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按计划，今天对父亲进行“访问”。说访问有点奇怪，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关于他的故事，他小时候的聪明伶俐，外婆如何亲自相中他，如何提亲，他怎样去偷偷看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被批斗、被打，不断逃跑的故事，等等，也都有大致的了解。

但也只是大致而已。想起父亲，他的一切，还是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访问”父亲，还有一个原因，他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三辈以前的人员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及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父亲更是了然于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出现的。长得很有派头，被称为有“官样儿”，同时也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家庭所遭的罪也都因此而起。

梁光正，七十岁，极瘦，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浑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你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逼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豁达所传达出来的。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死亡。

你爷（六十六岁）是六〇年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饿死在养老院，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

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哩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六〇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五八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哩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咱们梁庄的梁家人六〇年前有二百多人，六〇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保管员，他家饿死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哩最狠。

六〇年二月死人最多，原来是每天人均口粮“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哩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哩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哩哭爹，有哩哭妈，有哩哭娃。所以人们对王家那片都忌讳哩。

六二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住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承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黑明搭夜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

浮夸风延续了好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兔子钻不到麦稞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稞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

我从小天然地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挖个干沟。凭着臆想，一声令下，所有人都行动。标准是唯心主义。锅碗瓢都烧了，铁也叫矿石吃了，连铁的影子都没有。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记忆力却是惊人的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是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沉浸在回忆之中，一说再说。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一勺勺的辣椒。要知道，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也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催着我，赶紧开始。我让他先跳开年代史，讲讲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梁、韩、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干有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头长方形，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逃跑到北京，一九五〇年“放匪”，政府宣传是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一九五〇年秋回来，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五一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们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就上吊了。穿哩整整齐齐。吃哩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哩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

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五七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

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殿军刻版，他们卖。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韩建文，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全梁庄的春节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

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哩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共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有光棍儿，也有老鳖一哩。但是，梁家人会政治斗争，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元老，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老老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你俩小时候多好，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

梁家光出那鲜点儿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连车子都不让下，当天又把父亲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并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在南菜园，你看着办吧。

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材。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你说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哩狠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编顺口溜：“去哩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响只鞭炮；去哩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

周利忠的闺女，春荣逃跑出嫁，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哩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

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就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什么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还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

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

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是只有把血液融入这一地方，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的人才有的感觉。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在我的少年童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几乎是同龄。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也从来不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玩。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充满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很显然，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角色的定位。梁姓和韩姓两百多年来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从文化上，梁姓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又因为经济好，出外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自己家人信主很排斥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原因，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政治斗争，但是，经济上却从来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还有嫂子，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的电脑啪啪打字的声音。

全家人都在为此事思索，有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事烦儿：事情多，爱找事。尤指农村爱多管闲事的人。

逼财：当年农村清算地主时的一种说法。

光棍儿：有头有脸的，耍得转，耍得开的。

老鳖一：老实人，在农村总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负。

鲜点儿：有代表性的。

二货山：耿直、倔强、不懂人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