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區域出發：明代楚辭學的地緣文化特徵

一、引言

段義孚指出，地方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過去的存儲庫。“我們現在是誰”取決於“我們過去是誰”。⁽¹⁾對於地方過去的記憶，構成了地緣文化。所謂地緣文化，又稱區域文化、地域文化，指一定範圍内地理空間相關的文化現象。地緣文化是文化的空間分類，是類型文化在空間地域中的凝聚和固定，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態和發展過程的、以空間地域爲前提的文化分佈。它將具有相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徵的集結作爲單獨的認識對象，然後進行歷史的、分類的歸納和探源，了解每一個地緣文化中所擁有的内容。⁽²⁾先秦詩歌的兩部總集《詩經》與《楚辭》皆帶有濃郁的地緣文化色彩。《詩經•國風》收録了周代十五個地區的樂歌，其文字雖然可能經過統一整理，但内容仍體現出各各不同的地方色彩，如唐魏之粗獷、鄭衛之熱烈、秦風之殺伐、齊風之洋灑，不一而足。至於《楚辭》所收，更屬於楚國爲主體的地方文學作品。對於《楚辭》作品的風格，北宋末年學者黄伯思作過一番歸納：

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³⁾

黄氏之言可分爲形式和内容兩方面。他認爲，《楚辭》作品在形式方面採用了楚地方言詞彙（楚語）和音韻（楚聲），内容方面記録了楚地的地理環境（楚地）和土特産（楚物）。西漢皇室原籍楚國，令楚辭之學日益興盛，屈宋騷體於焉成爲上承《詩經》、下啓漢賦的不祧之宗。

然而，先秦楚國與中原在地緣文化上畢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如David Hawkes所説，中國詩歌有著雙重的祖系，一北一南，在某些方面與兩種詩歌功能相對應。二者區别如此之大，不妨將之視爲兩個不同的源頭，同樣地促使新體詩在公元二世紀的滋生。⁽⁴⁾在儒家的論述中，《楚辭》始終不合乎中庸之道。如班固、顔之推、朱熹批評屈原是“狂狷景行”之徒，“顯暴君過”、“忠而過、過於忠”，劉勰認爲《楚辭》與經典有“四同四異”，不勝枚舉。即如王逸將屈騷與儒家經典勉力牽合，仍未免削足適履之譏。因此，縱然屈原的忠君愛國、發憤抒情贏得後世的稱讚，但這種稱讚就儒家而言仍是有保留的。如班固所言，屈原“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⁵⁾故《楚辭》無可避免被視爲亂世亡國之音。因此唐代以降，儒家文化高揚的盛世，往往就是楚辭學的衰落期。另一方面，屈原對騷體的巨大影響導致其風格、情調過早地固定，承載的内容也不及繼興之賦體的廣博。因此，雖然後世作者無人不讀《楚辭》，但騷體卻不再成爲他們致力模擬、創新的對象。然而，當身處明夷之際，注騷就成了紓憂的一種方法。如李永明指出，《楚辭補注》的作者洪興祖因反對和議，得罪秦檜而編管昭州，卒於任所。當時許多忠臣義士的遭際與悒鬱悲憤之情與屈原的遭際與心境都是相似的。⁽⁶⁾至於朱熹作《楚辭集注》，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認爲是“有感于趙忠定之變而然”，即與趙汝愚被貶死及慶元黨禁有關。此説然否至今仍有争議，但卻進一步標志著“發憤注騷”之傳統的建立。到了明代，源於這個傳統而産生的楚辭學著作更是日漸增加。如張之象作《楚範》、劉永澄作《離騷經纂注》、黄文焕作《楚辭聽直》等皆然。

據統計，目前所知見的明代楚辭學著作有近八十種之多（包括注釋、析論、評點類的單著，以及作爲大部頭著作内章節者）。茲將這些書籍作者中姓名、爵里可考者依籍貫表列如下：

明代楚辭學著作編撰者籍貫分佈表

續表

據此表顯示，六十八位編撰者中以南直隸籍爲最多，共二十六人，其次浙江籍二十人，共佔去總數三分之二。餘下爲湖廣籍八人，福建籍六人，江西籍、四川籍各三人，北直隸及山東籍各一人。考明代除南北直隸外，計有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十三個布政使司，俗稱爲十五省。然晉、豫、秦、粤、桂、滇、黔七省皆無楚辭學著作傳世。其餘八省中，除北直、山東、福建外，皆可謂先秦時代楚文化所覆蓋、波及的區域。⁽⁷⁾由此可見，明代楚辭學編撰者的籍貫分佈，與區域文化傳統頗有關連。其次，這些省份多在長江沿岸，交通便捷，經濟發達，有利於文化交流，商業互動。至於北直隸不在傳統楚文化區域之内，原籍此處而注騷者爲數極少。但京師作爲天子腳下的政治樞紐、士大夫聚集之地，宦海浮沉自亦成爲注騷的肇因。再如浙江、福建雖非長江流域，而讀書風氣興盛，出版事業發達，自然也促成楚辭學新著的問世。

翟忠義、李樹德提出人文地理區劃的幾點原則：一爲社會文化：民族、語言、宗教、民俗、文化教育應該成爲進行人文地理分區的首要原則。二爲經濟聯繫：蘇滬浙皖四省市雖有語系上的差别，但經濟聯繫的密切程度甚至超過某些省區内部，權衡全局，劃作一區更爲有利。三爲行政區劃：行政區劃界綫是長期形成的傳統習慣綫，人們在心理上已基本適應，爲簡便計，不打破現行省區的組合，是最方便易行的區劃方法。四爲“寧大不小、寧少不多”：由於國土遼闊，條件複雜，若苛求詳細，並非必要，應當盡量並小爲大、就近組合。五爲“適當考慮地域單元的完整性”。各原則分别側重某一方面，實際應用中未必完全適合，也有可能相互矛盾牴牾，應當綜合權衡，突出重點，抓住關鍵。⁽⁸⁾若從明代楚辭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南直隸内部各地區雖然經濟關係密切，但作爲楚辭學最爲興盛的地區之一，自然依清代以後的行政劃分，分作江蘇、安徽兩部分進行論述，更能體現地緣文化特徵。另一方面，雖然蘇南在元代以前屬於浙江，文化與浙西極爲接近，但浙江楚辭學也同樣興盛，限於篇幅，先分節探討，至第九節方以綜論形式一併觀照。又如湖廣一省中，湖北、湖南的地緣文化有同有異，然因楚辭學著作有限，故無須分節析論。如是不一而足。有見及此，本文將依次分節檢視湖廣、江西、南直（江蘇）、南直（安徽）、浙江、福建諸區域的地緣文化與楚辭學面貌。每節先從地理環境、經濟活動、文化傳統等宏觀角度考察各區域，其次以專書爲主，宏觀介紹當地楚辭學發展情況。最後再以楚辭學最爲興盛、著作型態最爲多樣化的明代江南地區爲例，以探論該學科在當地流行的原因。

二、明代湖廣楚辭學述要

湖廣布政司包含現在的湖北及湖南地區。湖北地區主要在江漢平原，有武昌、漢陽、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陽、鄖陽八府。湖南地區在洞庭湖流域，有岳州、長沙、常德、衡州、永州、寶慶、辰州七府及郴州、靖州二直隸州。湖北地勢東、西、北三面環山，中間低平，略呈盆地之貌。其中山地丘陵佔八成，平原湖區佔兩成。湖南地勢屬於雲貴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嶺山地向江漢平原的過渡地帶，地區山地丘陵佔六成半，臺地佔一成半，平原、水面佔兩成。由於湖北境内湖泊甚多，又是長江、漢水交匯之處，農業發達。今人江凌指出，兩宋時期，荆楚地區最發達的文化中心爲荆州（江陵）和潭州（長沙）。元代，隨著鄂東經濟文化的發展，武昌設爲省會，漢陽設爲府治，成爲區域經濟、文化中心。明清之際，作爲沿江港口的漢口開始崛起，商業經濟迅猛發展，躍居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成爲兩湖地區最大的區域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⁹⁾漢口、沙市等商埠的崛起，乃是明代中葉以後交通便利而促使轉口貿易興盛的結果。復如陳廷鈞《同治安陸縣志》云：“弘治中，藩封再建，道路斯通，而民之耳目浸失其舊。於是，浮靡之習，盈於市廛。”⁽¹⁰⁾其他如天門、沔陽、蘄州、黄岡、羅田、漢陽諸府、州、縣，漸趨奢靡之風皆然。至於湖南，在元明之際尚處於開發不足的狀態。故明太祖招撫流民墾荒，而遷入者以江西人爲多。何文君論云：江西明、清時爲文化發達省份之一。明初以降，江西大量移民的湧入使湖南許多榛莽之區得到了開發，對湖南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的振興均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對近代湖湘文化的興起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¹¹⁾

湖廣爲楚國故地，湖北有屈、宋故里，湖南爲屈、賈貶謫之所，爲楚辭誕生之區、楚文化核心地域所在。如江凌所言，明清時期，先秦荆楚文化中“信巫鬼、重淫祀”的傳統和强悍尚武的精神也得到了傳承和發揚光大。不過，湖北、湖南之間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湖北商業興旺，交通發達，居民個性比較開放自由；湖南地處内陸，居民個性比較進取執著。呈現在文化上，湖北偏向於博采衆家，胸無成見；湖南信奉身體力行，反對不究實用的空洞學説。晚明京山儒者郝敬云：“方内目楚爲‘傖楚’，楚人爲‘楚傖’。楚風氣剽悍，人卞急而少淹雅。辭林啁不文人，亦曰‘傖父’……余生江介，其麤駔本天性。”⁽¹²⁾雖不無調侃自嘲之意，卻也道出了明代湖北地區的文化面貌。晚明公安派領袖袁宏道《敘小修詩》則云：“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¹³⁾换言之，袁宏道認爲“麤駔”的天性形諸文學，就是地道的楚風。如果説袁宏道的“勁質多懟，峭急多露”帶有進取的狂者特徵，那麼矯正公安之粗豪的竟陵派領袖鍾惺，强調“幽情單緒、孤行静寄”之美，則體現出湖北人狷潔的另一面。而湖南方面，周躍雲認爲，自宋代理學根植於湖南並被弘揚光大後，湖南士人就很難從“正統的”理學傳統文化氛圍中挣脱出來。這種保守的觀念一旦形成，又在湖南這個封閉的小世界裏滋生蔓延，影響自然深刻，湖湘文化在宋至明清的漫長歲月裏它只能是以自我封閉、思想保守爲特徵的傳統湖湘文化。⁽¹⁴⁾然如普拉特（Stephen R.Platt）所言，明清數百年間，湖南産生的著名學者甚少，從當地通過科考成爲舉人和進士的士子人數來看，湖南在諸省中也幾乎是敬陪末座。他省人喜歡稱湖南人爲“騾子”，藉以形容他們吃苦耐勞且固執的個性，但這種個性幾乎出不了一流學者或領導人。然而，普拉特氏將近代湖南的文化復興追溯至十九世紀前期王夫之著作的重新面世。而王夫之本人也體認到自己與屈原相似的遭遇，卻並未如屈原般自殺明志，而是在山中隱居四十年，鑽研傳統典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撥亂反正之道。⁽¹⁵⁾换言之，近代湖南相較於湖北更爲人才輩出，究其原因固然由於鍥而不捨的省籍個性，而王夫之身處明清易代而引屈原爲知己，則是這條文化復興之路的邏輯起點。

