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宣武区的政权初建（1949—1969）

地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颐养区527室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时间:对黄宗汉的访谈主要集中在2008年的5月至8月,共13次,约20个小时。具体时间如下:

第一次:2008年5月22日 上午

第二次:2008年5月23日 上午

第三次:2008年6月3日 下午

第四次:2008年6月4日 下午

第五次:2008年6月21日 下午

第六次:2008年6月25日 下午

第七次:2008年7月10日 下午

第八次:2008年7月12日 上午

第九次:2008年7月14日 上午

第十次:2008年7月18日 上午

第十一次:2008年7月25日 上午

第十二次:2008年7月31日 上午

第十三次:2008年8月18日 上午

为使本书的讲述更清晰流畅、更像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将这20个小时的口述按照时间和事件的发展顺序进行了排比整理,所以对于哪段叙述是在哪天、哪次访谈时做的,已经无法准确分清,文中也不再一一标明。

[访谈者按]这部口述是以黄宗汉在宣武区的经历为主的,所以对于他进入宣武区之前的童年、少年往事,只能约略言之,以作为本书叙述的开始。

黄宗汉为浙江瑞安人,他的祖上曾出过五位学问大家,道德文章为世人钦敬,人称“五黄先生”,他们是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三兄弟,及黄体芳之子黄绍箕、黄体立之子黄绍第。这五人中,黄体芳和他的儿子黄绍箕、侄儿黄绍第均属翰林出身的“清流”。黄家兄妹常称他们出身于“书香世家”,喜谈他们家族与清代“清流派”的关系,媒体更是动辄以“三代翰林”来点染黄家的出身名门,来源均出于此。

黄宗汉的父亲黄述西,字曾铭,是黄体立之子。黄体立不是翰林,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曾任江南乡试福建乡试正考官。辛亥革命后隐退故里。至于黄曾铭,系清末留日的“洋翰林”,归国后任北京电话局工程师。他的第一个妻子出身于瑞安孙家,即被称为“末代大儒”的孙诒让[1]家族,生有瑞华、燕玉两女。其妻去世以后,黄曾铭再娶妻陈聪,永嘉人,生四子,即宗江、宗淮、宗洛与宗汉,一女,宗英。

黄宗汉1931年出生于北京,三岁丧父,母亲携子女先到天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率宗淮、宗洛和宗汉三人返回浙江瑞安祖居,靠十五亩地租与黄宗淮在中学教书的工资维生。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回北京。我们为黄宗汉做的口述,就从这里开始。

一、“北平和平解放”之前

1.参加话剧《大团圆》演出

黄宗汉(以下简称黄):(抗战结束以后)我们家人好像就一个一个那么(从瑞安老家)出来了。我最先出来,那会儿交通不太通畅,津浦铁路还不通,我乘轮船先到天津,然后再乘车到的北京。这时宗英已经在北京了。我到北京就投奔宗英,宗英这时候已经结婚了。我就住在他们家。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您回北京的时候,您俩哥哥和您母亲呢?

黄:他们陆续地也回到北京,黄宗洛、黄宗淮都住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接着念书了,我母亲是最后出来的。宗江先进了燕京(大学),拿了奖学金,还结了婚。开始跟宗英过,后来自己又单过,就在现在复兴门外租了洋人的一个小别墅,得了结核病在那儿养病……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有关系。那时候啊孙道临[2]他们都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由进步学生发起的剧社,就叫南北剧社[3]。你们如果研究我们黄家的家族史,读一读解放前夕宗江写的《大团圆》剧本[4],是以我们家族的兴衰当作一个典型,里面的人物,基本上就把我们家庭生活整个儿搬到舞台上了,里面我妈妈和我们的老保姆写得最真实。我们的老保姆是三河县的老妈子,寡妇。我们都叫她额妈,就是把我们几个都带大的,一直(到)我们把她养老送终。然后四兄弟里边,老四是最激进的,就像是我,但是我可能比他写的那个更激进一些。就是在这么一个家庭背景下,我参加了革命了,最后去(了)解放区。演大哥的是于是之[5],二哥是唐远之[6],后来当了电影学院教授,演三哥的是孙道临,我演的是这四弟,在舞台上这些人重现我们家庭的历史,那基本上是一部家史。这出戏当时影响挺大的。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混不下去了,结局不是大团圆,而是它的反面,各奔东西了。那会儿宗江大概也没看什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就是客观上反映了那个阶层的状况,那个家。

定:演出了吗?

黄:演出啦,轰动极了。当时在灯市口建国东堂,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年是北京最著名的话剧演出场所。是谁的演出场所呢?是国民党的演剧二队。

定:是北京人艺[7]的前身吗?

黄:就是前身。整个就是国民党花钱养着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它的一个演剧队,这挺有意思的啊。等于是演剧二队再加上南北剧社,这两个剧社合在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

[访谈者按]在2008年定宜庄为黄宗汉的访谈中,对于由黄宗江编剧的这场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大团圆》只是一语带过,所以在几年之后,杨原就相关问题再访黄宗汉,便有了如下的这场谈话,可视为对2008年访谈的一个补充。

时间:2012年3月7日

地点:北京第一福利院

访谈者:杨原

杨原(以下简称杨):定老师在网上查您们演的《大团圆》那话剧,可是只查到那个电影。

黄:话剧没有舞台照,那年头照个相挺难的。就在那个建国东堂那儿(演的),就在灯市口,现在的人艺。原来叫建国东堂。南北剧社是大学里,大学生们组织的一个进步演出团体,还有一个演剧二队,就是蓝天野他们这些人都是,合在一起,在那儿演出的。那是正儿八百儿的商业性演出啊,卖票的。

杨:演了几场啊?

黄:演多了,那是非常轰动,解放前,那是最轰动的一场演出。

杨:那回我们采访李瀛[8]同志的时候,他说他也去看了。

黄:那会儿的进步学生都要看那个戏,一看这个啊,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了,这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已经面临破产,大家就各找出路吧,大团圆是大散伙,你明白吧?我演的老四,我和黄宗英,我们就离开家了,我们就看着我们家门楼上这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久久沉思,就奔向光明了(大笑)。不能公开说我们上解放区去了(笑),但是这个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了。但是啊,国民党想禁也禁不了,因为国民党的演剧二队也在那儿演呢。

杨:那你们这个演出的过程呢?包括后台啊什么的。

黄:哎哟,那会儿那太简单了,就是个现实主义作品么,都是那个时代的服装,舞台条件也很简陋。自己溜达着就到剧场了,连自行车还没有呢,早早儿走,溜达到剧场,一化装就上演吧,白天该念书念书,该工作工作。演完戏就快过节了,于是之家里还没什么正经吃的,宗英给买了块五花儿肉,买了说回家炖白菜去。你不能按现在演出的……

杨:那挣钱吗?

黄:够维持。另外国民党演剧二队是官办的演剧队,国民党给它发经费呢,有些开销就在演剧二队那儿解决了,这些人也不要钱,他有工资啊,有饭吃,不需要给他什么钱。进步学生呢,也无所谓,他是为了革命,那会儿已经讲革命了,也不是为了拿它挣钱。大伙儿往一块儿凑凑,就跑这儿演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卖票卖得还挺好,天天满座儿。

杨:那后来怎么拍成电影了?

黄:后来,这不轰动了嘛,轰动了以后啊,金山[9]说干脆拍成电影吧,这就拿到上海去拍去了,拍的那会儿我是中学生,我还得上课呢,我没去,电影儿我没参加拍。舞台演出,那会儿正好放假,放寒假,我是场场都盯着。他们有的是大学生,大学生就比我自由,因为那会儿正好学生都抱着一个强烈的革命情绪。

后来解放了,成立人艺了,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我们这一家子,故事大致如此,你要写我们家史,你看那个(剧)差不多。

2.在潞河中学入党

我到北京最初上六中,六中管制挺严的,我觉得挺不自由,反正我不想在六中上。当时有个同学讲,要不你去上那个潞河[10],那地方可好,而且那地方自由,教会学校,不像国立中学,整天训育主任老盯着你,这个那个的。那时候我还想参加点这个那个的进步活动,六中没有,南开有,潞河也有,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去潞河看了看。没去过潞河吧?

定:去过,特漂亮。

黄:那比当年差远了,我们当年在的时候,里面没这么乱七八糟的,后来的建筑都跟原来的很不协调。潞河的前身就是燕京的前身,叫协和大学,都是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后来燕京把协和大学合到一块儿了,把协和大学的校址来办中学,那当然就……

定:怪不得那么像后来的燕京大学。

黄:对对,像协和湖什么的,就是个大花园。特别是老师宿舍,一栋一栋的小白楼,没看到吧?旁边是富育女中[11],那一大片连成一片,紧挨着的,后来都没了。

潞河中学今景(定宜庄摄)

这潞河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我说行,一考考了个第二,考个第二呢当了班长。潞河是美国公理会[12]办的,每年要派一位英语教员在那儿轮值,我的英语老师一句中国话也不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她就特别喜欢我。

定:是不是您英语特别好?

黄:也不见得特别好。可她是牧师啊,她得传教。她订了一条,谁下课以后到她小白楼里去给她背一段英文《圣经》,就奖一颗冰激凌,我就为冰激凌我也得背啊,所以我就经常去背一段英文圣经,吃冰激凌。后来我就跟那老师关系特别好了,这老师非要把我带到美国去,到美国读书去。

这时候啊,我已经不只是班长了。我不是想活动么?我就组织读书会,成了潞河中学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会儿潞河没有学生自治会,不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校长提出来“党派退出学校”,国民党、共产党你们都别在这儿活动。但可以成立团契,就是基督教团契[13],教会学校里都有这玩意儿,学生想组织什么活动都得纳入团契里边。后来我就成了团契的头儿了。

我客观地讲讲那时候的思想发展脉络:自从美国大兵强奸了沈崇[14]以后,在中学里的影响也很大,从那时起咱们地下党就以这事为导火线,提出这么个口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就叫“反美扶日”。本来我对美国人印象还不错,美国帮助咱们抗战嘛,可你怎么扶植起日本来了?真是这样,有这事,美国人当时对日本是扶植政策,日本战后的复兴既有日本自身的努力,跟美国人的扶植也是分不开的。那会儿的宣传就是这个,美国从军事上怎么扶植日本,搞防卫队,经济上又怎么扶植它,成为控制亚洲的桥头堡吧,这在我们学生当中影响挺大。

我当时不是恨日本人么,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就得反对它,反对它得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出发吧,我们怎么反美呢?我们校长原来是中国人,换了美国人,中国学校让美国人当校长?废了他!就轰开了,轰美国校长,是我领的头,真把这美国校长给轰跑了。再一个是我们每礼拜有一次布道,牧师们在传教,传教就讲圣经,耶稣说谁打你左脸你把右脸让他打。我说:这宣传什么这是?这不是宣传逆来顺受么。正好我轰美国校长轰到兴头上呢,瞧着这牧师也不顺眼了。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张牧师,你要说别人打你左脸你就应该把右脸给他,那你过来我先打你一巴掌,这样我们整个礼堂里就哄起来了,把牧师给轰下台了,当时就是怎么弄得热闹怎么好啊,就是想把学校弄乱了校长滚蛋吧。

定:那时候的学生真能闹。

黄:能闹!闹到最后美国人也没办法,走了,走了,中国校长来了,陈昌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15]

定:中央委员就做一个中学校长?

黄:这也说明他们对这学校挺重视。他就要追究这事儿,就开除了一大批学生,当然其中也有我。他们的口号不是“党派退出学校”么,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你们要闹事,爱上哪儿闹上哪儿闹去。这一手挺厉害,所以你要提出来说反对校长开除学生这不好办,因为他把所谓进步学生,还有在学校里活动的军统啊中统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什么的,一块儿都给开了(笑)。这是学生运动一个小插曲儿吧,后来有人把当年的报纸给我找着了,其中有开除名单,开除了七八十人呢,连我那数学老师也一块儿给开除了。他是我们学校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我们地下党有城工部、[16]敌工部[17]好几条线呢,把他这一开除啊,连老师带学生,所谓的进步学生都给铲没了,这共产党在潞河中学让人给断了根了。

就是这个老师把我发展入党的。我那时候特积极,领头轰美国校长,我也看了好多书,什么《共产党宣言》啊,《新民主主义论》啊,《论联合政府》啊,看懂没看懂吧,反正都看了,我也自认为挺进步的。共产党让我入党,我当然愿意加入了。既然把我开除了,我夹着铺盖走人吧。可我们这老师说别,说吸收你入了党,你就还得想办法回去!我说我怎么回去啊?他说想办法啊!想办法?这办法太难了。我当然不能说我已经入党了,我怎么回去啊,得有人替我说合说合对吧?

后来我妈不知道怎么就想出个主意来。我一个外甥女婿是杜聿明[18]的贴身副官,我妈说:我跟他说说,让他跟你们校长说说情。我妈就把我那个外甥女婿找过来了。

定:您的外甥女婿?

黄:比我小一辈呢,我堂兄的女儿的丈夫。我堂兄岁数挺大的。我妈为什么讲话那么有底气啊?我爸爸当电话局工程师那会儿收入挺高的,当年我的堂兄弟们都受过我爸爸的接济,而且不是一般的接济,有供上大学的,有给找工作的。像我这个堂兄,我妈一叫他就来了,(我妈)说你去那儿跟他们说说去,不就是在学校里头调皮捣蛋,以后好好管管不就完了么。他就去找校长去了,校长一看这杜聿明的贴身副官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说的,一说校长就答应了,回来就回来吧。

定:别人都走了,您倒回来了。

黄:跟我联系的那些人,后来都被我这老师给安排到解放区了。唯独我这头儿,他不让我走。他告诉我,现在的形势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你回学校就老老实实念书,什么活动都不要参加了。可是这时候,我那位美国老师要回国了,她非要把我带到美国去,把她家里的照片,她的黑人女仆都介绍给我,说你去吧,你就在那儿上大学,我全管了。我这奉命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呢,我去美国算怎么回事儿!我说不行。哎哟,这老太太真有点死乞白赖了,非要把我带走。她又去找我妈,我妈说,孩子的事儿由他们自己做主,他愿意跟你走就跟你走,他不愿意跟你走我也不会去说服他。

定:挺开明的。

黄:我妈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里边思想比较开明的。我为什么说这段啊,因为跟“文革”时把我当特嫌审查有关,都知道我是那老太太的宠儿,老去她那儿吃冰激凌,还要把我带到美国去。

定:都知道?

黄:都知道。

定:您入党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吧?

黄:不到!那会儿党章有规定,有特殊需要不到年龄的也可以吸收入党,但是得等到十八岁转正。我1948年7月17日入的党,到1949年1月17日转正。1949年2月北京解放,解放前夕我转正的。小党员(笑)。反右以后我挨整,就是地下党的大哥大姐们,把我看作小弟弟,千方百计保护我,要不然我也是右派了。

定:潞河中学党员多么?

黄:当年挺多的,学生里也有,有的后来毕业了,毕业了也就不开除了,走了就算了。到我再回去的时候扫得差不多干净了,我就等于是地下党留下的根儿啊。后来又发展了些民联,是党的外围,全名是民主青年联盟,就等于青年团,后来这帮人就都转(成)团(员)了。我这算党员,别的系统也还有党员。最后甭管哪个系统的,都归我领导了,有二三十人吧。

二、我在宣武区宣传部的日子(1949—1957)

[访谈者按]:本书从这里进入正题。黄宗汉1946年到北京通县的潞河中学就读,1948年不满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转正,这正是解放军入北京城(2月)前夕。下面的讲述,就从解放军入城后,他被分配到宣武区工作开始。

1.初进宣武区

黄:我还没毕业,(北京)就解放了。

那会儿地下学委[19]在中学有个三人小组。他们三个人,一个叫王大明,后来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商量事就在我们家里头,因为我姐姐他们上班以后家里是空的,大四合院里头挺背的,我是给他们望风的。他们开完会以后,就给我布置这么个任务,什么任务啊?就说如果解放军打进城来,就给你们发枪,你领着这20来人去接收德国饭店,就是同仁医院对过那儿的德国饭店。[20]还给了我几十块大洋作经费,让我弄点红布做标志,过把瘾啦(大笑)。当然没有成为事实啊,后来和平谈判比较顺利,就没这事儿了。发了枪也瞎掰呢,发了枪我也不会打,那帮人谁会打枪?

定:那几十块大洋呢?

