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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

中国在梁庄: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 作者:梁鸿 著


迷失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几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六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清新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旁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镇子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型,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逢集市,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来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中。在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间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有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虽然原来的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也给人以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欠下的债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梁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过世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作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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