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必须承认，我并非合格的赵树理研究者。因为这二十年里，我大面积地读他的书不过两三回，用心写他的文章也只有七八篇，这其实是很不成样子的。但是，我也必须同时承认，赵树理确实是我心中的一颗“疙瘩”。为了解开这“疙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走近他；我似乎解开了一些，却仿佛又长出了新的“疙瘩”。

于我而言，很可能这就是赵树理的魅力所在。我当然清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肯定不是第一流作家，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特点、有人格操守的作家。也因此，他才显得独一无二。我在《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的结尾处写道：“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成为‘同一性’美学与文学中‘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顽固堡垒。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一判断其实已借助了阿多诺的观点。阿多诺说：“布莱希特的说法———政党有上千双眼睛，而个人却只有一双———像任何陈词滥调一样虚假。一个异议者的精准想象要比上千双戴着同样粉红色眼镜、把自己之所见和普遍真理混为一谈的退化之眼看得更清楚。”[1]可以把这一说法看作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形象注脚。布莱希特强调的是集体的力量，所以他落入了“同一性”思维的窠臼，而所谓的异议者，显然又可以成为“非同一性”思想的代表。

赵树理就是那个异议者。你看他给赵军（长治地委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写信上书时是多么地不顾一切言词峻急！你看他在“大连会议”上发言时又是多么地胆大包天怒发冲冠！当然，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陈徒手在《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中指出，因为那几封信，赵树理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整风会上被“帮教”的重点对象。然而，“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而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也依然能闻见浓烈的火药味：“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2]这不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中国版本吗？坦率地说，读着陈徒手笔下的赵树理时，阿多诺已向我迎面走来。他的哲学思考极大地丰富了我对赵树理的理解。

而赵树理之所以如此奋不顾身，全都是为了农民。

我想起我的朋友聂尔兄的一个说法了。2014年，当他准备解读陈徒手的那篇文章[3]时，曾在我们那个“锵锵三人行”的群发邮件中这样写道：“这两天为了写关于赵树理的文章，翻看了他的全集里面一些非小说类文章，感觉这人就是个实受人，太实受了。东杰知道不知道‘实受’这个词？”“实受”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方言，网络上解释为“忠厚老实”，我觉得并不准确。实受应该是实在、实诚的升级版。说一个人实受，就意味着此人绝不会偷奸耍滑，偷工减料，能喝一斤喝八两，而是能塌得下身，受得了累，干活肯卖力，说话无妄语。具体到赵树理，这实受又关联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其含义显然更加丰富。那是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是不吐不快有甚说甚的仗义执言，是小胡同赶猪般的直来直去。而在那个政治气候阴晴不定的年代里，这样的实受人注定是要吃大亏倒血霉的。赵树理后来惨死于“文革”中期，便是明证。

如今的作家堆里，还有赵树理这样的实受人吗？

我又想起赵魁元先生给我出的那道作文题了。2016年夏天，他在电话中邀我参加纪念赵树理诞辰110周年的会议。说完正事，他开始考我：你觉得莫言与赵树理有没有关系？我说：应该有吧。他紧追不舍：哪里有关系？我斩钉截铁：民间文化！他说：好，那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给咱弄成它一本书。

我在哈哈一笑中收了电话。事后想来，莫言与赵树理之间的关联不能说不可以琢磨，但若往根儿上说，又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在本雅明的视角下把赵树理看作“讲故事的人”，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做演讲的题目恰好就是《讲故事的人》。赵树理一生都在实践着评书体的“说—听”方案，莫言写到《檀香刑》时已在“大踏步撤退”，也想制造一种适合于在广场“高声朗诵”并“用耳朵阅读”的叙事效果。[4]然而，这种表面的相似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的不同。在赵树理那里，他所有的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都因农民而起。农民听不懂“然而”，他就换成“可是”；农民喜欢听故事，他就增加故事性。我甚至认为，赵树理习惯于使用的白描手法也是遵从了农民勤俭节约的美德。白描自然是寥寥数笔，不可能浓墨重彩，铺陈渲染。但也唯其字数少，才能让书本变得比较薄；唯其比较薄，才能让定价变得相对低；只有定价低下来，农民兄弟才买得起。这样一来，赵树理已把小说写成了“经济学”———如何才能把它写得经济实惠，“花钱最少，得东西最多”[5]。其实，这也是实受的一种体现。但是，莫言预设的读者对象已不可能是农民，他也不会这样实受了。在泥沙俱下的语言洪流中，莫言撑大了小说的叙述空间，也延续了说书的民间传统，可是真实的听众已从广场撤离。

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赵树理宁愿写不成小说，也要在文学之外为农民说话，而莫言却早已表白，他“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用非文学的方式说话，是我的性格难以做到的”[6]。于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莫言在文学作品之内伸胳膊撂腿，却没听到他在文学文本之外还有怎样的表达。而种种迹象表明，在今天，能像赵树理那样敢于在1962年就实实受受地喊出1960年是“天聋地哑”[7]的体制内作家已越来越少，甚至几近于无。也许这就是今天的作家与赵树理的差距。当然，话说回来，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因为血的教训已让作家们变得世故起来，学会了自我保护。毕竟，明哲保身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而所有这些，假如我要掰开来揉碎地写，写到极权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份儿上，很可能会触及时代痛点，给我们这个和谐社会添堵。

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写了。同时我也准备把摊放达半年之久的《赵树理全集》放回书架，让那里面的歌哭暂时消停。也许我还会启动对它的阅读，但是不是又要在十年之后，就很难说了。

2017年3月30日写毕，12月13日改定

（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注释

[1]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6．（据英译文有改动。）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Francis e-Library，2004：46 47．

[2]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62，163．

[3]聂尔．天真汉的命运之歌———读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名作欣赏，2014（16）．

[4]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517 518．

[5]赵树理．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145．

[6]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69 170．

[7]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