黄:就还给他们了。

到了解放,几号我记不清了,就通知我分配工作。彭真同志把地下党员全都召集到一块儿,在国会街礼堂[21],开会,讲形势讲任务怎么怎么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参加工作,接管这个城市,明天大家都到日本大使馆报到去,分配工作。一人一张表,就登记,登记完了以后一分堆儿,就点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些同志跟着贺翼张同志到外四区去”,“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我也不知道这“外四区”在哪儿。

定:就走啦?

黄:工作啦!外四区就是现在的宣武区。我从那儿起就跟宣南文化干上了。[22]

定:您也没想想以后干什么,考大学什么的吗?

黄:你想想看这是战争环境,哪儿想那么多啊。就想着完成接管任务啊,接管哪儿也不知道。谁把我们领走的?贺翼张,是个老红军,挺好的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现在去世了。[23]

贺翼张是区委书记,带着一个警卫员,(也是)一个马夫[24],是他的跟班的。设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就一个秘书,叫雷公,后来不知道有什么历史问题就调到文化馆去了。区委下属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叫金雅如,回民,这地方紧挨着牛街[25],是回族聚居区,所以有意识地培养回族干部么,他后来就当区长了。底下还有两个干事,一男一女。我这学生干部就调到宣传部,宣传部就我这么一位,“干事黄宗汉”。我是宣武区自有宣传部的元老,第一人。然后还有个妇委,叫妇女委员会,两位。还有青委。然后有俩通讯员。这就是最早的区委,加在一块儿大概也就20人吧。

那会儿呢,一开始按照国民党的区划,有外一区外二区,我们去的那儿是外四区,最初是中共外四区工委。后来外四区和外五区的一部分合起来,这叫十一区,十一区后来又调整来调整去,又叫八区了,这外四区、十一区、八区时间都比较短暂,这八区没多少日子又变成宣武、崇文,这就比较稳定了。[26]机构就越来越大了,人员也就越来越多了。过去我们就那么几个人。简单得很。

我们区委书记啊,是骑着大洋马进城的,那个大洋马是贺龙送给他的,他是贺龙老乡,也是部下。进城以后呢,除了他以外没人骑这大洋马,怎么办呢?就用它搞机关生产吧,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就让他的警卫员,也就是他的马夫,把这马套上车,拉了一车煤,到乡下卖煤去了,把煤卖完了以后再从乡下买些百货拉进城来。这马夫也没见识,就买了一大堆女人穿的藕荷色儿的袜子,哎哟,到北京也没人买这玩意儿哈,就发给我们,可是这玩意儿让我们怎么穿呢?那会儿管这叫城乡交流,就交流出这堆玩意儿来。

生意做赔了,贺翼张一生气就卖马,马卖了,他这马夫就没事干了,机关好孬也有20多人吧,得有食堂啊,就说别喂马了喂人吧,管食堂。他就把剩下的那些马料,捂了的高粱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都磨成面给我们吃了(大笑)。要多难吃有多难吃,大伙儿意见大了。干了一年说不行,又调来一位食堂管理员,然后把这马夫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文化去了。

定:咱们从宣武区讲起吧。

黄:从宣武区讲起。我参加工作以后呢,我挺积极的。不光我,那会儿啊,在革命高潮之下,谁都积极。我到了宣武区,一开始是粉碎反动的基层政权,取缔保甲制[27],建立街政府,把从根据地召来的一批干部,基本上是工农干部啊,个别的也有知识分子,还有我们这些城里头的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编在一起,组成工作组,就是外四区街道工作组,基本上就是现在街道办事处的轮廓。

定:原来的保甲制是什么样的?

黄:有点近似现在的居委会,主要是为了巩固社会治安的,就是把老百姓都编到保甲里边了,然后如果谁这地方出了共产党,要保甲连坐什么等等这些,但是在北京弄得没有那么厉害,反正保甲长是他们的最基层政权,平常也就是查查卫生啊,有个苛捐杂税需要他们收啊什么,也就这点事,还没现在的物业管理这么严密呢,后来粉碎保甲制的时候把保甲长都拉出去斗啊,最后也没说出他们有多大罪恶来。

我去了以后,有个原来在广安门外淘粪的工人,他是我们的工作组组长,文盲,大字不认得。为什么要用这粪行工人当组长呢?他当年可能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解放区……

当年广安门外是晾粪干的地方,这现在好像没人知道了。各行各业里边,有一行叫粪行,粪行干吗?就是到各家去淘粪,过去北京外城包括广安门这一带,都没有抽水马桶,都得淘粪去啊,这粪厂主,也就是后来说的粪霸,就雇一帮人,到各家各户去淘粪,还得给你钱,因为那是高级肥料。淘完了以后就在广安门外这一带晾这粪干子。[28]

定:那得多臭啊。

黄:就是臭啊。国民党时期的有钱人家为什么不在外城居住,不在那一带住啊?一个是晾粪干子,一个是烧骨头,猪骨头牛骨头羊骨头,熬胶,鳔胶,那臭极了,比粪还臭呢,那一片整个臭气熏天啊。保甲长就是大粪厂的厂主,粪厂的工人是受压迫受剥削者,所以这个淘粪工人从解放区回来以后,就当了工作组组长。就斗那个保甲长呗,怎么怎么剥削工人了,其实一个粪厂的厂主,好像也挣不了多少钱,反正比淘粪工人的日子好过得多。把他斗倒了,就建立街政权了,同时我们就成立了区工委,就是后来区委的前身。

定:那你们那个淘粪工人呢?

黄:斗完粪霸别的事他也干不了啊,后来就回老家了。

定:那个劳模时传祥,背粪的那个,他是真正的淘粪工人,不是粪霸是吧?

黄:“文革”时说他是粪霸,后来给平反了不是?他要是领头的,你给他拔高成粪霸也未尝不可。反正我斗了那么多粪霸也没斗出什么罪恶来,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有什么罪恶?

定:斗了哪么多?

黄:这一片好多粪厂子呢。挨个儿斗吧对不对?就是让工人起来,抠出他们家挣钱的时候他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也就是黑灯瞎火地就把人轰起来干活去了,回来就窝头咸菜对付对付就完了,也就这个。那粪霸也没住什么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也不是,就三合院呗。

定:靠那个发财大概也发不起来。

黄:没有发了大财的。斗了半天,最后也就没事,别的这霸那霸尽是被枪毙的,粪霸一个也没被关起来一个也没枪毙。[29]

定:那粪厂子都哪儿去了?

黄:城市要建设,还允许城里边有粪厂子吗?后来北京市政府就成立粪便管理所了,属于公共卫生局下边的。粪便管理所的工人后来就不再给家主钱了,也不跟家主要钱,就好像是管公共卫生的,就把粪便拉到郊区,也还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就卖大粪了,公家卖大粪了。这淘粪的什么就集中到城外去了。[30]

定:那些淘粪的都是外边来的?

黄:过去是一大帮子,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就跟现在民工一样。

街政权一建立就把我调到区委了,区委设在十四保,现在叫下斜街[31],在宣武医院那一带。宣武医院那会儿是土地庙,一个小庙,但是庙会很有名,周围有一片营房,是清代的营房,那时候已经没有营房,根本没有见到人哪,国民党时候就仅剩了地名了,就是贫民窟了。

定:那个营房住的什么兵啊?

黄:应该也是八旗兵在那儿住吧。因为清朝时候内城全是八旗兵,外城估计啊也应该是八旗兵。满族进了北京以后,根本不相信汉人那会儿,所谓宣南文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都轰到城(指内城)外扎了堆儿了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定:那八旗兵呢?

黄:兵早没了。兵在城里维持生活可能就更困难了,就像小说写的,他们就奔昌平啊南口,往北边点去了,住在这营房,不是自己房子也得交房租呢。这事没做过专门社会调查,但也挺有意思,现在找不着任何痕迹了,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要具体说,最集中的地方就在宣武医院西侧,这个地方叫乐培园[32],培养快乐情绪的地方,乐培园,然后就画着大“民宅”,暗娼的记号么。那会儿营房就主要是暗娼住的地方了。暗娼的标志是什么呢?她把白灰和成稀汤,蘸上白灰,在墙上写个“民宅”,再画个大圆圈,这就是妓院。要说此地民宅不得擅入对不对?这是民宅欢迎你,欢迎大家。大栅栏八大胡同啊,那是有执照的,悬灯挂彩,标明人家就是妓院。

定:那是高级妓院了。

黄:也分三六九等的。但是那是国民党时候正式收捐的,就是官方认可的。这个实际上官方也认可,不认可它那么写不是成心让人抓么,底下擩俩钱那么着,那是暗娼所在,就叫营房,下斜街再往西。

今日乐培园胡同(杨原摄)

定:那清代的老住户都不在了?

黄:清代留下的老住户,几乎是没了。原来在下斜街那一带住了很多名人哪。

2.从宣传干事到宣传部长

定:您讲讲您当宣传部长都干了些什么?不是当宣传部长,是从当宣传干部……

黄:那会儿啊,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这宣传部该怎么干啊。后来就学习苏联经验吧,苏联的宣传部做宣传鼓动工作,到工厂里去出墙报,宣传好人好事,搞斯达汉诺夫运动[33],大家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就要下工厂,我就到工厂去了。

定:宣武区那会儿有工厂吗?

黄:有工厂,北京的近代工业,那会儿就集中在宣武区这儿,而且所谓北京的现代工业,它的前身,很多都是在宣武区那地方起的家,由近代转现代。

定:主要是什么工业?

黄:就是办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34],他办了不止一个工厂,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慈型铁工厂[35],是当年北京城最大的私人铁工厂。它有12台皮带车床,那不得了啊。知道什么叫皮带车床吗?

定:知道,我还开过车床呢。

黄:开过车床,你开过皮带车床吗?

定:开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皮带车床。

黄:好好。这个厂子呢,有车铣刨磨钳,挺全的,是可以做点什么东西的。当时最需要什么东西呢?是需要下水管道,排水管,它原来也有小规模的铸造,后来就支持他建大的铸造车间,铸这管子。现在都用钢筋水泥做的大管子,那会儿还得靠铸铁啊,就越做越大,这厂子就改名,不是慈型铁工厂了,就发展成为北京管件厂,专门做管子,水管,不同尺寸的下水管。管件厂要加工大管子啊,大型设备慢慢就进来了,就不是皮带床子了哈,这城里就容不下它了,它就又升格了。就在管件厂的基础上,出了城,变成第二通用机械厂,是大厂了,北京市骨干企业。本身也是现代机械装备的企业,够不够现代企业咱另说,这是机械的。

定:这些东西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提到。

黄:现在编的那些北京工业史料上面,没有那些细节,所以就不知道早期的北京工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这宣传干事就到这儿去,深入工农兵,跟工人住到一块儿去吧,后来才把这叫蹲点啊,那会儿谁也没有给我交代过宣传工作都干什么,到那儿你自己瞧着办吧,找事干吧,做宣传鼓动工作,组织职工出墙报啊,学习社会发展史啊,发展共青团员、发展共产党员啊,干得还挺不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深入到工人中间,跟几十个工人睡大炕睡在一起。

后来我又去大华陶瓷厂[36],也在宣武区。这算是私人工业里比较像样的厂子,但也是手工操作啊,有电力,不是脚踩的轮,是电动的轮,然后成型,烧窑什么,那可能是唐山的技术吧。烧的什么呢?烧的主要是粗饭碗,也做茶壶什么的。挺大的厂子了,有一百多人,那会儿一百多人就是挺大的厂子了。所以李立三都去那儿考察去了,考察以后就发表讲话,说“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意思就是随着生产发展得改善工人生活啊,这个后来挨批了知道吧?[37]

定:这大华是谁开的?

黄:陈荫棠,是个挺有名的资本家。北京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后来就安排入政协什么的。[38]批李立三没批陈荫棠不是?不能批啊,因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工人福利好,具体表现就是食堂吃的比过去好了。工资是不是长了点儿了,我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反正在北京城里头,他们厂的工资也还说得过去,工人也没有理解成就得长10%的工资。而且就做粗瓷碗,产品销路也还不错。

定:那是公私合营以后吗?

黄:还没合营呢。

定:那资本家不会愿意长福利啊。

黄:那个资本家算比较开明的,他对工人比一般的私人企业主要开明一些。

定:比咱们现在一些包工头强。

黄:强多了,那就是强多了(笑)。

定:那工人都是老北京人还是外边的?

黄:外地。唐山来的不少。那骨干,得是懂这门手艺的,装窑出窑这个都是外地来的。而且烧窑的活儿也是很辛苦的。车钳刨铣呢,也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也都住在那大通铺的宿舍里边。都睡大炕啊,一炕好几十。

定:那有咱老北京本地的吗?

黄:有,有些年轻女工,她们是上下班过来。

定:北京的旗人多不多?

黄:没有。反正我接触的,谁也没自报过他是旗人啊,好像也没有。你想八旗子弟太苦的活他受得了吗?那装窑出窑都是很笨重的体力劳动,进去以后浑身都得湿透啦,后来改成电炉子还好些。待遇当时还算可以,听着也还比较好。我去这些工厂,都要负责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团组织,也深入工人宿舍,我和工人们一块儿吃啊,没一块儿干活去(笑)。

定:您也不会。

黄:那肯定学不会。我蹲了一个点儿、两个点儿,然后呢又增加一个点儿,叫华兴染织厂[39],是当时北京最大的私人纺织企业。快二百多工人,小三百人了,主要是织布,生产发展是不错。后来一镇反[40],深挖反革命,这厂子的老板曾经当过汉奸,他闻风而跑,最后给抓住啦,就下了大狱了。老板跑了啊,这厂子等于逆产哪,就交给民政局了……这人在狱里表现不错,最后又变成监狱工厂采购员了。我后来见着他,还以为他是越狱逃跑了呢,先跟他说两句话试探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已经被释放了哈。

定:这是哪年啊?

黄:我印象啊,这是1952年吧,这时正好又赶上封闭妓院。[41]封闭妓院把妓女都抓起来以后往哪儿搁呢?得了,这不正好吗,华兴染织厂归了民政局了,妓女就该交给民政局去改造,就把妓女集中搁到华兴染织厂进行教育改造,反正那时候生产任务也挺大。就组织她们控诉妓院的老鸨啊王八什么的啊,开控诉大会,然后教给她们生产技术。

定:那妓女有多少人?

黄:上百吧,好家伙。厂子挺大的。

定:那一片的妓女一共有多少?不是所有的都到华兴了吧?

黄:不是所有的,可能就是外四区这一片的吧,就集中到那儿去了。这妓女有的是觉悟了,经过教育就成了工人了,最后也嫁人了。还有的不能忍受这种劳动生活,还跑,到外头还去勾搭,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警卫森严的地方了。她们老跑啊,而且在城里老这么圈着一伙妓女也不是事儿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厂给弄到东郊的纺织工业区,现在已经都变成居民住宅区了。

定:是后来的国棉一厂、二厂么?

黄:哎哎就弄到那儿去了。当时负责的人叫耿晓,妇联的,一个女同志,成立纺织技术研究所,她当了所长,然后就带着这帮子妓女就到那儿,建设纺织工业区去了。哎哎可不能这么去描述这个纺织工业区啊(大笑)。整个的纺织工业区的规划还是学习苏联的啊。然后华兴染织厂这地方给了谁呢?就给了印刷一厂做厂址了,因为那会儿要给毛主席印大字本儿的书,毛主席看书得看印大字的,那是这个厂的一项主要任务。北京市印刷一厂。华兴染织厂这么着就消失啦。

定:您参加教育妓女的工作了吗?

黄:没有,那不是我的事,那是妇联的事儿。我们不是有妇委吗,弄一大帮妇女干部啊。

定:那时候不是人艺有个剧……

黄:《姐姐妹妹站起来》[42],就是写的那儿。

定:那谁写的?

黄:忘了。后来拍成电影了。有关妓女的资料,宣武区档案馆里头很全的,人大专门做过调查。还有一个作家叫李金龙,现在在宣武区图书馆当馆长,他对八大胡同什么的做过很多调查,写了一本小说。妓女这事我没沾边,因为不归宣传部管哈。

我待的厂挺多的。福兴面粉厂[43],孙孚凌他们家那厂子——孙孚凌是工商联主席啊。[44]这厂子当时是北京最大的面粉厂。我就到面粉厂去,干得挺起劲的,反正天天都有事干,黑夜白日地在工厂里滚。我就成宣武区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升官了。

定:您说的这时候还都没有公私合营呢?

