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乐府功能看汉赋造作

汉武帝“立乐府”决定了言语文学侍从采诗造赋的行为，所以从乐府的功能来看赋家的献奏，是重新审视在武、宣之世汉赋兴盛且蔚然大国的一个重要视角。考察乐府功能与汉赋创作，有三方面最为显著，即宗教功能、优乐功能与娱戏功能。

先说宗教功能。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可知汉立乐府与行祭天大礼关系紧密。据相关文献，秦代乐府掌乐有郊祀乐、宗庙乐、房中乐、倡乐、燕飨乐、角抵戏等，郊祀与宗庙则具祭天神与祖神的宗教性质。汉承秦制，以为“天子之礼，莫重于郊”，特别是“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书·郊祀志》)，所以立乐府首重郊祀乐，在汉代乐府歌诗中楚声《郊祀歌》也最为显要，而汉赋家随侍行礼对郊祀诸礼的描写，正是对当时国家宗教的实录和颂赞。在汉赋作品中，记述帝国祭典及神灵之处甚多，如：

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摇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司马相如《大人赋》)

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一之威神。(扬雄《甘泉赋》)

伊年暮春，将瘗后土，礼灵祇，谒汾阴于东郊，因兹以勒崇垂鸿，发祥萒祉，钦若神明者，盛哉铄乎!(扬雄《河东赋》)

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瘗后土，礼邠郊。(杜笃《论都赋》)

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班固《东都赋》)

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张衡《东京赋》)

考郊祀之源，乃古祭天礼，殷、周卜辞已有记载，周代文献如《诗·周颂·思文》“思之后稷，克配彼天”，《礼记·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即是。然殷、周郊祀，皆“配以先祖”(《大戴礼·朝事》)，以庙祭为主。如《诗·颂》中《周颂·清庙》，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蔡邕《明堂月令论》：“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雍》，《毛序》：“禘，大祖也。”《郑笺》：“禘，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大祖，谓文王。”《鲁颂·宫》，《毛传》：“先妣姜嫄之庙在周。”郊祀昊天上帝与宗庙祭祀的分离，在东周以后诸侯僭礼称霸，这其中有如鲁用天子郊禘尊奉鲁君，有以方位帝自居而郊祀五天帝，甚至出现如齐帝行太一之祀、八神之祀，相对而言，如果说鲁之僭越尚属庙祭，则方位帝和太一尊神的出现已标志了独立意义的天神的成熟。尽管汉代以郊祀礼为主的天子祭典与国家宗教的形成，经历了战国至秦汉的演进发展，但作为第一个平民皇帝的刘邦所创立的汉朝，其在缺乏宗法尊贵血统可恃的情势下而进行的尊天造神运动，确是汉代帝国神祇建立的重要原因。所以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权衡郊、庙祭以为“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而在西汉，郊祀礼经两次重要的改制，一是汉武帝因方士缪忌、少翁相继进祀太一之方，使甘泉祀太一与郊礼合并，且渐改郊祀五帝为郊祀太一。特别是公孙卿奏上宝鼎礼书，且值武帝鼎湖病愈，故确信黄帝时泰皇所铸之鼎的复现，乃太一所赐，故尊泰皇于五帝之上，例用雍畤物，已改秦祀五畤旧制，太一成为国家尊神。二是汉成帝时徙雍畤太一、汾阴后土之祀于长安南北郊，反映在乐府人员结构上是南北祭员、内外祭员分置。在某种意义上，汉人已将部分外廷乐纳入内廷乐府，使郊祀太一成为乐府随员的重要职守。

赋家随侍行礼，受诏献赋，对汉代郊祀太一、祭祀后土以及四时祭礼均有详细描述。如扬雄《甘泉赋》记述成帝莅甘泉祠祭太一神时云：

于是大夏云谲波诡，嶊嶉而成观，仰挢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据菧轩而周流兮，忽菤轧而亡垠。……扬光曜之燎烛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一之威神。

据扬雄赋序记：“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而成帝祭祀太一尊神以“求继嗣”，又与古之郊禖祭社以祀媒神、求子嗣有着内在的宗教联系。西汉末年郊祀礼经多次改变，至王莽定郊祀礼而将“太一”逐下尊神宝座，东汉王朝郊礼祀天已无太一地位。所以东汉崛兴的京都大赋记录的郊祭之礼又恢复了以礼制为主的敬畏天命、奉神祈报的传统，亦即见载于《周礼》的郊祀合一的南郊之礼。如张衡《东京赋》描写天子郊天礼云：

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殚。然后以献精诚，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带，珩菼纮菶，玉筓綦会，火龙黼黻，藻率鞶厉。结飞云之袷辂，树翠羽之高盖；建辰旒之太常，纷焱悠以容裔。……清道案列，天行星陈。肃肃习习，隐隐辚辚。殿未出乎城阙，斾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于神明。

虽然张赋所写情形是在太一尊神在神坛上坠落之后，但所述与扬雄《甘泉赋》意同，表明赋家描写宫廷祭天大礼是通合于当世天人合一思想的。而史书屡见不鲜地记述汉赋作家的“献赋颂”、“上赋颂”等事迹，同样隐示了以郊礼为中心的乐府行祭功用与赋家献赋的宗教性质。