湖廣地區留下《楚辭》論著的作者八位，計有湖北的郝敬（安陸京山）、鍾惺（安陸天門）、王萌（安陸天門）、夏鼎（德安孝感）、汪陛延（黄州黄岡）、熊仕徵（武昌咸寧）及湖南的周聖楷（長沙湘潭）、王夫之（衡州衡陽）。其中夏鼎《楚辭韻寶》、汪陛延《離騷注》、熊仕徵《離騷存疑》三種已經亡佚。今人洪湛侯主編《楚辭要集解題》著録有明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楚辭》八卷，鍾惺訂，丁澎匯評，現藏鄭州大學圖書館。⁽¹⁶⁾郝敬《藝圃傖談》共分四卷，卷一論古詩，卷二論辭賦、樂府，卷三論唐體，卷四則爲雜文、燕閒語，卷二涉及《楚辭》的篇幅甚多。王萌《楚辭評注》十卷，大約著於明亡之後，其侄王遠多有增補。周聖楷《楚寶》分二十五門，編録楚地人物名勝，内含屈宋傳記及相關考證。王夫之《楚辭通釋》十四卷，亦作於明亡之後。

湖北爲屈原故里，學者研究鄉先賢的著作，理所當然。袁宏道並無《楚辭》專著，但對於屈騷有這樣的認知：

大概至情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謡諑，不揆中情，信讒齌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詩，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¹⁷⁾

認爲《離騷》一篇感情强烈、愛憎分明，並不合於儒家温柔敦厚之旨，然而這正是楚風的特徵。至如郝敬之辨文體、夏鼎之探聲韻、熊仕徵之存疑、鍾惺之評點、王萌之評注，研究方法及著眼處各有不同。有趣的是，幾位生活在明代後期的著者，除了鍾惺（1574—1624）循正常途徑仕進外，其餘幾位皆有不同。如名儒郝敬（1558—1639）少年時放縱不羈，《明史•文苑傳》云：

敬幼稱神童，性跅弛，嘗殺人繫獄。維楨，其父執也，援出之，館於家。始折節讀書。⁽¹⁸⁾

《孝感縣志》夏鼎本傳云：

高才不第，棄諸生，中萬曆丙午武科。《策刻程式録序》即出其手。後病足，杜門讀書，目過不忘，喜讀《離騷》。晚年以沈約四聲部勒其書爲《楚詞韻寶》，書成，笑曰：“人謂楚音鴃舌，今歸宫商矣。”⁽¹⁹⁾

《湖北通志》汪陛延本傳則云：

諸生，從馮雲路寓居武昌。張獻忠陷城，相計禦寇。陛延守東門，括宗室及民壯爲二營，别募勇士號新營，間諜多應募。守三日，計不得發，多有斬獲。會監軍參政王揚基千人開城渡江，間諜納賊，陛延大呼曰：“殺賊者我也！”賊以刃脅降，不屈，賊怒之，投之湖水，不滅頂。陛延坐而死。⁽²⁰⁾

郝敬行兇繫獄，其後才折節讀書。夏鼎高才不第，報國無門，最終以武舉出身。汪陛延爲諸生，毫無功名，卻助馮雲路在武昌抵禦流寇，最後壯烈犧牲。三人的經歷從不同角度呈現出湖北人卞急尚武、熱衷事功的個性。至於王萌，則體現出湖北人的另一面向。《天門縣志》王萌傳云：

王萌，字遜直。童年出口成詩，機神天遂，譚元春早識之。事親至性，不隨年疏。檢束笑言，不使志放，諧俗而自矩。不求名而讀書，終其身貧窶，著身皆韻也。⁽²¹⁾

王萌生於明季，入清後以遺民自居，生活困苦。《明史•文苑傳》謂鍾惺“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²²⁾王萌的“檢束笑言，不使志放”，似乎與鄉賢鍾惺的性格一脈相承，此當與其幼年獲竟陵派另一領袖譚元春（1586—1637）賞識有關。四庫館臣謂鍾惺、譚元春《詩歸》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玄妙。⁽²³⁾此説施於王萌亦然，蓋其評騷時多著眼於字法、句法，甚少論及章法，和鍾、譚點逗字句的方式一致。⁽²⁴⁾進而言之，鍾惺、王萌的狷潔不苟，與袁宏道的狂放，乃至郝敬、夏鼎、汪陛延等人的進取，與班固所稱屈原的“狂狷景行”正相呼應。

與湖北諸人不同，湖南籍的兩家更著重考據與義理。周聖楷《楚寶》卷十五爲《文苑》，有屈原、宋玉、景差、王逸等傳，各傳後皆有按語。又屈原傳附有《汨羅考》、《屈原田宅考》、《競渡考》，宋玉傳附有《郢中考》、《宋玉田宅考》。《湘潭縣志》謂周氏“善竟陵鍾惺，詩篇益清峭然”。可見仍受竟陵派文學思想較大影響。與王萌一樣，周聖楷終身不仕，雖然以詩自許，卻“性專穆，好學深思，閉帷含豪邈如”。又開壇講學，大要宗王陽明。明亡後以遺民自居，順治初年死於流寇之手。⁽²⁵⁾其編著《楚寶》之宗旨有四條：定區域以尊王，别人物以徵傳，約論注以歸雅，考遺勝以闕疑。可見義理與考據之結合，故四庫館臣謂此書“既非傳記，又非輿圖，在地志之中别爲一例”。⁽²⁶⁾王夫之（1619—1692）《楚辭通釋》共十四卷，亦作於明亡之後。王氏於崇禎十五年（1642）成舉人，南明桂王時曾任行人，後歸隱衡陽石船山，杜門著書，卒前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清史稿》謂其論學以漢儒爲門户，以宋五子爲堂奥。⁽²⁷⁾張仕可《楚辭通釋序》謂王氏於屈原“曠世同情，深山嗣響”，於是“更爲《通釋》，用達微言”。⁽²⁸⁾王氏《九昭序》亦自云“生於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於屈者”。⁽²⁹⁾可知其注《騷》主要是爲了寄託亡國之思、哀憤之情。普拉特云，1810年代，湖南學者鄧顯鶴訪求到《楚寶》孤本，加以校訂增補重刊，《文苑》門即以屈原爲始、王夫之作結。⁽³⁰⁾王夫之在清兵入關後依然忠於故明，畢生守節，這與屈原可相比埒。《通釋》一書的特色，洪湛侯以爲在於考釋屈原生平，説明時代背景，闡發微言大義，訂正舊説訛誤，同時還很注意段落層次之間的聯繫。⁽³¹⁾吴旻旻則認爲，王氏力圖還原屈原文字之言意關聯，避免舊注牽强之弊，在“有意的排遣”與“不經意的流露”中凸顯屈原忠憤出於至性。⁽³²⁾整體而言，湖南學者對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重，誠有過於湖北者。

三、明代江西楚辭學述要

江西布政司包括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昌、撫州、吉安、臨江、袁州、贛州、南安十三府。全省東、西、南三面環山，地形以丘陵山地爲主，盆地、谷地、江湖廣佈，北部爲鄱陽湖平原，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錯分佈，南部以丘陵爲主。江西爲開發甚早的南方地區，可追溯自秦漢之際設立豫章郡。魏晉隋唐之間，江西地區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持續發展，人文昌盛。宋代開始，以製瓷、采銅、鑄錢爲主的手工業快速發展，書院教育發達，成爲江南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明代江西人口激增，僅次於浙江，在十三布政司中位列第二。除農業外，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等特産，成爲江西重要的經濟來源，弘治至萬曆間，江西繳納税糧額居各省之首。

江西自宋代以來儒學興盛，如歐陽修、楊萬里、李覯、王安石、陸九淵、文天祥等，皆有名儒之稱。而魏崇新指出，有明一代，江西共有進士320餘人（《明史》有傳的江西籍人物近40人，其中宰輔近20人，部院大臣50餘人）。江西科舉之盛與進士人數之多爲江西人進入内閣與翰林院提供了機遇。永樂初，成祖將七人簡入内閣，其中楊士奇、金幼孜、胡儼、解縉、胡廣皆爲江西人。明代前期，臺閣大臣與翰林以江西人爲多。仁宗在東宫覽歐陽修奏議而愛重不已，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歐陽修及其門人曾鞏的純正文風被視爲儒學在文學上的完美體現，也成爲江西籍的楊士奇等臺閣重臣的取法對象。⁽³³⁾明代中葉，臺閣文學衰落。此時王陽明繼承陸九淵而在江西首倡、發展心學，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論，廣受江西士子歡迎。黄宗羲云“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³⁴⁾可見王學在江西影響之大。《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記載學者30多人，其中鄒守益、王時槐、劉元卿、歐陽德、胡直、聶豹、羅洪先、鄒元標、魏良弼、鄧以贊、鄧元錫、章潢等，都是佼佼者。

由於明代江西深受理學及臺閣文學影響，二者又與“有失中庸”的屈騷文風頗爲扞格，故直至晚明猶無楚辭學專著。當然，江西學者對於《楚辭》的零星論述是不絶如縷的。如永、宣之際的臺閣文人王直在《蘭所記》中寫道：

屈原之賦，曰“紉秋蘭以爲佩”，曰“滋蘭之九畹”，曰“馳馬於蘭皋”，曰“飲木蘭之墜露”，皆言其以善自修也。嗟夫，世之人有以善爲不足爲者矣，有棄其善而入於不善者矣。此原所以嘆“幽蘭其不可佩”、與夫“蘭芷變而不芳”者。⁽³⁵⁾

《楚辭》視蘭爲君子，遺世獨立，不以躁進爲務，故王直列舉《離騷》中的相關文字，指出蘭草象徵美善，佩帶蘭草則象徵著以善自修。實際上，蘭的形象在先秦時代不僅出現於《楚辭》中。如著名的《猗蘭操》，相傳爲孔子所作，時代較《楚辭》更早。王直强調蘭草慎獨修善的象徵意義，自然與其儒學信仰及閣臣身分關係甚大。

正如魏崇新所言，明代江西臺閣文學有歌頌盛世、弘揚教化的功能，體現出典雅純正、温柔敦厚的特點，被視爲臺閣文學正宗以至有明一代詩歌典範。⁽³⁶⁾直到晚明，對屈騷的看法仍一脈相承。如湯顯祖《騷苑笙簧序》將《楚辭》推許爲“有道者之言”，卻又認爲：

風雅之道息，聲貌流絶。屈大夫獨與其弟子，依詩人之義，隤源發波，崩煙絶雲，爲千秋賦頌弘麗之祖。文則盛矣。當其時，堯舜道德之純粹，未得爲懷、襄用也，言殺張儀，止王無西而止。顧是時楚獨無將。其將唐昧、景缺輩戰死，武安君且來。屈子之材誠用，固亦未能當也。蓋文盛，武不能無衰。⁽³⁷⁾

黄建榮就而論道，“文盛，武不能無衰”的結論映出作爲文人的湯顯祖在家居期間的一種微妙心態。⁽³⁸⁾然而正如鄒元江所論，湯顯祖一生的心靈矛盾和苦悶在於文章名世與大道踐履的抉擇兩難。他也具有强烈的中國士大夫文人濟世立功的情懷，這使他甚至認爲詩人也“誠不足爲”，“吾所爲期於用世”。然而，當濟世大道難以踐履時，文章名世也難以理成前緒。⁽³⁹⁾如果從整個江西文化傳統的背景來觀照，不難發現這種濟世情懷自明初以來的傳承。

直到明末清初時局動盪，才出現漆嘉祉（瑞州新昌）、李陳玉（吉安吉水）、賀貽孫（吉安永新）三家注。⁽⁴⁰⁾漆嘉祉《楚辭補注》今已亡佚。《瑞州府志》漆氏傳云：

漆嘉祉，字受百，新昌人。崇正進士，除順德令，調朝陽，兼攝揭陽。惠來興學恤刑，清逋捕盜，所至有聲。升兵部主事，忤輔臣，降照磨，復起甯國推官，署科試提學，合郡稱快，爲刻《保宣録》。旋陞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杭嚴道。告養歸。國朝巡撫薦，以母老力辭，祀鄉賢。⁽⁴¹⁾