黄:后来就有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我也赶上了,公私合营就不归我们宣传部去做工作了,就是报上怎么宣传咱也怎么宣传就完了,讲不出有点特色的东西了。反正就是上边讲什么就传达,宣传部就干这事。

“五反”[45]我是参加了,而且是个组长,油盐粮归成一个组啊,有没有粮我不太清楚。我管的是当时的油盐店,就是副食店吧,还有现在所谓的餐饮业,就是小饭馆,早晨起来卖早点的,炸油饼的,烙馅饼的什么,我管的是这一个行业。所有的大小老板都得交代,有什么偷税漏税啦,偷工减料啦,哎,最后定个“基本守法户”,就不追究你了。当时“五反”时候是打出“大老虎”的,面粉二厂的老板叫什么——这报纸都能查出来,就打成“大老虎”了,判刑了,判了几年刑不知道,罪名就是囤积居奇。这是震动全北京市的“大老虎”啊,“粮老虎”。面粉二厂就在现在南线阁把口那儿,比孙孚凌那个福兴面粉厂要小一点儿,这个非常好查,查那个时候的报纸,因为当时突出宣传的。今天看这老虎可能是没打错,“三反”[46]“五反”不能说个个都抓错了,不是,当时也还是抓出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是吧,如果个个都抓错了,那问题就更大了。

上海某处的“五反”动员大会(引自《华东画报》1952年4月号)

定:您那时候是宣传部的干事还是已经升了部长了?

黄:还是干事,但已经是大干事了,那会儿就叫大干事。我在市委组织部也是大干事,与处长是处于同等地位的。

3.我的初恋

黄:和我老伴结婚以前我还有一段初恋,就是我的第一个恋人吧,她是北大物理系的。这是当年“五反”的时候,各大学派工作队来协助区县搞“五反”运动,他们北京大学都派一些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吧,现在说,参加“五反打虎队”。

杨:哦?那她,大学生怎么会参加“打虎队”呢?

黄:解放初期就这么干啊,就像咱们现在的社会实践吧,都组织起来,到基层去参加运动啊,地方干部里面得加点儿大学生啊,不光一个大学生,一大帮子呢。那会儿大学生热情还挺高,认为参加土改、参加“三反”,那是对他们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北大就来了一伙人,其中有一个物理系的女学生。我那个组里头基本上是北大的,还有石油学院的,我是组长,她等于是个秘书似的吧。我们彼此就相爱了。这是真的相爱了。

那时候两人要正式谈恋爱得经过组织同意,不是说你想跟谁谈就跟谁谈。开始俩人关系一般的时候,到不了组织审查,对吧?等俩人儿快成了,一审查,吹了。

那时候我们区委到北大去了,她本人有什么好调查的,就是大学生么。调查她的家庭情况,一调查她爸爸是国民党。这在当时是挺大的忌讳,那会儿我一进城的时候是宣传部的干事,调我到组织部去[47],那可是要害部门,找这么一个女朋友,她爸爸是国民党,这不行。后来呢,到北大100周年纪念(1998年)时候,她就问我,你当年为什么把我甩了,我说:你爸国民党啊,那年头儿咱们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我怎么能跟你结婚呢?嗨,她说,我爸爸那国民党啊,是大革命以前的国民党!(众大笑)就这么回事儿。

杨:那还是联共时候(的国民党)呢。那会儿调查也够不负责任的……

黄:可能啊,她填表的时候没有写年头,就写的是直系亲属,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党派:国民党,对不对?她也没详细去写哪年入党什么等等的,一查表,国民党,国民党就吹了吧。这是一个原因。组织上不能同意的啊。后来调查的时候,那地方的团委书记说:没想到她还能看上一个区干部。这也如实给我传达了。我说:这大学生瞧不起我们区干部啊,我不能受歧视啊。说实在就这么两个原因,我们就分手了。

定:那么简单?

黄:慢慢地说啊,想分手也不那么容易。她一辈子没跟我分手,是我跟她分手了,是我主动的。我没跟她说你爸爸是国民党,这属于组织秘密啊。但后来到了晚年我们俩说起这事,她说:嗨,我爸爸这国民党是老国民党,是辛亥革命时代的,他是革命的,那叫什么问题啊!

定:那你们还一直藕断丝连的?

黄:现在还……连着。这不背着我夫人。她跟别人结婚了,然后就调到中山大学去了,现在是中山大学物理系一个挺有名气的教授,她始终跟我藕断丝连,都不能忘却。后来她爱人也去世了,她也得了癌症了,跟她九十多岁的老妈住在一块儿。我怎么后来说起这事啊?北大百年纪念的时候她回北大来了,我们俩又见面了。我觉得啊,我有点对不起她,我太欠她的情了,对不对?

定:您对她没有陌生感么?

黄:没有,没有。我得再想想,我说不大清楚啊。北大百周年纪念她来了,她叫我到北大去,我俩就说起来了,她说你那会儿为什么不跟我好啊?现在一说这个,我不背我那口子。我们那口子说,她来了,请她到家来吧,咱们一起吃个饭。我们老伴。

定:您老伴真有承受力。

黄:(笑)她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因为我们来往的信件我老伴都看过了,就在我抽屉里。

定:赶明儿您也像您哥哥似的都给公布出来,《两地书》。[48]

黄:(笑)后来就说起这事儿啊,我跟她说,我说我老伴请你到家去呢。“不,我不去。”她说,“那个原来应该是我的家。”她说那家本来应该是她的(大笑)。她原来是北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研究核物理的。

黄宗汉与妻子:早年(黄宗汉提供)

定:哟,那她一定是个挺有名的专家了。

黄:挺有名的。从分配给她的房子来讲那就(能看出来),四室两厅。

定:您去过中山大学啊?

黄:我没有,她告诉我的。她说你来吧,有你住的地方。我说你能住什么样的房子?我看北大住得都挺挤。她说挺好的条件,四室两厅两层,她说她有三处房子呢。另外我看中山大学的学刊什么的,有她发表论文的目录。后来就是啊,她并不忘情。她得了癌症,后来治得也还不错。每每借着问病,就跟我聊吧。聊来聊去等我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她说,你现在拿了博士学位了,你跟我还有距离感么?我说距离可能还有,你是研究院的力学教授,我连牛顿的力学还搞不懂呢。她说干吗一天到晚老谈力学啊。不过我说我现在呢,也许还能和你一起对对话,啊,物理学家也不能够不研究哲学,我看霍金的《时间简史》里头,霍金就讲宇宙是无边的,时间是无限的,这个咱们俩可能都能在一起讨论(笑)。我说我看过《时间简史》了,我看得饶有兴趣,好像我现在文化程度比过去高了一点(笑)。我说这个出了圈了是吧?

黄宗汉与妻子:晚年(黄宗汉提供)

定:不,好玩儿(笑)。

黄:好玩儿?挺好玩儿吧?

杨:那您跟您爱人是?

黄:我爱人啊,是解放初,五几年啊,我生病了,得了这肠梗阻,肠细胞淋巴结核,这是种机械变化,据大夫讲啊,就是大肠套紧小肠,然后发炎了,然后喝牛奶还是怎么的,就感染结核菌了,就切除了。切除以后就在友谊医院住院,那会儿不叫友谊医院,叫红十字医院,就是苏联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建了红十字医院,那算大医院了。当时呢,就从上海调来一批医生和护士,她是从上海护士学校调过来的,就在传染科当护士长。我这不是肠结核嘛,就搁到传染科,我们俩就这么认识的。后来这苏联专家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儿挺合适,苏联专家做媒,我们俩就行了。那时候别人结婚都很简单,我们俩结婚,还把苏联专家请来了,正经把礼堂布置了。这么着,我一生病,找着媳妇儿了。

4.从最年轻的副部长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黄:到1956年的时候,因为我挺积极是吧,就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了。当时的北京城,25岁就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最年轻的了。

到“反右”的时候,我是宣传文化系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我领导“反右”不力,我抓不出右派来。而我自己呢,差点当了右派。我在我们自己那个宣传部门学习的时候,我注意毛主席后来发表的文章,就是讲夏季形势的那个,和宣传会议最初的讲稿,差距怎么这么大啊。我说:刚说过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怎么又说阶级斗争有时候还是很激烈的呢?我就有点不理解,完全书呆子啊,我就是提出我的疑问,会上立刻就上纲上线的,一下给我升到“怀疑毛主席”了。我真没怀疑毛主席,其实我对毛主席挺崇拜的。这是一。第二呢,我这组长领导“反右”不力,瞧谁都不像右派,抓不出来,我们宣传部一个我都没抓出来。都有任务的,你怎么老抓不出来呢?

定:让你抓几个?

黄:指标没下来,但大家都很清楚,都得有,哪儿能一个没有呢?后来就把我给撤换下来,教育部的一个副部长就当了组长了。教育部原来是宣传部的一部分后来分出去的,这个副部长叫许××,反正也不是坏人(笑)。他来以后非常得力,一下子就从我们宣传部抓出好几个右派来,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不光是我们部门这几个人的事,连宣传部带教育部反正打了不少人,超过百分比了。那整得挺惨的啊,也有自杀的。

最后主管我的区委副书记何力平,这人挺好啊,当时她对我挺严厉的,没想到到关键时候她保我,她说小黄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我瞧着他长大的,他怎么反党?他不会反党,有错误就是了,这样就给我定个“严重右倾”,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职劳动改造。

我“右倾”了以后,被调到市委组织部管干部去了,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么?市委组织部基本上是我们地下学委——学校委员会的那帮人,这帮人一看我在下边捅了娄子了,说快把小黄调回来吧,他在下边尽瞎说,弄不好哪天就把“党票”丢了。

定:您那时候觉得受打击大吗?

黄:打击当然挺大的。我原来25岁当宣传部副部长,是区委的宠儿,怎么一下子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呢?一落千丈。但没当上右派,总算是很庆幸的。

定:你们家兄弟四个就您一个人这样吧?

黄:他们“反右”时没遭这份难。我虽然是个七品芝麻官,九品吧,但终究是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了哈。

[访谈者按]关于黄宗汉被划为右倾一事,李瀛先生有如下叙述,看来被黄宗汉自己视为很严重的事,在旁人眼中却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李瀛:他这段儿不是说是右倾嘛,当时没给他定什么分子什么的,都没有,就是说他有点儿右倾。后来那时候贺翼张,是老长征的干部,比较直爽:“小黄,你说的那什么话,不对,啊,你认识就行了。”没给他定什么,当时要不是老贺那么说啊,可能就给他定右派了。当时我们是这么看的,认为这孩子不错,他呢比较聪明,当时也是知识面比较广,知道的也多,看书也多,大家都议论说知识面比较广,所以看问题也比较尖锐,爱讲点儿什么意见吧,有点儿所谓高才生的看法,比较敢说,思想又超前。但是大家对他啊,都认为是个人才。我是组织部管干部的,也认为他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所以给他定右倾,大家当时对他也没有什么,他自己可能看得特别重。当时都说小黄是年轻一点,话说错了就错了。

三、与李瀛、张宝泉等人的座谈记之一(1949—1957)

第一次 时间:2011年12月2日 星期五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

访谈者:定宜庄、杨原、邱源媛

第二次 时间: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地点同上

访谈者:定宜庄、杨原

[访谈者按]以下的内容,读者可将其作为正文的附录,如果担心影响正文一气呵成的效果,也可暂时略去不读,如有兴趣,亦可在将正文读完之后回过头来,用以作为参照。因为对于同样地域的同一时间段的历史,又是基本相同的身份和人生经历,不同的人,却会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讲述重心,而且,由于是个人口述,也各有其不同的叙事风格,将其互相参照,是饶有意义和兴味的,当然在这里,我们绝对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只是想借此展示口述史比起传统的文献证史,所具有的这种特别的优长之处而已。

对黄宗汉先生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对他在北京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并以这一身份在1949年后进入宣武区委的经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由此产生了进一步探究这些人——也就是从青年学生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的干部的这样一群人——的兴趣,正是这群人,构成了1949年以来北京市各级领导层的主体,我们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们生活、工作的经历以及对往事的总结和感悟。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将宣武区委有着大体相同经历的几个人,做成一个集体的口述,黄宗汉先生也帮助我们找到了当年曾与他共事的几位老干部,拜赐于他的热心联系,他们也都同意与我们见面。但是他们却一致表示,并不愿意谈自己个人的经历,而只肯提供与黄宗汉有关的一些情况,以帮助我们为黄宗汉写传而已。我们只得遵从他们的意愿,将我们原订的访谈计划放弃,并以黄宗汉口述为纲,将他们的部分谈话作为对黄宗汉的补充材料加入进去。当然这样也很有趣,因为就具体事实来说,几人讲述各有详略,可以互为补充,而他们从各人角度出发的不同看法,也颇有引发人思考寻味之处。

李瀛、张宝泉接受采访,上为张宝泉,下为李瀛(杨原摄)

李瀛先生与黄宗汉是1949年同时进入宣武区(当时的十一区)区委工作的,张宝泉先生则于1952年原来八区、九区合并之后才与二人成为同事。由于职务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各人的经历、思想观念乃至记忆都有差异。通过这些人的讲述片段,或可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构成宣武区委干部队伍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从哪里来,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风貌,同时,作为黄宗汉口述的补充内容,也可一窥黄宗汉当时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圈子。本书主旨既然是做生命史,那么,对于宣武区这个干部群体,除了了解他们做了什么以外,还了解他们的“人”,这样的尝试未必是赘笔。

不过,在1957年以前的这个时间段里,几人在思想观点等方面并未显出太多不同,不同的,只是讲述的具体事实而已。而李、张二人提到的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团在区一级单位的组织建设,以及他们所在单位干部的工作,尤其涉及到所谓“一化三改”的具体事件,都是黄宗汉口述中较少提到的内容,很值得一阅。至于将廖女士夫妇的访谈也加在这里,一是由于他们的叙述尽管简略,但也是他们自己在宣武区这个时间段的经历,二是对于宣武区为什么工业多、手工业多的见解,与李瀛、张宝泉略同,可参照来看。

(一)1949年以前

1.李瀛的经历

定: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现在这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老一代的这些干部,当年怎么工作的,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环境,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口述项目的开展,让年轻人受一些教育,希望你们讲讲你们的经历,不是空空洞洞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不光是围绕黄宗汉。

黄宗汉说李瀛先生您一直和他在一起,从在地下党的时候,今天我们想听您说说您自己。您是哪年出生的?

李瀛(以下简称李):1929年。

定:1929,那您比黄宗汉还大一点儿。

李:比他大两岁,他今年80,我82。

定:您一直就是在北京吗?

李:一直在北京。哦不是,我是1945年来北京,上学。我老家秦皇岛,在秦皇岛、北戴河中间这儿有一个村子,叫安子寺村,我就出生在那儿。

定:家里是务农还是打鱼?

李:家里是……给我们定的是地主啊,可现在我看呢,就是富农,因为我父亲呢,他参加劳动,我姐姐,我母亲,我弟弟,包括我,也参加劳动啊。我小的时候,耕地的时候我攥着小辫儿,我爸爸撒种,有时候我扶犁,扶牲口拉的那个犁。应该是富农,后来定地主,定就定了,算了,就地主吧,没啥。要不然没有钱上学啊(笑),那时候家里没钱上不了学,我上学的时候,交学费不要钱的,要面,一个学期交几袋面,买了面粉以后交面去。那法币毛得不行啊,买一双鞋,都得抱一包法币去买,那么的,国民党那钱实在是毛得不行了(笑)。我上的是汇文[49],教会学校。

定:这挺有意思,那个时候河北省的学生还可以考到汇文来?

李:可以啊。汇文在全国招生。我是考入汇文的。1945年哪,我考河北高中,河北高中当时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50],考完以后我回家,交通断了,回不来了,没赶上上学。1946年我又考,考上汇文了。

定:汇文那种教会学校可得要好多钱呢。

李:一个是要钱多,一个是难考啊,都是98、99、100这个分数,才能考上。我在秦皇岛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前几名,一般每年都是前几名,数学什么的都是100分那样儿的,这样就考到这儿了。我姑父在北京,他是北医毕业的,毕业以后就留下来当大夫。我上学就在他家住。那时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千万不要吃那么多糖,吃那么多盐,吃那么多油啊,你一定要三低,低盐、低糖、低脂肪,他就给我订牛奶,每天喝瓶牛奶。我得益于他了。

定:真的?那时候他就有这认识?怪不得您现在身体都好,红光满面的。

李:嗯,他学得很深,医术特别好,特高。我血管比较好,腰不好,腰是“文化大革命”时被打的,打伤了。

定:你们汇文的同学不都是北京人吧?

