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

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斯大林用浪漫主义笔触所描写的风景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意，但其诗歌真正的优美纯粹之处却在于它们的韵律感和语言本身的魅力。

《清晨》的韵律完美无缺，但真正让这首诗出类拔萃的是斯大林对波斯、拜占庭和格鲁吉亚意象的混搭式运用。他在这方面颇为敏感，且很早便显露出了天赋。雷菲尔德说：“也难怪格鲁吉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巨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会刊发这一首及其余四首诗了。”

索塞罗的第二首诗名为“致月亮”。这首癫狂的诗更将斯大林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描写了一个神圣的冰川世界，而其中暴力而又忧郁的主人公被悲剧性地放逐，于是，他被圣洁的月光吸引了。

在第三首诗中，斯大林“对比了人类的暴力和鸟儿、音乐及歌手的自然与温柔”。

第四首诗透露了斯大林的心声。它描写了一个不被祖国尊敬的先知，一个被人民放逐的诗人。年仅17岁的斯大林已经构想了一个“偏执狂般”的世界，在其中，“伟大的先知只会被阴谋暗杀”。雷菲尔德说：“如果说斯大林的诗中有‘暗藏信条’，那便是这首无疑了。”

斯大林发表的第五首诗和《清晨》一样是最受推崇的。他把这首诗献给了格鲁吉亚人钟爱的诗人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王子。正是这首诗吸引了斯大林银行攻袭行动中的银行“内应”，让此人主动向他提供了内幕线索。这首优秀的诗被收录进1899年庆祝叶里斯塔维王子大寿的合集之中。诗中所描写的圣人是个一手执竖琴一手执镰刀的英雄。

他的最后一首诗发表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耕耘》（Kvali）上。斯大林令人动容地描绘了一个老去的英雄，他“做梦梦到向子孙讲述他的过往”。斯大林或许是在想象老年时的自己。在他的理想中，他会坐在黑海边的阳台上，和自己的子孙分享他过往的传奇经历。

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

斯大林这位前浪漫主义诗人厌恶并摧毁了现代主义诗派，不过，他却大力支持他心目中的浪漫主义，即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能背诵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诗，他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甚至会朗诵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每当聊起他儿时的格鲁吉亚诗人时，他总是滔滔不绝。他甚至还帮忙把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翻译成俄文。在亲自翻译了几个小节后，他谦虚地问同僚：“我的翻译还过得去吗？”

斯大林尊敬艺术家。他清洗的那些文人大多阿谀奉承，而非真正的天才诗人。当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时，他下达的命令是“把他关起来，但不要伤害他”。他保住了大多数艺术天才的性命，比如说肖斯塔科维奇、布尔加科夫和爱森斯坦。他有时会给他们打电话，鼓励他们，有时也诋毁他们，让他们身陷囹圄。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突然打电话问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个天才，是吗？”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以悲剧收场，不仅是因为他自杀式地写了一首嘲笑斯大林的诗——这可是这位领袖年轻时最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向斯大林申明他的同事的的确确是个天才。曼德尔施塔姆没有被判死刑，却也没有被保护起来，斯大林让他在古拉格自生自灭。可是，斯大林的确保护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去打扰这位与世无争的诗人。”

这位17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

站在“石墙麻袋”的白色阶梯上，索索能看到埃里温广场附近忙碌而又危险的波斯集市和亚美尼亚集市。这是一片“由狭窄巷道构成的交错纵横的网络”，“开着铁匠和武器铺子；面包店里巨大的黏土烤箱里正烤着大块的面包……鞋匠展示着花哨的便鞋……酒铺里，商人们把酒装在羊皮袋或牛皮袋里”。果洛文斯基大道会令人产生身处巴黎的错觉，可其他街道则更像是“利马或孟买”。

