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1897年早些时间，斯大林和“污点”之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据神学院的日志记载，他因读禁书被抓了多达13次，并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突然之间，阿伯西兹督察”开始突袭他们的床脚柜，甚至翻查他们的洗衣篮。“污点”阿伯西兹陷入了疯狂，他一定要把斯大林读禁书的证据找到。男孩们会在做祷告时假装读《圣经》。他们把《圣经》摊开在桌面上，其实是在读偷偷放在膝盖上的马克思或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会把禁书藏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中，他们甚至会坐在那里读书。阿伯西兹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然后突然窜出来逮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眼疾手快，及时把书扔进了柴火堆。“我们立刻被关进了监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我们没有吃的，但饥饿让我们变得更加叛逆。于是，我们开始大力地捶击监禁室的门，修道士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吃的送了过来。”

每当假日来临，斯大林就前往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比斯大林年轻，是一个神父的儿子——的家（而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神父请斯大林做兼职教师，教乔治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斯大林是个天生的老师，但他更希望把乔治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两人乘坐马车来到乔治的家乡，屁股底下全垫着禁书。他们会在乡野间玩耍，嘲笑当地的农民。据说，斯大林“模仿起农民来惟妙惟肖”。有一次，两人造访了一座古老的教堂。斯大林竟然怂恿他的学生推倒一座古旧的神像，把它砸碎，并在上面尿尿。

“不再怕上帝了吧？”斯大林问。“这是好事！”

斯大林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对斯大林很是愤怒。不过，乔治又考了一次，并终于通过了——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手下。

回到神学院之后的斯大林依然麻烦不断。学院日志记载，他对神父们很粗鲁，见面“不鞠躬”，因此“被关监禁5小时”。他拒绝剪头发，让它疯狂地生长。“污点”警告了他，但他一意孤行。他会在祷告时大笑和聊天，提前离开晚祷，在唱赞美诗时迟到，在做弥撒时突然离席。他肯定在监禁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1898年12月，他20岁了。他不能再住在寄宿学校，而且比同学们都要年长一岁（他因受伤休过学）。他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不积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在学校里越来越像个陌路人。神学院同学之间有固定的礼仪规范，见面时，他们得像兄弟一般亲吻彼此三次。可是，把杰夫达里阿尼当作假想敌并转信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却对这种假惺惺的举止产生了厌恶。“这种拥抱太虚伪了。我可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公然拒绝拥抱。对虚伪的叛离者的强烈敌意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当时，无神论者勒南的《基督的一生》（Life of Christ）颇为流行，斯大林也以拥有此书而自豪。学校对此书展开了疯狂的搜查，那位身为王子的督察不断翻找斯大林的床头柜，却一无所获。有一个男孩聪明地把书藏在了院长本人的枕头下。斯大林回忆，他们经常被集合在一起，等到他们回到宿舍时，发现床脚柜都被清查了一遍。

索索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仅仅排到了全班23位学生中的倒数第三，有些他本来得5S的课程，现在只得了3S。他给院长塞拉菲姆写信，说自己成绩下降是因为身体有恙，但他仍然得参加补考。

与此同时，“污点”“看得更紧了”，并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告密者。可斯大林越来越无所顾忌了。有一次，告密者向阿伯西兹举报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正在读一本手抄的打油诗集。阿伯西兹偷偷溜了进去，聆听了一会儿，突然冲了过去，把手抄本抢走了。斯大林试图把它抢回来。神父和年轻人陷入了混战。最终，“污点”赢了。他把斯大林等人押送回自己的公寓，“强迫这些被玷污的灵魂在他们反动的手抄本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最终，阿伯西兹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早上9点，督察发现一群学生在餐厅里聚拢在朱加什维利周围，而后者则在给他们读什么。督察赶到朱加什维利面前，而后者则企图把书藏起来。他抵抗了一阵，才把书交了出来。那是一些禁书。签名：D.阿伯西兹。”

斯大林的母亲听到“他变成了一个叛逆孩子的传闻”，她雷厉风行，立刻穿上最好的衣服，踏上火车赶往第比利斯。然而，人生中头一遭，斯大林对母亲生气了。“他大吼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孩子，你是我的独子，但恕我问一句——你怎么可能打败沙皇尼古拉二世呢？你难道不能让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去干这事吗？’”索索拥抱凯可，安慰她，告诉她他不是一个叛逆分子。“这是他撒的第一个谎。”凯可伤心地回忆道。

