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研究 The Study Of Poetry

[英]马修·阿诺德

主编序言

马修·阿诺德是著名的英国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之子。他1822年出生在拉利汉姆，在温彻斯特和拉格比公学上过学；1844年获得去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学习的奖学金，荣获纽迪吉特英国诗歌奖；1845年当选为牛津大学奥列尔学院研究员。几年后，他成为该校督察，主持该校董事会的日常工作长达三十五年。他在牛津大学教授诗歌十年，1883年至1884年，他到美国发表演讲，于1888年去世。

由于阿诺德在诗歌和散文两方面都很杰出，在现代文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他的诗学著作属于其早期职业生涯的作品，于1867年完成。在首次出版的时候，他的诗歌读者人数很有限，但在阿诺德的人生中，其诗歌的地位稳步上升，尽管他从此之后不再写新诗。现在许多文学评论者认为，他的诗歌比散文更有生命力。其诗歌优美之处在于优雅的感觉、崇高的思想、精湛的表达和温和的忧郁。

在散文方面，阿诺德的写作主题甚广——教育、社会、政治，特别是文学和宗教。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抨击被认为是他作品的致命之处，也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不善于处理涉及宗教批判作品的技巧问题。在文学批评领域，他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们阅读传统经典作品和发现外国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做出不少贡献。下面这篇题为《诗歌研究》的文章——他的名篇之一——也许可以佐证他所特有的生动活泼和令人难忘的风格：出色、准确地表现出细致入微的欣赏力，特别是他的雄辩。也许当下没有一篇批评文章能够像这样造出这么多文学词汇，或鼓励读者以高度明确的判断标准进行阅读。

查尔斯·艾略特

诗歌的未来不可估量，它拥有崇高的使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将在诗歌中感受到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靠的存在。没有什么信条亘古不变，没有什么被认可的教条不值得怀疑，没有什么广为接受的传统不面临消逝的危险。我们的宗教已然在假设的或具体的东西中物质化，如今现实又正在抛弃它。但是，对于诗歌来说，思想就是一切，剩下的就是幻觉，神圣的幻觉。诗歌赋情感于思想，思想就是事实。当今宗教中最强大的部分也就是它的那些无意识的诗歌了。

请允许我引用自己的这些话，在我看来，“将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应该伴随着我们，并指导我们学习所有的诗歌。在目前研究的诗歌作品中，我们要跟随一条支流的进程，这条支流对世界诗歌之河具有重要贡献。在此，我们应邀追溯英国诗歌的源流。但是，无论我们是想追随诗歌大河中的某一条支流，还是想要了解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致的。我们应该设想诗歌的价值意义重大，大于我们以往的设想。我们应该设想诗歌有更高层次的用途，并赋予其更崇高的使命，高于通常所认定的使命。越来越多的人将发现，我们不得不寻求让诗歌来为我们诠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我们用来传递宗教和哲学的大多数形式将为诗歌取而代之。我想说，要是没有诗歌，科学将显得不完整，因为华兹华斯精练地称诗歌为“所有科学完整的表达中慷慨激昂的表达”，没有相应的表达又如何完整呢？同样，华兹华斯还精练地称诗歌为“所有知识的呼吸器官和崇高精神”。我们的宗教就像大众现在心目中所依赖的精神；我们的哲学因其因果关系的推理以及有限、无限的存在而引以为荣。诗歌是什么？只是知识的影子和梦幻的显现吗？总有一天，我们将会惊叹自己很认真地对待诗歌，信任诗歌。我们越是认为诗歌空虚，就越应该重视诗歌提供给我们的“知识的呼吸器官和崇高精神”。

但是，如果设想诗歌有崇高的使命，那么我们需要给诗歌设立高标准，以期能够实现崇高的使命，诗歌必须是高层次的、卓越的。我们自己也需要习惯于高标准和严判断。圣佩韦说，有一天有人在拿破仑面前被说成是江湖骗子时，拿破仑说道：“你尽管行骗吧，试问这世上什么地方没有江湖骗术？”“是的，”圣佩韦回答说：“在政治上，在统治人类的艺术上，这也许是真实的。但是，在思想和艺术上、在永恒的荣耀和尊敬方面，欺骗是找不到任何入口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高贵之处。”这一说法令人钦佩，让我们铭记在心。在诗歌中，思想和艺术已融为一体，它是荣耀、永恒的荣誉，江湖骗子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荣耀或荣誉，诗歌这一崇高领域神圣不可侵犯。江湖骗子混淆或抹杀优劣之间的区别、健全和不健全之间的区别、真实和不真实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行骗之术，有意识或无意识，随时都想混淆或抹杀这些区别。在诗歌中，超越其他任何事物不允许混淆或抹杀这些区别。因为在诗歌中，存在优劣之间的区别、健全和不健全之间的区别、真实和不真实之间的区别，它们都很重要，因为诗歌有着崇高的使命。在诗歌中，正如根据诗意的真理及其的美感所设的条件而制定对生活的批评一样，我们已经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人类会寻求精神的慰藉和存在的力量。

我们会发现，最优秀的诗歌是我们所想要的，它具有一种取悦我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其他事物所没有的。优秀的诗歌有更清晰和更深刻的意义，它所带来的力量和快乐最为宝贵、最有意义。然而，这样的诗歌有一种难以回避的东西，这种东西往往让我们意识模糊，不知我们的利益何在，从而分散了我们的追求。因此，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在脑海中设定这种东西，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可以强迫自己不断地回想这一点。