次说优乐功能。乐府作为秦汉出现的内廷新制，所采诗乐及表演均具宫廷娱乐特征，其中突出的就是倡乐入于燕飨。论乐府倡乐，又包括“倡女之乐”与“倡优之乐”，前者通于女乐，后者则与赋家献赋有着密切关系。有关倡优之属，先秦已有倡、俳、优、伶之称。许慎《说文·人部》解：“倡，乐也。”段玉裁注：“汉有黄门名倡，……皆郑声也。……《周礼·乐师》：‘凡军大献，教恺歌，遂倡之。’故书倡为昌。郑司农云：‘乐师主倡也，昌当为倡。’按：当云昌，当为唱。”解：“俳，戏也。”段注：“以其戏言之谓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解“优”：“从人忧声，一曰倡也。”段注：“倡者，乐也，谓作妓者，即所谓俳优也。”解：“伶，弄也。”段注：“徐锴曰：‘伶人者，弄臣也。’……古伶人字本作泠。泠人，乐官也。”据此可知，倡乐具有几方面特征：一，主于乐师；二，属郑声新乐系统；三，有表演特征；四，有游戏性质；五，优人为弄臣。而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倡优之属如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虽善为言笑，然均能寓庄于谐，如谓“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善辩，常以谈笑讽谏”。正因为倡优之属常在王者宴饮、游猎等场合，以诙谐辩驳的形式说古道今，或供王臣娱乐，或以委婉讽谏，与汉赋家身份及创作相类，所以在赋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赋”源于“优语”的说法。如冯沅君就明确提出赋源于“优语”说，任二北在《优语集·总说》中复引冯说，同意“汉赋乃是‘古优’的支流”的见解。特别是像淳于髡这样的倡优，史书将其归于纵横家，而汉兴乐府，招募赋家，使藩国纵横家流入中朝，这又与此相合，且能得到历史的印证。

当然，探究乐府中优乐与赋的关系，根柢还在汉代的乐制。武帝“立乐府”一重要举措就是设协律都尉。《汉书·礼乐志》载武帝以优人“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又据《汉书·佞幸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其中李延年举赋家之作以协律吕，由优人与赋家的亲近度，似可领悟其间的丝缕联系。优人为伎艺之属，赋家有伎艺之才，这应是赋为“俳优”之说的社会内涵。有关视赋为“俳优”的典型文献，是《汉书·贾邹枚路传》所载枚乘子枚皋事迹：

(皋)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

值得注意的是，枚皋等汉赋家尝言“为赋乃俳”，又“自悔类倡”，并非广义的因地位低下的自轻自贱之语，而是当时行礼作乐制度使然。如武帝诏使枚皋“赋平乐馆”，即记述了元封六年因行礼演出角抵戏之事。平乐观西汉时在长安城“西郊”，居上林苑中，东汉明帝依西京之制，在洛阳城西置平乐馆，乃皇帝行乐处所。东汉赋家李尤的《平乐观赋》与张衡的《西京赋》，皆真实记录了帝王接待宾客时所进行的“百戏”表演，其间也不乏优乐。至于枚皋随侍武帝“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而“辄使赋之”，《汉书》本传顔师古注云“蹴蹋为戏乐也”，也说明了赋写伎艺的游戏性质。而赋家习惯采用的铺张情节，扬厉文辞，最后曲终奏雅，归于讽谏，实与俳优相埒，其因正在二者同属乐府的优乐范畴。

再说娱戏功能。由于“乐府”的内廷性质，其作乐献赋都具有取悦帝王及贵族的功用，虽然汉赋家待诏制赋常是以游戏为衣表，以讽谏为骨干，但其起到的娱戏作用却是明显的。同样，汉武帝“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将内廷乐推扩于郊祀大礼，同时也将内廷乐府娱戏的本质充分的发扬。比如武帝时上林诸苑，即为汉宫的游乐场所，而“上林乐府”的建置，正是大作乐的写照。《汉书·礼乐志》载：“今汉郊祀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曾以郑声施于朝廷。”而“上林乐府”又与前述“平乐观”有密切关系。有关“平乐”娱戏，史书记述如《汉书·武帝纪》：“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又《西域传》载宣帝元康二年：“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记载：顺帝永和元年，夫余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至于赋家创作，如《艺文类聚》卷六三所录李尤《平乐观赋》云：

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跱。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

而在张衡《西京赋》中有关“大驾幸乎平乐”的一段文字，对张设平乐的百戏表演之描绘，则尤为详密。也正是这种与优乐相通的娱戏特征，使汉赋作家献赋本身具娱人的性质。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奏《上林赋》，虽“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仍令“天子大悦”；又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显然不能仅归之于相如赋“卒章”(结尾)的讽谏功效，而更明示的是赋中的描绘迎合了武帝好大喜功与游仙的趣味。王褒创作《洞箫赋》也如此。《汉书·王褒传》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这使赞成并推行“雅乐”的汉宣帝也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同前)，尽管言述中强调了赋的“诗教”功能，但其“娱悦耳目”的功能亦隐示其间。

1.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答张汤问，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4页。
2. 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36期，中华书局1992年版。
3.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9页。
4. 杨慎《升庵集》卷五《鲁之郊禘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0册，第63-65页。
5. 据学界考论，“太一”作为星名与神祇早在战国年间已形成，而作为尊神进入郊天大礼，则在汉武帝时代。《史记·封禅书》载：“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又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倡”字见第379—380页，“优”字见第375—376页，“伶”字见第376页。
7. 冯沅君《汉赋与古优》，《中原月刊》1943年第2期第1卷。
8. 《汉书·王莽传》：“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颜师古注：“自建章以下，至阳禄，皆上林苑馆。”《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平乐观在洛阳城西。”
9. 参见[日]增田清秀《乐府史研究》第二章《上林乐府的所在地的机能》，昭和五十六年创文社发行。
10.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薛综注：“平乐馆，大作乐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