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大学是什么
如果让我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描述大学一词的含义,我会在其过往的称谓——“普遍性的学术机关”——中寻找答案。这一称谓意指:“一群互不相识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域,聚集在一起。”一方面,这群人“来自不同的地域”,要不然,我们怎么为每一学院寻找教授和学生?另一方面,他们“聚集在一起”,要不然,学校如何生存?由此,从大学最初的简单形式来看,它是一个涵盖一切知识的场所,由来自各地的师生组成。想要完整充实这一描述所体现的内容,有很多东西必不可少;本质上说,大学是一个借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国内使得思想得以交流和传播的场所。
在我们所提出的这一理念中,没有任何牵强附会或不切实际的东西。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大学,那么大学不过是满足我们自身的需求,不过是为该需求提供许多特定媒介的一个实例罢了。相互之间的教育,从广义上讲,是人类社会伟大的、永无止境的一项事业,有时有计划而为之,有时却并非如此。一代人影响另一代人,每个个体都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书籍文字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在现在这个时代尤为如此。考虑到出版传播的强大力量及其如何在期刊、短文、宣传小册、系列作品和通俗文艺中发展起来,我们必须得承认出版物将取代其他一切知识的传播。
人们会认为,对于全人类,甚至对于每个人的智育来说,已经有了丰富多样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想获得什么呢?你可能会问:既然知识会自己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又何必“渴求”知识呢?古代预言家把预言写在树叶上,这些树叶一旦被摧毁——通常树叶难以保存,人们便再也无法知道这些预言了。然而,时至今日,每个人都能奢侈地享用信息大餐。因为工业文明时代发明了许多工具,今天的我们拥有的词汇大而杂,各类书籍汗牛充栋。我们可以在这些书籍中学到比古人更为广泛的知识。这些书籍也更加便于传播,以日行千里的速度发行到世界各地。各种书单堆满我们的座位,分发在街道两侧。城市的每一面墙都在传递智慧和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我赞同所有这一切,这就是最大众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对我们的影响非同凡响。然而,即使是现在这个时代,借用贸易术语来表达:如果想买一件“好商品”,尤其想买一件“货真价实的精品”,人们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更专业的市场。人们可以以任何方式、利用各种方法来获得教育,比如竞争、读古文、口授、人际的交流、老师的教学、大师的影响、学生之间的虚心勉励、人们的集中朝拜等。所有这些受教育的方式很有必要,有时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各种学习方法都适用于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社会拥有足够的利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所谓的“世界”。这些学习方法存在于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同时也存在于文学领域和科学领域。
假如我们的一言一行能成为检验其信念的途径,那么我们有理由这样说:书面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及其不可估量的益处在于,书籍是对真理的记录,是对权威的渴求,是教师施教的工具;假如我们想要更准确详细地了解各领域中纷繁复杂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必须向周边的人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可能不会去研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我很清楚,我所说的一切都远比不上对该现象的分析。也许人们会认为,没有一本书能解释各门科目中所提出的各种细微问题,或者说,没有一本书能解决每个读者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或者说,在迅速准确表达主旨及其细微特征方面,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通过眼睛、面部、声音等器官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表情,也比不上随意谈话中不经意转换话题所产生的共鸣。
我已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详述我的主要观点中的附加部分。这一部分不论由什么原因造成,其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任何一项研究的主要原则,我们都可以在家里通过书本学到,但是其细节,如生活中常见的词语褒贬、语调等,我们必须从已掌握这些知识的人身上才能学到,我们必须模仿那些不满自己的语法而去巴黎或德累斯顿求学的人,我们还必须以那些渴望亲自拜访佛罗伦萨和罗马大师的年轻美术家为榜样,除非我们发明了智慧的银版照相技术,这种技术能把思维的过程、真理的形式、真理的本色及其特征拍摄下来。正如光学仪器完整详细地形成超感官的影像那样,我们必须到拥有智慧的老师那儿学习智慧,我们还必须找到智慧的源头,然后从那儿开始学习。一部分智慧可以通过书籍从一个源头流向世界各地,但是,智慧本身却集中在另一源头:各种书籍和天才的鸿篇巨制正是在知识分子的聚居地汇集产生的,或者说至少从此起源。
我所坚持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也有许多相关的现成实例。但是,如果在这个话题上滔滔不绝,我觉得就会令人生厌。还不如多举一两个实例把观点解释清楚,因为我可能还没有把我想要阐述的道理完全讲明白。