巴伊德克记叙道：

这里的街道又陡又窄，两辆马车无法并行通过；大多数房屋都有阳台，它们鳞次栉比地依山而建，远看仿佛是一个个阶梯。白天热闹非凡，街上满是各色牵着动物的人们……格鲁吉亚蔬果小贩头顶木质托盘，波斯人穿着长袖衫、戴着黑色皮毛帽，他们的头发和指甲常常被染成红色；鞑靼的毛拉戴着绿色和白色的头巾；山区人则穿着漂亮的乔卡、戴着皮毛帽子……伊斯兰女性戴着面纱……马匹驮着革制水袋和穿着盔甲的骑士。

这座城市以温泉（及浴场）出名。它依圣山而建，位于库拉河畔，圆形塔尖的格鲁吉亚教堂和梅特希监狱——被伊利马什维利戏称为“第比利斯的巴士底监狱”——阴郁的塔楼耸立在城市上空。如今，沿圣山的鹅卵石小巷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白色大理石的教堂（凯可正和诗人们、王子们一起在此安息）散发着夺目而又圣洁的光芒。

第比利斯有16万人口——其中30％是俄国人，30％是亚美尼亚人，26％是格鲁吉亚人，另外还有少许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该市有6份亚美尼亚语报纸，5份俄语报纸和4份格鲁吉亚语报纸。它的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小作坊里；亚美尼亚生意人、格鲁吉亚王子和俄国贵族与将军——以沙皇的总督为首——是富裕的上层阶级。城市里的搬水工来自于西部的拉夏（Racha），石匠是希腊人，裁缝是犹太人，浴场老板则是波斯人。它好似“不同种族和不同牲畜的大熔炉，羊皮帽和光头、毡帽和尖顶帽在此共存……马、骡子、骆驼和狗共生不悖……火热的空气中洋溢着叫喊声、敲打声、大笑声、咒骂声、推搡声和歌唱声……”

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座散布着剧院、酒馆、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国大都市生根发芽，并渐渐渗入到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内。

索索和一个叫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的男孩“因身体状况差”搬出了集体宿舍，搬进了小房间。杰夫达里阿尼比索索年长，他早已是神学院一个地下小圈子的成员，他们会偷偷阅读被禁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我建议他加入，”杰夫达里阿尼说，“他很高兴，并同意了。”紧随其后，斯大林也邀请他在哥里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和达维塔什维利加入了这个圈子。

刚开始时，他们读的并非是具有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仅仅是被神学院禁止，其实却无关紧要的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廉价图书馆”的读书会，继而从一家书店借书看。而书店的老板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您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吗？”在此之后，书店老板伊梅达什维利曾写信给伟大的斯大林，“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思考和低语着讨论过多少问题吗？虽然当时的我们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正是在那里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的革命牧师西穆尔登成为了斯大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学院却禁止学生阅读雨果的著作。

晚间时分，“污点”总会在走廊里巡视，检查灯是否都熄灭了，学生们是否在偷偷读书或自渎。然而，一旦他离开，男孩们便会点燃蜡烛，挑灯夜读。索索读起书来更是没日没夜。他经常“看入了迷，连觉都顾不上睡，他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样”。于是，“当他开始咳嗽时”，伊利马什维利“赶紧夺过了他手里的书，把蜡烛给吹灭了”。

终于，吉尔摩根神父发现斯大林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监禁室里关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可是，斯大林屡教不改，另一个巡察的神父发现他还在读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维利加入了‘廉价图书馆’。今日，我没收了他读的雨果的《海上劳工》。我早就因他读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过他。签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

那个时候，激进的年轻人都读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斯大林受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怎么办？》的主人公，具有钢铁般意志却无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斯大林的革命偶像。斯大林开始将自己视为和拉赫梅托夫一样的“特殊人”。