李:啊,不是不是,哪儿的都有,天津的,上海的,东北的,全都有。天坛医院的那个专家,总书记给他发过奖的,他也是汇文的,我们同学。还有一个肿瘤医院的,手术非常好,一把手,也是汇文的,是我们上一班的。

定:汇文可培养了不少人才啊。那您呢,您讲讲您自己的经历。

李:我就在汇文入的党。

定:怎么就入了党了呢?您不是地主子弟么(众笑)?

李:我有一个老乡,叫梁孔张,也是地主。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国民党一个保安队的队长,二儿子、三儿子都在北京上学,一个在辅仁大学,叫康明,一个在中法大学,叫方成。方成这人还在,比我大几岁。我们有干亲啊,他们妈妈是我太爷的干闺女,所以我管他们叫叔叔,叫二叔、三叔。这两个人都是在大学入的党,45年、46年入党的,两个地下党员。我有时候到他们家住几天,我呢是在他们家接受的革命道理,什么世界上的形势啊,讲党的一些道理啊,到现在我还有印象,那时候我刚来北京,受的影响比较大。辅仁大学的这个呢,到解放区去了,那时候又到了张家口——咱们城工部在张家口,咱们不是占了张家口了么,傅作义打进去,又撤了嘛。

定:我想知道的是您怎么接受这些东西的?

李:我们有一个同学叫黄琛,是梁漱溟[51],很有名的民主人士,他的外甥,现在在广州呢,原来是广州的水产厅厅长。

张宝泉(以下简称张):黄琛叫黄大福。

李:对,黄大福。我们俩一个宿舍,汇文比较高级啦,4个人一间,楼上楼下,都是钢丝床啊,现在的学生宿舍都没有钢丝床啊。两个床,上铺下铺,我们俩呢,他是上铺,我是下铺,我们俩接触,经常山南海北,谈国际事儿,完了他给我看一些革命书籍,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啊,《新民主主义论》啊,那时候这种书也比较多了。都放在哪儿啊?都放在床底下,那个钢丝床铁腿儿啊,里边儿空的,把它卷了以后,放到里边儿去(笑),夜里看,看完以后,把床抬起来,再放进去。因为国民党军统、中统、三青团啊,汇文都有,汇文很热闹的。我一个是受他的影响,一个是我们那个老乡的两个儿子的影响。……于英你知道吧?于英刚解放的时候是内二区还是内四区的组织部副部长,后来到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部长。他是我那两个老乡,一个辅仁、一个中法的那两个人的领导,他领导他们,我有时候在他们家吃饭,就碰见,认识了,于英那时候叫老赵。

定:我一直好奇,就是你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怎么会向往共产党?

李:还是信仰。

定:为什么呢?怎么会有那样一个信仰?

李:当时国民党腐败,腐败得厉害,实在看不下去,就这个。

定:那给您印象最深,刺激最大的是什么呢?

李:那就是,路有饿死骨啊。解放以前那马路上,胡同里,冬天,在马路上睡一夜就死了,多啦,当时我们同学看着直哭啊,说哎呀,怎么这样啊?这样了,政府也不管!没人管呢,这社会怎么行呢?那国民党当官的发财、嫖小老婆,那是恨极了。沈崇事件就在东单广场啊,离我们学校不是很近么,美国兵强奸……那时候年轻啊,恨不得拿起枪来打去,那时候要是碰见那样情况啊,几个学生非得上去打死他不行。

定:很有正义感的哈。

李:对,就是这样。我在秦皇岛上初中的时候,有个老师叫李半人,教语文的,他为什么叫李半人呢?他说我啊,不够一个人,就半人啊。他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讲怎么样人人平等,怎么样天下为公,怎么样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要这么受穷。那时候就有青年的正义感。后来我才知道,这李半人是地下党。所以这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书籍,一个是人,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大姑父,不是做医生的这个,这是二姑父,大姑父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国民党的大官都是他学生,陈赓也是他学生。

定:他叫什么名字?

李:叫邵庆善,这是我一个偶像,当然他是国民党了,这没问题。还有一个,我三叔,是北大的,是共产党,这两个都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一到暑假寒假,他们俩回家,都到我们前院,拉京胡唱京戏什么的,我有时候跑去跟他们一块儿玩,这两个人都挺好,都挺有学问。我三叔后来是徐州市的教育局长,早就死了,这都说的是若干年以前的事儿了。我入党是1947年。

定:1947年,您直接就入党了?

李:不是,我是先入民联,入民联就是张北,他原来在外交部,福利司,“文革”后到你们社科院日语所,写了不少文章。他日语挺好的,他是在东北,那时候都学日语,秦皇岛也差不多,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学到初中。我学了9年嘛。他说咱俩一块儿入民联得了,我说行,就入民联了。接着没几天入党,是黄琛发展的,就在东单那个公园,那时候叫东单广场,晚上我们遛弯儿,他跟我谈入党的事儿,那时思想就比较成熟了。黄琛说参加共产党有一条,不怕死,我说怕什么死啊,为了主义,没关系。一入党就准备杀头啊,那时候国民党一抓真是杀头的,我还真遇到了,后来派我到天津做地下工作,天津就是那电视剧《潜伏》里头说的,叫即捕即杀,就是抓住以后就杀,就是那样。

我1947年初入民联,1947年年中呢,就是咱们从延安撤退的时候我入的党,延安撤退是1947年嘛。不是国民党宣传么,说他们占领延安了,怎么怎么的,我说你占延安,我入党(笑),人家说共产党连延安都被人占了,你还入?我说不怕,那怕什么。因为那时候也通过好多渠道来的消息,知道咱们党的力量啊,将来会好的。就这个思想吧。入了党以后呢,1948年初,就撤到解放区。

定:您又到的解放区?

李:当时暴露了。因为搞学运,搞游行,在学校里边公开地出来活动,我们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了。那时候育英学校有个小韩打入了军统,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不知道,他打入以后呢,他看到了黑名单,知道了就跟我们领导人说。我们汇文一共六个党员,(有)邹世贤、黄琛。就还有几个民联,汇文当时(共产党)的力量挺大的,几十个党员,民联差不多过百,那挺大的队伍了。那时候的地下党啊,现在中学都没那么多党员。当时组织上就决定,我们几个撤到解放区,少奇同志“隐蔽斗争,保存实力”这个政策是对的,因为有这个政策,所以保存了这一批力量,要不然都牺牲了,都没啦。

我们撤出来大概六个党员,早点入党的,就是黑名单上要抓的几个,都撤出去了。还留了几个,(比如)金建。金建你们大概知道,原来的市委副书记,后来司法部的副部长。那时候小孩儿似的,他比我们都小,特别聪明,特别机灵,发展他了。后来确实出事儿了,我们白天撤出来,当天夜里三青团、军统的,就到宿舍去找邹世贤,找我们几个人儿,抓了一批。我们的这个政策是对的,少奇同志英明的决定啊,要不说是党挽救了我们。

定:你们怎么撤的?六个人一块儿走,还是分头?

李:分头,通知我们自己走,都是单个儿,黄琛呢也是单个人,邹世贤也是单个人,张北也是单个人,张北也是那批撤的,都撤出来了。我装一个买卖人,点心铺卖点心的店员,让我们到点心铺学学,简单问问人家怎么回事,知道点儿知识就走了。当时我从北京到天津,住到那三不管的地方,那时候叫三不管,就是租借地,租借地交叉的地方,在那儿住一夜,住那个店,店里头找到大车夫,说我是店员,明天坐你拉的车,我要回老家,我带着点心。我和岳祥。你知道岳祥么?她是河北高中的,沈谦的老伴,当过彭真的秘书,后来在全国人大常委。还有崇文区后来那个财贸部长,他是跑交通的,我们仨人上了一个大车。那沿路上啊,国民党兵拿着枪,什么都不要,就搜你钱。嘿嘿嘿,我说共产党员你不要,你就要我钱,把我的钱都搜走了。我们通过闸口,这是国民党最后的一道封锁线,通过那儿的检查,坐大车到泊镇,就那么走的。刘仁同志[52]领导的城工部就在泊镇。城工部刚开始是在张家口,后来到阜平,由阜平又到泊镇。[53]

定:那就是解放区了。

李:解放区。一过封锁线以后,我们看到解放区了,我和岳祥我们俩就高兴了,哎呀,行了。我们俩下了车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都是在学校的时候学的。一边唱一边走,也不坐车了,好家伙,那个谁啊,他是交通员啊:“哎!上来上来,上车来!这地儿不行,这儿有特务。”后来我们到城工部的时候他又说,说你们俩犯纪律了啊,还没到解放区呢,刚过了国民党最后一道防线,你一唱,让特务给你抓起来了(笑)。我们俩说当时要没有他,当时咱们就被抓了。当时特别高兴啊,夜里大家就小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么唱(笑)。

定:你们六个都平安撤出了?没有一个被逮着的?

李:都平安撤出了。

定:嘿,行,这国民党也真是笨了点儿。

李:上黑名单的都撤出了。黑名单儿没了,他们就抓了几个人,我们走了以后的支部书记就被抓了,被抓以后呢,特务就在他家蹲坑,这金建和另一个谁,那人是组织委员,金建是宣传委员,他们俩去他家开会,那个组织委员先去的,一看有蹲坑的特务,扭头就跑,特务愣没追上他,哎哟,险哪,差点儿被抓。跑了以后马上给金建送信儿,别去了啊,你别去了。金建就躲过去了,要不这俩人也给抓了。被捕的这个支部书记呢,后来被咱们地下党营救出来了。他们还抓了些民联,抓了些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民联的进步学生,这些人混淆一起,更不清楚了。因为他们三青团、国民党军统在我们学校埋入的人,他们只认识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们撤对了。我们说,党啊,挽救了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被杀头了。

定:后来有被杀头的吗?你们同学里,抓了半天也没有被杀头的?

李:没有,后来有一个到天津去的小刘,被杀了。北京比天津好一点,天津那个军统厉害。到解放区以后,训练、学习。刘仁给我们讲话,当时刘仁是城工部部长啊。

定:您在解放区待了多久?

李:3、4月份去的,6、7月份回来的。经过几个月整训以后,一部分到华北革命大学,一部分在城工部工作,一部分回来继续做地下工作。

定:您一回来不就又给您抓了么?

李:回来以后我们不敢回原学校啊,怎么办?我们就被派到天津去了,那会儿都快解放了,说天津形势严重,损失太大了,南开大学的支部书记被杀了,还有哪个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也被杀了,损失太大了。我一个,费犁一个,费犁挺能写的,后来是作家协会的,这人已经过世了。还有一个李鲁,是原来东城区的党委书记,这个人也走了。派我们仨人到天津,是因为我们仨在天津有落脚的地方,我姐姐在天津,费犁的姑父在天津,李鲁呢,他家是中原公司的老板,嘿嘿,中原公司啊!现在的天津百货大楼,就是原来的中原公司,就是李鲁家的,阔着呢。我们仨人,费犁是组长,他比我入党早,他是1945年、(19)46年,我是1947年,李鲁是1948年。

我就住在我姐姐家,我姐夫的哥哥是火车司机,我就负责做火车司机的工作,结果暴露了,我姐姐说火车司机宿舍里掺杂了一些别的人,有国民党员,给我报告了。因为黄琛知道我在那儿,他到解放区,从我那儿路过,到我那儿住了两次,这么的,人家怀疑我了,要抓我。我和费犁、李鲁,我们仨商量怎么办,我说撤吧,不撤不行啊。请示当时城工部的王文,王文说你们撤。当时地下党有一个指示,就是一暴露,马上撤,保持实力,保存我们的力量,特别天津那个情况,抓住以后就杀你啊,哎,就撤了。费犁说你到我这儿来吧。他姑父是中学校长,那不是放假了么,我们俩就在那学校教室里头,在那儿住,他姑姑给我们每人拿了两床被,冬天哪,没火啊,冷极了,那时候年轻也不怕冻。就这样,党救了我两次命啊,一次,(从)北京撤,一次,(从)天津撤。那就快解放了,天津先解放的,天津解放,北京解放,我就回北京来了。

定:您是几月回的北京?(19)48年底?还是解放军入城?

李:都没有呢,正谈判的时候。我和费犁来的,李鲁他家里先不让他走,大老板的儿子啊,就留下了。

定:你们想走就走啊?

李:不。当时解放了嘛,市委王文跟我们都认识,给我们开了信,就回来了。先坐一段火车,从廊坊那儿下来,走路,从广安门进来的。

定:为什么要走路呢?

李:没车啊。回来以后就住在梁家,给我联系上了。解放以后咱不是要接管嘛。我们还参加了入城式,入城式的时候我们汇文是在前门鲜鱼口那儿,迎接解放军入城。

2.张宝泉的经历

定:张先生您也是从河北来的?

张:东北。辽宁兴城。那时候不叫辽宁,叫锦州省,伪满啊,叫锦州省立兴城国民高等学校,一个县就有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就是咱们这儿的初中、高中一块儿,四年制,我是由那儿上的北京。

定:兴城,那离秦皇岛也很近啊。也是考到北京来的?

张:我是1948年8月到北京来的,念书来了,那时候儿战争嘛, 48年。

定:(19)48年,那时候不是已经围城了吗?

张:是辽沈战役以前,那时候报上就登,说北京这儿成立东北临时中学,到这儿吃饭也不要钱,念书也不要钱,将来还可以免费上大学,我家里是贫农,没钱,上不起大学,我家里说这好事儿啊,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就上北京来了。哈哈,国民党的北京市社会局,一个月给东北的流亡学生——那时候管我们这个叫流亡学生——一人发一袋面,美国援助的面粉哦,这一袋面呢,也不能老吃馒头啊,就卖了吃窝头,足够一月生活费了,确实吃饭不要钱,窝头、咸菜、菜汤。

定:你们这都是高才生啊。

张:都是好学生,说实在的,就想学习。

李:那时候,入国民党的是坏学生,都是功课不行的,入共产党的都是好的。

定:没错儿,为什么最后跟着共产党的都是富家子弟,都是好学生?反而普通百姓的子弟不多。

李:哦,也有,也有。不多。

张:到北京以后,我们这个学校里边就有共产党,我们那个班里有我们一块儿兴城的同学来的,他们接受党的教育早,入了党了,那个张北,就是我们在兴城的同班同学,就入党了。还有的就是民联。我这个民联怎么加入的,就是我有一个同学,田益勤,我们在兴城,就是伪满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日本投降以后呢,他就上北京来念书了,育英的,他是地下党,后来我上北京来了,都认识啊,一块儿见面聊天,学《大众哲学》,讨论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也看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等等,那时候这些书就都有,就学这个。国民党统治啊,这个他统治不了,学生里边就传看,拿一本小说,里边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样子呢,年轻人哪,都是热血青年啊,慢慢儿思想就进步了,就愿意参加革命了,这接受党的领导啊,这在一块儿讨论,一个是要有革命人生观,一个是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比较,哪个好啊?国民党腐败、反动,还是共产党好。我家里的情况,很容易接受啊,所以我1948年8月来的北京,10月就在地下参加民联了。中学就民联,民主青年联盟,大学就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在中学里边先加入民联,然后再加入党,一般都这么个过程。

李:那时候民联数量大,你像我们学校吧,地下党几个人,民联几十人、上百人,民联比较多。当时这民联、民青跟地下党员,要是抓起来都一样待遇,杀头都杀。要不然为什么参加民联、民青的也算离休哩,比如你1945年参加民联、民青,参加工作就从那时候算起,所以党的政策是对的,应该这样子。

张:这主要是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他们干的事儿,那傅作义的部队啊还好一点儿。

李:对,主要是军统。

(二)从1949到1957年

1.入城

张:解放军入城式,我们学校就在前门。

定:噢,都是你们这些已经参加了革命的,在哪儿迎接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在哪儿在哪儿,是吗?