此傳有兩點需要補充。其一，漆嘉祉中進士在崇禎四年（1631）。其二，明亡之時，漆氏在新昌家居。降清將領金聲桓攻新昌，邑舉人戴國士開城投降，漆氏有脅從的嫌疑。⁽⁴²⁾然筆者以爲，漆嘉祉果有主動降清之舉，恐怕無法入鄉賢祠。其以母老力辭清朝巡撫的舉薦，蓋有自我澄清之意。其作《楚辭補注》在崇禎“忤輔臣，降照磨”之際，抑或明亡家居之時，已難以考證。若説漆嘉祉對清廷猶有曖昧之處，那麼吉安籍的李陳玉、賀貽孫二人則是態度鮮明地以遺民自居，其《楚詞箋注》、《騷筏》亦作於此時。

李陳玉（1598—1660），字石守，號謙菴，都御史李邦華之侄，崇禎八年（1635）進士。《吉安府志》云：李陳玉得第後受嘉善知縣，縣劇難理，逾年稱治。清漕弊，建鶴湖書院，擢禮部主事，召對德政殿，有儒林循吏之稱。除浙江道御史，所論列皆當時急務，以憂歸，卒祀鄉賢。⁽⁴³⁾李氏弟子魏學渠《楚詞箋注後序》謂李氏拜侍御史後，“直言正色，傾動一時”。又云甲申之變後，李陳玉棄家入山，往來楚粤間，⁽⁴⁴⁾窮愁著書以終。李陳玉《令書自敘》云：“余九齡時從塾師案頭見《近思録》，啞啞有省，自是喜讀。讀竟必冥目枯坐，慨然有明道濟時之意。”⁽⁴⁵⁾其門人錢繼章則曰：“先生獨深於性命之學。”⁽⁴⁶⁾則李陳玉對於理學亦用功甚深。《楚詞箋注》乃順治十年（1653）李陳玉途經雲陽時因門人執《楚辭》爲問，而立心注騷，三十日而事畢。⁽⁴⁷⁾魏學渠云：“先生之志，屈子之志也。其所爲箋注者，惻愴悲思，結撰變化，猶夫《離騷》之辭，托于美人香草山鬼漁父，縹緲怳忽，而情深以正也。”⁽⁴⁸⁾可知李氏此書寄寓了故國黍離之悲。

賀貽孫（1605—1688），字子翼，自號水田居士，廩諸生。崇禎時結社於豫章。清人入關，避跡茶陵，自此高蹈不出，專心著述。順治六年（1649）列貢榜，拒不就。十三年（1656），御史欲以博學鴻詞薦，乃剪髮衣緇，結茅深山。晚歲家道益落，布衣疏食，毫無愠色，日以著作自娱。⁽⁴⁹⁾晚年參禪禮佛，詩風趨於平淡閒適。其論詩承祧嚴羽，主本色、貴自然，而講鍛鍊、重章法，反擬古而近於三袁、鍾譚；然其因際遇影響，又能不囿於獨抒單緒之境。賀貽孫《騷筏序》曰：“東坡教人作詩，云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此語甚妙。但《國風》曲折，深于《三百篇》者能言之；而《離騷》則鮮有疏其曲折者。余故將《離騷》及諸《楚辭》一併拈出，倘由吾言以學詩，則知屈宋與漢唐詩人相去不遠也。”⁽⁵⁰⁾《騷筏》一書大約作於康熙初年。

漆嘉祉似乎對清廷有適度的認可，李陳玉、賀貽孫則堅決採取不合作態度。然李陳玉信奉理學，著書因窮愁，賀貽孫參禪禮佛，著書爲自娱，此又相異之處。三種處世方式，無疑代表著江西文人學者面對明清易代巨變時的三種不同的典型。

四、明代南直隸（江蘇）楚辭學述要

南直隸的疆域，大致包含了現在的江蘇、安徽兩省，在明代共計有府八，直隸州二，屬州十七，縣一百一十六。就江蘇而言，由長江天然劃分爲南北兩區。元代蘇南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江浙行省），蘇北屬河南江北行省。蘇北文化與安徽相似，蘇南文化與浙江接近。明代，江蘇南北一同劃歸南直隸。直到清代江蘇建省，還曾幾度南北分治：江南屬於駐紮蘇州的江蘇布政使管轄，江北屬於駐紮南京的江寧布政使管轄，由此可見兩區文化之差異。今人劉廷乾將明代江蘇分爲蘇常、金陵、廣陵三個文化區域。⁽⁵¹⁾蘇常屬於今人所言蘇南，主要指長江三角洲的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區内低山、丘陵、平原、江河、湖泊縱横交錯。太湖平原由於是長江及京杭大運河流域而航道密集，經濟發達，民生富庶。金陵、廣陵區域大抵爲地勢低平的平原，河湖網路縱横，包括應天、鎮江、揚州、淮安四府，屬於廣義的蘇北。應天府（南京）是明太祖定都之處，縱然成祖遷都北京，此處仍爲留都，設六部等機構，終明一代都是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陳冠至指出，由於南京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優勢，書籍市場廣大，官刻、坊刻、私刻都非常興盛。⁽⁵²⁾鎮江在江南，與應天及蘇常接壤，文化較爲興盛。揚州地處京杭運河節點，雖不及應天、蘇州，然亦頗爲繁榮。淮安幅員宏闊，然因南宋時黄河奪淮，此後洪水頻仍，導致經濟發展落後於他處。加上淮安爲拱衛應天的屯兵之處，重武輕文。如崔溥《漂海録》云：“江南人以讀書爲業，雖里閈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識文字。臣至其地寫以問之，則凡山川古跡、土地沿革，皆曉解詳告之。江北則不學者多，故臣欲問之則皆曰：‘我不識字。’就是無識人也。”⁽⁵³⁾由是可知其梗概。

進而言之，同處長江三角洲的蘇南與浙西構成了狹義的江南。景遐東將江南文化傳統的主要特徵歸納爲五點：一、江南山川秀美氣候温暖水域衆多，人性普遍較靈秀穎慧，利於藝術。二、在長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過程中，江南居民又養成剛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曠放、豪邁勇武的氣質。三、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徵，社會普遍崇尚文教，重視文化教育。四、江南文化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特點。五、江南文化具有較爲濃厚的宗教性内涵，從漢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對偏遠，受儒家影響要比中原晚而輕一些，在文化個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躍，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進而與古老的好神巫的傳統結合，産生了鮮明的宗教特質。⁽⁵⁴⁾在商業發達、文化交流頻密的明代，這些特徵更爲明顯。而江北地區亦往往爲其流波所及。

江蘇籍明代《楚辭》編撰者的人數達十八位，其中蘇州府十位，黄省曾爲吴縣人，劉鳳、張鳳翼、陳仁錫爲長洲人，周用、徐師曾爲吴江人，吴訥、桑悦、戈汕、毛晉爲常熟人。松江府四位，張所敬、張之象爲華亭人，黄廷鵠爲青浦人。揚州府三位，張京元（泰州）、劉永澄（寶應）、張學禮（江都）。常州府江陰縣有許學夷一位，徐州直隸州有李向陽一位。其中張京元、劉永澄、張學禮、李向陽四人籍貫江北，其餘十四位皆來自蘇南。芸芸編撰者中，時代較早的吴訥、桑悦、黄省曾、周用四人，可謂開啓了明代楚辭學著作的四條脈絡：吴訥《文章辨體》以總集形式納入《楚辭》篇章，並從文體學的角度通過敘説加以探討。桑悦《楚辭評》以評點形式分析《楚辭》作品。黄省曾《騷苑》將《楚辭》詞藻分門别項，以類書形式出版。周用《楚詞注略》則以詩話形式條列自己對《楚辭》的看法。

與前節所論湖廣、江西編撰者相比，江蘇編撰者對《楚辭》的探究不再囿於注釋，而採用了各種新的型態，新注相對來説反在江蘇明代楚辭學著作中未佔主流，僅劉永澄《離騷經纂注》、李向陽《離騷注》（已佚）兩種而已。且劉、李鄉里皆爲江北，經濟文化不及蘇南繁榮，此蓋亦二人採用較傳統形式探研《楚辭》的原因之一。

諸家之中，吴訥（1372—1457）年代最早，永樂中以醫薦至京，官至監察御史，浙江、貴州按察使，左副都御史。⁽⁵⁵⁾其《文章辨體》五十卷，外集五卷，係仿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元祝堯《古賦辨體》之例，擴充增益而成。其書分文體爲五十九類，第二類即古賦。此類以時代爲序，以《楚辭》居首。晚明徐師曾（1517—1580）《文體明辨》八十四卷，則“大抵以同郡常熟吴文恪公所纂《文章辨體》爲主而損益之”，⁽⁵⁶⁾其書首二卷亦爲《楚辭》。吴、徐二人之書，分爲序説及選篇兩部分。就《楚辭》而言，序説部分主要參考了朱熹和祝堯的研究成果，加以融會貫通，出以己意，選篇則以删節朱注爲主。如吴訥在漢代揚雄詩人之賦、辭人之賦的基礎上提出騷人之賦的概念，對騷、賦二者的辨析逐漸深入。明末許學夷《詩源辨體》一書，亦是參考吴、徐二書而成，著眼於韻文，小論（序説）達十六卷，新見迭出。可惜選篇部分因無資金付梓而亡佚。許氏不少見解都不落儒家窠臼，如論屈原思想道：“屈原之忠，忠而過，乃千古定論。今但以其辭之工也，而謂其無偏無過，欲强躋之於大聖中和之域，後世其孰信之？此不足以揚原，適足以累己耳。”⁽⁵⁷⁾頗爲通達。

桑悦（1447—1513）《楚辭評》作於弘治時，年代相對其他楚辭學專著爲早。桑氏字民懌，成化元年（1465）舉人，歷任泰和訓導、柳州通判等職，⁽⁵⁸⁾被視爲前七子之先驅。⁽⁵⁹⁾《楚辭評》蓋爲桑悦仕途坎坷時批點屈騷的文字，晚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稱之爲“家藏桑民懌未刻本”。《七十二家評楚辭》存其説二十五條所涉及的内容可歸納爲五點：《楚辭》文本注釋，字、句、章法分析，文體研究，作者考辨，感悟式批評。桑悦不少論點總體來看仍欠深入，有臆斷之嫌，但畢竟爲當時沉寂的學術界注入了新血，體現出明代中葉學風轉變時期的楚辭學特色。⁽⁶⁰⁾其後，劉鳳評《楚辭》十七卷、題張鳳翼《離騷合纂》、⁽⁶¹⁾張京元《删注楚辭》等書，皆採取了批點形式。不過，明代《楚辭》評點的興盛，還有賴浙江籍編撰者如馮紹祖、陳深、蔣之翹等人的推動。此待後節再作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天啓間蘇州人陳仁錫先後出版《古文奇賞》、《諸子奇賞》，二書皆收録屈騷篇章，各篇多有眉批、夾批。這種形式蓋自陳深《諸子品節》問世後開始流行，陳仁錫二書更是將諸子、總集與批點共冶一爐之作。至於題歸有光《諸子品彙》、⁽⁶²⁾題焦竑《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亦其類也，然皆僞託之作，内容拼湊割裂，茲不詳論。

周用（1476—1547），有《楚詞注略》一書，周用字行之，號伯川，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官至吏部尚書。⁽⁶³⁾《楚詞注略》篇幅雖然簡短，卻率先提出了不少異於朱注的意見。與臺閣前輩相比，周用屈原抱持著遠爲正面的態度，他對各篇創作年代、《九歌》篇數等專題的考據推論，也與稍後衆多的《楚辭》注家一脈相承。⁽⁶⁴⁾