是的，不断地阅读诗歌，寻求优秀诗歌所带来的力量和欢乐，这些应该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并指引我们对所阅读的诗歌做出评价。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真正的、唯一真实的评价容易被历史评价和个人评价所取代，后两者用于评价诗歌都是谬误。一位诗人或一首诗可能从历史的角度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也可能因我们个人的原因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一个国家的语言、思想和诗歌的发展过程是深刻有趣的，我们视一位诗人的作品为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样很容易使我们视诗人的重要性要高于诗歌本身真正的重要性，我们可能在评论诗歌时用很夸张的语言去赞美它，简而言之，对它有过高的评价。因此，在我们的诗歌评判中出现由这种评价所造成的谬误，我们可以称这种评价为历史性评价。再者，一位诗人或一首诗可能因我们个人的原因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个人的亲和力、喜好和境遇，有巨大的力量使我们去评价这位或那位诗人的作品，让我们更多地把它作为诗歌来关注，而更少关注它本身真正拥有的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很重要，或者说一直以来都很重要。在此我们也可能高估了我们感兴趣的对象，用了相当夸张的赞词。因此，在我们的诗歌评判中有了第二种谬误——由这种评价所带来的谬误，我们可以称为个人评价。

出现这两种谬误都很自然。显然，对诗歌历史和发展的研究，可能让人容易在面对曾经引人注目但现在模糊不清的诗作时停滞不前，易于因公众粗心的遗漏而引发争吵，遵循更多的传统习惯。在民族诗歌中，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或有名的作品不知道缺少什么，不知道它们留存下来的原因，不知道诗歌成长的全过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法国已经研究了被他们长期忽视的早期诗歌，在这一研究中就有一大部分人对那些早期古典诗歌不甚满意。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佩利松曾责备这些诗歌缺乏真正的诗意，它们贫乏且猖獗到了不懂礼数的地步，可在法国却一度被绝对看作是古典诗歌的完美之作。他们的不满也很自然。一位学识渊博的评论家，克莱门特罗特的编辑查尔斯·黑里卡特先生说：“经典周围的荣耀是迷雾，因为它对文学的未来而言是危险的，使历史目标无法达到。”他继续说道：“它阻碍我们看到更多的方面，如终极目标和特别的东西；阻碍我们看到作品的思想和概要。它替代人相学的光环，把一尊雕像放在曾经是真人的地方，追溯劳动、尝试、弱点和失败的过程却对我们讳莫如深，声称不在研究而在崇拜，不向我们展示它是怎样完成研究，而是将典范强加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对历史学家来说，经典人物的创造难以接受，因为它把诗人从他的时代及其正常生活分离，打破历史关系，通过传统的赞赏来蒙蔽批评，使文学渊源的调查研究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它给予我们的不再是人物，而是坐在其完美作品中纹丝不动的一尊神，这尊神就像奥林匹斯山上的木星一样，让年轻学生很难相信那些离他们遥远的作品不是神圣的创作。”

所有这一切都是语出惊人、引人关注的评论，可我们一定要有所区别。一切的区别都取决于诗人经典作品的真实性。如果诗人是不可信服的典范，我们就筛选他们；如果诗人是虚假的典范，我们就忽视他们。但是，如果诗人是真正的典范，其作品就属于最优秀的一类。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一如既往地深度感受和欣赏他们的作品，欣赏所有经典作品之间的差异。这样做十分有益，将影响到未来的发展，也是从诗歌研究中得到的一大好处。一切对这种做法的干扰和阻碍都十分有害。诚然，阅读经典我们必须擦亮双眼，而不是被迷信蒙蔽双眼；当诗人的作品未获成功，没有步入最优秀行列时，我们也必须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予其适当的价值评价。但是，这种批评的运用并不在于其本身，完全在于使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优秀作品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入的欣赏。追溯真正经典诗歌中的劳动、尝试和不足，让自己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生活和历史关系，只是人们单纯的文学艺术趣味，除非人们对作品的结果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入的欣赏。可以说，我们对经典作家知道得越多，就越应该更好地欣赏他们；如果我们像玛土撒拉一样活得很久，那么我们可能就有无比坚定的意志，这可能会在现实中做到，因为它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是，这和小学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要求他们打下叙述语言学的基础，在理论上，这是对希腊和拉丁作家可敬的赞赏做令人钦佩的准备，奠定更扎实的基础，以便能够更好地欣赏作者——如果时间不是这么短暂，小学生的注意力肯定分散。但是，事实上，只有优美的语言才广为人知，而作者却鲜为人知、不被欣赏。诗歌“历史渊源”的研究者也是如此。这些研究者应该欣赏真正的经典之作，更好地为研究服务。他们经常在欣赏最优秀作品时有所分心，使自己忙碌于阅读不太优秀的作品，对于这所带来的麻烦，他们很容易夸大其词。在当前诗歌中追溯历史渊源和历史关系不容忽视。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东西将转嫁给那些对诗人有高度赞赏的编译者，而不转嫁给对其没有特别偏好的人。另外，分析诗人并出版其作品会使我们倾向肯定或放大他的能力。因此，在当前诗歌研究中，有很多诱惑影响着我们——重视历史的评价或个人的评价而忽视真正的评价。如果我们想要从诗歌中得到极大的益处，我们就必须采用真正的评价。我认为，在研究诗人和诗歌时，我们在脑海中应把真正的评价牢牢地设定为目标，把实现它的欲望作为原则，不管我们阅读到什么或了解到什么，我们都有必要回到这一点。当阅读或学习许多新东西时，我们总是有必要回到原则上。