李:都是安排好的,哪个学校在前门哪儿,我们汇文是在鲜鱼口的口那儿。[54]入城式完了以后就通知我,第二天第三天,开地下党员大会,就在原来北大三院吧,北大农学院,顺城街那儿,西北边,那一个礼堂,地下党员开大会。那时候地下党有1000多人。这一下就都认识了,原来不能横向联系啊,到解放区去以后,开会也是一小格一小格地给我们分别搁起来,蒙个手巾,这一格是你们学校的,那一格是他们学校的,因为还要派回来呢,不能横向联系。结果那天一见:“哎哟,你还是党员哪?”“嘿,你也是啊!”(笑)这样。[55]开完党员大会以后接着就通知我们,到现在市委市政府的哪个哪个院儿,到那院儿去报到,到那儿,我问找谁,人说找贺翼张,贺翼张就说:“找贺翼张的过来”,我们大家就都去了,像黄宗汉,我们都是那儿。

定:你们干吗跟着贺翼张啊?是你们自己选的要跟着他,还是说组织上……

李:不,组织上分配的,谁谁谁到十一区去,去十一区的找贺翼张啊,我是分配到十一区的,哎,我就找贺翼张。然后就跟着贺翼张到十一区,北京市第十一区,接收十一区。当时去接收的是三拨儿人:一部分是地下党,就是我们这批人,以学生为主的地下党,这是一大部分;一部分呢是老区来的老干部;还有一部分呢是当时留用的一部分人,这很少的。[56]

定:哦,也有留用的?

李:也有留用的,最多的还是地下党,地下党比较多,地下党中又是学生比较多,都是城工部的那些人。那时候地下党的党员,特别是正式的党员不多,民联、民青的比较多,预备党员多。[57]

定:黄宗汉那时候就是预备党员,他那时候不到岁数。

李:他是预备党员,对,他不到岁数。

定:您是那时候认识的黄宗汉吗?

李:黄宗汉我原来不认识,但我知道他在解放前演的《大团圆》这个话剧。我是和梁家那两个,就是中法和辅仁的那两个,我们仨人去看的,那时候我们几个都是地下党么,他们演出二队也是地下党,像蓝天野什么的都是地下党。那演的就是他们黄家(笑),他们哥儿几个,还有一个特有名的演员叫什么来着?(系指孙道临。)他们几个都上了,黄宗江、黄宗洛、黄宗英、黄宗汉,都上了。

定:您那时候觉得那戏好吗?说是挺轰动的是吗?

李:还挺好的,挺轰动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那个(戏)。《大团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我对他的印象啊,还停留在他演那个老四,那个小弟弟的时候,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呢,我说哎哟这小孩儿演得这么好,比他哥哥演得都好,那时候就有这么个印象,后来我说,你演的还真太好了,你生来就有这艺术细胞,家族遗传,开玩笑。

我们跟贺翼张一起到宣武区,那时是外四区啊,黄宗汉讲的当时过程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我是正式党员,所以啊,我先是在工作组当组长,当完组长很快就让我到组织部了,组织部开始那个部长呢,是金雅如,接收北京的一部分不是老区来的干部么,他就是那一部分,是回民支队的。当时组织部就是我们仨人,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预备党员,女的,傅淑琴,她是北师大的大学生,地下党,预备党员。傅淑琴和金雅如后来就结婚了。黄宗汉是在宣传部,我是组织部的干事,他是宣传部的干事,宣传部开始那个部长是于杰,时间不长就调走了,后来是高森。高森原来跟着邓拓,他是非常能写的,还有林挺,都属于邓拓带着的几个能写的,后来就把高森分到宣武区,高森就是宣传部(部)长。我是在1953年当了组织部副部长,23岁。黄宗汉呢是在1956年,当了宣传部副部长。我们都在区委啊,就比较熟悉。他为什么没当上宣传部(部)长呢?因为高森比他还好。高森哪,后来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哎,比他高多了,比他聪明多了,后来到香港那个光大集团任副总么。他的儿子是陈希同的秘书,抄陈希同家的时候也抄他秘书家么,就把他们家给抄了。这他看不惯,他有点儿知识分子宁折不弯……

定:那贺翼张这个人,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李:特别好,那老红军哪,哎呀。

定:说他骑着大洋马就来了,他真是骑马进来的?

李:啊,他是旅长啊。他还有一马夫呢(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哪儿有汽车?就发给他一辆自行车。我们呢,到哪儿开会,比如到中法大学礼堂开会,我们就走路,得走一个多钟头,那时候也习惯了,后来就骑车,自行车。

定:那马夫怎么办呢?

李:马夫没事儿了,靠边儿站了(笑)。贺翼张挺逗的。

张:马夫就离休了。

定:马夫也离休?(众笑)

张:唉,就是文化低啊,但是他参加革命时间早,他可不就是离休嘛。

2.50年代宣武区的建党与建团

李:宣武区,原来那个八区,当时工厂比较多一些个。九区也有工厂,但是商业多。

张:1952年成立宣武区以后,53年就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个事儿,从中央到地方,对宣武区影响也很大。

李:对区里影响大,那时候宣武区一个区顶好几个区产值。

定:手工业主要是有些什么呀?

张:成立宣武区以后,丹华火柴厂就归崇文了,那是大厂子了, 300多人,那资本家跟慈禧有关系的,它在九区。后来一合区以后就搬出城外去了,搬到郭公庄那边儿,南城,因为怕火柴厂着火,为了防火,把它给搬走了。以后咱们这打火机都发展起来了,这火柴销量减少了,他们就保留了一些,剩下的都到通县那边儿去了。丹华火柴厂,解放以后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团支部。

定:原来有地下党吗?

张:没有,丹华火柴厂没有。

定:除了丹华火柴厂,还有什么大的厂?

张:八区那儿有慈型铁工厂。

李:慈型铁工厂还有地下党呢,姓赵。

定:那你们的宣武区,我说的是现在的宣武区,就是原来你们那八区、九区,那个地方有好多工厂,那其他的,也有地下党么?

李:咱们在宣武区的厂子里有地下党员,有。慈型有一个地下党支部,大概有五六个党员吧,副书记叫赵什么,我忘了。慈型、慈平,俩厂挨着。大华有没有,我不记得了,大华陶瓷厂。福兴面粉厂,就是孙孚凌那个,有两个党员,是地下党,我还联系过他们呢,孙孚凌是宣武区福兴面粉厂的老板啊,经理啊,“三反”“五反”的时候,我跟林挺,原来东城区的书记,我们俩,跟他谈的话。我那是临时的,具体的我没管,就是给他定性的时候,林挺找我,说咱俩跟他谈,我说行,因为他那儿有地下党,所以我经常上他那儿去跟地下党联系,开组织生活会啦什么,跟党员建立联系。

张:那时候林挺是统战部(部)长。他管那个公私合营。

李:对,他管,他是办公室主任。孙孚凌有时候见着我还记得呢(笑),给他定了个合法户。

定:我问一个问题:不是那个时候,北京的地下党主要在学校里发展,在中学、大学里多,可是在工厂里的地下党不是特别多?

李:有,叫平委[58]啊。赵凡,他负责平委;佘涤清呢,负责学委。这平委呢,就负责这个商店哪,你像宣武区的一个澡堂子,就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开会什么的,都在那儿。叫什么来着,平生园,平什么。

定: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澡堂?不像清华池?

李:不是,不是,就在大栅栏那一片。那地下党的负责人呢,年龄很大了,解放以后让他参加工作了,后来故去了。那确实贡献挺大,报纸上登过。

定:那就是说他们也不是那澡堂工人什么的,就是说他们以这个地方为据点?

李:哎,有澡堂的工人,有澡堂的工人是党员,另外其他人也去,到这儿开会。

定:就是说他们没有你们汇文什么的学校那么热闹?

李:哎,没有没有,没那么多活动,他就是蓄积力量,发展种子。

定:北京城其他地方有没有像这样的工厂和党支部?

李:很少,商店也有。你像发电厂,这是个大厂子,在市里,党员还多呢。

定:这事儿我又不太明白了,共产党主要的依靠对象不是应该是工人阶级吗?为什么工人里边的党员反而不如学生里的多呢?

李:这是北京的特点吧。

定:那听您讲讲,您到组织部以后,主要做什么工作啊?

李:发展党员。

定:也是发展党员。在什么地方?也是在工厂里?

李:工厂,在工厂发展党员,刚才我说的大华啊,慈型,慈平,在这些厂里继续发展啊,再一个就是机关里边,比如当时参加民联、民青的,一般的都发展了。各个街道也有发展。[59]

定:到“三反”“五反”的时候,你们主要的工作对象也都是工厂的那些资本家吧?

李:“三反”“五反”,对对,“三反”的时候是机关,“五反”呢,主要是工厂,那当时孙孚凌他们都很守法,很积极,对,表现很好。慈型、慈平也还可以。

定:那丹华呢?丹华那资本家表现好不好?

张:也没什么事儿。那资本家姓丁,我们都没看见,主要有代理人,经理。

李:对,都是代理人,孙孚凌他平常也不来,有一个代理人,可是定性的时候得找他。

张:北京一解放,就把我们参加民联的学生都调出来,就在北京参加工作,那时候市青委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是北京解放以后,办的第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把我们就都调到训练班去,地点呢就在国会那儿,国民党开国会那儿,就是地下党员开会那地儿。(在)顺城街(今宣武门内西大街)。

到那儿就是管吃管住啦。冯文彬[60]等人,就这些人给我们讲课,宋雅初是那个班的主任。训练班1个月,结业以后呢,就分配到各区,我就分配到北京市第十二区的区委青年工作组,那时候北京市是内七外五,一共十二个区,我在那个十二区。

定:十二区是?

李:天桥那儿。

张:1949年3月我到十二区的区委青年工作组。那时候区委,也没有团啊,没有团委啊,有个青年工作组。一直到1950年,就成立团区工委,叫工委,我就是委员,具体就管青工,工厂啊这个,因为那时候没开团代会啊。那黄大福,就是黄琛,就是管我们这一块儿。

杨(对李):就是发展您入党的那个黄琛?

李:对对。

定:您具体的职务是?

张:具体职务啊,就是青年工作组的组员,后来成立团区工作委员会,我就是委员,当青工部副部长,以后开团代表大会,成立团区委。后来搞“三反”,我就离开团的工作,调出来,上区委的增产节约办公室,但是干部编制还是团区委的。这青年工作组干什么呀,到大的工厂,私营工厂,大的商店,去建团,发展团员。

定:您主要是管团的工作?

张:那时候没有团员啊,得建团,主要在大的工厂和中学。

定:您去的是哪个大工厂?

张:丹华火柴厂,北京最大的私营工厂。为什么叫丹华呀?因为那厂子老板呢,资本家,姓张,他跟西太后有关系,据说西太后也在那儿投资了,所以就叫丹华,他那火柴牌儿叫丹凤,凤就是西太后,这样。这个厂子呢不小,300多人,区委就派工作组发展党啊,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那发展团就归我们了,到厂子蹲点儿,建团,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后来北京有个福华化学厂,在东郊,着火了,它一着火,北京市就着急了,把凡是容易着火的工厂都搬出去,搬到郊区,这丹华火柴厂啊,就搬到南郊去了,开始搬到南郊一个大砖窑,后来在郭公庄那儿征地、建厂,郭公庄离景泰蓝厂不远儿,在崇文区。以后咱们这打火机都发展起来了,这火柴销量减少了,他们就保留了一些,剩下的都到通县那边儿去了。

杨:这些工人,您说了,里头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您怎么介绍这工作,怎么开展这工作?那时候的工人能明白这些事儿吗?

张:到那儿我就组织工人学戏,唱革命歌曲,也到夜校,讲大课。我讲啊,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有书啊,按书讲,那工人听着都新鲜,他听着听着,思想就起变化了,拥护党,也要进步,就入团了,发展几个团员之后,就成立团支部了。那发展的团员,都得我批准。

3.宣武区的工业和手工业

李: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宣武区的第一任区委书记是张旭。

定:不是贺翼张了是吧?就是您说的抓工业抓得特别……那你们都干什么呀?

李:那时候,我不是在组织部嘛,(张旭)就说你要好好把党员给我发展了,把党支部给我建立起来,要在生产上起作用。他是抓生产,要上去。我不是围绕他嘛,组织部去发展党员,到哪儿去,那时候我们都谈话,一个一个工人党员,都谈话,组织部直接谈话,到学校我们也谈话。那时候就是这样,他就是让你围绕着他的工业,让你去发展党员,起作用,去搞生产。那工业部的,邓毅是工业部长,(我)就跟着他转哪,到哪儿去:“走,今天上那个厂”,这个就那样。

定:那个时候的工人是北京当地人多,还是从外边来的多?

李:当地,当地的多。也有外头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外省来的农民工。

定:要这么说,宣武区产业工人的比例也很大呀。

李:大呀,所以工人里边党员也比较多。

定:学校反倒没那么发展是吧?

李:嗯,对,是这样。宣武区当时有这个基础,这个地区是劳动人民聚居区,工人比较多,不像东城西城,富人多,过去都是贵族的,有钱的,才在那儿住。宣武区这地方穷人多,所以工厂比较多,手工业多。

定:这就对了,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宣武区确实是干活儿的人多。

李:当时外四区,就是后来的八区有“几多”,“五多”嘛,这我们那时候基本都知道。一个叫义地多,就是坟多,坟圈子多;一个叫会馆多;一个叫手工业多;再一个工业比较多;还有什么来着,我也想不起来了。当时这就是比较,客观上工厂比较多,有这个基础。再有呢,张旭抓得比较狠,比较紧,连刘仁都说:你这个张旭,你不用当书记了,你去当厂长去吧!都说这个了,他的思想也比较超前。那时候过年了,三十儿了,张旭一叫:黄宗汉跟我走,你也跟我走,到宣钢去,吃饺子去,每年都是这样。那时候春节我们哪儿有在家过的啊,都是到工厂去,跟工人一块儿,过年。所以当时宣武区工业发展比较快,一个是有这个基础,再一个呢,是有这个领导,还有下边有这么一批干部。那时候宣武区顶好几个区的产值,工业是最多的,污染也是最重的(笑)。

定:那时候这些工业就有污染吗?

李:有啊,造纸厂,造纸厂的污染挺重的。

定:十一区和十二区合并以后就是宣武区了?

张:那还不是,内七外五,十二区的区划变更了,就变成九区。十一区变成八区。在九区的时候,我就是做团的工作,完了以后一直到52年,就是“三反”。

定:“三反”您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故事?

张:“三反”就是打贪污犯哪,那时候贪污犯比现在小多了,小多了也不行,那阵儿有贪污的就得那什么。后来成立人民法庭,我就是人民法庭的主任,得判决啊,干这个。

定:那个“三反”“五反”,丹华火柴厂闹得厉害不厉害,资本家?

张:不厉害,丹华火柴厂1952年的时候就不归十二区了,归崇文区了。我是管“三反”,“打老虎”是“五反”,我不管这个“五反”,但是我也没听说哪儿有什么“大老虎”,怎么样的,没弄出来。私营企业没有太厉害的。

杨:那您管的“三反”有厉害的吗?

张:“三反”呀,各行各业都搞,我记得北京市第一医院,现在叫宣武中医医院,那医院也搞“三反”,也抓贪污犯哪,那个总支(部)书记是个女同志,有点儿违反政策,“摇煤球儿”,逼供信,为这个她还受了个处分呢,党内警告处分。

杨:什么叫“摇煤球儿”啊?

张:就是一种违反政策的方式,折腾你,让你交代问题,推,来回推。最后人家弄不出来什么问题,你不是违反政策嘛!那时候还讲政策呢。

那时候就(是)九区了,地方合并,原来十二区变成九区,九区的“三反”最后怎么解决啊?这北京市都这样啊,真正说有点问题的,组织人民法庭判决,我是人民法庭的庭长,把不成问题的都给他落实了,完了判,没判过什么大的。

杨:那判是依据什么法律,什么政策?

张:谁来决定啊,就是三个区委书记:八区的区委书记贺翼张,九区的区委书记张旭,前门区的区委书记魏彬。三个区委书记一开会,研究一个定案,就这么定,我参加具体的,写那个判决书,没什么大的,了不起的,这“三反”就这么结束了。

斗争“三反分子”(引自“As The Dragon Stirs:A Photographic Recordof Social Changesonthe Chinese Mainland”,P61,Published By New Horizon Press)

我记得那时候宣武区有个大工厂,在南纬路那边,原来是国民党时候一个军械所,解放以后就归咱们了,叫北京汽车配件厂,第一辆摩托车就是它生产的。这个厂子的党委书记叫陈雷,也是老同志,“打老虎”,打了半天也打不出来呀,把我找去了,我不是管“三反”么,哎,在那儿唬了一通儿,也没唬出来(笑)。

这“三反”呢,到1952年,就这么结束了。结束以后就合区了,八区、九区合到一块儿,叫宣武区。等到1958年,把前门区的西半部又合进来了,东半部合到崇文去了。[61]52年一合区,我就到宣武区委了。合并以后啊,合得挺好,干部没有闹什么派性,说你是哪个区的,没有,我没这感觉,大家都非常好。

定:你们二位(指张宝泉与李瀛)那时候认识吗?