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學問廣博，然進士累舉不第。師承王陽明、湛若水、李夢陽。明代前期理學興盛，《楚辭》著作亦只有朱熹《楚辭集注》流行。正德十三年（1518），黄省曾將家藏王逸《楚辭章句》刊印，請臺閣大老、同鄉前輩王鏊作序，其言云：“朱子之注《楚辭》，豈盡朱子説哉！無亦因逸之注，參訂而折衷之？逸之注，亦豈盡逸之説哉！無亦因諸家之説，會粹而成之？”⁽⁶⁵⁾黄氏自序則云：“予則悲其泯廢，幸其復傳，豈特通賢之快覽，雖質之屈子，必以舊録爲佳也。”⁽⁶⁶⁾王逸《章句》自此重新流傳世間，影響甚大。此外，黄省曾又作《騷苑》三卷，將屈騷單詞抽出，列爲條目，先引原文，次列王逸注、洪興祖補注。四庫館臣稱此書“摘《楚辭》字句以供剽剟之用”，⁽⁶⁷⁾是也。此書於黄氏生前並未付梓，萬曆間，張所敬得此稿本，又增補一卷而付梓，即今日所見四卷本。張所敬同鄉張之象（1507—1587）則有《楚騷綺語》一書，四庫館臣論其“摘《楚辭》字句以供撏撦，已爲剽剟之學。又參差雜録於二十五賦，不復著出自何篇，亦與黄省曾《騷苑》同一紕陋”。⁽⁶⁸⁾然今人毛慶謂此書將《楚辭》中大致同類的詞語匯集在一起，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⁶⁹⁾與《騷苑》相較，《楚騷綺語》所録資料更爲繁富，且將詞語卷列篇分，頗便讀者檢索。此外，張之象又有《楚範》、《楚林》、《楚翼》三書。⁽⁷⁰⁾《楚林》、《楚翼》已亡，觀其名似爲紹騷文集。《楚範》六卷，四庫館臣稱“割裂《楚詞》之文，分標格目，以爲擬作之法”，⁽⁷¹⁾雖語帶貶損，但此書作爲一部系統性析論《楚辭》修辭學之著作的事實，卻難以否認。張之象正是通過這種“分標格目”的方法，較詳細而完備地分析了《楚辭》的語言特點。茅坤爲《楚範》作序曰：“《楚範》者，君亦自悲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唏嘘嗚咽不自已；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⁷²⁾《楚範》内容更接近修辭學，而非以探析文義爲主，然其寫作依然有抒發哀憤之意。⁽⁷³⁾由此推求黄省曾刊印《楚辭章句》、作《騷苑》的動機，則思過半矣。

萬曆、天啓間，黨争熾烈，東林中人以清流自居，往往注騷以明志，劉永澄（1576—1612）《離騷經纂注》即爲其一。劉氏字静之，號練江，年十九舉於鄉，登萬曆辛丑（1601）進士第，授順天儒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滿考將遷，以省親歸，杜門讀書。壬子（1612）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離騷經纂注》是劉氏仕途淹滯時所作。由於他仰慕屈原好修的節操、自强不息的態度，加上自己對官場的黑暗狀況頗有認知，因此對《離騷》中的隱義掘析甚多。他刻意説理，不少注文類近語録，旁徵博引、反覆透發，曲盡意態，或推求屈原之心，或表明一己心志，深得人情道理之三昧。然此書蓋非定稿，故分段析篇尚嫌紊亂。⁽⁷⁴⁾

值得注意的還有常熟人戈汕、毛晉的《屈子》七卷。毛晉（1599—1659）爲著名學者兼出版商，其書刊印精良，堪稱善本，此書總評一卷、章評一卷、譯韻一卷、譯字一卷、參疑一卷、《列傳》一卷，固以整理綜合前賢著作爲務，新説鮮有納入。然如今人姚福申所論，毛晉編印書籍，考鏡源流、指導讀者研究乃其宗旨之一。⁽⁷⁵⁾《屈子》一書即其例也。再者，又有揚州人張學禮，與浙人胡文焕合著《離騷直音》六卷。此書内容以《楚辭》白文爲主，時而標以小字。如《東皇太一》“璆鏘鳴兮琳琅”，“璆”下標一“球”字。⁽⁷⁶⁾知其所謂直音，乃以同音字標注《楚辭》文本中之生僻字，而不用反切法耳。然其直音仍不離協韻説，如《離騷》“周流乎天余乃下”，“下”直音“户”可知。⁽⁷⁷⁾然其直音亦偶有可議處，如《離騷》“紉秋蘭以爲佩”，“紉”直音“紾”；⁽⁷⁸⁾“高余冠之岌岌”，“岌”直音“疑”；⁽⁷⁹⁾《九歌•東君》“暾將出兮東方”，“暾”直音“敦”。⁽⁸⁰⁾皆未妥。又如“鮌”標注“鯀”、又如“壄”標注“野”等，則應歸爲異文，若謂直音則未必然。可見此書之編撰，要爲便利明代江浙人誦讀《楚辭》也。

五、明代南直隸（安徽）楚辭學述要

安徽地區主要包括鳳陽、廬州、安慶、太平、池州、寧國、徽州七府及徐州、滁州、和州、廣德四直隸州。該區處於南方與北方交界處，爲長江、淮河流域，平原、臺地、丘陵、山地齊全，今人將之分成淮河平原區、江淮臺地丘陵區、皖西丘陵山地區、沿江平原區、皖南丘陵山地等五個地貌區。明代又設有漕運總督一職，駐節淮安，兼巡撫淮安、揚州、廬州、鳳陽四府及徐州、和州、滁州，稱爲漕撫。郭永鋭指出，安徽可以劃分爲三個文化圈：北部淮河流域文化圈、中部皖江流域文化圈和南部新安文化圈。淮河文化圈主要是鳳陽府所轄，跨越河南、安徽、山東、江蘇四省，存留著齊魯、荆楚、吴越文化長期相互交融的印跡。皖江文化圈包括廬州府、太平府、甯國府、安慶府、池州府、廣德州、滁州、和州。新安文化則自成體系，此區爲徽州府所轄，與浙江、江西交界，衆多大山和新安江爲主的江河水道使其形成了既封閉又開放的特點。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因素使明代徽州逐漸走上了經濟和文化的巔峰。⁽⁸¹⁾

明代安徽籍楚辭學家可考者共有八位，其中徽州歙縣佔了四位：汪瑗、汪仲弘、俞王言、洪舫；安慶兩位：梁世祥（懷寧）、錢澄之（桐城）；池州青陽及廣德直隸州各一位，即吴光裕、甯時。除汪瑗生活於嘉靖之世、錢澄之明亡後爲遺民外，其餘諸人主要活動時期爲晚明。陳冠至云，由於徽州附近的明宗室寧藩，自明初以來就出現不少以雅好藏書馳名者，他們大力提倡圖書事業，極大地促進了徽州地區私人藏書與刻書業的發展。⁽⁸²⁾又如韓結根指出，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學並不發達，明顯滯後，與同時期的吴中地區相比差距較大。但從明代中葉起，隨著商業的發展，徽州的哲學思想和文學就逐漸活躍起來，到了明代後期則已成爲文學上比較先進的地區之一了。⁽⁸³⁾就楚辭學而言，汪瑗《楚辭集解》不僅開徽州風氣之先，也是明代較早而具規模的楚辭學專著，對後世有一定影響。汪氏生年不詳，約卒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⁸⁴⁾歸有光爲汪瑗之師，稱其“丰姿奇俊，迥異尋常，超然有塵世想。幼厭青雲事，遊庠三年，飄然謝去，杜門卻牖，不與物接，志存著述”。⁽⁸⁵⁾潘之恆言汪氏詩宗李夢陽，《徽州府志》則謂其“博雅工詩，見重於弇州、歷下”。⁽⁸⁶⁾《楚辭集解》八卷，附《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在汪瑗生前並未付梓。萬曆四十三年（1615），汪瑗季子文英首刊此書。此本無《天問》注，據汪文英所言乃“爲近屬輩藏匿，欲揜没先人之善”。⁽⁸⁷⁾汪瑗侄仲弘“目擊《天問》之闕，欲補其全”，於是以三年時間作《天問注補》。⁽⁸⁸⁾注補將竣之時，文英子麟攜歸有光《楚辭集解序》、汪瑗《自序》等與仲弘，於是遂有萬曆四十六年（1618）修版補刻本。⁽⁸⁹⁾焦竑論汪瑗此書道：“核者存之，謬者去之，未備者補之。或有援據失真，詞意未愜，即出自大儒，不難爲之是正。至於名物字句，不憚猥細，一一詳就。”⁽⁹⁰⁾對於汪瑗的考據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汪瑗《自序》則云：“（《楚辭》舊注）其間有洞而無疑者，則從而遵之；有隱而未耀者，則從而闡之；有諸家之論互爲異同者，俾余弟珂博爲搜採，余以己意斷之。寧爲詳，毋爲簡；寧蕪而未剪，毋缺而未周。務令昭然無晦，卓然有徵，以無失扶抑邪正之意，庶可以得原之情於萬一乎！”⁽⁹¹⁾可見此書充分運用了考據的方法，以闡發《楚辭》的大義。李中華、朱炳祥指出，《楚辭集解》成書的時代，正值文學師古説氾濫極盛之際，也是改革變異的思想孕育滋生的時期。當此學術觀念潛移暗换之際，汪瑗的態度是廣泛地搜集，獨立地思考。⁽⁹²⁾所論甚是。此外，汪仲弘作《天問注補》時繼承了其伯父的研究路數，除注解詳盡外，又附有《九重圖》、《南北二極圖》、《山海輿地全圖》、《十二支宫屬分野宿度圖》、《日月五星周天圖》、《太陽中道之圖》、《太陰九道之圖》、《列星圖》、《明魄晦朔弦望圖》、《古今州域新舊河道輿圖》等，皆極精緻，爲讀者提供了檢索之便。

汪氏《楚辭集解》以後，又有同鄉後進俞王言的《辭賦標義》十八卷面世。俞氏字皋如，大約出生於明末嘉靖年間，活動於萬曆年間。⁽⁹³⁾此書前六卷爲《楚辭》部分，崔富章謂其大體旨意多本王、朱舊説而特爲簡要，去取謹嚴。⁽⁹⁴⁾而晚明洪舫《離騷辨》、梁世祥《楚辭輯韻》、吴光裕《離騷副墨》、甯時《屈辭疏指》四種著作皆已亡佚。此四位作者大抵可分爲兩類，一爲學者型，如梁世祥、吴光裕。梁世祥，字膺伯，爲天啓元年（1621）選貢。《懷寧縣志》稱其魁偉有大略，嗜古博學，精治六書，攻反切，著有《楚辭輯韻》、《毛詩輯韻》。⁽⁹⁵⁾吴光裕，爲崇禎三年（1630）貢生，⁽⁹⁶⁾博通古今，與其弟光錫以篆書齊名。二爲豪俊型，如甯時、洪舫。《廣德州志》有甯時傳云：

甯時，字際之，號愚谷，郎中珂曾孫也。性磊落不羈，作詩文，口占令人書之，不加點竄，悉抒妙藴。從學宣城沈耕巖，沈曰：“甯子始而博其學，無所弗函。既而抑其才，一求諸道。”因貽書楊維斗，欲薦諸朝。不就，隱於羲蒼山中，從遊者甚衆。著有《尚書説》、《洪範解》、《論語口授講義》、《屈辭疏指》。⁽⁹⁷⁾

楊維斗即楊廷樞（1595—1647），早年爲諸生以氣節自任，曾營救被魏忠賢迫害的周順昌。明亡隱居，被捕後備受酷刑拷打而就義。甯時仰慕楊維斗爲人，足見嫉惡如仇的個性。《歙縣志》洪舫傳云：

