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在于新赋体的完型。与此相关，汉人的赋论则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因为汉人将《诗》三百篇归属经学，而针对最早有署名的文人创作的辞赋，其理论批评才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学意义。关于汉代赋论，前贤研讨文字多限于对其思想与艺术的评述，而我则拟从文学传统的视角对汉人赋论创生的文学背景进行考述，以揭示其矛盾性与典范性，在归复其面貌及发掘其内涵的同时，期望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点新思考。

一、汉人赋用论和讽与劝的矛盾

赋家是继无名氏《诗》三百篇后兴起的第一代文人，古人对文学的批评首先是以辞赋创作为鹄的，这就是汉人的赋论。

汉代赋论主要出自当代赋家与史家笔下。赋家的论述如《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司马相如有“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说法，被视为赋论开山。也因这段讨论赋艺的话在汉代似无嗣响，所以学界又有后人假托之说。赋家论赋，至西汉末扬雄始盛，其说具有汉代赋论的典范意义，继后，东汉班固、傅毅、张衡、王逸、蔡邕等皆有赋论，大体不出扬雄与班固的论述范围。汉代史家论赋以司马迁与班固为代表，前者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传主赋作本事的记录，后者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关赋的渊源与分类的言述，代表了史传批评的特征。从汉代史家和赋家的赋论，我们可以看到其批评对象主要是“楚辞”和当代赋(汉赋)，内含了“赋源”、“赋史”、“赋用”与“赋艺”诸端，其中也提出了若干理论批评范畴，如赋的“讽谏说”、“俳优说”、“虚词滥说”等。倘若勘究汉人赋论之本，我认为关键是赋的功用问题，亦即“赋用论”。

试以“赋源于诗”这一命题为例。在汉代最明确的表述是《汉书·艺文志》所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与班固《两都赋序》所述“赋者，古诗之流也”。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两段话的内容，就不难看到汉人所说的是“赋做什么”(赋用)，而非“赋是什么”(赋体)。“不歌而诵”指的是“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乃至“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古诗之流”也是指“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功用。这一观点到魏晋时期就发生了变化，赋与诗的关系由文用论转向文体论。如晋人皇甫谧《三都赋序》对上述两段话的阐发是“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与“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所谓赋“文必极美”、诗“杂有赋体”，已与汉人赋论大相径庭。

汉代赋论思想根柢在“赋用”，这也就导致了赋论与赋作的矛盾，即一方面强调赋的“讽谏”作用，一方面又大量写作闳衍博丽的词章。比如张衡写《二京赋》，极尽铺陈之能事，但他的创作意图，却在针对“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而汲取的“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东京赋》)的教训。这一矛盾在扬雄赋论中有突出体现，他在慕司马相如“丽辞”而作“四赋”后，又提出对赋“讽谏”作用的反思。据扬雄《法言·吾子》记述：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两段文字，四问四答，皆以“讽”为中心。但扬雄论赋又不完全排斥弘丽风格，如《汉书》本传载扬雄《自序》谓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且如上述“孔门用赋”，视“相如入室”，显然是褒扬。可是当丽词削弱了讽谏，他又多次批评相如赋“欲讽反劝”，所谓“文丽用寡，长卿也”(《法言·君子》)。

汉人重视赋用，其赋论本身也存在矛盾。如冠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草于二刘，成于班氏)与《两都赋序》的说法就有不同。前者论赋史则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偏重赋的讽谏作用。后者论汉赋则云：“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又重视赋的“颂扬”之功。

如何看待汉人赋论中“讽”与“劝”、“功用”与“丽辞”的矛盾，还应放在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其价值和意义。

1. 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2. 参见周勋初《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第5期。
3. 详见《汉书·扬雄传》所载扬雄《自序》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按：“四赋”指扬雄所撰《甘泉》、《长杨》、《羽猎》、《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