李:不认识,我们俩就是1952年两个区合并的时候才认识的,都在区委啊,他在组织部,我也在组织部,黄宗汉呢,在宣传部,嘿嘿,这样都认识了。

张:我在区委组织部,开始管纪律检查,那时候区里边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呀,就组织部里边有个纪律检查,管着管着,就到1954年了,我就由组织部调到区委办公室,当第二副主任,兼区委手工业组组长,就搞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呢,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了,根据总路线,“一化三改”啦。

定:什么叫“一化三改”?

张:“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一个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业、民族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杨:这“一化三改”您参加了吗?

张:我参加啦,我管的是“三改”之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区的手工业都组织起来,先搞手工业调查,有多少家手工业,那就从财政局、税务局,各方面调人,去调查,我管这事儿。完了就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办学习班,把这些手工业的单位都组织起来,找个大礼堂,去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就讲这个,手工业改造。怎么改造,就是组织合作社,叫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还有初级社、高级社,跟农村一样,这宣武区手工业比较多,就组织了好多社。

杨:那么多手工业呢,都有什么社呀?

张:棉织社,就是织棉布的;缝纫社,就是做服装的。这缝纫社由北京市排名,有第一缝纫社、第二缝纫社,到我们那儿排到三十三缝,就是三十三缝纫社,三十四缝,第三十四缝纫社,这都是做服装的。三十三缝就在江西会馆[62],它有个大礼堂。

杨:它还有个大礼堂?就是原来老戏园子似的那种?

张:对呀,那儿就变成缝纫社了。还有象牙雕刻社,把雕刻象牙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雕刻象牙。

杨:我知道他们这做手工艺的,有时候还互相看不起,那他们愿意在一块儿吗?

张:哎,那时候儿他们都拥护共产党啊。当时还是比较稳定,多数人还是愿意走合作化道路。像这个象牙雕刻社,杨士惠就是名艺人,当时还有象牙雕刻作品呢,也挺有名的。好多合作社呢,织布社就很多,前进棉织厂,就是好多手工业织布社合并起来的,就改成工厂了,那是北京市手工业工厂最大的一个。

定:那原来呢,原来是手工织布吗?

张:它原来是半机械化,也是用电,但是梭子。这个厂是很大的,都是新建的,那时候咱们全国主要精力都集中到重工业上了,对于轻工业重视不够,区里这些工厂正好弥补这个,补大工业之不足。这个市场,原材料供应啊,市场销售啊,都没问题。

定:这挺有意思的啊,轻工业就是棉织、造纸?

张:棉织厂,这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好多啦,都是轻工业这方面的。

李:还有钟表厂,现在的钟表厂原来都是宣武区打的底子。

张:钟表厂,后来改成手表厂,宣武区要做手表,也做出来了(笑)。

杨:那利润都上交了,那这艺人怎么办呀?

张:不是百分之百上交,企业留一部分,完了上交到市联社,区办事处。

杨:成立这种互助组、合作社,给这些艺人什么待遇呢?

张:他们拿工资啊,初级合作社除了拿工资以外,还有分成,怎么分成呢,就是把你的那些设备、原材料,作价入股,入股也分成,这是初级社。等到高级社的时候,就没有分成了,都凭工资了。所以合作化以后啊,手工业工人都高兴,工资都比原来高;业主收入降低了点儿,他们有不同意见,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这些业主同时也都要参与劳动是吧。就是一个单位,如果雇工4个人,这就走合作化道路;5个人以上的,就公私合营。

杨:4个人,5个人,这差距其实也不大,那合作化和公私合营差别大吗?

张:公私合营啊,就归资本主义改造了。手工业的这个是劳动者。这个“一化三改”啊,改完了以后,那时候啊讲究“一大二纯”。

杨:怎么叫“一大二纯”呢?

张:规模越大越好,组织越纯越好。什么叫纯呢?纯粹,就是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了。你这手工业虽然是劳动者吧,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后备和萌芽啊(笑),就都组织起来了。包括修理自行车的,组织起来,叫自行车修理合作社。还有理发的,把这些个体的理发员组织起来,叫理发社。这个啊,就搞得绝对化了。

杨:那这以什么形式组织啊?把修自行车的都统一到一个屋子里?

张:是啊,到一个点儿啊。

杨:那修着多不方便啊?

张:区里不是一个自行车修理社,有好几个。

杨:哦,分几个点儿。

张:那也不方便啊,人家千家万户,到处都有嘛,所以这个后来发现不行,自行车修理社就解散了,解散了就还都干个体去了。根本就不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什么给组织起来了呢,就是追求“一大二纯”,没有资本主义了,没有个体户了,都是社会主义了,这个就绝对化了。

杨:散了的,除了自行车还有什么啊?

张:这个啊,理发社。就是剃头的,打那个“噔儿噔儿噔儿”的。

杨:唤头。那都是挑挑儿。

张:民俗有这个。在街上,打那个,我到你家给你理发,这一头是洗的……

杨:剃头挑子,一头儿热(笑)。

张:大一点儿的理发馆,公私合营的,都留下,那小理发馆,组织理发社的那个,待不长,他们也愿意单干,就单干去。这方便群众。他们就不算合作社的了。单干他自由啊,摆一个摊儿他就理发,现在还有呢,胡同儿里边也有啊。我就说过去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啊,脑子里一大二纯,绝对化。那时候学政治经济学,说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啊,都有个体户,个体户不属于资本主义。咱们社会主义啊,就想搞纯粹的,这脑袋里边,现在说啊,“左”,当时啊,就觉得组织起来不方便,他们也愿意散,就散吧。

杨:像那四联理发馆,就是那会儿……

张:啊,四联,那理发馆留下了,[63]那小的,都散了。“一化三改”当中,咱们追求纯而又纯,这是个教训,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我看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但是那时候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啊,那时候把它解散,就以为是群众不方便,他们自己也不方便,挣钱也少了。

杨:剃个头走好几条儿胡同(笑)。

张:现在咱们社会主义也不纯啊,咱们不是集体所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么?现在也是这样,这是咱们城里,农村的农业社,也是这样。

杨:那您那个“一化三改”到56年就结束了?

张:56年就结束了,到56年就基本完成了。反正是那时候的共产党员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都非常拥护,就干这个。

杨: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刘少奇不是说,大概要用10到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么?

张:那不是刘少奇,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那样说。实际啊,毛主席那时候主张快,根本用不着15年,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

杨:是,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那这个快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54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开始的指导思想不是还10到15年么,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快,3年就完成了呢?

张:那是毛主席的事儿,毛主席想快,搞个群众运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杨:对呀,那有什么样儿的群众运动呢?

张:到(19)56年,公私合营也搞完了,手工业合作化也搞完了,农村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完了,彭真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笑)。[64]什么进入社会主义了?就是生产关系进入了,生产力还差得远呢,生产关系跟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力应该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应该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杨:您那时候对这个有认识吗?

张:那时候啊,没这认识,反正中央怎么说就怎么干,有些认识都是后来的,后来搞得那么“纯”不行啊。那“纯”到什么程度,农村那高级社还不行,还要搞公社化,所谓公社化,就是政社合一:政,乡里边有乡政府,跟公社统一起来了。城里呢,也搞这个,宣武区也搞了城市人民公社,也是想政社合一,就是政府的办事机构、办事处,社,就是城市人民公社,想合起来,其实也没有完全合起来,街道办事处主任并没变。要是完全合,就是街道主任兼公社主任,没完全合。那就大办街道工业啊,不单办工业,幼教事业也办,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也由区里管,区教育局下放到街道管,把小学啊,都归街道了。这个也不能说不对,好些人啊,入托,找这个市里幼儿园,进不去,没那么多名额,哎,街道办点儿幼儿园,也解决了很多问题。还有办服务站,修理服装啊,哎,那合作社还有修鞋社,修理皮、便鞋的,也给组织起来了,后来也散了,这修鞋,集体不行。

杨:什么时候散的?

张:(19)55年、(19)56年就都散了。那时候也没有理论,就是觉得不方便,群众不方便啊,他们也愿意散,就散了得了。

定: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原来一说宣武区,宣南文化,老是讲文化,原来宣武区的工厂还这么热闹,我们都不知道。

4.宣武区委廖女士夫妇的经历

时间:2011年12月28日

地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被访者:廖女士(化名)、其夫章先生(化名)

访谈者:定宜庄、杨原

廖女士(以下简称廖):我是离休。我很早,十三四岁就参加了地下民联了,一解放啊我们家就没落了,我就上了北京惠中女中,在宽街儿,已经没了,它是个私立女中,也不是教会的。这个惠中女中啊,是个地下党的老窝,我的老师都是地下党,宋汝棼[65],还有卫生部长叫什么,他去世我还去了呢。上这个学校,我就老考前三名,就可以免交三袋面,所以我功课好。后来地下党看我太穷了,就发展我,那会儿我们家已经没落了,地租什么都收不上来了。

定:您说的这是哪年?

廖:1948年,共产党还没来呢,就是解放前,我为什么参加地下组织了?我在惠中就住校,我也没有穿的,也没有被子,我觉得我们家里那些老妈子什么的都挺不平等的,我要求民主和进步,我要求平等!结果就发展我入了民联。

1948年10月,解放军来的时候我扭着秧歌,上前门那儿迎接解放军,我老是第一个,因为我长得很漂亮,这段历史我记得还比较清楚。我那会儿初二、初三,然后不就该考高中了么,我家就没有钱来上高中了,我就上北京市财经学校,这个学校跟北师一样不收学费,管饭。财经学校上了三年,临毕业的时候5月1号入的中国共产党,1953年8月4号到区委报到,分到区委财经部,那会儿黄宗汉已经在宣武区委了,在区委宣传部。

定: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刚去的时候区委是什么样?

廖:区委啊,非常好的一个单位,当时区委没多少人,真的,好像黄宗汉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吧,部长叫高森,这个人去世了,他日语特别好。当时区委那些人学历都很高,像我分配到区委,到那儿以后非常自卑,你可不知道,宣武区的老同志比我水平高的多多了。那里面就(有)像黄宗汉那样的地下党员,大学生。宣武区是九区和八区合并起来的,黄宗汉是八区的,我老头(指丈夫章先生)是九区的,我去的时候已经叫宣武了。我老头在区委办公室,他俩在一个屋住。

我到区委以后在财经部,就是干事。我们每个人负责联系一个行业,然后我负责统计,各工厂的产值啊利润啊什么的。然后我要下厂,我管食品行业,比如说义利食品公司,有名吧,义利食品公司的总经理是个非常非常老的老干部,12级[66],现在都不在了。面粉三厂,那儿好像十几个老干部,10级的,老革命,当时都在宣武区。我下去以后啊,没人告诉我说你下去以后干吗,我就到厂长办公室啊,厂长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来了解情况。“你给我下去,下去!”我都哭过好多次啊,后来义利食品公司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市纪委的主任,叫王军,她当初叫王军锤,跟王大明很熟,爱人是环保局的局长,她告诉我,因为她是知识分子,她说小廖啊,你到车间,车间不是有包糖的么,有全国劳动模范,她说你从这儿做起,跟他们一块儿包。这就是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呀,我才十八。

定:那些老革命到那儿干吗去?

廖:当厂长。

定:厂长不就是个处级,17级么?

廖:不不,那会儿可不是这样。义利食品厂原来是私营的,资本家的,解放以后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那会儿我没管,到义利食品公司我参与了打麻雀,相当可笑的那么一场运动,我是作为区委的一个督导嘛。

定(转向章先生):我有一个关于宣武区的问题,一直想问清楚,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跟我们说说,宣武区在“文化革命”之前是不是一直是以工业为主的?

廖:确实。

章先生(以下简称章):原来解放前那时候宣武区的私营工厂比较多,为什么呢?这是我个人看法,它这边空地多。

廖:你比如说第二机床厂、啤酒厂、造纸厂。

章:城里头因为都是居民区,历史上形成的,满清的八旗是不是?它不让搞别的么,但是生活生产资料的来源从哪儿来呢?就得办工厂,办工业。外城这几个区,特别是宣武区,它空地多啊,像现在陶然亭公园周围吧,都是义地。老黄不是介绍了么,会馆多。会馆为什么多呢?它有地方盖啊,另外就是戏园子比较多,就是大栅栏那一带,从珠市口以南这一大段呢,到天桥,这一段都是撂地摊的,那会儿崇文区是龙须沟。

定:那崇文区穷还是宣武区穷?

章:都差不多,比较起来崇文区比宣武区还要穷一些,宣武区工业多,面粉厂、机械厂,小厂多了,那时候就算不错的了。

廖:还有公私合营的合作社。

章:公私合营以后那些厂都变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了,合作社就是一些个体的组织起来了,就是手工,比如木器合作社,做家具的,把过去一些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这历史一段一段的,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生产,保障人民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定:那宣武区是不是就成为最重要的区了?因为它是生产呀?

章:跟内城比起来外城的工业比较多,北钢在我们这儿,是北京当时最大的钢铁厂。

四、难忘的1958

[访谈者按]本节所涉内容,在黄宗汉一生中算得上是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这部口述的一场重头戏,或者说是第一场高潮。这既表现在黄宗汉和他的同事在这一年所经历的故事之荒谬,也表现在事过之后不同人对待此事的不同态度,而尤其表现在黄宗汉在与我们共同做这部口述的几年中对此事的一再反思。也因如此,落实到我们这部书,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貌。一是参与访谈诸人意见开始出现分歧,再一个是黄宗汉本人在听取诸人看法之后,对于他讲过的话,哪些该留,哪些该删,也表现得游移不定。我们采取的方式,则是将我们对这些人的访谈以及黄宗汉读过这些谈话稿之后的回复,都一一展示出来,以留待读者自己评判。为使读者阅读时有比较清晰的线索,这里先将几段访谈[67]的目录罗列如下:

(一)2008年对黄宗汉本人的第一次访谈

(二)2011年11月8日对黄宗汉的再访谈

(三)与李瀛、张宝泉座谈记之二

(四)2011年12月14日黄宗汉对张宝泉意见的答复

(五)与邱清晏(化名)、迟明梅(化名)座谈记

在最初的访谈中,黄宗汉只是讲述了自己这一年的经历,还有他自己的反思,对于其他诸人的意见和争论,并没有作为重点提出来,仅仅当作是自己某些故事的铺垫,只是后来其他诸位看到稿件后产生了不同意见,才使叙述过程复杂起来。在这些内容中,有的查无实证,有的与黄宗汉口述关系太远,而且几乎所有被访者都告诫我们,就事论事,不要牵扯个人恩怨,这是对的,我们均从命,所以并没有将全部口述转录过来,并希望读者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黄宗汉个人的反思之上。

1958年的宣武门外大街

1957年黄宗汉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严重右倾”,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劳动改造,这段口述就从这里讲起。

(一)2008年对黄宗汉本人的第一次访谈

1.大炼钢铁

黄:我劳动改造干吗去?挖湖去了。挖哪个湖呢?就是青年湖,青年湖是后来的,给它那么一个革命的名儿。在广安门外,原来那儿叫鱼藻池[68],是金中都在地面上尚存的唯一一处遗址。我也没考证过,反正那会儿我就知道是个遗址,侯仁之还专门写了一块碑文立在那儿(参见下文)。我就到那儿去挖湖了,它自己本来有泉水,挖了一段抄清了湖底,就恢复到一个清澈的湖面了。

黄宗汉下放劳动时摄(黄宗汉提供)

鱼藻池现在仅存的标牌(杨原摄)

2012年鱼藻池工地门口(杨原摄)

我就先是挖河,后来就大办钢铁[69]啦,整个城市里头各个角落都搭起小炉子,土法炼钢。这钢啊,过去我也没见识过,坩埚[70]里炼钢。就把我调上来张罗,让想办法去采购坩埚、吹风机、柴火,有木炭当然更好,没木炭自己想法找去,还有废铜烂铁,废铁,由河南什么地方组织车皮运废铁,具体组织工作啊,干了一段。

定:您说的这是你们机关干部炼钢吧?

