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黄靈庚

《明代後期〈楚辭〉接受研究論集》者，香江陳君煒舜之所作也。煒舜既有《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余已盥手拜讀之，受益匪淺矣。而此書顔“明代後期”，則知爲續前之作，可稱之爲“雙璧”。煒舜好學勤劬，十數年間，孜孜矻矻，心無旁騖，專力於研討明代《楚辭》史，成果豐碩，當下港臺黌序，似無能出其右者。固無庸藉余揄揚也。余與煒舜交誼近二十載，於《楚辭文獻叢刊》及《楚辭文獻叢考》二編，皆有合作之誼。煒舜承擔撰寫其中“考述”二十餘種，計十三萬言，其無任感幸之情，迄今難盡言表。余又頗知其學術淵源，師友傳授，故其命余序之首簡，則欣然樂爲之。

抑又有説焉。煒舜二《論》，固屬《楚辭》學史之範疇，且其致力明代三百年間，則恪守史氏家法，不溢美，不隱惡，務必求其確實可信。余意謂治《楚辭》史者，當須注意三事：一則立足於基礎文獻，即以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南宋朱熹《楚辭集注》爲基礎，須臾不可離棄，以二書爲《楚辭》史之“標志”性著作故也。在《集注》以前，《楚辭》文獻承傳以《章句》爲主；在《集注》以後，則以《集注》爲主。故不論考察何種《楚辭》注本，尤其考察明清《楚辭》注本所依據底本及其注義繫屬，何者從王，何者依朱，似皆不得與此二書割舍。二則須通讀、熟稔自王逸《章句》以來至晚清間全部《楚辭》著作，從中梳理二千年來《楚辭》承傳、嬗變之跡，别白是非如蠶絲牛毛，澄清其間注家，何者是述，何者爲傳，何者屬創新，何者歸剿襲，不作函胡其詞，而作客觀公允評述。設若局限於一時一書，或者僅作孤立考察，未與上下左右相關聯，則難免顧此失彼，致其論説偏頗失實。如，釋《離騷》“敗績”爲“車覆”，“三后”爲楚之“三賢王”，“樂娱”爲“娱樂”而非指太康，今人多委之於戴東原《屈原賦注》，而不知明汪瑗《楚辭集解》固已先發之（且戴氏有剿略趙一清《離騷札記》之嫌）。梁任公有言：不讀盡天下書，不得妄下雌黄。余以爲不讀盡天下《楚辭》書，於《楚辭》亦不得妄下雌黄，蓋藉是故也。三則爲“知人論世”。余觀明代注《楚辭》者多是身處於蹇難之中，鬱抑不得其志，藉屈原之酒杯，以澆己之塊壘。其注本中屈原之形象各不相同，均附著以注解者之身影，如汪瑗、黄文焕、陸時雍、周孟侯、錢澄之、林雲銘以至晚清劉光第、馬其昶、郭焯瑩等及日本學者龜井昭陽、岡田正之，莫不例外。故宜恪守“知人論世”原則，結合各人生際遇，以探究明清學者對於《楚辭》再度解讀、闡述所表達之學術思想及其屈原精神價值之嬗變也。

乙未之夏六月，受煒舜之邀，余赴港列席首屆“古典文學體式與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兹後已歷三載，未嘗再度晤面，則未免爲牽掛之思。幸與煒舜互通微信，彼此傳遞消息，致送問候。余見其常常往返於港臺及内地之間，精力旺盛，異常活躍。又見其除研習《楚辭》外，别爲帝王詩詞賞識之作，且多才藝，酷愛西夷樂歌，不時發布吟咏上世紀名伶逸事詩作，妙趣横生。其興趣之廣泛，積累之深厚，思維之敏捷，越度倫輩者甚多，誠非如吾輩拘守於一《楚辭》而已。則預其所造，前程不可估量矣，余且將翹首而望之。余年逾七旬，髪白種種，且垂垂已老，於學術已無大作爲矣。雖未致休，出行多有不便（需安排隨從方准出行），故於海内外學術會議多堅辭深拒之，香港以後恐亦難成行。惟望香江諸友辱來金華，相與泛婺水之清波，挹北山之秋翠，切磋問學，盡其平生相得之驩，亦洵可樂也。未審煒舜君以爲何如？是爲叙。己亥之歲孟春十三日，七十六翁作於古婺麗澤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