洪舫，字方舟，洪源人。常奉三閭、杜少陵木主，朔旦拜之，慨然有慕於其人。有《苦竹軒詩》。⁽⁹⁸⁾

當亦有聲氣相通、視爲異代知己之意。洪舫對屈原、杜甫的這種仰慕之情，似可追溯至其同鄉先輩汪瑗。

吴光裕、甯時、洪舫諸人蓋經歷過明清鼎革，然因文獻難徵，無法確認。確認在明亡後成爲遺民的安徽籍楚辭學者，僅錢澄之一人。錢氏（1612—1693），字飲光，號田間，原名秉鐙。少以名節自勵，以抗詆閹黨聞名。與方以智、陳子龍、夏允彝輩友善，以接武東林自任。清兵入關，先後依福王、唐王、桂王。吴三桂破桂林，一度削髮爲僧。後歸鄉結廬先人墓旁，課耕以終，著述豐富，《莊屈合詁》爲其中一種。《清史稿》謂澄之治《詩》，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尤詳。⁽⁹⁹⁾而《屈詁》以朱熹《集注》爲基礎，酌採祝堯、王慎中、汪瑗、焦竑、張鳳翼、陸時雍、黄文焕、李陳玉各家之説，而以己意論斷於後。錢澄之以爲朱子《集注》的優點在於遵從王逸《章句》逐句解釋，不爲通篇貫串，以失於牽强。⁽¹⁰⁰⁾可見其注《騷》以平正通達爲主。正如四庫館臣所言，錢澄之注《騷》的動機在於丁明末造、寄寓幽憂，⁽¹⁰¹⁾故《屈詁》乃以闡發義理爲主，而兼及於考據、詞章，學風篤實。

六、明代浙江楚辭學述要

明代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可分兩區，錢塘江以北爲浙西，包括杭州、湖州、嘉興“下三府”，錢塘江以南爲浙東，包括嚴州、紹興、寧波、台州、金華、衢州、處州、温州“上八府”。浙江地貌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説，蓋就其山地丘陵、河流湖泊及平原盆地分别佔全省面積的比例而言，大致可分爲浙北平原、浙西丘陵、浙東丘陵、中部金衢盆地、浙南山地、東南沿海平原及濱海島嶼等六個地形區。浙北平原即杭嘉湖下三府所在，地處長江三角洲，地勢低平，河網密布，爲京杭大運河流域。上八府除了寧紹、金麗衢、温台三平原外，大多爲山區、丘陵、盆地。浙西下三府與蘇南在元代本屬一省，文化接近，工商業發達，爲生絲的主要産地。杭州府更是浙江布政使司治所，全省以至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出版業自宋代以來就非常興盛。相對而言，浙東地區雖以農業爲主，但明代後期商品經濟也日益發達。清人章學誠概括兩浙學風云：“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進而言之，浙西之博雅實源於民生富裕、交通便利而導致資訊發達，故能於學無所不窺，不强調自立門户。而浙東則重史學，講經世致用，務求實而反空談，宋代金華、永康、永嘉諸學派皆强調以歷史爲基礎而思考現實。

浙江籍《楚辭》編撰者的人數達二十位，居明代之冠。杭州府共六位：胡文焕、丁澎爲仁和籍，潘三槐錢塘籍，馮紹祖、陳與郊海寧籍，陳淏子未詳。嘉興府七位：譚貞默嘉興籍，黄洪憲、馮夢禎、周履靖、蔣之翹皆秀水籍，陸時雍、周拱辰桐鄉籍。湖州府三位：陳深、姚龍之長興籍，閔齊伋烏程籍。寧波府一位：屠本畯鄞縣籍。紹興府兩位：孫鑛餘姚籍，來欽之蕭山籍。温州府一位：沈雲翔鹿城籍。除屠本畯、孫鑛、來欽之、沈雲翔四人來自浙東外，其餘十六人皆爲浙西人。然屠、孫、來三氏原籍皆與杭州毗鄰，唯沈雲翔故里較遠爾。

明代浙江籍《楚辭》著作編撰者，以集評、刊印者爲最多。其中馮紹祖萬曆十四年（1586）校刊王逸《楚辭章句》，附有眉批、總評、集評等部分，頗有影響。其後萬曆二十八年（1600）陳深朱墨套印本《批點本楚辭》、四十八年（1620）閔齊伋雙色及三色套印本《評點楚詞》、天啓五年（1625）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崇禎十年（1637）沈雲翔《楚辭評林》這一系統的《楚辭》集評著作，其源頭可追溯至馮紹祖書。當然，這幾種著作也不乏各自的特色。如馮紹祖書附有《各家楚詞書目》部分，⁽¹⁰²⁾可謂最早的《楚辭》專目。閔齊伋書數次引用陳深《秭歸外志》，令後人略可窺見這部軼書的内容。蔣之翹書所引李賀、桑悦之説來自其家藏舊本，乃前人之所未睹。此外，馮夢禎《讀本楚辭集評》、來欽之《楚辭述注》、潘三槐《屈子》、丁澎《楚辭彙評》等書，其評語亦大抵是根據馮、陳、閔、蔣、沈一系的著作損益而成。又周履靖《九歌》八卷、姚龍之《枕騷餘録》，今已不存，蓋亦此類譚貞默《莊騷二學》今已不存，體例難知。然其提出“莊騷同怨”之説，與同時期黄文焕、錢澄之等莊屈合論的風氣正相呼應。⁽¹⁰³⁾此外，明代浙人編纂總集而收録《楚辭》者較江蘇爲少，僅陳淏子《周文歸》一種。此書頗有眉批，亦當時風氣使然。總而言之，《楚辭》集評著作在浙江尤爲興盛，此應與當地文風興盛、出版事業發達有莫大的關係。集評内容雖被清人譏爲餖飣割裂，但畢竟保留了大量不見於他書記載的前賢之説，在今天看來非常珍貴。

次者，浙江籍學者有兩部《楚辭》聲韻學著作，除前文所言胡文焕、張學禮《楚辭直音》外，尚有屠本畯（1542—1622）《楚騷協韻》。屠氏著作甚多，觀其内容，可知師古仍爲其論文本旨；而他同時又注重生活情趣與享受、傾向於三袁的師心説。這與其友人屠隆、黄姬水等師古説殿軍的文學思想是很類似的。爲行文方便，屠氏《楚騷協韻》、《離騷草木疏補》二書將在第八節與楊慎一併論述。然此處值得一提者，屠氏二書雕版精美，足見晚明浙江印刷業之水平。其聲韻考據之興趣固然承自楊慎，亦於同省後進周拱辰相呼應。

《楚辭》注釋方面，浙人共有三種，即黄洪憲《離騷解》、陸時雍《楚辭疏》、周拱辰《離騷草木史》。黄洪憲（1541—1600）字懋中，隆慶五年（1571）會試第二，選翰林編修。《離騷解》一書雖已亡佚，内容難考，然以黄氏身居玉堂清貴之地，而仍有意於屈騷，臺閣文學好尚視明代前期有所變化，似可窺知。陸時雍字仲昭，崇禎六年（1633）貢生，有《詩鏡》、《楚辭疏》傳世。性剛，好使氣，不能俯仰于人。⁽¹⁰⁴⁾因事牽連遭逮，卒於繫所。⁽¹⁰⁵⁾今人朱易安道：“‘師古’與‘師心’的調和，同樣也表現在接受‘性靈’學説的詩論家中間。這一時期出現的陸時雍輯纂的《詩鏡》，便反映出類似的調和。”⁽¹⁰⁶⁾其《楚辭疏》十九卷取王、朱兩家注而以己意折衷之，亦正有此調和的趨向。然整體而言，陸氏《楚辭疏》仍以論文爲主，正如洪湛侯指出：“此書重在疏通文義，略於訓詁。”⁽¹⁰⁷⁾洪氏又云：“此書突出了屈原愛國憂君的思想。”⁽¹⁰⁸⁾蓋陸時雍疏《騷》的動機，一在於梳理舊注、以譚藝爲主，一在於闡發經傳大義、有益於世教人心。换言之，其所留意主要仍在詞章與義理。周拱辰，字孟侯，屢試不第，與同里陸時雍爲知己。《桐鄉縣志》云：“大兵南下，公避地窮鄉，比少定，檄諸生應貢者署職。公曰：‘休矣！吾第欠一死耳，尚知身外事哉！’賦《揮杯勸孤影》詩見志，以歲貢終其身。”⁽¹⁰⁹⁾周氏在明亡後無奈成爲清廷歲貢，然内心未必坦然，故注騷自解。周氏好考據博物之學，故陸時雍作《楚辭疏》時，已請周氏代注《天問》。入清以後，周氏認爲：“竊睹《騷》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一名一物，皆三閭之碧血枯淚，附物而著其靈。而漢王叔師、宋洪慶善、朱元晦三家，雖遞有注疏，未爲詳確。陸昭仲《新疏》仍涉訓詁習氣，于典故復多挂漏。”遂“廣爲搜訂其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多所弋獲，憲古條義，自謂兼之”。⁽¹¹⁰⁾所以名爲“草木史”，周氏之言曰：“草木之中，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一一比其類而暴其情。”⁽¹¹¹⁾該書每篇分段，先引朱説，再作補注。全書除注釋外，尚有《離騷拾細》一卷，以條列方式“憲古條義”。此外，陸、周二書也輯有不少評點之語，除迻録自他書者外，也有不少友儕之説。《桐鄉縣志》稱許陸、周又云：“桐邑自國初貝、程後，此道絶響，越二百八十餘年，始得二子以振之，亦可謂才難矣。”⁽¹¹²⁾足見陸、周對明清之際桐鄉文風之影響，而致力於屈騷，又是二人主要的文學取向之一。

在江浙印刷事業興盛的大環境下，《昭明文選》數度重印，也促成《文選》新注新評的面世，内容自然涉及屈騷。然較早出現者，當推蘇州人張鳳翼的《文選纂注》十二卷，自序題於萬曆庚辰（八年，1580）。⁽¹¹³⁾此書以辭章賞析爲主，考據訓詁其非其長，故亦多取舊説而斟酌之。影響所及，浙人孫鑛（1542—1613）《文選瀹注》、陳與郊《文選章句》、鄒思明《文選尤》等先後付梓。鄒書不收《楚辭》，而孫書以評點爲主，陳書以補注爲宗，各有所長。

七、明代福建楚辭學述要

明代福建布政司共福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府（合稱八閩）及福寧一直轄州。全省地形依山傍海，九成陸地爲山地丘陵，號稱爲“八山一水一分田”。總體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東部沿海爲丘陵、臺地和濱海平原，西部和中部形成斜貫全省的閩西大山帶和閩中大山帶，其間爲互不貫通的河谷、盆地。先秦時代，福建爲百越雜居之地。秦漢時期開始發展農業，中原漢族亦陸續遷入。唐宋以後，福建經濟因海上貿易的繁榮而迅速發展。明初，海上貿易被禁止，但居民尚可務農以自給自足。但隨著人口增長，而全省農地不多，糧食匱乏，於是與鄰省的糧食貿易開始活躍。漁業、種茶、製糖、造紙等都是明代福建流行的産業。⁽¹¹⁴⁾鄭學檬指出，福建文化傳統主要源於三個方面：古閩越文化的遺存，漢唐以來中原漢文化的傳入，宋元明清時代阿拉伯、波斯與歐洲文化相繼東漸，而以中原漢文化爲主體。其内涵可歸納爲重商趨利的經濟觀、獨立不羈的尚武冒險精神、注重地域血緣關聯的宗派觀念、諸神並崇的宗教觀念。⁽¹¹⁵⁾出版業是明代福建地區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宋金元之世，福建與浙江、四川、山西平水皆爲出版業重鎮，但入明之後，四川、山西逐漸没落。今人林拓指出，由於沿海的閩地在元末明初未有大規模的屠殺與破壞，遂與浙江、江蘇三地成爲全國刻書重心。弘治以前，地處閩、浙、贛交界的建陽書坊已成爲當時許多學者購書的首選之地。此後，福州官刻的發展也頗爲突出。⁽¹¹⁶⁾書籍之易得，自能提昇當地的文化風氣。根據何炳棣研究，宋代進士總數有四萬名左右，福建進士人數有七千人左右，爲全國第一，且遥遥領先於其他地區。在兩宋118名狀元中，福建人占20名，也爲全國之冠。明代福建進士爲2116名，位居全國第四，但按每百萬人口的進士數，福建省卻高達428人，名列全國第一，第二名爲浙江省307人，其餘各省均在283人以下。⁽¹¹⁷⁾而福建不在長江流域，也非楚文化波及之處，卻在明代産生了六位《楚辭》編撰者，這也是絶無僅有的。