当我们研究古代诗人时，历史评价很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表达；当我们研究任何现代或当代诗人时，个人评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表达。历史原因造成的夸张言辞也许对它们自身不是很重要。夸张的言辞难以为一般人所接受，甚至舞文弄墨者自己对其也不甚了了。但是，它却导致语言滥用的危险。因此，我们就听到有人把我们的诗人凯德蒙与弥尔顿做比较。我已经注意到，一个颇有成就的法国批评家对“历史渊源”的关注，另一位杰出的法国批评家维泰先生评论过法国早期诗歌名作《罗兰之歌》。这的确是一首十分有趣的诗歌。行吟诗人在和黑斯廷斯与威廉的征服者的军队中，行进在诺曼军队的前面，据说如此，歌唱着“查理曼、罗兰和奥利佛，死在伦塞斯瓦列斯的奴仆”。行吟诗人的诗作《罗兰之歌》保存在牛津大学博得利图书馆的一份12世纪手稿中。我们当然了解行吟诗人所唱圣歌的主题或其中一些词语。这首诗很有活力，清新淡雅却不无悲怆。但是，维泰认为，它很有诗意，是一首具有很高历史和语言学价值的诗作，一部精美的鸿篇巨制，一座史诗天才的丰碑。他在这首诗歌的构思中看到了诗人宏大的构想，在这首诗歌的细节中发现了伟大与简单的结合，这些都是一部真正史诗的标志，真正史诗有别于文学时代的虚假史诗，他确实这么说。一想到荷马，就给予荷马以赞美，公正的赞美，没有比这种赞誉更高了，这种赞誉是给予最杰出的史诗，其他作品无法分享。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吟唱《罗兰之歌》吧。罗兰受了致命伤，躺在一棵松树下，他的脸转向西班牙和敌人：

“那么多的回忆在他脑海闪现，

那些被他打败的英雄领主和他们的土地，

亲爱的法兰西，

还有家族中伟大的先辈们。”

在此我强调一点，这是原始的作品，此诗作具有不可否认的诗意。它值得我们这样赞美，这种赞美对于它来说是充分的。

在此我们来到另一个世界，阅读另一种水平的诗歌；它们同样值得赞美，就像维泰先生高度赞美《罗兰之歌》一样。如果我们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的判断有什么可靠性，那么我们绝不能把那种高度的赞美给予水平极其低劣的诗歌。

事实上，对于判断什么诗歌属于真正优秀的作品，比起总记着大师的文字表达并将其作为其他诗歌的试金石更有用。当然，我们不要求其他诗歌与这些诗歌相类似，因为其他诗歌可能会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用智慧发现真正优秀的作品，将它们铭记在我们的脑海中，那么它们会是绝对可靠的试金石，用来检验高品质诗歌的存在与否及其品质，我们可以将其用于所有其他诗歌。短文即使是一行文字，也可以充分为我们所用。以上文引用的荷马的两行诗来说，关于海伦诗人提到她兄弟的评论。

以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哈姆雷特沉睡时告诫的几行诗为例：

“高高的桅杆令人头晕目眩，让人害怕，狂风暴雨让船上男孩睁不开眼，站不稳脚，在狂风巨浪中船只像摇篮一样……”

再看哈姆雷特对霍雷肖的哀声请求：

“要是你曾把我拥入怀抱，

你短暂地失去幸福，

在这冷酷的世界痛苦地呼吸，

讲述我的故事……”

现在，看一段弥尔顿诗歌风格的文字：

“如此晦暗，然而又发着光，他们的头顶上都是天使；但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泪痕，他褪色的脸颊写满顾虑……”

接着，再看这样的两行诗句：

“有勇气就永不屈从，永不屈服

永不失败……”

最后，以普洛塞尔皮娜那句精湛的结束语为例：

“……带给塞雷丝那所有的痛苦，

在世界中追寻她。”

如果我们有才智并能运用它们，那么，这几行文字足以使我们对诗歌保持清醒的认识、合理的判断，把我们从对诗歌的错误评价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对诗歌有真正的评价。我所引述的范例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可它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具有很高的诗意。如果我们为它们的力量所彻底征服，那么我们应该发现，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识别能力，使我们能去感受存在的诗意及其缺陷。批评家花了大量精力勾勒出高品质诗歌的抽象特征。这比简单地寻求具体的例子要好得多。他们以高质量的诗歌为例，并说：它们所表达的就是诗歌高品质的特点。比起通过仔细阅读评论家的论文，通过感受大师的诗歌，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些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急需对诗歌做出一些评论，那么我们不仅要思考诗歌本身，而且还要思考人物角色在诗歌语境中有何言行举止。诗歌的特点既存在于诗歌的主题，也存在于诗歌的风格。主题和风格二者都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力量的标志和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要抽象地定义这种标志性特点，那么答案一定是否认的，因为我们应该模糊这一问题，而不是澄清它。一首好诗在主题及其风格上的标志性特点和其他所有诗歌在主题及其风格上的标志性特点是相似的。

我们可以用以补充诗歌的主题是这样的一点，那就是用亚里士多德深刻的论断来指导我们，因为历史上诗歌的优势在于它更真实、更严肃。因此，我们以上所补充的最优秀诗歌之所以有其特别的品质，是因为其主题具有突出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让诗歌在风格上显现名诗特征的是其措辞，甚至是其行文方式。另外，尽管我们区分了诗歌优越性的两个特征，然而两者联系非常密切。最优秀诗歌在真实性和严肃性方面所具有的特点，与形成其风格的措辞和行文密不可分。这两个特点密切相关，二者有固定的比例。到目前为止，因为诗歌的主题极度缺乏诗意、真实性及严肃性，所以其风格也同样极度缺乏措辞和行文的诗意品质。此外，因为诗人的风格缺乏这种措辞和行文的高品质标志，所以其主题也缺乏高度诗意化的真实性与严肃性。