黄:不,我组织全区。后来我就成了区钢铁办公室主任了。[71]

定:又给您恢复了工作了?

黄:不,这是个临时性的机构,不等于我那个宣传部副部长。我那个是个实缺,算副处级了。这就是个临时办公室主任,但也是主任。这就开始接触(工业),区委后来劝我去建立个宣武钢铁厂,规模在当时来讲就挺大的了。

定:是个钢铁厂?

黄:钢铁厂。他们觉得小坩埚不解气啊,就弄小高炉,半土半洋的小高炉,当时就因为在北京有条件啊,可以比外地搞得稍微好一点儿。开始是炼铁,后来又弄转炉炼钢。什么钢铁设计院、钢铁研究院、北京钢铁学院,这一大帮专家学生就都来,就洋的土的混在一块儿干哪,但基本上是土法。这小坩埚啊,有些人已经感觉到:不行,这玩意儿。

保证“钢帅”[72]的粮草4500辆货运的苏家坨枢纽

定:这炼出来的钢能用吗?

黄:根本就不能用。不能用为什么最后又说它能用呢?我们旁边有个劳动技校,挺好的一个技工学校,里边设备挺好的,有蒸汽锤什么,材料实验室啊什么……都有。我就问这学校的校长,我说这钢能用吗?校长说你想让它能用它就能用。我说你怎么让它能用啊?他说把这些非铁非钢的玩意儿拿这气锤乒嘞乓啷一通锤,做宝剑不是搁到烘炉里头,弄出来敲一通,再扔回去,弄出来再敲一通,反正没完没了地敲打么,最后不是越敲打就越纯么?然后再拿到材料试验机上,抗弯、拉伸、扭转、弯曲都合格,金相检验也合格,这车点儿螺丝钉啊,做个小刀什么的还能使。我说炼完了以后还都得到你们这儿再折腾一通(笑),太费劲了吧。咱不懂,没这些工业生产知识,那些人心里恐怕早就明白了,可是不敢说。有个车间主任比较直率,他说这玩意儿正经不能使啊。

定:那不是把那些材料全糟践了吗?

黄:糟践啦。后来不是建了宣武钢铁厂么?得了,把这些玩意儿统统拿到那儿再回炉去了。于是乎我这会儿就到宣武钢铁厂去了,我也深入车间,跟那些小脚老太太们敲那焦炭,因为那焦炭块儿大,然后就把敲好的焦炭加上白灰什么,放进高炉里,把这些炼好的所谓钢,豆腐渣子,又回炉,再把它化成铁。可是这化铁可难了,你明白吗?那里边既有钢又有铁,还有各式乱七八糟的那些渣子。正经的铁矿石经过化验以后按照一定的配比,进入高炉以后出来的必然是铁,可是这一堆又有钢又有铁又有烂渣子的东西到了高炉以后,有的时候能出来铁,有的时候在高炉里头就凝固住了。

定:哎哟,那不把高炉毁了吗?

黄:那怎么办呢?等高炉凉了,人再下去,打眼,放炮,把炉膛里凝固的东西再炸开(大笑)。

我对这东西有怀疑,怎么能这么干呢?可是我刚受了处分,我能说怀疑大炼钢铁的话吗?我只能正面强调要把钢铁工业逐步纳入现代科技的轨道,我的话说得可能比这还婉转。这时候正好中苏关系破裂了,赫鲁晓夫就不向中国出口那锋钢刀具,不给咱们锋钢,机床厂就告急,就陷入危机了。北京郊区那会儿就有机床厂了,当年是一个兵工厂,后来改成机床二厂[73],是生产牛头刨的。没刀具那怎么干呢?那会儿我已经和钢铁学院黑色冶金设计院的这些人慢慢熟起来了……

定:看来您后来当厂长就跟那时候有关系。

黄:不不不,我经常下厂,又读过不少科技情报资料,熟悉了很多工业知识,这不是偶然的,但是没过当厂长,没过成那瘾,所以后来我主动请缨。过去光看别人干,其实也不光看别人干,净指挥别人干了,我自己没亲自干过厂长。

1958年8月22日《北京日报》

1958年9月1日《北京日报》头版

这会儿钢铁学院就有一个科研项目,电渣焊炉,在当时来讲就是最高级的炼钢技术了。而且这个电渣焊研究的结果据说可以炼出无矾的高速钢,中国就缺矾,苏联能卡住咱们就因为咱们没矾,但是如果我们能炼出无矾的高速钢,这刀具问题就能解决。这时候我已经是钢铁办公室主任了,我就不抓那土钢什么的了,我已经知道那个东西是不行的,但我不敢再放炮(意即不敢再讲话)了,我说咱干这个,我抓洋钢,抓那最洋的钢。市委也支持,那就干呗,从平地起。我就建立了广外的特殊钢厂[74],这是我领头干的,其实跟当厂长差不多了。按照钢铁学院的科研成果,不计工本地干。需要大量地耗电,那也豁出来了,安装560千伏安的变压器,先后装俩。

定:生产出来了吗?

黄:当然出来了,不计工本还能生产不出来?就解决了北京的机床厂当时遭遇的刀具困难。但是这个成本太高,长期是不行的,要是按成本计算这得多少钱啊?但那会儿就是需要,我就黑夜白日在那儿干,郑天翔夜里三点到我那儿检查工作,一看我正在那儿啃油饼呢:“挺好,小黄。”郑天翔就在这天夜里认识了这个小黄。要不你瞧北京这么大,这小黄是谁啊?他又不是机床厂的头。这和后来我在市委受到重用,就有关系啦。

定:郑天翔是谁?

黄:郑天翔那时候是市委秘书长,后来是最高法院的院长,非常好的一个老同志。[75]

2.大办街道工业

黄:这样的话呢,这件事干得挺漂亮的,解决了个大问题。这也得有市区两级财政上的倾囊而出才行。后来就说,得给小黄安排个正式工作。我这钢铁办公室主任也好,广外特殊钢厂筹备处主任也好,节电办电办公室主任也好,这都是临时机构啊,但临时的时间也挺长。这都是和“大跃进”相联系的。然后就给我安排到宣武区政府,当街道办公室主任,这是正式职务。算正科级吧,比我那宣传部副部长还低。干吗呢?大办街道工业。街道办公室主任管的是宣武区八个街道,主要是干什么呢?就是组织街道办工业,下边还有个街道工业局,上边还有个街道工委,就是区委有个街道工委,这样的话宣武区就铺开了,大规模地搞街道工业。

定:噢,又赶上那时候了!

黄:哎,大办街道工业了。

这些荒唐事儿!“大跃进”里头很多的荒唐事我是参与了的。疯狂的时代吧,我也跟着疯狂了一把。但是因为我在办钢铁的过程中增加了一些科学知识,所以我力求我办的街道工业项目,能跟现代工业沾上点边,别弄得太土了。

我们这时候的区委书记特别积极,什么都想做,他就想要在宣武区这弹丸之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就建这钢铁企业,把暖器材料厂改建成为北京钢厂,那是个现代化的钢厂啊,在当年讲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了。[76]当年宣武钢厂是以铁为主,有点转炉炼钢,这北京钢厂就没有铁,纯粹是钢,包括转炉炼钢、电炉炼钢,而且是质量比较好的钢。

那阵儿我们这实验钢厂地方也大着呢,还有土法炼焦,里头渗出一层煤焦油。那会儿汽油紧张啊,我翻资料翻出来,说可以从煤焦油里提取汽油,但土法炼焦的煤焦油经过加工以后,一个得要提纯,一个要添加四乙基铅[77],这套技术怎么去掌握呢,谁也不知道啊,我们那儿也没人懂这个,于是我就到石油科学院学习去了。现在的高级汽油里不准再含有铅了,可当时就靠这个,正经的好汽油再加上我炼的那油,汽车照样跑。

定:污染特厉害吧?

黄:对对。铅中毒什么的。

然后区委书记还想做燃汽轮机,造汽车,等等啊。这样大规模的工业要在这样小小的区里头发展,电力就非常紧张,所以又封了我一个办公室主任,节电办电办公室主任。这可就异想天开了,得想办法解决电力问题啊。全国各地有各式各样发电的方法,咱这儿有护城河,咱得往水力发电走啊。那行,我到水电学院去,水电学院给我派了个应届毕业生来,筹划看能不能利用护城河水造成落差来发电,拦截南护城河水发电(笑)。我真折腾这个啊,也真是一场灾祸哈。

定:在哪儿?

黄:就在南护城河这儿。弄了台50千瓦发动机在这儿折腾啊,还真(把护城河)拦截啦,那河底下是流沙,就使劲往河里灌水泥,总算把坝修起来了,修起来(发电),还真亮了一下。

定:还真发了点电啊?

黄:亮啦,但实际上没什么用啊,这东西没法使。

定:哈哈哈哈……那护城河没遭到什么祸害啊?

黄:嗨,那不是亮一崩子就完了么?后来怎么结的尾我就说不清楚了啊,反正这肯定是不行,但是啊,这一亮起来就了不得啦,这护城河还能发电啊!这我跟水电学院又多少有了点接触。

我们搞了好多这样的发电呢,还到北航请了一位空气动力学的教授,搞风力发电,结果真在我们区委大楼楼顶上弄了个大风车,花了好多钱,弄完了以后没有风,没亮起来。还用自行车发电,还真的发了,但是老得用人蹬啊,就跟蹬那摩电灯[78]一样,这样的话呢,也没大折腾起来。但就这样我们也得了一面全国红旗。全国节电办电红旗,这不等于又给我添了一朵花哈。有时候我和一些搞工业的专家坐到一块儿聊天,他们以为我是学工的,我说的好多可能你不太熟悉,我挺随便就能说出来。

定:您说的好多我都不懂,我是学文科的嘛。

黄:我也是学文科的啊。当然我有这些经历,我自己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遇到问题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度在哪里,就不是完全的土包子。

定:现在好多事已经没人再讲了。

黄:但我们的区委书记张旭认为呢,“大跃进”也得一分为二地分析,从全国来讲,这是错误的,但具体到宣武区还得一分为二,我们还是做出了很多成绩的,北京很多现代工业的基础是在我们那儿建立起来的。那些事就不是我干的了,比如北京手表厂,最初是在宣武区,大栅栏不是有亨得利钟表店么,他们把亨得利那些修表工人弄到一块儿,把我们工会的办公楼腾出来,就改成北京手表厂[79]。后来搬出去了,最后垮台,那个地方改成了双安商场。然后挨着那儿不远儿,建起北京塑料厂,后来也搬出去了,北京塑料厂的老根儿也都在这儿。

定: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宣武区的工业为什么这么发展呢?

黄:区委书记积极性高啊。毛主席不是说要建立大大小小的工业体系么,他领会得深,执行得最坚决,有一个建立工业体系的设想。他就把这些个会馆,一个一个都给弄成工厂啦。

定:那别的区没有这些条件是吧?

黄:没这么多会馆。北京的会馆75%集中在宣武区。

定:您的意思就是说会馆的存在与宣武区工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黄:有关系。有几个大工厂都是利用会馆。

定:别的区没有这么多的空地?

黄:光空地还不行,还得有现成的房子。“大跃进”里头宣武区也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办街道工业。宣武区的街道工业,当年讲是卓见成效,动员居民腾房子,谁家住的房子宽敞就动员人家腾,于是好多名人包括当时文艺界的名人,荀慧生,梅尚程荀[80],房子都是那会儿腾出来的。

定:听说有好多京剧演员都住在那片儿。

黄:对,都集中在那片儿。就在现在琉璃厂大街西边这块儿。当时不光是会馆,还有很多名人故居。名人当时住得比较宽敞。普通人住得比较宽敞的他也动员你往一块儿挤挤。比如说啊,你如果住的是大院子,把前边院子给腾出来,然后再调整吧,两家人合到一块儿住啊,好多名人就腾出房子了。街道把这些房子挤占了以后呢,都是办这个办那个吧。这就把会馆哪、庙宇啊,名人故居啊,这些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最后折腾来折腾去,都办起工厂了。各种各样的街道工厂,使本来已经拥挤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拥挤了。宣武区本来没那么多大杂院,后来挤来挤去,好多不错的四合院就挤成大杂院了。我这街道办公室、街道工业局,就是鼓捣这些玩意儿的。这都是可以查考的,因为一落实政策好多档案就都形成了。

定: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涉及了没有:城市人民公社?

黄:我这街道办公室就是管人民公社的,那就是现在的办事处,那会儿叫公社。后来摇身一变就成了城市人民公社了。[81]

定:那人民公社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一些不同?

黄:人民公社管的事更多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全管了,那会儿办工业是宣武区突出的重点,过去街道办事处它不办工业啊。后来宣武区办工业,就有经济实体啦,它就大办食堂,管老百姓吃饭啊。安徽会馆[82]怎么就给腾出来了?椿树人民公社[83]办大食堂,没有大地方啊。安徽会馆那儿有个大戏楼知道么?也变成食堂啦。那会儿的人民公社化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几乎都得吃食堂,为这个就在现在南线阁盖了一栋五层公寓,盖得挺讲究。这楼现在还在呢。这楼是怎么设计的呢?完全异想天开啊,每个单元里头都没有厨房,为什么?大家得吃食堂,然后两间屋子中间跨着一个门,是拉帘的,什么时候想跳舞啊,帘一拉,就可以跳舞了,睡觉的时候再把帘一拉。大家都过集体化生活,除了睡觉到自己家,托儿所也在楼里头,等“大跃进”这劲头一过去,谁受得了哇(大笑)?

这通折腾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把宣武区的文化生态破坏了,宣南文化受到致命的破坏就是在这时候。

定:怎么会和宣南文化联系上呢?

黄:嗨,你看,安徽会馆知道吧?1870年李鸿章修的。就在洋务运动那年头,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集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这就建了这个北京最大的会馆,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淮系的将领们,也包括一些文官们,在这儿建立的。这个会馆承载着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就是具体他们在这儿都有什么活动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关系,你可以从安徽会馆这儿找到痕迹,他们和维新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为什么李鸿章能容许梁启超他们在这儿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84]?后来京师大学堂就是维新派的强学书局在这里打下的基础,这也就是北大的前身,北大校史就是这么写的。梁启超他们在那儿活动的时候就把这些事一块儿办了。那架子就是在那儿搭起来的。这个地方后来就变成椿树大食堂,再后来就被我们那街道工业,椿树整流器厂占用了。后来我是拼命抢救这个地方,把它划进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我把它抢救修复了,但还不是会馆的全部。它一共九千平米,我抢救下来的不够两千平米。当然现在已经升格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了。

定:但是好多文物已经不能再恢复了。

黄:安徽会馆至少能恢复三分之二吧,还有三分之一变成后孙公园小学[85]了。我曾经跟宣武区教育部门商量过,我说现在小学也没那么多生源,你把它合并合并,把这地方腾出来,腾出来以后呢,咱们完整地恢复一个会馆。我也跟主管教育的领导讲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还有京师大学堂这个啊,他们也同意,可是后来宣武区这个人事变动太多了……

定:除了安徽会馆是整流器厂,别的呢?

黄:湖广会馆戏楼是被制本厂占用为车间的,北京制本厂,给小学生做练习本的。长城风雨衣厂,在现在SOHO旁边那个,是江西会馆,那也是个大会馆。后来那些小工厂去蚕食它,但是没有占了它全部。再比如说林则徐在北京住过的莆阳会馆,这个莆阳会馆后来成了拖车厂的厂址了。北京一共有两个莆阳会馆,一个莆阳会馆就是这个,是林则徐曾经住过的地方,另一个莆阳会馆是林则徐死了40年以后建的。[86]现在北京市把这个林则徐死了40年以后的会馆定为林则徐故居,这不是荒唐的事吗!