閩人注騷的傳統，固然始於朱熹。而明代六位《楚辭》編撰者之中，有兩位來自閩東的福州府，即黄文焕（永福）、陳第（連江），一位來自閩中的興化府莆田縣，即林兆珂，三位來自閩南的泉州府晉江縣，即郭惟賢、李贄、何喬遠。郭惟賢（1547—1606），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1574）進士。官至湖廣巡撫、左副都御史。⁽¹¹⁸⁾《四庫總目•總集類存目》著録其所編撰《三忠集》十四卷，提要云：“是集乃惟賢官湖廣巡撫時所編，前有萬曆甲午自序，謂‘屈原，秭歸人。孔明，南陽人。岳忠武雖起家湯陰而封鄂王，苗裔迄今在武、黄閒。均以楚稱，故合爲一編。’於《離騷》取朱子注，編爲七卷。……於三賢事狀文章俱無可證覈。惟賢一代名臣，此編則未爲精善，蓋一時書帕本也。”⁽¹¹⁹⁾因《三忠集》爲饋贈之用的書帕本，《楚辭》部分僅删節朱熹集注而成，鮮有郭氏一己獨見。然此書於萬曆廿二年（1594）刊印，時代較大部分楚辭學著作爲早。

李贄（1527—1602），字宏甫，號卓吾、温陵居士。中舉人，官至雲南姚安知府。後移居各地，著書立説，被當朝者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自刎獄中。李氏師事泰州王襞，公然自居異端，批判儒家道德傳統。文學上反對擬古，崇尚自然，提倡俗文學，對公安三袁、焦竑、湯顯祖、馮夢龍影響甚大。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著録《李卓吾批評楚辭抄》一卷一册，⁽¹²⁰⁾現已不存。然其評論《楚辭》的《屈原傳贊》、《招魂》、《漁父》、《反騷》等文字，卻每每見於其文集及坊間《楚辭》集評中。我們由此可知李贄《楚辭》研究的三個特色：第一，能純從詞章的角度去分析《楚辭》；第二，通過對《楚辭》的論述來表達自己的異端精神；第三，通過《楚辭》的論述來表達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何喬遠（1558—1632），字稚孝，號匪莪。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與東林學派頗有過從。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坐累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講學鏡山。崇禎年間累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有《釋騷》一卷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作爲臺閣後進、東林中人，他注《離騷》以明志，流露出對朝政日壞的焦慮，對於楚廷的政治鬥争分析非常細緻。然而，何氏對訓詁聲韻不甚措意，也令《釋騷》一書存在著義理發揮有餘、立論證據不足的遺憾。⁽¹²¹⁾

林兆珂，萬曆二年（1974）進士。官刑部郎，歷知廉州、安慶，乞歸。頗有著述。⁽¹²²⁾其《楚辭述注》十卷，凡例有録篇、點序、分章、詮故、譯響、訂譌、印字、覈評八條。姜亮夫以爲此書“大抵訂王朱兩家之説，而以時文義例説古書，明人舉子業也”。⁽¹²³⁾所言大抵非虚。

陳第（1541—1617），字季立，號一齋，嘉靖時爲諸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爲戚繼光定平倭策。後爲俞大猷召致幕中，居薊十一年。辭官後挾書雲遊，裹糧之南京與焦竑爲友，離經析疑，著述甚多。⁽¹²⁴⁾陳第不循科舉之途，投筆從戎，體現了經世致用的思想。他對於《詩經》、《楚辭》的古音研究，也就是這種尚實學風的呈現。焦竑《筆乘》中提出“古無協音説”，所論仍限於片段式，而陳第則有《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兩書申述此説。他認爲《詩經》、《楚辭》反映的是古音，不能以今音爲標準，隨音改讀來求韻腳諧合。陳第考證古音，以《詩經》、《楚辭》韻例作爲本證，以周秦漢魏語音材料作爲旁證，交相考辨，證實古音本讀，對清代古音學家影響巨大。除古音訂正外，《屈宋古音義》還有篇章考證、辭章賞析的部分，所論亦甚精彩。

黄文焕（1598—1667），字維章，號坤五、觚庵、恕齋，天啓五年（1625）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左春坊左中允。時文焕因好友黄道周彈劾重臣楊嗣昌、陳新甲，牽連下刑部獄，在獄中箋注《楚詞聽直》八卷，《陶詩析義》四卷。釋獄歸里，後寓金陵。⁽¹²⁵⁾黄氏明亡不仕，至順治十四年（1657）又作《聽直合論》。此書除了强調忠姦之辨、爲己鳴冤外，對於屈原生平事蹟和作品年代考索頗詳，對於《九歌》篇數、《招魂》作者等問題也有新見。洪湛侯認爲，黄氏這些説法未必完全正確，但他將屈原的作品與史料相印證，爲後人開了很好的風氣。⁽¹²⁶⁾

八、其他

明代長江流域省份中，四川籍學者也有三種楚辭學著作，即楊慎《楚騷協韻》二卷、張頌《楚詞疏義》、熊蘭徵《離騷注》，三者皆亡。張頌、熊蘭徵二人之書見於《四川通志》，唯二人生平不詳，其書内容不得而知。楊慎之書著録於《澹生堂書目》，今亦不存。楊慎（1488—1559）學問淵博，對於《楚辭》每有考證，範圍涉及聲韻、訓詁、名物、史事各個方面，其説散見於《升菴集》、《丹鉛》諸録、《譚苑醍醐》等書中。觀《楚騷協韻》之名而思義，蓋亦申論朱熹協韻之説爾。楊慎爲内閣首輔楊廷和之子，大禮儀之争後終生貶謫雲南，遂著書自遣，開明代考據學之風氣。然屈騷僅爲其學術研究之一端，似也與省籍背景關聯較少。晚明之世，於《楚辭》聲韻考據之學直接師承楊慎者有浙江人屠本畯。其《楚騷協韻》書前附有《讀騷大旨》，其言曰：“夫《楚詞》詞楚，故訛韻寔繁，因取《韻補》《轉注音略》《獵要》《字苑》諸考要諸是定韻，或一二一二協之，或三四三四協之，苟足兼收，無嫌並照，將使韻靡不通，協非强解，刃發如新，法理不滯矣。”⁽¹²⁷⁾然朱熹協韻之説，實非穩妥。楊慎《轉注古音略》、《古音獵要》等書也未能衝出協韻説窠臼。屠本畯遵從朱、楊，發明自然不多。《離騷草木疏補》乃以宋人吴仁傑《離騷草木疏》爲基礎的增補之作。四庫館臣曰：“是書以宋吴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粢、麥、粱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删汰，自謂明簡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疏略。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注，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謂宿莽非卷葹，斥王逸注及郭璞《爾雅》注之誤，本畯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葹，江淮間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説，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¹²⁸⁾評價大抵可謂公允。故屠氏二書，對時人及後世未見太大影響。

此外，尚有兩位北方學者留下《楚辭》著作，一爲馮惟訥《楚辭旁注》，一爲趙南星《離騷經訂注》。馮惟訥（1513—1572）爲嘉靖戊戌（1538）進士，位至光禄正卿，有《青州府志》、《光禄集》、《古詩紀》、《風雅廣逸》等著作。其《楚辭旁注》如陳隺序文所言，“唯標以音叶而注不與焉”，實則幾無己見。趙南星（1550—1627）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曆二年（1574）進士，是東林中堅人物，對於當時政壇影響頗鉅。其人因在大計中秉公澄汰，觸犯時忌，遭貶爲民，在神宗朝後期家居幾三十年。⁽¹²⁹⁾《離騷經訂注》就是在這段時間林居時講學的教材。趙南星認爲《離騷》之文是“奇正合一”的表率。《離騷》大義粲然，符合趙氏所認知的教化意義；而其文辭瑰麗、造意新異，又可迎合當時朝野的好奇文風。如果《離騷》爛熟於胸，士人在義理、詞章兩道上都會有長足的進益。如果在爲文、爲人兩個層面都有相當的修爲，不難得到有司的青睞，取得功名。當然，此書寫作的遠因仍在於對當時朝政日壞、小人在位的不滿，著書以寄託憂憤。其以親身經歷分析楚廷忠奸鬥争，而《後跋》又將《離騷》“求女”情節詮釋爲替懷王求賢妃，乃同類説法中之最早者。⁽¹³⁰⁾

九、明代楚辭學著作型態與地緣文化：以江南地區爲中心的觀照

林拓指出，目前常見的文化地域性研究模式，乃是將地域文化的發展分爲若干階段，研討各個階段的主要特徵，進而剖析其政治、經濟及社會背景，並以一批具有鮮明時代色彩的文化現象爲階段性特徵的代表，最後在各階段性特徵的基礎上總結出若干基本特色，確信這些特色就是文化的地域性。實際上，那些及時感悟時風之變的所謂全國影響的文化名人有不少是游離於地域文化的進程之外的，儘管人們總是樂於讓他們扮成某一時期地域文化的當然代表。其實，就是那些所謂影響深遠的文化名人又有多少是在當時稍縱即逝，待後人發掘才知他的重要性的。⁽¹³¹⁾相對於理學而言，《楚辭》在明代算不上專家之學，加上地緣色彩較濃厚，又與儒家思想有所扞格，即便明代前期朱熹《集注》獨大，卻也未必能因爲中葉以後的編撰者時時引用朱注而爬疏出一條師承的譜系。如果説研習理學尚且與科舉仕進等利益因素有較大聯繫，那麼對屈騷的喜愛與探研更屬於個人領域的事（儘管趙南星也嘗試將之與科舉扣上關係）。换言之，《楚辭》在明代各區域之傳播，最多關乎商業考量，卻較少與官方政策與思想掛勾。因此，考察《楚辭》在明代之接受情況，更能了解各區域文學乃至學術風氣的自發性走向。本節以綜論的形式，以江南（蘇南和浙江）爲中心，從著作的型態檢核明代楚辭學的地緣文化特徵。

毋庸置疑，明代楚辭學注釋類著作數量仍佔了相當大的比例。以知見書目來計算，其編撰者遍及湖廣、江西、南直、浙江、福建、北直等地，人數尤以南直爲多（八人），次爲浙江、湖廣、福建各三人，江西、四川各二人，北直一人，似乎遍布了本文所論及的各區域。但值得注意的是，八位南直籍編撰者中，竟無一人來自蘇南地區。文風最爲興盛的蘇南，終明一代没有一部《楚辭》注釋的著作，固有其偶然性，然也有地緣文化的因素在焉。筆者曾論道，明太祖怒蘇、松爲張士誠所守，施政嚴酷，導致吴中逐漸發展出不同於官方的博學、尚趣的文化。仕途順遂者固然甚少談及屈騷，即便失志文人，固然予屈原以同情，卻刻意保持著一段心理距離。在尚趣傳統影響下，他們在放任個性之外，也追求閒適自足，這就與屈騷的内涵、情調頗相逕庭了。⁽¹³²⁾參照與蘇南文化相近的浙江，也只有陸時雍、周拱辰兩種注釋著作。不可否認，注釋所花時間、精神甚鉅，若非深有契合、會心，當不會耗費如此功夫。陸氏性剛好使氣，與屈原自有共鳴之處；周拱辰先受陸氏影響、後逢國變，應是其注釋全騷的主要原因。至於其他編撰者的注騷，固然也有地緣文化的因素，然如趙南星、何喬遠、劉永澄、黄文焕因黨争，洪舫因失志，汪陛延、李陳玉、錢澄之、王夫之、王萌因國變，一己遭際或因時代環境的影響顯然更大。