对以上那些诗歌特点，如果我不是做生硬的笼统概括而是应用，那么我希望每个诗歌学习者自己能应用它们。自己的应用会比我的论述在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个人的欠缺也无法让我全面应用以上所提出的理论。但是，我至少希望它们会有意义，并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更牢固地建立起重要的原则，我会坚持不懈，一直追溯到英国诗歌历史的源头。

让我们再次回到法国的早期诗歌，它与我们英国诗歌的起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2世纪至13世纪，在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发展阶段，法国诗歌在欧洲具有明显的优势。法国诗歌分奥依语诗歌和奥克语诗歌两大部分。奥克语诗歌、法国南部诗歌和行吟诗歌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意大利文学有过影响；现代欧洲文学首次受到真正的关注，给世界带来了像但丁和彼特拉克那样的“文学典范”。但是，这一时期法国诗歌在欧洲的优势应该归功于奥依语诗歌、法国北部诗歌和方言诗歌（也就是现在的法语诗歌）。12世纪，浪漫的法国诗歌在英格兰，也就是在盎格鲁—诺曼国王的宫廷里十分盛行，比在法国还要盛行，也盛行得更早。正是因为法国诗歌的盛行，就像英国诗歌自我定型一样，所以法国诗歌中的浪漫诗也自我定型。12至13世纪占据欧洲心脏和富有想象力的浪漫诗是法国诗。正如索西公正地说：“法国诗歌是法国文学的骄傲，我们的诗歌无法与之抗衡。”法国浪漫诗的主题包罗万象，可浪漫的背景是这些主题所共有的，所以法国诗歌受到欧洲人的关注。这促成法国诗歌、文学和语言在中世纪鼎盛时期所占有不可改变的主导地位。

“现在通过这本书，首先您将了解到希腊著名的骑士精神和诗歌，然后把骑士精神和诗歌传递到罗马，现在它们来到法国。但愿上帝保佑它们能在法国久留，因为法国太讨它们喜欢了，由于在法国享有荣誉，也许它们将永远不会离开法国！”

然而，现在什么都没了，法国式浪漫诗的主题分量和风格力量在特鲁瓦基督教经节选中并未加以公正的体现。只有通过历史评价的途径，我们才能被说服不去想其诗意的重要性。

但是，14世纪有位英国人润色过这首诗，用这首诗来传道，并从中获取词语和韵律。甚至意大利人也引用过这首诗。然后，乔叟立即从中衍生其新诗的那诗节，他可能在法国获得依据和建议。乔叟同时代的人为他着迷，可特鲁瓦基督徒和埃申巴赫的沃尔夫勒姆同样让人着迷。然而，乔叟的魅力却是永恒的；他的诗的重要性千真万确，无需借助历史来评价。乔叟是喜悦和力量的真正源泉，这一源泉永不枯竭。人们在诵读他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比现在将会有更多人诵读他的诗歌。尽管他的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有难度，可同时我认为，彭斯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就像彭斯的诗一样，乔叟的诗确实很难让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也很难让人克服语言障碍。

如果我们问自己乔叟诗篇中何处能找出超越浪漫主义诗歌的那部分，为何经历了乔叟却感觉自己是在另一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先找出其长处、作品主题和风格。他的主题突出特点源自他的自由、简洁、清晰且善意的人生见解，这一特点与浪漫主义诗人截然不同，是一切智慧的核心。乔叟没有浪漫主义诗人的那种无望，他拥有了解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人性核心的、最真实的视角。说到这，我们不得不想起《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言。英国诗人德莱顿对该序言有过正确的评论：“根据谚语，我们足以说这序言沐浴着‘上帝的富足’。而且，他仿佛是永不枯竭的灵感喷泉。”正是因为事物能得以完美的体现，诗篇对生活尖锐批判的主题才显得真实，而乔叟的诗也具有这种主题的真实性。

如果我们最先想到浪漫主义诗歌，尔后再想到乔叟行云流水般的措辞和行文，那么我们就很难适度地界定他的作品风格和创作方式。风格与方式难以回避，它们证明了乔叟后人所说的“言辞金露”中所有欣喜的合理性。约翰逊批评德莱顿归纳乔叟第一个用极致数词时，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并说高尔也可以用流畅的数词和容易押韵的词。极致数词的意味远不止这些。一个国家可能有诗人用流畅的数词和容易押韵的词，也可能没有真正的诗歌。乔叟既是英国诗歌之父又是“纯净英语之源”，因为他的措辞和行文开时代之先河，建立起新传统。在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济慈中，我们可以追随乔叟清新透彻的措辞和流畅优美的行文。同时，在这些诗人中，就是乔叟的清澈的措辞才让我们感受到这些诗人的美德，也就是他流畅的行文才使美德变得令人无法抗拒。

尽管我的文章篇幅有限，可是我必须找出空间去例证乔叟的美，因为我已经举例并展示过伟大经典作家的美。我想说，一行诗就足以显示乔叟诗歌的魅力，比如以下这样的一行诗：

“所有的烈士都因荣誉而联结！”

这行诗具有形式美和行文美，这些美是我们在所有浪漫诗歌的诗节中找不到的，不能说明什么。除了那些被我命名为乔叟传统的特殊继承者外，这种美也许在我们所有的英文诗歌中都找不到。如果我们没有乔叟文笔的记忆，只用这一行诗说明问题那未免显得太单薄了。那就让我们列举他的一节诗。这一诗节出自《女修道士的故事》，讲述一个基督徒的孩子被一个犹太人谋杀的故事：

