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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东北王”

共和国·首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 作者:何明 主编


高岗:“东北王”

高岗(1905~1954),原名高崇德,字硕卿,1905年10月25日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与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军第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工作。1949年起,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因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

参与动员、组织和保障抗美援朝

尽管高岗的政治生命在朝鲜停战5个月后即行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处理与战事直接相关方面,居于决策与指挥体系最高层的除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外,高岗亦是一位重要人物。

高岗动员第42军做好作战准备。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最早动员的中国军队是驻齐齐哈尔地区担任生产任务的第42军。29日,高岗在沈阳紧急召见吴瑞林军长,令其率全军在7~10天集结于通化、梅河口地区待命。7月中旬,他一边指示部队开展作战动员、装备和人员准备等一般工作,一边令吴瑞林军长带领参谋人员乘火车进入朝鲜,勘察新义州、平壤、熙川、江界一线沿途地形,同时指示第42军对渡江地点和方式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

高岗总负责东北边防军,并积极动员和组织准备抗美援朝。中央军委于7月7日召开会议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已确定的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萧华或因病或因事,暂时均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和聂荣臻联名向毛泽东建议,“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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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毛泽东起草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高岗,“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8月13日,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大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了边防军的任务,就是准备出兵到朝鲜,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高岗在动员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侵略者占领了朝鲜,毫无疑问,一定会准备力量,来进攻我们的东北与华北,进攻我们的祖国。那么我们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让它准备力量,增长气焰,等它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保卫自己好呢?显然地,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的朋友,有利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的。所以为着保卫祖国,巩固胜利,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支援朝鲜和保卫我们的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他又强调:“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高岗在报告中对边防军的准备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是充分的政治动员、积极的军事准备和具体的物资准备。他指出,政治教育一定要深入人心,军事技术和战术要拼命地练,各项准备均应有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防止落空,限期完成。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高岗的动员报告,18日,致电高岗指出:“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是正确的。”

东北边防军的整个参战准备都是在以高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东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边防军的供应和参战的物资准备、装备的补充和维修、运输力量的准备、医院的准备、支前民工的动员等。

根据战况,高岗积极提出对策,为赢得战争作出了贡献。8月中旬以后,朝鲜战争出现了僵持局面。8月30日,高岗致函毛泽东,报告朝鲜战况和请示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等,指出:“现在军队中有些干部,以过去打日本打国民党军队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敌人。对敌人的技术、空军、炮火的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另外又有少数的干部,对美帝空军感到棘手。所以需有若干专人来研究敌人作战特点,以之教育部队,便于作战时有把握的消灭敌人。”9月3日,毛泽东复电高岗强调:“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军武可于9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十三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电文中的柴军武即柴成武,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东司指东北军区司令部——编者注)这些表明,高岗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指挥东北边防军作了积极、主动的战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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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司徒美堂、李济深、朱德、毛泽东、张澜、刘少奇、何香凝、高岗

实际上,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后,高岗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是否出兵的问题上,赞成出兵的意见是少数,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意见是多数。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的《中央军委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中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当日,高岗即与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飞往沈阳。1950年10月9日,即与彭德怀一起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对出国作战进行动员部署。当周恩来等向北京传回有关苏联空军两个月至两个半月无法出动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这一消息时,毛泽东于10月13日再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研究,高岗和彭德怀认为,即便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掩护,我们也应出动到朝鲜作战方为有利。毛泽东在当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14日3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告知:“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最后,中央决定出兵朝鲜。

在志愿军出动后,高岗所负责的东北总后方基地的工作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赞扬。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说过,志愿军在前方打胜仗,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洪学智(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从高岗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后的态度和行动看,高岗对出兵抗美援朝表现出了坚定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

彭德怀在1951年10月接受朝鲜人民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的特大勋章时说:“朝鲜战场的功绩如果是100分的话,高岗应占60分。论功行赏,第一个应该是高麻子!”1951年11月,高岗和林彪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参与共和国三反运动的发起

发动三反运动并不在毛泽东预定的计划之中。最早提出反贪污问题的是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率先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几天后,东北局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的文件。对于高岗和东北局的这一举措,中共中央也予以了肯定,并且批转各地。鉴于这一年的中心工作是抗美援朝与应对1952年更加严峻的财政困难,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而不是三反运动。

高岗“三反”概念的提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在毛泽东政协讲话发表几天之后,1951年10月26日,高岗再度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将增产节约问题与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毛泽东读到报告后,敏锐地注意到,和增产节约的现实需要相比,解决政府部门中各级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而迫切的任务。因而,高岗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毛泽东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紧接着,依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宣布:“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这就肯定了“三反”概念,为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作为率先提出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的东北局,这个时候对党政工作人员贪污腐化情况的估计还略显不足。1950年8个月中处理了贪污分子3258人,其中党员干部因贪污受处分者约占20%。高岗之所以认为必须马上着手解决贪污蜕化问题,是因为他发现贪污现象发展的速度太快。据报:沈阳市人民法院对贪污案件逐年统计,1949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的5.3%,1950年上升为5.7%,1951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13.2%;整个贸易系统的统计,1950年1~8月犯贪污错误的有700人,而1951年仅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500余人。

毛泽东对于开展反贪污斗争必要性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以这时所得到的相关报告为基础的。为了肃清和惩戒新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消除中共进城执政以来在干部中间出现的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倾向和权钱交易现象,以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和惨遭失败的覆辙,1951年底至1952年6月,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紧密配合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紧随三大运动以及三反运动而起的是五反运动。因此可以说,共和国三反运动的发起与高岗有密切的关系。

在完成了恢复经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进北京,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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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揭发并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图为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全会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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