然而，蘇南籍士人卻留下了甚多其他型態的楚辭學著作。如周用《楚詞注略》，名爲注略，實爲詩話體。又如盛明吴訥《文章辨體》、中明徐師曾《文體明辨》、明末許學夷《詩體明辨》，都是從文體學與總集編纂入手，通過序説來表達自己對屈騷的看法。單獨觀其序説，又與周用之書相近。再如張之象有《楚騷綺語》、《楚範》、《楚林》、《楚翼》四種著作，前一種爲辭藻彙編，是予操觚者參考之用的類書。次二爲文體學專著，末兩種爲紹騷文集。這四種書籍既無張氏的抒情之語，也無注釋形式予其以微言大義之可能，然據茅坤之言，張之象的編撰動機仍有抒發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意。前此黄省曾重刊王逸《楚辭章句》、編撰《騷苑》，庶幾近之。由此可見，蘇南籍士人“發憤”的方式更偏向於透過編纂印刷與屈騷相關的著作而點到即止。

至於集評類著作，則以浙人爲多。這與杭州一帶出版事業興盛有很大關係，前文已有論述。進而言之，集評部分一般不會獨立刊行，而是附於《楚辭》文本，或作爲單獨一卷，或散見於眉批、側批。《楚辭》文本可以是白文形式（如陳深、閔齊伋刊本），也可以是王逸《章句》（如馮紹祖刊本）、朱熹《集注》（如蔣之翹、沈雲翔、來欽之刊本）。此外，編纂總集、重刊《文選》，乃至重新注釋，也往往會增入集評部分，如陳深《諸子品節》、陳淏子《周文歸》、孫鑛《文選瀹注》、陸時雍《楚辭疏》、周拱辰《離騷草木史》等，皆頗録集評文字。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底本爲朱熹《集注》，近人姜亮夫謂其“校理蓋極精審，當亦有明一代之佳槧也。”⁽¹³³⁾蔣氏《自序》云：“予酷嗜《騷》，未嘗一日肯釋手。每值明月下，必掃地焚香，坐石上，痛飲酒，熟讀之，如有淒風苦雨，颯颯從四壁間至，聞者莫不愴然，悲心生焉。”又曰：“庶貽茲來世，以見予與原爲千古同調，獨有感於斯文云。”⁽¹³⁴⁾可見如蔣氏刊騷，亦因自身好尚，非如坊賈徒以射利爲事。其後沈雲翔《楚辭評林》在蔣書基礎上增益十二家，號稱《八十四家評楚辭》，然如姜亮夫所説，“全襲蔣氏原文”而略爲增補者也。⁽¹³⁵⁾相比而言，蘇南籍人士的同類著作，大抵不出以上幾種情況。如桑悦《楚辭評》的評點内容原本蓋爲其信手眉批，後爲蔣之翹録入《七十二家評楚辭》。劉鳳等《楚辭》十七卷，主要依據洪興祖《補注》，此書仍有浙江湖州的凌毓柟套印刊刻。題張鳳翼《楚辭合纂》則以王、洪、朱三家之注爲主，故名合纂。陳仁錫《古文奇賞》、《屈子奇賞》之《楚辭》部分，注文要爲朱注之節略，其編纂方法大體承自陳深《諸子品節》。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毛晉的特出，令常熟成爲後起的出版重鎮。不過毛晉學識遠高於一般坊賈，其刊刻無論在内容、版式、紙張、裝潢各方面皆求精善。如前節所論，毛氏與同里戈汕所編刊《屈子》七卷，含總評、章評、譯韻、譯字、參疑、《列傳》等部分。總評、章評所録並未超出他家集評之内容，此書編纂目的，要爲整合前人之説而精刊之爾。

此外，明人於《楚辭》音韻頗爲重視，相關書籍也爲數不少。如楊慎《楚騷協韻》、夏鼎《楚辭韻寶》、梁世祥《楚辭輯韻》等皆是。而浙人屠本畯《楚騷協韻》即直承楊慎之説，另又有胡文焕、張學禮合纂《楚辭直音》。但整體而言，明人對《楚辭》聲韻之研究要到陳第《屈宋古音義》面世才有突破性的發展，其餘諸書不出宋人協韻舊説，價值有限。進而言之，如陳新雄所論，晚明學問大家焦竑之古音學理論散見於所著《筆乘》中，其友陳第於《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二書亦時時言及之，凡所立論，皆極精要。⁽¹³⁶⁾然焦竑於古音之學卻未有專書。焦氏原籍南京，然明代之江蘇全境皆無《楚辭》音韻新書問世，反不及相鄰地區，如此情況亦甚爲耐人尋味。

十、結語

Elisabeth Herrmann討論當代瑞典作家Olov Enquist的小説時指出，作者明瞭到寫小説對他意味著甚麼：那是一種文獻記録，記録了對於個人遺産滋生意識的過程，也記録了對這份遺産遠離的動態，而這種動態也是走出一個熟知的、深度内化的地方——家，進入一個未知處，進入一個超越既定外緣、區域、國族、社會以及個人邊界的世界。⁽¹³⁷⁾相形之下，作爲文學作品的小説，往往是透過注釋、評論而傳播的。這種傳播使《楚辭》走出具有文化傳承性之區域文學的畛域，而邁向全國，而其過程在明清兩代最爲顯著。明代中葉開始，楚辭學新著面世如雨後春筍。然與終清之世全國各地多有編撰者相比，明代楚辭學著作要從弘、正以後才逐漸問世，且絶大多數編撰者都分佈在長江沿岸諸省。這固然由於長江流域在明中葉以後經濟較發達、文化較興盛，也與其爲荆楚故地、流風所及有關。作爲先秦楚國核心地帶的湖北地區，繼承了卞急尚武的民風，其楚辭學編撰者每有“狂狷景行”之士，如郝敬、夏鼎、汪陛延、鍾惺、王萌等皆是，但整體著作數量、型態皆不算多，質量也未必超出其他地區的同類著作。相對而言，湖南地區僅有周聖楷《楚寶》、王夫之《楚辭通釋》兩種著作，其對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重，誠有過於湖北者。這大概與終明一代大量江西移民遷入湖南，令當地濡染理學風氣，將尚武精神潛移默化爲文化學術上自强不息的鑽研毅力有關。而江西在宋代已爲文化奥區，明代前期多産臺閣重臣，中期以後又成爲江右學派重鎮，文化與屈騷格格不入。直到明末清初，才因國變之痛而産生漆嘉祉、李陳玉、賀貽孫三家楚辭學著作。南直隸與浙江由於經濟、文化之領先地位，是明代楚辭學著作最多的地區。其中南直安徽地區以徽州一帶的楚辭學最爲興盛，汪瑗《楚辭集解》爲明代第一部具有規模的《楚辭》注釋作品，頗有新見。其後汪仲弘、俞王言、洪舫也各有論述。此外，值得注意的有明末清初錢澄之《屈詁》，錢氏身爲遺民，注騷動機與王夫之、李陳玉等大抵近似。福建是唯一遠離長江流域而産生了六種楚辭學專書的地區。這與福建科舉人數多、商業（包括出版業）發達、乃至朱熹注騷有莫大的關係。如郭惟賢、林兆珂、何喬遠、黄文焕等皆爲進士乃至朝廷命官，陳第醉心於音韻學研究，李贄爲王學左派鉅子，他們對屈騷的論述每有新説，可以想見。

至於南直隸的蘇南和浙江，亦即傳統所謂江南，是明代楚辭學最爲興盛的地區，著作達三十餘種。但整體來看，蘇南能開風氣之先，卻由浙江發揚光大。筆者以爲，這是由於文化認同與出版事業的影響。雖然南京與浙西同爲出版中心，但浙西與蘇南同屬江南，心理距離更近。加上浙西不具備南京的陪都性質，文化較不受官方思想左右，故更適合楚辭學的發展。如前文所言，蘇南的吴訥、桑悦、黄省曾、周用四人時代較早，開啓了明代楚辭學著作的四條脈絡：吴訥《文章辨體》以總集形式納入《楚辭》篇章，並從文體學的角度通過敘説加以探討。桑悦《楚辭評》以評點形式分析《楚辭》作品。黄省曾《騷苑》將《楚辭》詞藻分門别項，以類書形式出版。周用《楚詞注略》則以詩話形式條列自己對《楚辭》的看法。吴訥的繼承者徐師曾、許學夷，黄省曾的繼承者張所敬、張之象皆爲蘇南籍，但這類書籍的著述畢竟數量有限。詩話類的著作也爲數不多，且周用以後蘇南未見任何新著（郝敬、黄文焕、賀貽孫、周拱辰等皆非蘇南籍）。相比而言，浙西一帶在晚明刊印了不少《楚辭》白文與新舊注本，以及《文選》及新編總集，且往往加上諸家眉批、總評、集評，以吸引讀者，蘇南反而受此風氣影響。但如馮紹祖重刊《楚辭章句》、陳深編《諸子品節》、蔣之翹重刊《楚辭集注》，在校勘和集評工作上都頗下了功夫。相比之下，蘇南的同類著作卻常爲僞託，如張鳳翼《楚辭合纂》、歸有光《諸子彙函》、焦竑《二十九子品彙》等，皆爲坊賈剽竊射利之作。能步武陳深者，僅陳仁錫《古文奇賞》、《諸子奇賞》而已。再者，浙西於晚明有屠本畯《楚騷協韻》、胡文焕《楚辭直音》二書，明末清初又有陸時雍《楚辭疏》、周拱辰《離騷草木史》兩部注釋專書。然蘇南地區卻並未出現《楚辭》音韻及新注。筆者以爲，這與蘇南地區自明初以來孕育的博雅尚趣的風氣有關，當地失志文人即使予屈原以同情，卻刻意保持著一段心理距離，仍以閒適自足爲追求，與屈騷的内涵、情調頗相逕庭，因此對《楚辭》新著就不太措意了。

此外，如楊慎作《楚騷協韻》主要以考據爲依歸，趙南星、劉永澄注《離騷》則是晚明黨争環境所致，受其鄉里文化風貌之影響較小。可見明代楚辭學的興盛，未必與地緣文化有著無法切斷的關聯。我們不妨將楚辭學在明清的發展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爲明代，楚辭學在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圈興起；第二階段爲清代，楚辭學從長江流域向外擴散。可以説在明清兩代的楚辭學史，就是循著一條由區域而邁向全國的軌跡。

(1)　Tuan，Y-ifu：“Place matters because，among other things，it is a reposito of the past.‘Who we are’depends on‘who we were’.”See“Perceptu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A Commentar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93，No.4（Dec.，2003），pp.878.

(2)　李勤德：《中國區域文化》（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頁2。

(3)　[宋]黄伯思：《校定楚詞序》，載《東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據《古逸叢書三編》影印，1988），頁344。

(4)　Hawkes，David：“For Chinese poetry has a dual ancestry，a Northern and aSouthern，correspondinginsomerespectstothesetwopoetic functions.[…]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re so great that 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think of them as two separate sources，contributing in equal measure to the new kind of poetry that began to emerge in the second century A.D.”SeeThe Songs of the South：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of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London：Penguin Group，2011），p.15.