“赛德这孩子，以仁慈的方式

把我的喉咙连同颈骨统统切开，

是的，很久以前，我本该死去；

耶稣基督，因为你们在找书籍，

他的荣誉必将长存，让人铭记，

人们还将崇拜他亲爱的母亲，

然后我可以大声高唱阿尔玛。”

华兹华斯已经把这个故事改写成现代诗，想要感受诗句的魅力有多么雅致，我们只有在读完乔叟的诗后，再去读华兹华斯改写的这节诗的前三行：

“我相信我的喉咙已被切到骨头，

赛德这个年轻的孩子，十分仁慈，

是的，几小时前我本应该就死了。”

华兹华斯的这节诗毫无魅力可言。人们常说，乔叟诗句的优雅和流畅有赖他对语言自由谨慎的处理，这在现在不可能做到。依赖于自由度，就像彭斯也钟爱的那样，诗人可以通过添加音素把“neck”（脖子）、“bird”（鸟）这样的词变成双音节词；通过添加一个不发音的e把韵律词变成双音节词。乔叟诗歌的流畅性是与诗歌的自由度相结合，诗歌的自由度很好地服务于流畅性，我们不应该说它依赖于自由度，而应该说依赖于他的天赋。其他自由处理文字的诗人达不到乔叟的流畅性，彭斯也达不到。再强调一次，拥有和乔叟一样天赋的诗人莎士比亚、济慈等已知道在缺乏诗歌自由度的情况下如何达到其流畅性。

然而，乔叟不是最伟大的经典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轻松超越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所有浪漫诗，让英国同时代的其他所有诗歌黯然失色，也超越随之而来直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歌。他的诗歌真实的诗意与自然的风格相结合。尽管如此，可我还是认为乔叟不是最伟大的经典诗人之一，因为他的诗歌不具备经典诗人的韵律特点。只举基督教第一个经典诗人的名字就能意指乔叟诗歌缺乏韵律的特点。这样的韵律在不朽诗人但丁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比如：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

这些诗歌完全超出乔叟的能力范围。我们赞美乔叟，可我们觉得他的诗歌不具有韵律特点。人们可能认为，那个时期诗歌发展是任何英国诗人无法企及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要采取真实而非历史的方法评价诗歌。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乔叟诗歌所缺乏的韵律，毕竟韵律是最优秀最光辉的诗歌必备的东西，或者说，乔叟诗歌所缺乏的无疑是极其突出的严肃性。严肃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诗歌美的要素之一。乔叟诗歌的主题，其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生活的评价显得广博、自由、精明和亲切，可缺乏高度的严肃性。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对于生活的评价就具有高度的严肃性。正是这种严肃性使我们的灵魂有所依归；随着对诗歌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特点给予我们可以倚赖的东西——这种诗歌美将越来越受到尊重。在乔叟之后的五六十年，来自巴黎的贫民窟和贫穷的维庸人的声音，比起乔叟的所有作品，展现出来了更多重要的严肃的诗歌美[如，在《老情妇》（La Belle Heaulmière）的最后一节]。维庸人的诗歌或类似维庸人的诗人作品中表达了这种幻影和飘浮不定。诗人的崇高和伟大以及他们作品的永恒的美正在于他们对生活的批评力度。

虽然我们赞美乔叟，可他作为诗人肯定存在其局限性，因为他缺乏经典诗人的严肃性及其相关的诗歌美的要素。然而，关于乔叟，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尽管他的诗意缺乏很强的严肃性，可他的诗歌内容与主题具有真实性，相应的，也有自己高雅的风格和诗歌的美感。他写出了那个时代真正的诗歌。

我现在无需将论述停留在伊丽莎白诗歌时代，或继续谈论弥尔顿的诗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弥尔顿诗的评价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是最伟大的诗歌，同时也认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是我们的诗歌典范。下一个时代我们对诗歌的评价又将产生新的分歧。诗歌的历史性评价自身已经形成体系，问题是，它是否会与真正的评价相吻合。

我们相信，德莱顿的时代连同接下来的18世纪会产生自己的诗歌经典，甚至会在诗歌领域取得进展，超越所有的前辈。德莱顿认为“英国诗歌的美妙从未被前辈们所理解和践行”的观点没有较多的争议。考利在乔叟的诗歌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德莱顿尽情地欣赏乔叟的诗歌，并且正如我们所见，他还极度称赞乔叟诗歌的内容。但是，在乔叟高雅的诗风和优美的行文中，德莱顿能说的是“其中有苏格兰曲调粗犷的甜蜜、自然和欢快，尽管不尽完美”。阿迪森比较过乔叟和德莱顿的作品，他更倾向于赞美乔叟数词的使用。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对早期好诗的刻板赞词甚至出现在德莱顿、爱迪森、蒲伯和约翰逊的诗歌中。德莱顿和蒲伯的作品是诗歌吗？如此考问他们诗歌的历史性评价已自成一体，历久弥坚，以至于无法轻易退出诗坛而让步于真正的评价？众所周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否认历史性评价。但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所拥有的权威性对年轻一代影响不大，有很多现象表明，18世纪及其评价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是18世纪经典中最受欢迎的诗人吗？

由于能力所限，我目前还无法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文人不会在专断评价德莱顿和蒲伯这两位文学大师中退缩？这两位诗人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天资，其中德莱顿在所有方面都精力充沛。然而，如果我们要大大受益于诗歌，我们的确得对德莱顿做出真正的评价。在目前这种毫不冒犯的评价中，我想寻找一些成功的模式。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在马上开始寻找，因为有了人们真诚的赞美，我们就很容易开始寻找工作。

