中听到一个句型：“我们缅怀赵树理同志，就是要……”这个句型反复出现，马上就弄成了“高大上”的排比，像是法拉利组成的豪华车队。官方话语的铺张或排场由此可见一斑。

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就是这次会议的赠书。董大中先生在这套全集的“编后记”中说：“二十年前，在开始编《赵树理全集》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赵树理全集》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不分体裁，完全按写作时间编排次序。人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书也就怎样编排。我们读着书，就像站在历史的大道旁，看着主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年轻走到年老。”[1]这一“编后记”我当时就读过，我也非常理解董老师如此编辑“更适于研究者阅读”[2]的用心，但我还是把它束之高阁了。也许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赵树理的研究者，也许我更喜欢平装书而不是精装书，总之，这套书高高在上，一搁就是十年。

十年之后的那个春天，现任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9月开会一事，嘱我写文章参会，我很感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对赵树理的思考却依然停留在十年之前。我也想立刻投入到对赵树理的再阅读中，无奈琐事缠身，待我打开《赵树理全集》，已是开会前夕了。

这一遍读，我终于启用了六卷本全集，果然就意识到董老师所谓的编年体的好处。我从后三卷读起，又逐渐向前三卷游弋，不仅重读他的全部文学作品，而且也反复读他的非文学文本。因为这种里里外外的打量，一些想法也在我心中潜滋暗长。我在《2016：阅读遭遇战》（《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4期）中说：“这次重读赵树理，最让我兴奋的发现其实是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的小说固然是值得分析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还是他的小说；但是，小说之外的各类非文学文本（如各类会议的发言或讲话、书信、检讨书等）却更耐人寻味。我以为，要对赵树理做出全面解读，仅仅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重视的是他在文学场域之外的所作所为。因为赵树理不仅是文学中人，更是组织中人和农民中人，许多时候，赵树理其实并不以作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一个‘通天彻地’的干部亮相。那么，在尽党员之责和为农民说话的层面上，赵树理又有哪些表现呢？他的那些文学之外的声音如何与文学之内的话语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写作《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7年第19期转载）的动因。因为席扬的那篇文章曾让我困惑，也因为读过钱理群先生的长文［《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上）》，《黄河》2015年第1期］之后我依然很不满足，所以就想亲自解惑。尽管我不大同意席扬和钱理群先生的一些观点，但他们的文章还是让我深受启发。当我在文章的末尾特意写下“为纪念赵树理诞辰110周年而作，亦以此文怀念英年早逝的席扬先生”时，我觉得我既完成了一篇致敬之作，十年前的那只靴子也终于落地了。

但我依然心存困惑。赵树理1956年曾写有《给长治地委××的信》，向上反映了农民的吃不饱问题。而两年之后，他又写出了小说《“锻炼锻炼”》，塑造了落后人物李宝珠，人送外号“吃不饱”。我的困惑是，为什么赵树理在给这个××写信时敢于对农民的“吃不饱”秉笔直书，而到了小说里却变成了对“吃不饱”的调侃嘲弄？这究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还是赵树理的一种话语策略？

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向董大中先生请教了。自从1985年我在《批评家》编辑部帮忙结识董老师后，他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而当我开始关注赵树理时，董老师更是给了我很大支持。后来，每每遇到赵树理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向他求援，他也总能为我解疑释难。这一次，他给我提供的答案是“赵树理写李宝珠，是正话反说，表面是批评这个人，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现实情况。不然，你如何理解《十里店》的主题？”于是我又反复读《“锻炼锻炼”》，读董老师关于这篇小说的论述，读陈思和先生的那篇著名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陈文收在《鸡鸣风雨》一书中，这本书是我1996年夏天去临汾商量赵树理增刊时买回来的。此文及其相关文章曾经让我很受启发，但我当时并未在意陈先生对《“锻炼锻炼”》的评论。后来，文中主要观点变成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一节内容———“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其“晚年绝唱”“正话反说”“诱民入罪”等说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我读来读去，却依然无法同意董老师和陈先生的判断。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写一篇文章：《〈“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赵树理短篇名作再思考》（《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这篇文章的背后或许已加入了我自身的一些感受。我出生在农村，从小便与农民为伍，对他们的生活习性自然不能说不熟悉。而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我从十一二岁开始，又不时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样我又熟悉了农民们田间地头的生活。我以七十年代的少年经验想象《“锻炼锻炼”》中五十年代的农村风貌与人物描写，就觉得杨小四、“小腿疼”、“吃不饱”、王聚海等人我都见过，我所在的生产队里就有这样的人物。但杨小四这个愣头青真有那么坏吗？“小腿疼”那种骂法真能上升到“激越、刻毒的不平之声”的高度吗？说实在话，这些推断与我的少年经验并不吻合。为了让我的推断落到实处，我想到了我的老父亲。我父亲高小文化程度，1958年时二十岁左右，正是赵树理所预想的那种农民读者。既如此，何不让他读读《“锻炼锻炼”》，问问他是何种感受？于是我把这篇小说打印出来，邮寄回去，并修书一封，给他布置几道作业题：（1）赵树理这篇小说主要表达了怎样的意思？他想表扬谁，又想批评谁？或者是这里面有没有他要表扬的人物？（2）读过小说后，你对王聚海、杨小四、“小腿疼”、“吃不饱”等人物的直感如何？你是如何看待这几个人物的？（3）返回到1957—1958年那个年代，你觉得赵树理如此写的用意是什么？能否推测一二？（4）你在读此小说时，能否感觉到赵树理有“正话反说”的意味，或者是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父亲很认真，不仅是他在读，他还念给我母亲听。随后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王聚海这个人就是个老调和，和事佬。但从今天的眼光看，他想把大事和小，小事和了，不让激化矛盾，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有道理的。当年的农村里确实有“小腿疼”和“吃不饱”这路人，这种人就是爱占巧（晋城方言，讨便宜之意），喜欢挑肥拣瘦，治一治他们也是应该的。至于杨小四，这个人主要是年轻气盛，心直口快，性子也急。作为一个农村干部，他必须得工作，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但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加上是那种性格，遇上“小腿疼”那种胡搅蛮缠的人，只能拿政府、法院去吓唬她。而“小腿疼”等农村妇女也恰恰没文化，不懂得自己的做法够不够犯法。所以杨小四一吓唬，她就被唬住了。农村嘛，一着急就日娘诅奶奶的，哪里会像城里人那么斯文，所以说这种做法谈不上有多粗暴，杨小四也上不到“坏干部”那种高度。