(5)　[漢]班固：《離騷序》，載[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49。

(6)　李永明：《朱熹〈楚辭集注〉成書考論》，《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4月號，頁51。

(7)　按：就先秦時代的楚文化而言，現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爲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河南省東南部、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北部爲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後楚文化的中心地區；貴州、雲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

(8)　翟忠義、李樹德：《中國人文地理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頁380—381。

(9)　江凌：《試論荆楚文化的流變、分期與近代轉型》，《史學集刊》第5期（2011.09），頁76。

(10)　[清]陳廷鈞纂：《同治安陸縣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卷八《風俗》。

(11)　何文君：《明至清初江西對湖南人口的遷徙》，《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19卷第3期（1990.05），頁90—93。

(12)　[明]郝敬：《藝圃傖談題辭》，《藝圃傖談》，吴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5897。

(13)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188—189。

(14)　周躍雲：《湖南地理與湖湘文化》，《求索》1993年第3期，頁116。

(15)　（美）普拉特（Stephen R.Platt）著，黄中憲譯：《湖南人與現代中國》（臺北：衛城出版，2015），頁16—18。

(16)　見洪湛侯主編：《楚辭要集解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頁457。按：據洪氏著録，可知此書爲匯評本，然不知鍾惺之“訂”屬於甚麼性質的工作。筆者曾多方嘗試搜求此書，惜無進展。

(17)　[明]袁宏道：《敘小修詩》，[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頁188—189。

(18)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7386。

(19)　[清]沈用增纂，[清]朱希白等修：《孝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八年[1882]刊本影印，1976），頁988—989。

(20)　[清]楊承禧等纂，[清]張仲炘等修：《湖北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清宣統三年[1911]修、1921年增刊本影印，1934），頁3474。

(21)　[清]胡翼修，[清]章鐖纂：《天門縣志》（1922年天門縣署據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石印）卷十七，頁7a。

(22)　《明史》，頁7399。

(23)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759。

(24)　見拙著：《從〈楚辭評注〉看明末清初的學風轉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6期（2006.08），頁313—338。

(25)　[清]王闓運等纂，[清]陳嘉榆等修：《湘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五年[1889]刊本影印，1970），頁1009—1010。

(26)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頁564。

(27)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3106—13108。

(28)　[明]王夫之：《楚辭通釋》（香港：中華書局，1960），頁4。

(29)　[明]王夫之：《九昭序》，同前注，頁174。

(30)　（美）普拉特（Stephen R.Platt）著，黄中憲譯：《湖南人與現代中國》，頁16—17。

(31)　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頁84—85。

(32)　吴旻旻：《〈楚辭通釋〉的楚辭學意義解讀：兼論其於船山詩學之位置》，《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6期（2012.05），頁159—192。

(33)　魏崇新：《明代江西文人與臺閣文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1月號，頁32—37。

(34)　[明]黄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33。

(35)　[明]王直：《抑菴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頁29—30。

(36)　魏崇新：《明代江西文人與臺閣文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1期，頁37。

(37)　[明]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018。

(38)　黄建榮：《湯顯祖與楚辭的關係論析》，《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10月號，頁106。

(39)　鄒元江：《明清思想啓蒙的兩難抉擇：以湯顯祖爲研究個案》，《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頁93—99。

(40)　[清]劉坤一等修，[清]劉鐸、趙之謙撰：《江西通志》（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七年[1881]刊本影印，2004），册21，頁1。

(41)　[清]黄廷金修，[清]蕭浚蘭等纂：《瑞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影印，1970），頁276。

(42)　《明史•陳泰來傳》記載：“唐王擢（泰來）爲太僕寺少卿，與萬元吉同守贛州。再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江西義軍。李自成敗走武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泰來大破之。初，益王起兵建昌，泰來欲從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國士出降，泰來惡之。”（見《明史》，頁7125。）可見李自成部破新昌時，漆嘉祉已辭官家居。又《南疆繹史》卷二十九《列傳二十三》的《陳泰來傳》紀録漆嘉祉、戴國士勸説之言云：“公受閩命矣。今復從王，將奉王臣閩乎，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爲國事捐身家，本以教忠；而先示二心於人，人誰諒之！”認爲陳泰來既已受福建唐王之命，不宜更向益王稱臣。然而不久後，“建康失援，新昌破，王奔；國士降，翻爲金聲桓用。泰來恨之曰：‘吾乃爲賊所紿，彼固爲敵游説也！均之國事，益與閩又何所分乎！’意欲誅之。”見[清]温睿臨：《南疆繹史》（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頁411。

(43)　見[清]劉繹纂，[清]定祥修：《吉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元年[1875]刊本影印，1975），頁976。

(44)　[清]魏學渠：《楚詞箋注後序》，[明]李陳玉：《楚詞箋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1672]魏學渠刊本），頁2b。

(45)　[明]李陳玉：《退思堂集》（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1637]）刊本），序，頁1a。

(46)　[清]錢繼章：《李謙菴先生楚辭箋注後序》，[明]李陳玉：《楚詞箋注》，頁1a。

(47)　[明]李陳玉：《楚詞箋注自敘》，同前注，頁3a—5a。

(48)　[清]魏學渠：《楚詞箋注後序》，同前注，頁2b—3a。

(49)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北京：中國書店據天津徐氏退耕堂1928年雕版影印，1988），頁194。

(50)　[明]賀貽孫：《騷筏序》，《騷筏》（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清道光丙午[1846]重鐫本，2000），頁2。

(51)　劉廷乾：《江蘇明代作家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頁15。

(52)　陳冠至：《明代南京的書籍市場》，《國家圖書館館刊》2014年第2期（2014.12），頁153—172。

(53)　（朝鮮）崔溥《漂海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頁194。

(54)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徵》，《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頁17—19。

(55)　《明史》，頁4317—4318。

(56)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明]吴訥、[明]徐師曾：《文章辨體序説•文體明辨序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77。

(57)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頁34。

(58)　《明史》，頁7353。

(59)　見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37—138。

(60)　見拙著：《桑悦及其〈楚辭評〉考論》，《清華學報》新36卷第1期（2006.06），頁237—272。

(61)　按：張鳳翼《文選纂注•楚辭》，俟後章另詳。

(62)　見拙著：《歸有光編〈玉虚子〉辨僞》，《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12），頁449—482。

(63)　《明史》，頁5330—5331。

(64)　見拙著：《周用〈楚詞注略〉探析》，《東海中文學報》第17期（2005.07），頁1—30。

(65)　[明]王鏊：《重刊王逸注楚辭序》，《震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頁280—281。

(66)　[明]黄省曾：《漢校書郎王逸楚辭章句序》，《五嶽山人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97），頁733。

(67)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頁1167。

(68)　同前注，頁1170。

(69)　潘嘯龍、毛慶主編：《楚辭著作提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62—63。

(70)　[清]楊開第修，[清]姚光發等纂：《重修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四年[1878]刊本影印，1970），頁1492—1493。

(71)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頁1802。

(72)　[明]茅坤：《楚範序》，《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447—448。

(73)　見拙著：《張之象〈楚範〉題解》，《書目季刊》第40卷第1期（2006.06），頁49—55。

(74)　見拙著：《劉永澄及其〈離騷經纂注〉》，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6期（2007.06），頁97—122。

(75)　姚福申：《明代出版家毛晉及其編校特色》，《編輯學刊》1991年4月號，頁93。

(76)　[明]張學禮、[明]胡文焕：《離騷直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日藏抄本，2014），頁32。

(77)　同前注，頁21。

(78)　同前注，頁7。

(79)　同前注，頁14。

(80)　同前注，頁42。

(81)　郭永鋭：《安徽明代作家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頁17—19。

(82)　陳冠至：《明代南京的書籍市場》，《國家圖書館館刊》2014年第2期（2014.12），頁158。

(83)　韓結根：《明代徽州文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84)　見金開誠、葛兆光：《汪瑗和他的楚辭集解》，收入《文史》第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72。

(85)　[明]歸有光：《楚辭集解序》，[明]汪瑗：《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1。

(86)　[清]劉大櫆纂，[清]張佩芳修：《歙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尊經閣藏板影印，1975），頁1016。

(87)　[明]汪文英：《楚辭集解跋》，[明]汪瑗：《楚辭集解》，頁3。

(88)　見[明]汪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同前注，頁6—7。

(89)　見汪仲弘於汪瑗《自序》末小字題識，見崔富章編：《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91。

(90)　[明]焦竑：《楚辭集解序》，[明]汪瑗：《楚辭集解》，頁3。

(91)　[明]汪瑗：《楚辭集解•自序》，同前注，頁5。

(92)　見李中華、朱炳祥：《楚辭學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頁144。

(93)　蹤凡：《〈辭賦標義〉的編者、版本及其賦學觀》，《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頁169—176。

(94)　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頁100。

(95)　朱之英等纂修：《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15年排印本，1985），頁1007。

(96)　[清]段中律修纂：《青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影印，1985），頁534。

(97)　[清]胡有誠、丁寶書：《廣德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七年[1881]刊本影印，1985），頁2149—2150。

(98)　[清]劉大櫆纂，[清]張佩芳修：《歙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尊經閣藏板影印，1975），頁1010—1011。

(99)　《清史稿》，頁13834。

(100)　[明]錢澄之：《屈詁自引》，《莊屈合詁》（合肥：黄山書社，1998）《屈詁》，頁139。

(101)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頁1139。

(102)　按：録有王逸《楚詞》、《楚詞釋文》、洪興祖《補注楚辭》、晁補之《重編楚辭》、《續楚辭》、《變離騷》二十卷、林應辰《龍岡楚辭説》、周紫芝《楚辭贅説》、朱熹《楚辭集注》共九種書籍。

(103)　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問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1），頁202。

(104)　[清]吴仰賢等纂，[清]許瑶光等修：《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1970），頁1808。

(105)　[清]沈季友編：《檇李詩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頁457。

(106)　朱易安：《中國詩學史•明代卷》（厦門：鷺江出版社，2002），頁186。

(107)　洪湛侯主編：《楚辭要籍解題》，頁65。

(108)　同前注，頁63。

(109)　[清]嚴辰等纂修：《桐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三年[1887]刊本影印，1970），頁552。

(110)　[明]周拱辰：《離騷經草木史敘》，《離騷草木史》（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癸亥[1803]聖雨齋刊本），序頁3a—3b。

(111)　同前注，序頁4b—5b。

(112)　[清]嚴辰等纂修：《桐鄉縣志》，頁552。

(113)　[明]張鳳翼：《自序》，《文選纂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影印，1997），頁22—23。

(114)　見唐文基：《福建古代經濟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115)　鄭學檬、袁冰凌：《福建文化内涵的形成及其觀念的變遷》，《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0年5月號，頁71—75。

(116)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166—176。

(117)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Da Capo Press，1976，c1962.

(118)　《明史》，頁5969。

(119)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頁1754。

(120)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宋氏漫堂抄本影印，1995），頁703。

(121)　見拙著：《何喬遠及其〈釋騷〉》，載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第九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200—217。

(122)　宋若霖等纂，廖必琦等修：《莆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1926年重印本影印，1968），頁518。

(123)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72。

(124)　見曹剛等修：《連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27年鉛印本，1967），頁222。

(125)　[清]魯曾煜等纂，[清]徐景熹修：《福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道光七年[1827]刊本影印，1967），頁1093。

(126)　洪湛侯：《楚辭要籍題解》，頁72。

(127)　[明]屠本畯：《讀騷大旨》，《楚騷協韻》（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1572]刻本影印，1997），頁374。

(128)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頁1269。

(129)　《明史》，頁6298。

(130)　見拙著：《趙南星及其〈離騷經訂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8期（2006.12），頁125—151。

(131)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頁8—9。

(132)　見拙著：《永樂至弘治間吴中文士的楚辭論》，《東華漢學》第四期（2006.09），頁113—145。

(133)　姜亮夫編：《楚辭書目五種》，頁51。

(134)　[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自序》（明天啓六年[1626]刊本）。

(135)　姜亮夫編：《楚辭書目五種》，頁324。

(136)　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18。

(137)　Herrmann，Elisabeth：“The author makes clear what writing fiction means to him：documenting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conscious of one’s own heritage，as well as the movement away from it as a movement from a well-known and deeply internalized place the home，out into an unknown landscape，into a world beyond fixed external regional，national，and also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borders.”See“Norrland’s Region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Per Olov Enquist’s Literary Work”，The Journal of Northern Studies，Vol.8，No.1，2014，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