我们发现，伊丽莎白时期荷马作品的译者查普曼在他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表达：“尽管真理赤身裸体地坐在如此深的大坑里，从地球到极地和恒河，很少有人能听见真理。然而，我希望那些少数人在这里能发现并确认真理，是真理不该再躲在阴影里的时候了，诗人应该将他们的想法公之于众。”——我们认为，这样的散文让人无法接受。当我们发现弥尔顿写过：“不久之后我证实了，这种想法不会挫伤他以后写赞美事物的好作品的积极性，他自己应该是一首真正的诗。”——我们认为，这样的散文有其伟大之处，可它毕竟已经过时。当我们发现德莱顿告诉我们：“维吉尔在他充满活力的年代舒舒服服地写作，而我却在垂暮之年着手翻译，与贫困挣扎，受疾病折磨，才华受限制。”——然后我们大声呼喊，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英国散文，如果知道如何评价散文的话，我们会很喜欢评价这样的散文，尽管德莱顿和弥尔顿属于同一时代的人。

但是，王政复辟（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复辟）之后，我们意识到国家急需从清教徒的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可这种解放产生了过多的负面影响，以致造成对人们生活的疏忽和损害；18世纪的历史潮流向我们表明，要是没有这些负面影响，宗教解放就无法实现，不过宗教解放最终还是实现了。如果让宗教偏见继续存在下去，它必将阻碍国家前进的步伐，不过国家还是摆脱了宗教偏见。正如那个时期对宗教充满偏见一样，对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优美的散文，一篇优美的散文所具有的特质是规律性、均匀性、精确性和平衡性。文人的使命是给自己的国家写出优美的散文，可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规律性、均匀性、精确性和平衡性等特质必须占其主导地位，甚至散文家和诗人要给予它们近乎全部的关注。

散文在理性时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作品，我们认为德莱顿是散文最著名的创始人，蒲伯是杰出的大祭司。他们的使命及其诗歌像他们的散文一样令人钦佩。如果你问我，德莱顿是不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乳白的雌鹿正在长生着。

都饲养在草地上和森林里。”

那么我的回答是：他开拓了理性时代的散文，我为其宗旨深感钦佩。如果你问我，蒲伯是不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我对豪恩洛斯希思和班斯特德指出，

“那是你的绵羊和我的小鸡。”

我的回答是：我为他是理性时代散文的大祭司及其宗旨深感钦佩。但是，如果你问我，这句诗是否出自那样的人？对生活那样批评是否有足够的诗意？他对人生的批评是否有很高的严肃性？他的批评是否具有诗歌的广博、自由、洞悉和仁慈？如果你问我，在这个人的诗句中，他的思想是否常常有力地注入他们所描写的生活中？如果你问我，诗歌要么有充满诗意的人生批评事件，要么有其难以割舍的东西，他的诗歌是否具有这样的特点？

“使你远离幸福一段时间……”

或者：

“那还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或者：

“所有的烈士都因荣誉而联结！”

我的回答是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些特点，因为这是理性时代散文创始人的诗歌。尽管德莱顿和蒲伯可能会写诗，尽管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诗人，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诗歌典范，而是我们的散文典范。

格雷是那个文学时代的诗歌典范，他的地位非凡无比，在此我需要说明几句。那些对生活有独特见解的诗人并不像德莱顿和蒲伯那样有大量的诗作，前者更有条件来到这个时代。但是，格雷与伟大的诗人共同生活，尤其是与希腊人一起生活，不断向他们学习，欣赏他们，借鉴他们关于生活的诗歌观点，也借鉴他们的诗歌形式。对他来说，观点和形式不是自己拥有的，而是从其他人那儿学来的，并且他对其加以自由充分的应用。阿狄森和蒲伯从未运用过它们，然而格雷偶尔却运用了它们。在我们的诗歌典范中，格雷最微小最脆弱，可他毕竟是一位经典诗人。

从格雷之后到18世纪末，我们遇到了伟大的彭斯，进入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诗人的个人评价开始盛行，而对他们自身真实的评价却难以进行。自身偏袒和国家偏袒有令人不安的压力，使我们无法真实地评价彭斯的诗歌。彭斯的英语诗歌总体上属于18世纪，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在这个堕落的时代

看着毫无防备的无辜猎物，

因为狡猾的骗子指引错路，

而柔韧的舌头，

吮吸着平等的生命线。”

很明显，这不是真实的彭斯，或者他的名字和声誉很久以前就消失了。这也不是克拉琳达与西尔万德的爱情诗，更不是真正的彭斯。但是彭斯告诉我们：“这些英语诗歌使我非常困惑。我的英语掌握程度不如我的母语。事实上，我认为我的想法在英语里比在苏格兰语里更贫瘠。我曾经用英语来阐述邓肯格雷，但是我所能做的就是极度的愚蠢。”彭斯用我们的母语英语自然地写诗，我们很容易读懂，但是在这些诗歌中没有真实的彭斯。

