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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都为主要场景，记录三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游行走的旅程，《三十三年梦》如此启动了朱天心的记忆。她的主观打开了记忆之门，写作之初，她或许想象自己如同走入了一座庞大如宜家家具的库房，必要时动用堆高机将存放在高高低低架上的人与事与情景与情绪，下架、搬出。

然而几万字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察觉如此形象比拟逐渐不适用了。货架上的东西飘浮起来，有的轻轻飘到天花板上，堆高机升到最高也无从将之下架；有的则沉重地直落在堆高机上坚持要被带出去，甚至进而不理会开堆高机的人，自主操控着离开了记忆库房，自主成形为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现在《三十三年梦》书中。

仍然是关于京都的回忆，但记忆要说的，重点不在游记、不在旅情，甚至也不在或喜或悲的怀旧。记忆说的，毋宁接续了当年《击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

经过了三十多年，穿越《三十三年梦》，我们现在可以更认真、更准确些理解那份“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时期浪漫、口齿不清的随手修辞，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终究的人生与文学核心。

容我强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于传统所说的“诗言志”，换成现代的语言说法，“志”就是价值、是非，文学作品必须有强烈的价值、是非为其基础，文学作品的重点，也在于传递强烈的价值、是非判断。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个性刚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现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学，灌注了浓厚的价值判断。

《三十三年梦》中，对于亲人、友朋，乃至对于“胡爷”胡兰成的回忆，都必须穿过朱天心的价值、是非判断。大异于许多人的印象，就算对胡兰成，朱天心都不可能抱持着彻底、简单的全盘接受态。从第一次去日本、去京都时，她就已经在自己的脑中、心中，和胡兰成、和胡兰成所教诲的道理辩论，并没有因为那是来自“胡爷”的知识，便理所当然视之为真理。

如此我们也就不会意外，即便是一起长大的姊妹、即便是曾经论交二十年的朋友，也无法单纯以亲情或交情让朱天心改变看待、评断他们的价值与是非标准。

朱天心认真、坚持看待自己的信念，不轻易动摇。她的信念中，最稀有难得的，应该是“自由”吧！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会领域中，甚至推扩到了“不认同的自由”；在创作的领域中，则推到了让每一个创作者都不得不为之动容的“不书写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正面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是什么人、认同哪个国家或地区哪个文化，可以选择自己要写什么——而在负面的拒绝，举世滔滔狂潮中，“自由”地拒绝任何标准答案。

更稀有、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三十多年间，朱天心(加上唐诺)为了保有这份“自由”所做的种种准备、种种决定。说吧，记忆——记忆说出了一个人如何尽量减却世间依赖、减却有所待的享受，以便让自己继续保有这样的一份“自由”。

在京都漫长、仿佛没完没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种现实以外的根本意义，正常旅人，甚至正常的生活者无法体会的意义——只靠自己，不依赖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财富的工具与机制，走路时，她是独立且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