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问做的时间久了，常有几分纠结，几分眷念，眷念的是这其中承载了自己多年的学历与心历，有点“顾影自怜”；纠结的是仿佛每天“对镜自赏”，缺少一种“陌生感”的惊喜，尤其恐惧自我的“重复”，这正是我研究赋学近三十年的当下心境。

记得2006年某杂志让我写篇治赋的心得体会，于是以《我的辞赋情缘及研究断想》为题，回顾了自己为学之“半壁江山”(赋学论著占自己全部学术成果的一半)的历史画卷，其中最难以忘怀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郭维森先生邀我共撰《中国辞赋发展史》的情形，这虽不是我治赋的开端，却是面对赋学首次进行的“宏大”书写。2009年为了“预流”，我又申报了《中国辞赋理论通史》项目，并得到当年国家社科基金的批准，这或许将是又一次的“宏大”书写。而在这两次“宏大”书写之间，正是我在安宁恬静的生活中研究辞赋的好年华。这一时期我除了撰写并发表了近百篇赋学论文，也有若干论著出版，其中包括两本论文的汇辑，即《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与《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我常想，一个课题的研究太狭，气局便小，故其视域由赋文本到赋理论，由赋理论到赋文化；倘若研究太宽，又易蔑弃其本，故近年又将赋文化的研究回收到“辞赋”与“文制”的关系，即以制度的视域探寻作为文学之辞赋的发生与演变。现在呈交给读者的《赋学：制度与批评》，就是我以此为中心之研究过程的实录。

此书共选录本人近五年来的论文十八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前四篇，主要论述汉赋与制度的关系；第二组中七篇，主要论述辞赋与礼乐制度、科举制度的关系，且延伸于当代赋学的制度化思考；第三组末七篇，主要是辞赋批评的专题论述，其中也涉及到辞赋与制度问题。这些论文均已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此次结集主要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统一体例，汇零散为总体；一是删削论文间引述文献、部分论述的重复，其他则一仍其旧。

治学是艰辛的，也是愉快的，其中我最感欣慰的是作为教师在课堂上为诸生讲授赋学时“教学相长”的收获。我的一位任出版社总编的好友每见我出外讲学与开会，常有学生闻讯而来侍坐于侧，不无感叹地说：“我下辈子也要当老师。”而在崇拜学术权力的当下，著作的出版权何等重要，所以我戏答：“我下辈子希望当总编。”这只是笑话，但其中好友对教师职业的向慕，是有深刻内涵的。我深深地感到，每每书斋治学重复自己的“纠结”，常于课堂上得到化解，因为师生的交流已变静态的研究而成为生机勃勃的文学活动。所以当我的博士课程的赋学讲稿于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赋学讲演录》为题印行后，又受到学生热情求知的激励，深恐“旧十讲”(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又在重复自己，于是再起炉灶，开始了“新十讲”(赋韵、赋法、赋词、赋艺、赋家、赋序、赋注、赋类、考赋、习赋)。尽管同学们有宽慰老师重复自我的名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因不断重复且引来的课堂笑声，对为师者来讲不啻一种“反讽”。由课堂回到书斋，真使我常常自惕而自励。

不久前在泉州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受主办方的邀请我作总结发言，其中我主要谈了对当前赋学研究三个问题的看法，即“研究与普及”、“古典与现代”、“理论与创作”，未曾想到这一“老生常谈”却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较热烈的回应。我想，这是因为辞赋这古老的学问在当今文化制度中的反响，其中包括“国学热”及“大众化”对研究的挑战、“现代性”作为双面刃对学术之流的激荡与斩截、近年来民间辞赋创作热潮的骤兴并对学者如何看待理论与创作关系的现实拷问……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术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一个学者，或一本书，只是这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这朵浪花绚烂与否，还决定于是否得到阳光的照射，与浪花本身无关。

2011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