真实的彭斯当然是在他苏格兰语的诗歌里。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许多这类诗都涉及苏格兰酒、苏格兰宗教和苏格兰礼节，苏格兰人的评价倾向于个人。苏格兰人习惯了这个充满苏格兰酒、苏格兰宗教和苏格兰礼节的世界；彭斯对此有一种柔情，他在自己的灵魂中途遇到自己。在这种柔和的情绪里，他读着像《圣节集市》和《万圣节》这样的片段。但是，不是偏爱他的同乡人读他的诗时，这个充满苏格兰酒、苏格兰宗教和苏格兰礼节的世界就是和诗人彭斯作对，对他十分不利，因为那个世界本身就不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而没人能否认描写美丽的世界是诗人的优势。彭斯的这个充满苏格兰酒、苏格兰宗教和苏格兰礼节的世界通常是残酷的、污秽的和丑恶的，甚至他的《科特的星期六晚上》也并不描写一个美丽的世界。毫无疑问，诗人对生活的批判可能存在这样的真理和力量，甚至征服世界，使我们欣喜。彭斯可能会战胜他的世界。的确，他经常击败他的世界，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打败并在何处打败他的世界。个人评价的偏见通常易于误导人，不过彭斯是首例，就让我们近距离地看一看他。

他的许多钦慕者告诉我们，他们拥有活跃的、真实的和愉悦的彭斯：

“请让我喝酒！酒给予我们更多，

多于任何院校给予我们的东西；

酒点燃智慧，唤醒对故乡的思念，

酒让我们为我们的知识深感剧痛。

是威士忌酒还是廉价的酒水，

而只是更强劲的药剂，

酒从不退却，而我们在痛饮，

喝下酒以应对我们的理念，

夜以继日不停地喝。”

彭斯的诗歌有大量的这类东西，可它之所以令人不满，不是因为那是酒神节诗歌，而是因为这些诗歌没有酒神节诗歌真挚的特点。他的诗歌里有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感觉，没人对我们说出他心中真实的声音，因此，这些东西意味着他的诗歌缺乏诗意。

彭斯的仰慕者更自信地告诉我们，他们拥有真实的彭斯，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在维护人类的独立、平等和尊严时，就像那首著名的诗篇《又何妨，又何妨》描写的那样：

“国王造就佩戴的骑士，

侯爵、公爵，凡此种种，

可一个正直的人却可能

以自己的信念标志自己！

这又何妨，这又何妨，

他们的尊严，凡此种种，

理性的精髓，价值的骄傲，

这些都高于凡此种种。”

当这个常常蔑视道德的伟大天才屈身说教时，他们发现了他宏大、真诚的绝笔，还有更多的：

“挚爱中最神圣的爱，

是无尽的沉醉，

不要尝试失意的徘徊，

尽管不该露出什么端倪。

我安放了罪恶，

隐藏的危险，

可是，哎呀，它让生灵变得冷酷，

麻木了感知。”

或者更高的笔调：

“是谁下定决心，是他独自一人，

只有上帝可以测试我们的力量；

他深谙每个和弦，各种各样的音调；每个春天，各种各样的偏爱。

然后在平衡中，让我们沉默无声，

我们从不能改变这一切；

已然逝去的必然可以计算，

但我们不知在抗拒什么。”

或者彭斯有更好的笔调，彭斯的仰慕者可能会说彭斯的笔调是无法超越的笔调：

“营造一个开心的家，

与妻儿共享天伦，

这是人生真正的悲怆和崇高。”

彭斯的仰慕者会跟我们说，彭斯的诗歌批判生活，他也将自己的思想注入生活！这点毋庸置疑。色诺芬告诉我们，引证的最后几行诗句中的说教意义几乎与所有苏格拉底学说所确立的目标一致。他应用语言娴熟，是一个具有超强理解力（需要我说吗？）的语言应用大师。但是，在至高无上的诗歌创作上所要求的思想抒发比在生活中娴熟的语言应用要多，思想的抒发定是由诗意真实性和诗意美原则规定下的一种语言应用。诗人的思想是文中的主题，高度严肃。高度严肃来自于绝对真诚，而出自于绝对真诚的高度严肃性正是这样的诗歌所具有的：

上帝的意愿是我们的和平。（In la sua volontade è nostra pace.）

这就像但丁对生活批判一样。你们能在我引用的彭斯诗句中感受到以上诗句所产生的力量吗？当然不能。如果我们有敏锐的感官，我们一定会意识到，在这些段落里我们没听到真诚的彭斯发自心底的灵魂之声。彭斯没从灵魂深处与我们对话，他或多或少是在说教。我们较少欣赏这种诗歌段落，错失这些诗歌段落里优美诗句的特点，他补偿我们的将会是我们更加赞美颇具特色的诗歌。

彭斯像乔叟一样缺乏高度的严肃性。他常常以充满忧郁的心情去表达，就像拜伦给阿比多斯新娘的座右铭的四行不朽的诗句。但是，彭斯的诗句里具有拜伦的诗句里所没有的更深层的诗歌品质，比如：

“我们从没有如此衷心地爱过，

我们从没有如此盲目地爱过，

从未相遇，或从不分离，

我们从不心碎。”

但是，彭斯写不出有如此品质的完整的一首诗。其余的在诗歌《向南希告别》中都是空话。我认为，我们对彭斯的评价是真实的，他的诗歌拥有事件的真实性和形式的真实性，可却没有经典诗歌的特点和美感。当彭斯内心里真正的那个诗人发言时，他对生活真实的批判是极具讽刺性。它不是：

