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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记忆力惊人，能将三十多年来的众多细节全都存藏着。在书中，她甚至帮我记住了我自己都忘了的事。读着读着，我想起来了，高中二年级吧，的确曾经被主任教官找去，郑重其事地警告——高中生不得参与校外社团，如被发现，会被记过，还有可能送调查。我当然知道教官说的“校外社团”，指的就是“三三”。我没把警告当一回事，警告后仍然继续参加“三三”的活动，继续出入景美朱家。

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英勇，而是因为在那时候，对我而言，这不过就是和教官打交道时，一定要被斥责、警告中的其中一桩而已。我并未知觉这后面的政治意涵，更没有聪明到理解这原来是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一种最低阶的形式。

连带地，我记起了，就在这种不断被叫唤到训导处、教官室的情境中，我也有了自己的“大志”，我立意坚决追求，一定要做个“自由”的人。是的，我也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不受任何权威掌控、支使，为自己做决定，同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自由”的前提，当时我了解的，是不依赖，不依赖家人、不依赖单位、不依赖老板，而要不依赖，最好的办法是孔子说的“多能鄙事”，让自己身上多些不同的本事本领，就多点机会可以在这个社会上不依赖地活着。

当时，我努力开发的一项“鄙事”功夫，就是做美工、贴完稿。事实上，这也就是当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景美朱家的理由，《三三集刊》停刊后，只剩下报纸型的“书讯”在发行，“书讯”的编务由卢非易负责，我是跟在他旁边帮忙做美工、贴完稿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完稿后，卢非易特别请我去中华路“徐州啥锅”吃饭。我记得有一次“书讯”出刊后，在朱家的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检讨，好几个人觉得美工做得花俏了些。听着，少年的我脸红了，口中没有说出什么，但心里毕竟是不服气的。

回头想想，这中间有着一份深刻的反讽，反讽的深刻。奇异的时代，泊凑的机缘，让一群都想望“自由”的人，在那个客厅里集结为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因不自由的时代环境而生，没多久，解散各分东西，也就不意外了。

“三三”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