凯可并非唯一担惊受怕的家长。在此期间，斯大林很有可能瞒着她见过他那位悲惨的父亲。斯大林在母亲的堂妹安娜·格拉泽的陪同下看望过贝索，而贝索喜欢送他可爱的手工缝纫靴。安娜回忆道：“值得一提的是，索索从小就喜欢穿靴子。”在此之后，长筒靴及军装成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形象，而他也通过此举默默地向他的父亲以及他亲手做的皮靴致以敬意。

或许，随着自身的成长，斯大林对贝索不再感到害怕了。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又令他对贝索多了份谅解。据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回忆：“当时正在一家缝纫店从事着卑微工作的贝索想要对他的儿子付出双倍的爱，无时无刻不聊着有关他的事。索索和我经常去看他。他不再骂索索。”不过，他的确犯过嘀咕：“我听说他想造反，好像他要颠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

“污点”和斯大林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学院日志记载，斯大林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参加祈祷，在课堂上公然喧哗，在吃茶点时迟到，还拒绝在修道士面前脱帽。他又受到了11次警告。

随着男孩们对督察的敬畏日渐淡薄，他们之间的对决也变得越来越荒诞。有一次，索索正和自己的朋友在埃里温广场上的普希金花园聊天，一个同学突然跑了过来，通知索索阿伯西兹神父又在突袭检查他的床脚柜。他们赶回神学院，正好撞上这位督察打开斯大林的柜子，发现了里面的禁书。阿伯西兹没收了书，带着战利品走上楼梯。这时候，斯大林的手下瓦索·凯尔巴克阿尼突然冲了过去，一头撞在了阿伯西兹身上，以至于他手里的书差点掉在了地上。可是，“污点”顽强地反抗着。男孩们都冲了上来，把书从他手里抢回来。斯大林本人也冲了上来，夺走了书，然后立刻溜之大吉。这一次，斯大林被禁不准出神学院一步，而凯尔巴克阿尼则被开除了。然而，反讽的是，索索的成绩提升了，他大多数科目得了代表着“优异”的4S，逻辑课则得了5。他从始至终都对历史课抱有兴趣。事实上，索索很喜欢历史课老师尼古拉·马哈塔泽，他是索索在神学院里唯一尊敬的教师。日后，斯大林也不惜代价拯救过马哈塔泽。

与此同时，“污点”失去了对斯大林的控制，却依然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们的关系快要崩裂了。有一次，这位督察又发现斯大林在读禁书。他跳了出来，夺走了他的书。令其他同学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把书从“污点”手里夺了回来，并继续读了起来。阿伯西兹震惊了，他大吼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斯大林揉了揉眼睛，回答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污点’。”他终于越过了界。

“污点”肯定朝思暮想着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见习牧师除掉。当时又正值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4月7日，斯大林因没有问候一位教师而得到了最后一次处罚。两天之后，神学院开始放假了，而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去过。1899年5月，学院日志记载：“因没有出席考试……被开除。”但是，和斯大林一生中的大多数事件一样，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

“我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的。”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吹嘘道。但“污点”对他的调查和指控可不仅仅是在教堂里嬉闹，甚至也不是在城中召开秘密的马克思主义集会。

那些比斯大林有更多零花钱的男孩会在圣山上租房子，他们会在这里举行读书会。然而，这些格鲁吉亚年轻小伙也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所以，除了读书会外，他们还会在这里办派对，邀请女孩光临，并在一起喝酒。和英国公共学校的校长一样，神父们，特别是“污点”督察，对学生的管辖也不仅限于学校之内。他们会在大街上巡逻，把那些前去戏院、酒店和妓院的学生逮个正着。

休假时的斯大林是个喝酒和泡妞的高手。在休假时，他或许在哥里闯了什么更大的祸。他还爱恰尔克维阿尼家的那个女孩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甚至在年逾古稀时也曾聊起过她。不过，多年之后，他也曾记得哥里的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丽莎·阿科波娃。事实上，他曾于1926年寻找过她——这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一次，丽莎给他回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发誓，您对我们的关心让我无比开心……无论顺境逆境，我都是您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您没有忘记的话……您美丽的邻居丽莎会永远守护着您。”就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地位而言，丽莎敢给他这么写信实在胆大。不过，1938年，斯大林又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比丽莎这封更加离经叛道。