“这至上的霸权，周密的计划，

我所实践的悲痛，

我在此坚定地停住，他们定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是你的决心！”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像评价乔叟那样评价彭斯。面对眼前的生活和世界，彭斯持有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博大、自由、精明、有益，因此是真正的诗学。他的表达形式及其所见所闻相互一致。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彭斯和乔叟有大位不同。彭斯以其狂野的巨大能量使乔叟式的自由在自己的诗歌里得以加强，乔叟式的仁慈得以加深，诗人怀有对事物的深深悲怆——对人性的悲怆，也对非人性的悲怆。乔叟的行文流畅优美，取而代之的是彭斯的富有弹性、无拘无束的快捷方式。尽管彭斯缺少一点魅力，可现在的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乔叟的世界比彭斯的世界更加公平、更加富有、更有意义。但是，当彭斯的广博和自由得到充分运用时，如在《山中小湖圆帽》中或在名作《愉快的乞丐》中更明显，他的诗歌天赋征服了他的世界。在《愉快的乞丐》的世界里，不仅有丑陋与肮脏，而且还有兽性与残忍。这篇作品是一首很成功的诗歌，其广度、真实和力量构筑起像《浮士德》中奥尔巴赫的地下室那样著名的场景，不过看上去好像人工雕琢痕迹严重，而且平淡乏味。确实，也只有莎士比亚和亚里斯多芬尼斯的作品才能与《浮士德》相媲美。

在此，彭斯的博大和自由如此畅快地为他所用。在彭斯的诗歌中，他的精明带有无限的诙谐与才智，同样他的仁慈带有无限的悲怆。他的表达方式完美无瑕，他一生的诗歌就是完美的答案，此类作品有如《邓肯格雷》《塔恩格伦》《口哨》《我将靠近你，我的朋友》《友谊地久天长》（可能开出一张很长的清单）。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彭斯，读者对他的真实评价一定很高。虽然他不是一位经典诗人，没有卓越伟大的经典之作，没有一首诗能上升到对生活的高度批判，也没有像前辈那样富有美感的诗篇，可他却是一个只有完全真实内容和回应真实风格的诗人，带给我们一首首强劲有力的诗。我们所有人倾向于对可怜者抱以同情，可我们之所以倾向于赞美彭斯，多半是因为彭斯善于应用打动人心的手法，这种手法有时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甚至感到痛苦。比如，就像以下这样的一首诗：

“我们两个在河上戏水，

从早到晚，

但是在我们之间的海洋咆哮着，

友谊地久天长……”

在这首诗里，措辞精美，语法正确。也许，因为他的诗歌结构较容易平衡杰作的完美笔风，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益的诗人。对于被雪莱的个人评价误导的追随者来说，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现在被误导将来也可能被误导那样，那种高贵的精神制造出许多文字和图片的彩色阴霾。

“气味刺鼻的空洞里的暗淡”

没有什么比与彭斯作品的极致俏皮和完美接触更为受益的东西了，与上一诗句并行的是：

“在黑夜和清晨的边缘，

我的骏马习惯于呼吸，

但是地球只是耳语了一个警告，

他们的飞行肯定比火更加迅速……”

在《普罗米修斯被释》中，多么有益地将《塔恩格伦》中的诗句放在此处：

“我的明妮不断地使我听不到，

并吩咐我小心一个年轻男子，

她说他们阿谀奉承，欺骗我，

但是她怎样评价塔恩格伦？”

但是，当走进离我们如此近的时代的诗歌时，我们好像走进拜伦、雪莱和华兹华斯的诗歌烈焰燃烧的火场——通常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评价不仅带有个人倾向，而且带有个人激情。至于我的评价宗旨，我想能以彭斯为例那就足够了。在我们研究的作品评价中，彭斯是首位有明显个人倾向的诗人，研究结果意味着，我们可以怎样以伟大的经典作家作为试金石纠正个人评价，就像我们先前用同样的方法纠正我们所遇到的历史评价一样。当前的文集列有一连串名人和名诗，为我们下定决心努力真实公正地评价诗歌提供一次良机。为此，我正寻求一种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的实践中，以让所有想用的人应用它。

无论如何，方法和评价的目标在于引导，并且达到引导的目的。如果它们确实起到引导的作用，那么它们就实现了其所有的价值——能够十分清楚地感受并深度欣赏诗歌真正的经典佳作。文章结尾，我再说一遍，这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我们经常被告知，我们这个时代是开放的，身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普通读者和普通作品。普通读者无需也无法欣赏比普通作品更好的东西了。这样，图书产业就会变得有利可图，成为大产业。即使佳作在世上失去其文学价值，可它仍值得我们自己继续欣赏。但是，尽管世上出现了货币价值，可佳作永远不会失去其文学价值，也永远不会丧失其在文坛上霸主的地位。文学作品在世上总是价值连城，实际上，这不是因为世人有意的选择，而是因为它蕴涵着更深刻的东西——人性自我保护的本能。

1. 发表于1880年，作为《英国诗人》的概论，由托马斯·汉弗莱·沃德编辑。——著者注
2. 玛土撒拉，在希伯来语旧约《圣经》记载中，亚当第七代的子孙，是最长寿的老人，据说他在世上活了969年。
3. Heaulmière这个名字据说是来源于妓女佩戴的作为标志的一个头饰（头盔）。在维庸的民谣中，一个可怜的这个阶级的老家伙悲叹她那些青春和美丽的日子。民谣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Ainsi le bon temps regretons Entre nous，pauvres vieilles sottes，Assises bas，a croppetons，Tout en ung tas comme pelottes;A petit feu de chenevottes Tost allumées，tost estainctes．Et jadis fusmes si mignottes！Ainsi en prend à maintz et maintes.”“因此我们为过往的美好时光感到遗憾，可怜的愚蠢的老东西，低坐在我们的脚后跟上，堆在一起像如此多的球。一点小火，很快地点燃麻秆，然后很快就燃尽了。我们曾是这样的宠儿！许许多多的人都有如此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