例如,社会上一些为人所推崇的文雅的举止与高雅的风度难以做到,而一旦做到又完全属于个人。这种举止和风度在社会上备受尊崇,而却又是在社会中通过修养得到的。一个人要成为绅士,就必须在行为举止、服饰着装、说话语气、交际能力、崇高原则、严谨思维等方面具备良好的品质。这些品质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在不同层次的人身上才有的,有些是直接从基督教的警句格言中体会到的。但是,如果有能力把所有这些品质融汇在一起,使其在我们身上得到有机体现,那么我们能在书本上学到这种能力吗?如果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你甚至无法确定这些品质是否有必要获得,那么你也无法确定这些品质会如何得以体现。
很明显,在没有对手时,你无法做出防御;辩论中在没有支撑论点的材料时,你无法挑战对手。在行为举止方面,也有同样的道理。在没有交谈对象时,你无法练习会话;到礼仪学校学习之前,你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羞怯、笨拙、软弱或其他礼仪道德方面的缺点。现实生活也是如此。大家都在特定的时间去参观大城市、法院以及高大建筑物,随后返回家乡。由于这些地方具有高雅的品位,犹如圣地一般,人们可从中获得一些社会成就。此外,我们无法想象绅士风度如何保持——事实上就是这样保持的。
现在来说第二个例子。同样,在此我会撇开对所说话题的个人观点来叙述。我承认,我没参加过国会,在上流社会也没什么成就,可我不禁想到,政治家的才能正如高贵的血统一样,不是从书本上直接学到的,而是从某些特定的教育机构学到的。如果这不是一种假设,那么国会把一个聪明人变成一个熟悉国家政务的人,这样的事就连这样的聪明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如果相当敏锐的话,那么他会用新眼光看待事物,即使其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他现在所听到的话赋有意义,其理想就要成为现实,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公众演讲和私人谈话中,他听到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从来都不会印刷成册,出版发行。各种事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及其意义、各个政党的行动,以及各种面孔都出现在他眼前,这些东西是熟读新闻的人也无法领悟到的。他之所以敏锐,是因为他接近政治智慧和经验的源头,是因为他与政治家们朝夕相处,是因为他对工作的熟悉,是因为他听取不同见证人所陈述的观点和事实。不用说,国会两院及其机构就是一所政治大学。
关于科学领域,我不妨举出一个显著的例子。过去二十年兴起的为发展科学而定期举行的集会,例如英国科学协会,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在所有学习科目之中,科学是凭借书籍或教师讲授来传达或传播的;实验和研究是默默进行的;发明是在孤独中产生的。哲学家与欢聚一堂的名人有什么关系?表彰典礼与数学或物理中的真理又有什么关系?然而,仔细研究这个话题,我们会发现,连科学的思维也不能缺少这些集会所提出的建议、指导、鼓励、同情以及大量的人际交往。
于是,人们选择一年中白昼最长、天空最亮的好时光——整个地球都在微笑,世界万物充满活力——依次选择城市举行集会。选择的标准依据城市古老的知名度或现代的富裕度,中选城市的建筑要奇特,城里人要好客爽朗。在新地方和新环境,人们会因为陌生感而产生兴奋。对方和自己在重新认识熟悉的面孔中,其地位或才华得以彰显。人们自身或相互之间都会为满意的友善、高尚的精神、思想的流通以及好奇心而感到激动,热情高涨。清晨的聚会,优雅的户外活动,丰盛的膳食,狂欢,晚会,出色的演讲,伟人之间的对话、冲突和质疑,他们对科学进程的叙述,他们对希望、失望、矛盾和成功的记录,他们辉煌且值得歌颂的演讲……所有这一切以及年度庆典中类似的事件都起到增长知识的作用。当然,这样的集会并非时时都有。它们和大学年度活动、毕业典礼或周年纪念一样,平时是不会举行的。就性质而言,这样的集会虽与大学有别,可我对它们的实用价值却深信不疑。
这样的集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交流,推动了一般意见的彼此交换、学科之间的互相比较与调整,开阔了人们在精神、智力和社交方面的眼界,增进了每个人对所选的特定研究领域的挚爱,提高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并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在此我要说的是,这种集会只定期举行,仅仅是部分大学理念的体现。集会惯有的喧嚣有别于学术教育的规律性及其严肃性。我们所渴望的是不干扰日常生活习惯的教育方式,对这一点我们无需长期苦苦思索,因为在我们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事物的发展规律便会自然显现出来。
每个国家的首都本身就是一所大学,不管我们是否有意如此。正如首都是法院、上流社会、政治界和法律界的中心一样,首都理所当然也必须是文艺的中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年以来,伦敦和巴黎事实上都是在扮演大学的角色。虽然巴黎的著名大学已不像过去那样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伦敦的大学也仅是一种行政机构,可是,各类评论、报刊、出版业、图书馆、博物馆、院校以及各类学术和科学协会,却都赋予了巴黎、伦敦这两座城市以大学的职能。那曾经弥漫在牛津、博洛尼亚或萨拉曼卡的学术氛围,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转至政府的所在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法学生、医学生、美术生、文学工作者与从业人员聚居于两座城市。他们因某种机遇在此寄居下来,并且对他们的临时家乡深感满意,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所向往的一切。就来此地的目的而言,他们并没有白费工夫。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却对他们自己的专业了如指掌。而且,他们开始熟悉居住地的习惯、礼仪和舆论,并努力维系着地方传统。这样看来,我们当然无法离开大学,因为一座首都就是一所这样的虚拟大学。可问题是,人们所追求和受到的教育应该基于原则、依据规范、趋向终极目标,还是应该交给因循守旧的大师和学校,而置废除思想和损害真理的极端危险于不顾呢?