不久，斯大林又被发现在“学校楼梯上”读禁书，神学院“受院长之令，对其处以长时间监禁和严厉惩戒”。他爱上了左拉，他最喜欢的法国小说是《萌芽》。他博览群书，其中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还有希腊原文的柏拉图著作和俄国与法国历史书——他还毫不吝啬地和其他同学分享这些书。在俄国作家中，他喜欢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他熟读他们的著作，并能“默诵”。他也爱托尔斯泰，“但对他的虔诚颇感无奈”。在此之后，他甚至曾在托尔斯泰那些大段的关于救赎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写下“哈哈哈！”。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关于假以革命之名的阴谋和背叛的杰作——并在上面做了大量笔记。这些书都是被藏在神学院学生的法衣里偷运进学院的。后来，斯大林曾开玩笑说，他曾为了革命从书店里“征用”——其实是偷——过这些书。

雨果并非唯一一位改变了斯大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说家甚至改变了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的主角是一个经典的高加索绿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则叫“科巴”。伊利马什维利说：“让我和索索着迷的是那些赞美格鲁吉亚自由战争的文学作品。”在《弑父》这部小说里，科巴抵抗俄国人，为他的妻子和祖国牺牲了一切，然后遭到了凶残的报复。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并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伊利马什维利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于是，他开始叫自己‘科巴’，并坚持让我们也这么叫他。当我们叫他‘科巴’时，他的脸上每每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是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特别是，他早先便已爱上这个名字：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简称。“科巴”成为了这位革命者最钟爱的绰号和代码。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多首诗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岁那一年的秋天，他开始对神学和诗歌丧失了兴趣。那一年，他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

已到熄灯时分。男孩们一边警觉地提防着可怕的“污点”，一边热烈地低声讨论着有关存在的大问题。70多岁时，斯大林曾笑着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在一年级时便已经是个无神论者了。而其他同学，比如说虔诚的西蒙·纳特罗什维利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辨之后，纳特罗什维利“找到了我，并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原以为纳特罗什维利接受了无神论，他很高兴，直到后者如此说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地狱也肯定存在了。地狱之火将永不熄灭。可是，是谁为这永远燃烧的地狱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须是燃烧不尽的，可世上哪有燃烧不尽的木材呀！”斯大林回忆道：“我大笑了起来。我本以为西蒙是通过哲学思辨得出了这个结论，可是，他之所以成为了无神论者，只是因为他觉得地狱里的木材不够！”

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

“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没有熄灭过。

斯大林已经对杰夫达里阿尼的读书会失去了兴趣。虽然读书会上的讨论具有教育意义，但他更想付诸实践，让这个小圈子参与革命行动。杰夫达里阿尼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斯大林开始公开反对他，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圈子。

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破裂。斯大林还在杰夫达里阿尼的家度过了1896年的圣诞节。纵观其一生，斯大林总是擅长于“糊弄人”，也从来不羞于利用别人对他的好意。他之所以没有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也许是为了能让自己在假日里有个地方住。他们在前往杰夫达里阿尼家的途中去了哥里。杰夫达里阿尼发现凯可住在“小屋”里，床上都是虱子。

“儿子，对不起，我们家没有佐餐酒，这是我的错。”吃晚饭时，凯可说。

“这也是我的错。”斯大林说。

“虱子让你没睡好吧？”凯可问杰夫达里阿尼。

“我根本没注意到虱子。”杰夫达里阿尼机智地回答。

“才怪呢，”斯大林对他可怜的母亲说，“他一整晚都在挠腿。”凯可发现索索“试图避开她，尽量闭口不说话”。

等到斯大林于1897年回到神学院后，他终于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了。“那些重大的、伤害友情的矛盾……通常是由科巴引起的。”伊利马什维利站在了杰夫达里阿尼一边，“科巴觉得自己就是领袖，还不接受任何批评。我们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围绕在科巴周围，一个则反对他。”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

