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者之经与文人之赋

在汉赋与乐制相关的文化结构中，汉代尊儒重礼的学术思潮为其更广远的文学背景，其影响于赋论，则是儒学与文学的关系，具体而论，又是经与赋的问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他崇礼尊儒、托古改制政治的反映，而赋家献赋，或宣上德，或通讽喻，也是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只是在“经”之用与“赋”之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与矛盾。因为汉人尝以《诗》为谏书，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表现了政治的实用精神；而赋家的功用受制于文学体裁，所以往往掩盖于华词之下，自然受到经学家的菲薄与批评。这一现象反映于汉人赋论，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及对赋“欲讽反劝”的批评，最为典型。这种经、赋冲突论一直延续到唐、宋科举取士考经义或辞赋之争，如北宋时王安石批评“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取材》)，认为“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乞改科条制》)。而针对熙宁罢诗赋章句之学而专取经义，苏轼则持经、赋互补观作反批评云：“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自唐迄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即为一例。其实，从更广远的文化背景来看，经、赋冲突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质上统属于汉代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尚文之教。

古之礼乐制度，统合文教范畴，如周朝“大司徒”为教职，行“十二教”，有“祀礼教敬”、“阳礼教让”、“阴礼教亲”、“乐礼教和”(《周礼·地官·大司徒》)等。周天子朝廷“保氏”之教，首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作为对应“保氏”之教的诸侯国主掌教职的“儒者”，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情形下，成为“六艺”的传承者，亦即孔子施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而从诗教的延展看赋体之兴，又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诗教传统，一是修辞艺术。关于前者，如前述由“赋诗言志”到“贤人失志之赋”再到汉代“崇礼官，考文章”、“立乐府”而行献赋之制，前人显然是将赋创作纳入诗乐之教范畴的，这也是赋家每铺陈体物、夸张述事后均归于“讽谏”，曲终奏雅的道理。古人称“升高能赋”为“九能”之一，汉人归赋于“诗”统，如《汉书·艺文志》以“诗赋”同“略”，意义在确立赋体文学发生之初即内涵的“经义”传统。当然，作为赋体的完形，又在“铺采摛文”，以擅长描绘而显示其修辞的艺术。对此，我们又须追溯“辞”的意义。在先秦典籍中，“辞”字内涵“文词”之义，具体运用则在“诉讼”、“祭祝”和“聘问”三方面。如《尚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此“讼辞”之例；《周礼·春官·宗伯》“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贞”，此“祝辞”之例；《周礼·秋官·司寇》有大行人之职：“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俯，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此即“聘辞”(辞命)。探究诸“辞”应用的根本，在于说服对方，故重情理辞藻，关键在“文辞”。《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而儒门礼乐之教，极重文辞的功用。《论语·宪问》载：“子曰：为命(辞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在此“圣人之情见乎辞”的重“辞”氛围中，好辞之风在战国楚地尤盛。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就反复推述“陈辞”之义：“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历兹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不毕辞而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屈原的“陈辞”虽主要表现于规谏楚王与自我辩护，但在人世间“哀而无告”的境遇中，他的“陈辞”方式与心态则与祈神祝辞相通，《离骚》主要以“女媭劝告”、“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三情节构篇，实为古老楚国的祭祝神喻的回响。而汉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其尚辞而言，又是楚辞的嗣响与发扬。所以前人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义取铺张，词归鸿丽，马卿扬云，称盛轨焉”；其体现于汉人赋论，则如扬雄以为“辞莫丽于相如”而仿之，并谓“长卿之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答桓谭书》)。同时也因赋尚辞而掩其义，所以前人又针对班固所述“赋者古诗之流”而发论云“赋言铺也，意主华赡”，故异于诗；其体现于汉人赋论，则如王充评述扬、马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论衡·定贤》)。

由经、赋的冲突看辞章与功用的矛盾，又依归于赋家的生存处境，即文学侍从与儒者双重身份。如前所述献赋与乐府的关系，属内廷“新声”系统，且汉代赋家生存处境多为文学侍从，所以娱戏帝王为其必须的创作功能。但同时又不能忽略另一事实，即从学术划分来看，由于汉大赋兴盛于汉廷崇礼重儒的时代，所以赋家又多继先儒传统，描写礼事，宣扬王道。与此相应，汉代赋家献赋不仅在制度上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在创作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其所不同者只是将旧儒礼乐观与帝国政治相结合。班固《西都赋》云：“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所言显示了汉人尊帝都、倡礼乐与崇王道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东周以降诸侯强盛，霸业行世，故孔子有“尊王攘夷”之倡；然由战国纷争到秦汉一统，中国整体文化格局形成，所赖实为霸道。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上策，以“春秋大一统”相号召，提倡“独尊儒术”，始将“霸业”融入“王道”。与学者思想一致，赋家是继战国诸子衰歇后兴起的另一知识群体，他们在强盛现实的感召与专制帝国的迫压下，通过“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方式，显现其“体国经野”与“勤政恤民”的双重作用。也正如此，汉赋家描写天子游猎，在宣扬其武功的同时，无不旨归于俭德尚农、行仁恤民的理念。比如相如《上林赋》写天子游猎盛事后，即归于“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扬雄《长杨赋》写汉帝田猎之礼，亦归勤民思想，所谓“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至于宣扬文治，尤为赋家所重。如班固《东都赋》“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张衡《东京赋》亦谓“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充分说明礼乱而行逆败亡、礼备而德兴国治的道理。因为赋家所作体现王道政治，兼有娱戏功能，以致汉宣帝论赋有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同样，当赋以华美之词掩盖了儒者经世思想时，就会招致批评，扬雄的“悔赋”如此，张衡批评“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东京赋》)，也是出此心态。

于是，从儒者诗教精神与赋家尚辞风貌，我们看到了经义与词采的内在冲突，提升而论，即文与质的矛盾。可以说，汉代赋论是最初将文与质的讨论落实到文学文本的。试观几则汉人赋论语：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扬雄《法言·吾子》)

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扬雄《法言·修身》)

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刘向《说苑·修文》)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王充《论衡·定贤篇》)

在关注文与质的矛盾时，人们尝忽略这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尚文的传统，也就不存在与“文”相对的“质”，强调“质”其实就是提倡有用之文。这种矛盾的统一在赋域有鲜明的体现。汉人尚礼制，立“乐府”，兴“太学”，博士论经，作家献赋，正处同一文化氛围，其意在复兴礼乐制度下的尚文传统。所以作赋献纳本身就内涵经义思想，只因赋创作的尚辞现实，又招致后世“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的批评，这也源于汉代赋论的文质副称思想。

1. 《周礼·天官·大宰》孔颖达疏：“儒以道得民者，诸侯师氏以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
2. 《毛诗·鄘风·定之方中传》：“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族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也。”
3. 阮芝生等编《本朝馆阁赋·凡例》，困学斋刊本。
4. 朱珔《然松阁赋诗合钞序》，《金陵丛书》本。
5. 挚虞《文章流别论》，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七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