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教育本身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也提供相当多的佐证。宗教教育绝不可能只盛行于世界的中心城市,这一点从宗教教育的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宗教教育意在针对大众而非小众,其主旨是我们必须知晓的普遍真理,而非罕见难懂的深奥真理。但是,其主要教学目的与大学的教学目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宗教教育需要世上一切教育所规定的方法,即教师现身说法或神学上所谓的“口头传授”。教师让自己生动的声音、呼吸的方式、丰富的表情在其说教和传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丰富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和丰富的推理感染学生;将真理中各种各样微妙无形的精神灌输给学生;阐明并重申自己的观点;再三提出问题,不断纠正和解释;步步深入,而后归纳基本原则。以上这些教学方式都蕴涵于“传习”一词。教师通过这些方式向学生灌输思想,并让这种思想在学生头脑里扎根。
在基督教初期,传习乃是一项历时长久的工作,往往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破除刚刚入教的教徒在心灵上保持异教的错误思想。用基督信仰塑造新教徒的心灵,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圣经》可供那些自发研究者参考。但是圣依勒内毫不犹豫地承认,某些民族皈依了基督教,却又读不懂《圣经》。在那个年代,不会读写并非没有学问,可荒漠中的隐者按照字义上说就是目不识丁。然而,伟大的圣安东尼虽然不会舞文弄墨,但是与那些前来发难的哲学大家辩论时,却无人可及。古希腊所谓的“神秘宗教”也有着同样的原则,比如神圣“启示”的教理并不是在经传中见到,而是由传统保存下来。关于三位一体以及圣餐的道理,大概已流传了百年。它们见诸文字时尽管已经连篇累牍,但仍然不算翔实。
我想我已经解释得够透彻了。我现在的结论和开始的一样,大学是一个各类文艺荟萃的中心,各地的学生都到大学求学。既然你无法随处找到每种理想之物,那么你就得到大城市或商业中心去寻找。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堆积在一起的天然物品与人造精品,而在其他地方,却只能找到当地的特产。要知道,全国乃至全球的丰富物产都被送往大城市或商业中心。在那里有最好的市场,有最好的工匠,也有珍稀物品的衡量标准。那里是交易的中心,是时尚的风向标,是人才的聚集地。那里是参观一流画展的地方,是聆听美妙音乐和优秀演奏的地方,也是伟大的传道者、演说家、贵族与政治家的用武之地。当然,伟大与单一往往融为一体;精华往往蕴涵中心之所在。这样的地方便是大学——我差不多说了三四遍,但希望我这样的重复没让你们生厌。
这就是千百所学校都对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学者可以放心地进行广泛探索、预知在真理的法庭中遇到其审判官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心灵与心灵相互碰撞,学术与学术进行交锋,研究工作得以推进,各种发明得以印证和完善,错误得以纠正。就是在这个地方,教授口若悬河;教授既是传教士,也是布道者,他们以最为完善的流行方式展示其所学,以最大的热情讲授其所知,将自己对某一门学科的热情在听者心中点燃。就是在这个地方,教授以问答的形式充实其所教授的理论,每日用真理浇灌学生的心田,使真理渗透在学生与日俱增的理智之中。这个地方非常有名,从而让年轻人为之仰慕;这个地方也很漂亮,足以让中年人为之爱慕;这个地方有着其庞大的脉络,可以让老年人为之倾心。这个地方是智慧的摇篮,也是世界的明灯;是信仰的传教者,也是青年的母亲。实际上,大学的意义还远不仅如此,其他的意义有待头脑比我聪明、文笔比我生动之人加以描绘。
这就是大学的理想与目标。大致上说,过去的理想与目标如今已成事实。这种理想与目标是否永不改变,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将借助基督的力量,在圣母玛利亚的眷顾下,以圣帕特里克的名义继续探索之。
- 银版照相术是将一块镀上一层银的铜盘,用碘处理之后,将此铜盘置于黑盒子里曝光。然后将曝光之后的盘子用汞蒸汽还原出黑色的银,而显现出在黑盒子里捕捉到的影像。这种照相法是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的,盖达尔把这种摄影技术称为银版照相术。
- 牛津大学创建于1167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具有世界声誉,它在英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着世界性的影响,英国和世界很多的学子们都以进牛津大学深造作为理想。
- 博洛尼亚大学,欧洲四大文化中心之首,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建立于1088年,坐落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首府博洛尼亚。但丁、彼特拉克、伊拉斯谟、伽利略、哥白尼等都曾在这里学习或执教。
- 萨拉曼卡大学,建校于1218年,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从建校起到16世纪末,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
- 神秘宗教(Mystery Religion),一译“秘传宗教”。系希腊罗马时期普遍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各种秘密传授的宗教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