一个女人写信给斯大林，声称自己的侄女普拉斯科维亚·米哈伊洛夫斯卡娅——昵称“帕莎”——是斯大林于1899年生的女儿。“如果您还记得您的青年时期，您就不会忘记。您当然也不会忘记黑色小眼珠的帕莎。”信中还写道，斯大林的母亲试图寻找这个孩子，而后者也记得有凯可这位奶奶。帕莎的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致力于拯救国家，并因此被流放了”。帕莎长成了一个“高大而又苗条的格鲁吉亚美人”，她是个打字员，已经结婚，但她母亲和丈夫都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她是在1930年左右于莫斯科失踪的。

这封信或许是针对政治家的恐吓信，但以下事实同样不能被忽略：斯大林——他没有整理个人档案的习惯——要求属下把这封信归档了。信中提及他母亲的那一段或许是真事，因为格鲁吉亚青年的风流韵事时有发生，要是索索真的撞到了这种事，深爱他的凯可肯定会帮忙。进而言之，那时正值“大清洗”的高潮期，只有讲真话的人——或找死的疯子——才敢给斯大林写这样一封信。如果斯大林情史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对这封信置之不理。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都不缺女朋友。我们无从考据信里提及的帕莎是否真有其人，但就写信人对她的描述和写信的时间而言，这封信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阿伯西兹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或凯可害怕神学院会发现斯大林的风流韵事，那么，她在其退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能理解了。1899年的复活节期间，索索都是在哥里的家中度过的。据说，他得了慢性肺炎。或许，他是真的病了。“我把他从学校带了回来，”凯可坚称，“但他并不想离开。”可是，她肯定很失望。

索索想必夸大了他被开除的细节，为这件事披上了辉煌的色彩。他并不是因为革命被开除的，而在此之后，他依然和神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些传记作家说，他是因为缺席考试而被开除的，但如果他真生病了的话，缺席考试是可以被原谅的。事实上，教会不但通融让他做了寄宿生，还奖给了他5年共达480卢布的奖学金；他们甚至为他网开一面，允许他补考，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教职。

事实上，说斯大林因缺席考试而被开除仅仅是阿伯西兹神父干掉这个麻烦分子的温和手段。1910年，斯大林曾对拷问他的宪兵说：“我没有于1899年毕业是因为，我被出乎意料地告知，为了继续学业，我得再付25卢布……我没有付，所以被开除了。”“污点”狡猾地提高了学费，斯大林没有付，他离开了。阿韦尔·叶努基泽——差不多于同一时期认识了斯大林的前神学院学生——的表述最为准确：“他逃离了神学院。”不过，对斯大林的开除充满争议。

斯大林曾告诉自己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他是在被告发后才被开除的，他说这对他造成了“打击”。在他被开除之后，又有20位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索索的对头曾声称，索索背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把他们的名字告知了院长。据传，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在狱中坦白过，但他说那是为了让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者。的确，这帮人之后真的成了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当然擅长于诡辩和背叛，可是，如果这件事广为人知，他还有可能被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的地下革命组织吗？即便是托洛茨基，也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诞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对这一指责讥讽式的回答。不过，这条流言依然有发酵的那一天：斯大林曾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无论如何，每一年，神学院都会开除很多学生。

索索，这位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革命者，依然“征用”了从神学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书。1900年秋，神学院试图找到他，想罚他共计33卢布的逾期未还款，可那个时候，他已经转入了“地下”。神学院再也找不到他了。教会从来没有得到赔偿，而“污点”再也没有收回那些书。

斯大林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父，但在寄宿学校的这几年给予了他很好的古典教育，并让他获益终生。反讽的是，“污点”不但逼迫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让他学会了控制他人的技巧——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内心、干扰他人情感”——而他将在此后执政苏联的过程中使用并升级这些技巧。

斯大林一生都痴迷于神父一职。后来，当遇见神学院的同学或神父之子时，他经常会小心地敲打他们：“神父的职责在于教育人们理解人性。”而他也总是会运用具有煽动性的宗教式的语言。1929年，当他终于成为领袖时，他写道：“我出生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养育了我，并让我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斯大林在神学院的经历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让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书记载，在1943年于德黑兰会议见面后，罗斯福彻底地被斯大林迷倒了，他“对于斯大林原本要成为神父这一点十分着迷”。