索索的精神导师把这位年轻的朋友引荐给了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这位长着一双灼热黑眼睛的革命积极分子早已是个传奇人物，正是他在此之前殴打了神学院的院长。1892年，吉布拉泽和名为诺伊·佐达尼亚的优雅贵族联合其他人创办了一个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党“第三集团”（Mesame Dasi）。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他们掌控了《耕耘》报，并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知识。吉布拉泽把索索带到了瓦诺·斯图鲁阿的公寓。后者回忆道：“吉布拉泽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立功心切的斯大林在《耕耘》编辑部——这份报纸刚刚发表过他的诗——造访了这帮人的领袖诺伊·佐达尼亚。佐达尼亚刚流放回来。这个身材高大的人有一张“英俊、高贵的脸，蓄着一簇黑胡子……举手投足满是贵族味道”。可是，斯大林受挫了，佐达尼亚安慰他让他进一步学习。“让我再想想。”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回答道。现在，他又树了一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佐达尼亚和《耕耘》报。当《耕耘》报拒绝发表这封信时，斯大林开始辱骂该报编辑部，说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像样的意见都没有！”。

与此同时，拉多也对佐达尼亚的温和态度倍感失望。他把斯大林引荐进了工人阶级小团体——这些团体刚开始在第比利斯的小作坊里滋生，主要由俄国人组成。他们会在日耳曼人墓地一家磨坊边上的小房子里秘密集会。那里离第比利斯兵工厂也不远。斯大林提议他们在圣山上租个房子。“我们每星期集会两次。我们会在晚餐前偷偷溜出去，然后在点名前回来。这所房子的租金是5卢布，是我们用父母给的零花钱租下的。”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记下会议的讨论事宜”，并带回神学院，向他的拥趸传播。

他已经完成了从叛逆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并首次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有一次，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一个老练的铁路工人，也是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遭到了逮捕。宪兵队长拉夫罗夫审问他：“你认识格鲁吉亚籍的神学院学生吗？”

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还是让他自己来解释吧。在斯大林看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意味着“历史决定了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在人类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他们必须历经巨大的“磨难、苦痛和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之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指导劳动阶级解放，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则是个人自由的催化剂”。

据斯大林说，这一信仰“并非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就像是被科学证明的宗教，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年轻革命者们相信它，实践它。托洛茨基则说：“我感觉自己只是巨大链条中小小的一环。”不过，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流血、死亡和冲突都是必要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如潮般涌动的血流”见证了“旨在结束压迫的斗争”。

但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一个不同之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从来都为格鲁吉亚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结合体”。

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1. 斯大林钟爱格鲁吉亚的诗歌：他喜欢叶里斯塔维；他说恰夫恰瓦泽“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还在格鲁吉亚的独立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评价也极高：“我这一代人都能背诵采列捷利的诗……他的诗情感充沛，富有韵律，他不愧被人誉为格鲁吉亚的夜莺。”不过，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也经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这些诗歌和诗人。他说采列捷利写的诗“虽然很美，但其意识形态是幼稚而又狭隘的”。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位未来的诗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来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龄人也开始在他们位于敖德萨的学校里写诗了。托洛茨基的文笔远比斯大林好，但两人的诗却不相仲伯。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献过诗的人都会遭到惩罚。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生日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秘密组织了全苏联最好的诗歌翻译家——包括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些诗翻译成俄文。他们没有被告知诗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译者觉得“这些作品能得斯大林文学奖的第一名”。当然，他们或许早已猜到这些诗的作者。就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斯大林亲自下令，终止了他们的翻译工程。
2. 巴伊德克说：“建议游客，特别是即将前往派对的贵妇，乘坐马车光顾这里，并且不要滞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独自旅行或随身携带太多现金（关于携带左轮手枪，参见前文）。强烈建议时刻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地人有小偷小盗的习惯。”巴伊德克甚至建议游人争取一封总督或当地王子的介绍信，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或许，还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轮手枪。
3. 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从来没哭过……（他）为人冷漠，无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却也是个糟糕的人。对于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间并无折中之道。西穆尔登是个崇高的人……他衣不蔽体，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活得很纯粹，却也十分悲观”。
4.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