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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涛:主政华北的日日夜夜

共和国·首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 作者:何明 主编


刘澜涛:主政华北的日日夜夜

刘澜涛(1910~1997),又名刘华甫,陕西米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米脂县委宣传部部长、陕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委员。1936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绥德特委书记,中共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1945年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北事务部部长,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顾问。1979年7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3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校长

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华北局。刘澜涛先后担任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委等职,协助薄一波等领导华北军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华北局组建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刘澜涛担任校长,第一期1.2万名学员于1949年8月毕业,对当时充实干部队伍起了很大作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随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附设政治研究院,供各方民主人士来此学习,其经验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49年9月,刘澜涛参加了协商筹建共和国有关重要事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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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9日,刘澜涛领导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刘澜涛领导开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界线,解除很多学员思想中不必要的顾虑,使之安心学习;同时暴露和镇压隐藏在学员中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学员队伍,以利于争取改造大多数,巩固统一战线。这次运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一是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二是主要首长作动员报告,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明政策,召号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掌握的原则是:自觉自愿;只搞属于政治性的问题;不拘形式;实事求是。三是及时解决群众的顾虑,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划清界线,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压反革命的优势。四是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严格控制,统一计划。五是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大张旗鼓,宣布罪状,作出结论,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通过这场运动,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认识,为培养合格的革命干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担任校长期间,刘澜涛为教育建设和革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领导华北三反运动

1951~1952年全国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增产节约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刘澜涛担任华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华北地区的三反运动。

刘澜涛主政华北取得了巨大成就。华北全区县级以上机关和工厂、企业、学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经过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3个月的紧张工作,特别是经过4次大规模的猛烈的打“虎”战役之后,三反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大批贪污分子被清查出来,一切因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腐烂的东西大都清除了。经过清查,资产阶级向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猖狂进攻的丑恶事实愈益暴露无遗,这使人触目惊心,即使过去对此估计不足的人们也大都猛醒,积极参加斗争。另一方面,三反斗争的伟大胜利,已在人民生活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各方面产生了极为良好的效果。全区的物价更加平稳,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如天津不少公营工厂1952年2月份总产量己超过行政计划的10.4%,质量也有显著提高;7个厂的锅炉房改烧大同末煤成功,全年可节省20余亿元(此为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1元——编者注)。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也得以逐步确立。

刘澜涛领导下的华北局负责处理了当时震动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原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目的,假借经营机关生产名义,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旧币)。1951年11月29日,一份标有“绝密”题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张刘逮捕法办”的电报,由华北局呈达中央。电文发出时已近午夜,中央办公厅收到电文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送呈毛泽东时,已是30日凌晨。毛泽东迅速作出决断。在注明“使周、朱阅后尚昆办”的中央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文中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30日,电文通过无线电波传遍全国,这对于正在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全党来说,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刘澜涛曾很客观地评价道:刘青山、张子善早年是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历史上是有功的,是党的高级干部,可进城后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倒下去了。少数同志过不了和平环境下糖衣炮弹袭击这一关,结果成了人民的罪人,走上了死路,教训不能说不深刻。

在三反运动中,刘澜涛等华北局领导人为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并就如何将斗争进行到底,做了部署:第一,大力做好对证追赃、定案处理的工作。第二,各机关各部门,凡是残存着“窝虎”的,不管他用什么东西伪装着,也不管他凭借多么巩固的所谓“攻守同盟”,也必须继续组织力量,务将所有老虎捉尽,绝不养虎贻患。第三,反贪污斗争进行基本彻底的单位和部门,凡反浪费不彻底者要补行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不彻底者补行反官僚主义,尤其是领导人未作深刻检讨、民主改革不彻底的地方,一律须在短期内进行补课。总之,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和扩大三反斗争的胜利成果。

华北经济建设的领导者

在领导华北经济建设中,刘澜涛对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1952年8月,他指出:有些单位违背政策,压价收购,高价出售,囤积包办。有些单位盲目规定高额利润。有些合作社则嫌生产资料和小的土产利小、麻烦,而不肯积极经营。有些单位甚至沾染了不法私商的不讲信用、偷税漏税等坏作风;有少数单位竟恶劣到欺骗灾民和志愿军。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许多单位十分错误地认为“没计划一样赚钱,有计划反不自由”。在此种错误思想支配下,在生产、采购、推销、储备等方面,便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混乱现象。有些库存商品根本不知用途,有些存货账上没记载、没价格,有些商品积压数年才被发现,这就把储备物资的仓库变成了商品的“坟墓”。这种盲目经营,造成了产销不平衡与供求失调的混乱现象。为了单纯追逐利润,同为国家企业,上下之间、相互之间也隐瞒成本(如有所谓“保密成本”和“暗藏利润”)。货物顺销时,贸易部门找工厂订货,工厂常要求太高;反之,货物滞销时,工厂找贸易部门推销,贸易部门也要求太苛,以致有些商品加大了成本,有些加工订货合同长期不能订立。在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内部,本位主义也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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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的中共代表在中南海合影。前排右起: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后排右起:齐燕铭、陆定一、周恩来、邢西萍、彭真、陈云、李克农、刘澜涛、安子文

针对上述情况,刘澜涛曾于7月在华北经济会议上进行了严厉的揭发与批判,并规定所有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均须于8月15日前向当地财委公开成本,逾期不公开成本、假报成本者,予以惩处。合作社并须向社员公开成本,公布账目,民主评价,领导核准。一切贸易人员必须确立“货真价实态度好,秤平斗满尺码足”的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经营思想与经营作风。各级贸易部门和合作社结合增产节约竞赛运动进行了上述工作,并彻查仓库,商品站队,检查价格。如天津国营各公司6月、7月调整了800多种商品的价格,平均下调4.5%,使积压1年多的松香和腐朽木材及积压2年多的粗茶全部售出。河北定县专区供销社经过公开成本、民主评价后,一般利润由2%左右降至1%左右,销货额迅速增加一半以上,并大大提高了社员主人翁感觉。平原省林县(今属河南省)东诸翟基层社公布账目,处理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后,半天即增齐了股金。群众反映:“只要账目清楚,我们能摸清底,全民入社不成问题。”天津市工业局所属中华火柴厂8月1日向市财委公开了过去隐瞒成本13%,减低了火柴价格,便利了销售。事实证明:公开成本和公布账目、彻查仓库、审查价格是改善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步骤,经过这个步骤,可以继续深入发现和清除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可以克服单纯利润观点,使价格合理,便利推销积压的商品,并节省仓库;可以有力地打击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改善经营;在合作社方面,并可便利发展社员,吸收股金,真正使广大社员能自觉自愿地监督与帮助合作社;可以进一步协调各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

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刘澜涛调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协助邓小平秘书长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监察委员会,刘澜涛任副书记,协助董必武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为党的监察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1956年,他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员,随同团长朱德出访苏联及东欧多个国家,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丹麦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后率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节庆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1997年12月31日,刘澜涛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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