虽然斯大林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他却没有彻底遗忘上帝的教诲。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过反布尔什维克的演讲，而当两人于“二战”期间会晤时，他却原谅了丘吉尔：“那些都是往事了，而往事只属于上帝。”他对美国大使埃弗雷尔·哈里森说：“只有上帝才能原谅。”他曾经的伙伴，比如卡帕纳泽，成为了神父，可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常聚会，而他们会在大醉酩酊后唱起赞美诗。他曾半开玩笑地把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只有圣人才是完美的。上帝创造了穷人，他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无论他说得多么好听，他的行为却是更强有力的证明：他无情地压制教会，清洗和流放了很多神父——直到1943年，他才恢复了主教的职位，而那只是因为时值“二战”期间，他想以此举争取旧时爱国主义者的心。

那么，他到底视上帝为何物呢？一封信或许道出了他的心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把一些鱼当礼物送给他的门徒阿列克谢·柯西金（此人是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总理），并附上了一份手写的信：“柯西金同志，这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而我则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J.斯大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的前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真的把自己视为了上帝的代言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数次聊到他对斯大林的困惑：“（在神学院求学的经历）让他有所改变吗？他的天性中依然有与我们共通的对普罗大众的怜悯，这莫非就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许，正是“神职”的这段经历教会了斯大林“一个信教绅士所具备的处事方式”。

现在，这位最反对基督教的绅士彻底抛弃了基督教。即便是像佐达尼亚这样温和而又高贵的社会主义者也觉得他和拉多太出格了。索索对这帮人提出了抱怨：“他们对工人进行了教育，却没有把他们培养成革命者。”他在朋友面前指责佐达尼亚，并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的革命者的作品。那个人叫“图灵”，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化名之一。日后，乌里扬诺夫将变成列宁。

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如果没有列宁，我将一辈子都待在神学院，唱一辈子的赞美诗。”可历史终究把两人联系在了一起。他总是和革命同道们聊起这位身处远方的革命人士。他说，他将把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宣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可是，在他和列宁见面之前，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亟需处理。凯可因他离开神学院“对他生气”，他只好在哥里外的金芭莱丽花园躲了几天。他的朋友会给他带吃的。他回到了第比利斯，但很快就和支持佐达尼亚的同宿舍好友们决裂了。他搬了出去。他已经和神学院的朋友闹翻了，现在又和同宿舍好友针锋相对。他树敌无数，现在又轮到了第比利斯比他年长的革命者。无论这位粗鲁而又傲慢的男孩身处何方，麻烦总是如影随形。

1.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断定，1890年之后，斯大林基本没见过贝索。但是，很多档案资料以及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都显示，在此之后，他一直都和酗酒的父亲保持着联系。
2. 1931年9月，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的历史老师给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苏联领袖——写了一封信。于是，斯大林给高加索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写信：“73岁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我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我认为他不可能对苏联政权造成什么伤害。我请你释放了这位老人，并将结果告知我。”
3. 乔治·古尔德杰夫——《与伟人际会》的作者，这位通灵者具有极大争议，有人视他为骗子，有人则视他为精神导师——说，斯大林和他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斯大林甚至还住在他位于第比利斯的家。可是，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古尔德杰夫是个妄想狂：他出生于1866年，比斯大林年长12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书。斯大林当时是寄宿生，不太可能住在别人家。古尔德杰夫还说，他当时有个叫“尼杰拉泽王子”的朋友，而“尼杰拉泽”是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化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尔德杰夫的话是真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曾迫害过通灵者，尤其是“古尔德杰夫们”，他们经常遭到枪杀。
4. 1943年9月4日，被流放的俄罗斯大牧首谢尔盖和两位大主教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并于当晚和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斯大林说，他想恢复大牧首制、教会和神学院。谢尔盖认为恢复神学院为时尚早。斯大林则回答道：“恢复神学院更好一些。”可是，他又假惺惺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教会骨干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谢尔盖富有策略地开玩笑道：“他们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他们的其中一位培养成了神父，但他却成为了苏联的领袖。”那一晚，斯大林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神学院生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午夜3点。“尊敬的大人，”他以这句话和主教道晚安，“目前来说，我只能为你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