父亲完全没读出“正话反说”的意味，于是我开始引导他，讲董、陈二人的观点。父亲道：要是这么说，兴许赵树理真有什么想法，但他又不敢写，只好模糊一下，打个掩护。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吃不饱。我记得当年的说法是“三百八，少不少，统购统销好不好”。那时候开会，我说了实话：每人一年380斤口粮，那可是不很够吃啊。结果给了我留团察看的处分。但有人会说话，说可以“擀细切薄，多待俩客”，这样就能解决吃不饱的问题。这种说法很滑头，所以人家就没事。

我是在写完这篇文章才想起“访谈”一下我父亲的。他这番朴素的读后感当然谈不上有多深刻，却大体上体现了一个农民读者的真实感受。于是我便想到，后来者通过《“锻炼锻炼”》想象农民的世界时，往往会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出发，预设一些前提，然后请君入瓮。这是不是对赵树理写作境界的一种拔高？是不是又很容易让他笔下的人物变形走样？

写出这篇文章后，我想趁热打铁，再写一篇，却没料到颇不顺畅。我写写停停，磨叽了两个多月。此文最终定题为《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能写出这篇文章，或许与童庆炳老师的提醒有关。2014年7月上旬，我们中心的成员在大觉寺开务虚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学科发展。童老师发言时，先是为一些年轻老师提建议，帮他们规划发展方向，后来又点了我的名。他说，你这个人呢，毛病是兴奋点太多。你这种情况，不妨学学王元骧，走他的路子。王老师也不申报课题，但他会不断写文章，一段时间对付一个问题，每年出一本论文集。你不是研究过“西马”吗？你可以把“西马”这面照妖镜用起来，东照照，西照照，说不定就能照出一些东西来。比如，你们老家的赵树理就很现成嘛。我说，照赵树理咱名正言顺啊，一不留神，我已混成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副会长了。我刚说完，童老师便哈哈大笑。

一年之后，童老师去世了。又一年多之后，当我重新阅读赵树理时，他口口声声提到的评书、故事再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到了本雅明那篇《讲故事的人》，我开始读列斯科夫的小说，我在知网上读了我的大学同学宋若云博士的一篇论文，仍觉得不过瘾，又干脆找她要来早已成书的博士论文：《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当我终于写出这篇文章后，才突然想起童老师的那番点拨，忽然觉得冥冥之中他仍在指导我写论文。

但问题是，赵树理很老土，本雅明又太洋气，用本雅明这架“探照灯”（我得修改一下童老师的说法了）照赵树理合适吗？我觉得合适。赵树理是农耕时代的说书人，本雅明呈现的恰恰就是这方面的思考（Storyteller实际上就可以翻译成“说书人”）。赵树理又是“政治上起作用”的实践者，本雅明恰恰也在“艺术政治化”的层面五迷三道过。这样一来，启用本雅明的视角就有了充分理由。我的学生撰文谈论过本雅明美学观念与中国艺术的交往问题[3]，由此我便想到，假如本雅明不是在1940年自杀身亡，他是不是也会像布莱希特关注毛泽东的《矛盾论》那样关注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或《李有才板话》，然后丰富他对“说书人”和“艺术政治化”的思考？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却也并非信口开河，游谈无根。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固然是在通过本雅明看赵树理，但又何尝不是通过赵树理看本雅明呢？我在文章的结束部分说本雅明耍了个滑头，悬置了矛盾，而赵树理却不得不知难而上了，结果他也就成了这一矛盾的冤大头。但我依然认为，尽管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本身就很成问题，但他还有光晕，他依然可以“回家”，而丁玲、周立波乃至柳青等人却无家可归。或许，这就是我用“讲故事的人”重新定位赵树理的用意所在，因为唯其如此，我才能把他从同时代的作家中“区分”出来。而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区分”或者“区隔”，其中隐含着“阶级”与“趣味”的重大斗争。

当我如此琢磨着赵树理时，我发现我对他的态度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述，我在第一篇研究他的论文中更多聚焦于他的“败”与“失”，而这篇文章，我已在考虑他的“成”与“得”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经过二十年的星移斗转我已学会了心平气和？或者，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长进”？

注释

[1]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Ⅰ．

[2]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Ⅲ．

[3]李莎．“Aura”和气韵———试论本雅明的美学观念与中国艺术之灵之会通．文学评论，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