3.张蔡之争

“大跃进”可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在那儿胡思乱想啊,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那儿想。连田汉都异想天开么,专门写了一部戏,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什么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宣武区当然想得比别人就更多一些。最后到三年困难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87]好像最后是统一意见了,就是说要历史地看问题等等,反正把过去那些错误都说圆了。上边说圆了下边也就接受了,但是就在当时来讲并没有真正能够统一思想,上边没统一了,下边也在争论这个。这既是我的亲身经历,也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

下边思想并不完全统一。就是说“大跃进”这个事,不光是七千人大会开完了以后就算完了,没有,这底下还得折腾呢。到了60年代初期,宣武区就爆发了所谓的张蔡之争。这场争论爆发以后就震动北京市委了,他们吵得太厉害了,所以就把宣武区局、处以上的干部全集中到国际饭店讨论这大是大非问题——国际饭店会议。这就出现国际饭店会议的大争论。这事啊最后还没等做出结论,“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刘少奇受到批判,这场争论因此带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变成两派斗争,两派都指责是“黑帮”,“黑帮”里头还跟“黑帮”干架,都说当年我们是被迫害的,对方是修正主义。具体我就没参与了,因为我就不在那儿了。这部分档案如果都在的话会是很精彩的。现在我也没工夫倒腾档案看啊。

当时的区委书记(指张旭)对这事是特积极。这区委书记对我也挺好的,他是华北学院学法律的,地下党。大概是把朝阳法学院和华北学院合在一块儿,就变成政法大学的前身。办这事是得有点文化,就是做梦也得能想得稍微高一点儿是吧。建立工业体系啊,干这干那的,成为全国办街道工业的典型,就把刘少奇给招来了,刘少奇就到宣武区视察。老书记老说我们干了些蠢事,但还干了好多好事呢。你拿北京来说,二通用、二机床,是吧,塑料厂、手表厂,哪个不是咱们鼓捣起来的嘿!他老说这事。

定:这都是他说的?

黄:哎,他就当着我面说的。直到临去世以前,他还坚持“大跃进”在全国来讲是该否定的,在宣武区成绩还是主要的。好赖我也不跟他争了,那么大岁数老头子了。

这时候调来个区长,蔡平[88],是原来商业部的副部长,省军级干部,因为思想右倾,降级变成司局级干部啦。他原来是老北大的学生,学什么我不知道了。他家是大地主,他就用他们家的钱,组织起游击队,叫蔡大胡子,后来是平北游击队的头。他到了宣武区呢,我的宣传部(部)长已经被撤啦,我就当了区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实际上给蔡平当了文字秘书了。蔡平呢,挨了整以后下放当区长就特别谨慎。我给蔡平写报告,甭管是给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或者是政府委员会他的讲话稿,他说你必须言之有据,凡是涉及方针政策的东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这句话是几月几号《人民日报》怎么写的,《北京日报》怎么写的,《新华月刊》怎么写的,那句话是我从《文摘》的第多少页摘过来的。啊,这文章我开始还觉得不好写,后来我觉得好写了,反正除了连接词是我的以外,剩下的都是报纸的(笑)。最后就把那些个玩意儿连到一块儿呢,看着还挺通顺。得了,全齐了吧(笑)。

定:他为什么右倾的?

黄:不清楚。主要领导人怎么右倾你哪儿能问呢?张蔡之争不让我介入啊。主要问题是对“大跃进”的评价,因为那会儿总体上还是认为“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当然里头还夹杂好多个人的这事那事。蔡平他就挺重用我啊,我给他起草文稿,出去他也带着我。比如说办工业呀,我们办什么土法炼焦厂,他看完以后摇摇头一句话不说就回来了,我一看明白了,他不赞成这个,不赞成他也不说。

定:那您觉得呢?

黄:我觉得?我觉得“大跃进”基本上应该否定。否定在什么地方?可以肯定这股热情哈,如果能够科学地调动那会儿的革命热情,去发展我们的工业,那是挺有利的时机。但是总体来讲是一场大灾难,所以我赞成这科学发展观,毛主席讲,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么!就说建设宣武钢厂、北京钢厂,在城市中心干这事,特别是破坏了莲花池的水系,造成城市污染,现在早关了。早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什么在这儿建金中都?因为有水的资源在,没有水资源根本就不可能在这儿建都,就因为有这水。后来把那地方都填了,现在的莲花池只是它的一个局部。可这是现在的认识啊,当年没这认识。后来我跟侯仁之过往比较密切了,跟他聊,我才知道我自认为“大跃进”时候还干了点好事,原来也并不好,环境污染,破坏莲花池水系(笑)。

定:您是支持蔡平那伙的?

黄:不是。我呀,当时实际是中间派,我就跟你说那个,就我当时对“大跃进”的态度,笼统地说“大跃进”,我认为还是好的,当时我赞成“大跃进”。后来我调到市委以后,看到郑天翔在国际饭店游泳池——我们在市委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到国际饭店游泳池游泳去——他就说小黄啊,难忘的1958,哈哈,他有很多他难忘的事。

定:他说难忘的1958,他是一种怀念么?

黄:那个英雄气概确实让人难忘,是难忘的1958,玩儿着命干把工业搞上去,就得有这精神才行哪。而且北京在“大跃进”期间也确实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它有好多问题。你不是研究社会学的,当时社会的大问题,就是没真正深入地研究下去。“大跃进”的产生也不单是毛泽东老人家的乌托邦啊,它有它的社会基础。

定:您说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黄:就是干部队伍里头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工业化的愿望。毛主席提出“大跃进”符合这些人的想法,当然也包括符合我的想法。这既是我的亲身经历,也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后来搞的有些东西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像我似的,我就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了。“大跃进”不叫“土洋结合”么,我是“土洋结合,以洋为主”的,我就侧重于洋了。郑天翔他实际上也侧重于洋,而且他搞洋的、半土半洋的“跃进”卓有成效。

定:您现在还怀念么?

黄:我不怀念,这是一场大灾难对不对?如果不这么瞎折腾早就现代化了对不对?

(二)2011年11月8日对黄宗汉的再访谈

时间:2011年11月8日

地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访谈者:定宜庄、杨原

[访谈者按]我们为黄宗汉所做访谈,始于2008年,本书中的主要文字,就是根据2008年那次访谈整理而成的稿子。时隔三年再访黄老,主要就初访时略显简略的内容加以补充,并对某些模糊不清或讹误之处予以纠正。在这次访谈中,我们惊喜地发现,黄老这几年也在不断地反思,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他提到“大跃进”的教训之一,就是“从精神上讲,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最高层次了,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跃进’本身是一场致命伤”。这一总结相当深刻。所以,虽然这次口述中有不少内容与第一次访谈重复,但为保持完整起见,这里还是全文照录了。

1.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建钢厂

黄(对定):我看了你整理的20世纪50年代的那一段儿,是挺好玩儿的(笑)。

定:好玩儿是吧?

黄:挺好玩儿的,我自己看着都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要说更多好像也说不出来,因为那时候,我,应该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讲啊,我仍然处于一种朦胧状态。

定:那当然。

黄:所以那会儿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再一个就是,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明天。

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明天?(笑)

黄:不,还有个昨天。那会儿我就说啊,就是苏联经历过的那些事儿,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啊,抗击法西斯啊,是吧?就苏联经历的这段历史,我要从那里头去学习,就是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当时就是盛行学习苏联,整天学那个《联共党史》九到十二章[89],要建设嘛,怎么建设,就学苏联啊。

定(问杨原):看过《联共党史》吗?(笑)

杨:没看过。

黄:我们重点是学《联共党史》九到十二章,苏联怎么建设的,苏联怎么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怎么去抗拒西方国家包围的,等等这些东西,脑子里想的是这个。再一个,我那会儿不是在宣传部么,干事,后来当副部长,还要学苏联的党在企业里怎么做宣传鼓动工作。

定:就是您说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吧?

黄:斯达汉诺夫运动,对对,等等这些玩意儿,我是很认真地学的,包括后来,咱们叫黑板报,苏联叫宣传鼓动专栏,就鼓捣这个,我那会儿的生活里头,学苏联可能成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学习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没想到就来了个反右派,怎么就把我给折进去了。(众笑)这就中断了。我真是很认真地学苏联的,学苏联的企业管理,我还跑到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学这个。蒋学模知道吧?讲计划经济的一位权威。[90]

定:哦,我知道,他(杨原)不知道。

黄:人民大学现在肯定没他的影响了。当年影响挺大的那么一位,当年的经济学家里头,好像讲计划经济他是讲得最好的。我还每个礼拜三个晚上去听他的课,讲计划经济这一套,满脑子是这个。

定:您也是完全相信这个的?

黄:我信!我信!我不信干吗这么折腾啊。最后一个反右派就把我给折腾下去了,折腾下去呢,就下放劳动改造,这对我还挺有好处啊。一个是自己差点儿当了右派,这是一个,似乎,当时觉得好像是清醒了一些个,实际是更糊涂了哈,再一个呢,下放劳动以后呢,我接触了普通人,普通老百姓。

(1)坩埚炼钢

定:您说得再具体点儿好吗?上次您说的宣钢啊,北钢啊,什么分钢、特钢啊,我没全听懂,咱们就从这儿说起吧。

1958年10月12日《北京日报》用四版篇幅介绍坩埚炼钢法

黄:当年不是“大干快上”吗,“大炼钢铁、大干快上”,那么到了办北钢、宣钢、广外特钢的时候,等于大办钢铁又提升了一个阶段。当年的大炼钢铁是坩埚炼钢,知道什么是坩埚么?

杨:不知道。

黄:进过实验室没有?咱们平常实验室里用的是小坩埚,就那么大点儿,最初的大炼钢铁就是砸锅、卖铁,把河南省农村的锅给砸啦,用火车运到广安门车站,把这个铁锅、砸成的碎铁……

定:是从河南运来的?

黄:从河南来的。

定:干吗从河南运啊?

黄:咱北京没这么多铁锅啊。

杨:那河南自己要炼怎么办啊?

黄:河南怎么办就不知道了,反正先得保首都不是么,当时从广安门车站就拉了一大堆这个砸了的铁锅。

定:哦,一车皮一车皮地运?

黄:啊,一车皮一车皮来的,然后就分配给各个街道各个单位。(众笑)就是这坩埚,多大呢?体积啊,就是比暖瓶再大点儿,把这些铁搁到坩埚里头,底下点上柴火,把它融化了,这就叫炼钢。

定:完了就变成大钢坨子,什么用也没有。

黄:这叫炒钢,它得和拢(指搅拌)啊,这不是炒嘛,在坩埚里和拢,这叫炒钢,不光是普通人这么干,周总理还跑到市委大楼门口,也搭上这个火炉子,也去化铁去。(众笑)懂吗?这个事情干了一段儿以后,当时就有人有怀疑了,我呢当时也没怎么怀疑,反正1070万吨咱得上啊。

定:1070万吨钢。

黄:反正只要能炼出钢来,为了完成炼钢任务,大家干吧,对吧?周总理在那儿炒钢呢,对不对?都炒钢,跟炒菜似的。(众笑)炒出来以后是个什么东西呢?是非钢非铁的东西,有的就化成钢了,有的就没化啊,钢和铁掺和到一块儿的这么个东西,那这东西能用不能用呢?那时候我已经被打下去了,又起用我当宣武区的钢铁办公室主任,我说这东西怎么用啊,我过去没见过这样的钢,大钢锭见过,就这么一坨子一坨子的。我就想啊,这一坨一坨的,搁那儿干吗用呢?都炒了出来,得用啊。我们当时的区委旁边,现在那地方已经变成居民楼楼群了,叫劳动技校,就是培养技工的技工学校。

定:在什么地方?

黄:就在樱桃园那十字路口那儿,叫劳动技校,是市劳动局办的,挺正规的,学苏联的,苏联怎么培养技术工人,咱们也怎么培养,里边儿就有校办工厂,设备也挺全的,从蒸汽锤到车床什么的全有,就把这钢给他们,让他们给做点儿东西。唉,这东西没法儿做啊,没法儿做怎么办呢?就把这一坨一坨的,拿气锤上去锤,把里边儿带的什么炭、杂质、炭渣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叮当一通打,打来打去把杂质都打出去了,百炼成钢是吧,就捶出能用的钢来,然后再用这钢车出各种部件儿来。唉,就说这钢是能用的,哎哟,我说这钢啊,得是这么个炼法儿啊,这炼完了还不行,还得再去锤打一番,锤打完了以后才能上床子做什么!咱们过去没有接触过钢铁工业,也没有见过什么平炉炼钢,只在书上见过啊,没真正去过工厂里见过什么平炉,北京只有铁啊。

定:北京也有坩埚炼钢这么一说么?

黄:我过去在实验室见过坩埚啊,当年我们潞河中学的实验室挺像样儿的,用坩埚儿炼各种金属什么的,这咱见识过,但是变成了全民的生产方式,这个咱没见识过。这1070万吨钢得这么鼓捣出来,全国都这么干啊,这坩埚就告缺啦,当时我还想着,开轿车,夜里去找坩埚去。

定:上哪儿找啊?

黄:有地方找啊,那会儿坩埚都集中在哪儿?就集中在中山公园,有这么一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可以领到坩埚,那也是计划分配,但是你得去跑去啊,说我们这儿已经告急了,不行我得拉点儿坩埚,用这卧车拉着一堆坩埚拉回我们区委院儿里。

定:拿卧车拉一堆坩埚?

黄:啊,坩埚,不是暖瓶那么大么,你可以拉不少呢,放后备厢里边,后座上。

定:暖瓶那么大?我还真没见过。

黄:就是那暖瓶,比暖瓶的口径要大一点,就那么个玩意儿,你现在要到西藏去,你看那银匠什么的,他化银子还用那种坩埚,搞点儿装饰品那没问题。但是那会儿呢,全民性的大生产就这么干,真是全民哪,老头儿老太太什么的全出来了,都来炒钢。

(2)宣武钢铁厂[91]

这时候呢,群众性的炒钢运动得搞,正规性产业也得搞,宣武区有个暖气材料厂,生产暖气炉片的,说把这个厂子啊,改造成为一个电炉炼钢厂,电炉炼钢,就是比较高级的了,它里边也有转炉,这应该属于正规的钢铁生产啦,你明白吗?就是建设正经八百儿的钢铁厂,北钢是属于这样的工厂哈。北钢啊,它要炼钢,得有正规的铁锭,这个炒出来的钢是没法儿炼的。这建钢厂得有地方啊,怎么办啊,填河吧,就跟填海造地那么一个意思,于是就稀里哗啦,在北钢旁边填了莲花河的一部分,就建了个宣武钢铁厂。莲花河水系可是北京非常重要的水系啊(笑)。这个钢铁厂实际主要是炼铁的,不是用来炼钢的,炼什么铁呢?就是把这非钢非铁的东西再回炉,把它再还原成铁。

定:把生铁还原成熟铁?

黄:不是,再还原成生铁!真难死了这,把这个铁锅砸了,炼成非铁非钢,然后再把这个玩意儿,再回到高炉里头。

定:您的意思就是宣武钢铁厂就是为了干这个,专门儿建的?为这专门建一个炼铁厂?

黄:建一炼铁厂,再把它还原成铁锭,给北钢去炼钢。哈哈哈! (众笑)我说啊,你现在听,简直就跟听天方夜谭似的,当年就这么干的呀。

定:好好的铁,做成了铁锅,把铁锅砸了,完了再运到北京来……

黄:炒成非铁非钢。这非铁非钢呢,无法进入正常钢铁厂的电炉或转炉里去炼钢,所以再把它化成铁,这是宣武钢铁厂的主要任务。就建小高炉,当然已经比河南的小高炉高级啦,因为北京有什么钢铁学院、钢铁设计院什么的,就半土半洋,还有完全洋的。但原料是什么呢?就用这堆非铁非钢的玩意儿,又给还原成生铁。但是这个东西炼起来技术难度就很大了。因为如果就是用矿石来炼铁,那么用多少焦炭,用多少什么,都按比例,你只要事先把矿石做好实验,然后你应该加多少焦炭,你把焦炭、白灰的配比都算清楚,配完了以后,一炼出来,它必然是生铁。但是这非铁非钢的玩意儿你怎么去配比呢?这再高明的技术专家,他也闹不明白啊。(众笑)它是以铁为主,还是以钢为主,还是以乱七八糟的渣滓为主呢?所以常常就在炼的过程里头,铁就出不来了,这炉膛就被焊住了。(众笑)凝固了,出不来了,出不来怎么办呢?这时候就得停炉,让它凉了,凉了以后把人吊下去,打眼儿,放炮,哎哟,还得炸炉膛,不炸炉膛不行,不炸炉膛那高炉没法用了。(众笑)不是每天都如此啊,常常还是能出铁,但是铁的质量是不稳定的,因为非铁非钢的东西掺和到一块儿,它这回是这样儿,那回是那样儿哈,所以给北钢的生产也带来好多麻烦。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觉悟出来的。

定:慢慢明白了。(笑)这说的是宣武钢铁厂?

黄:对,宣武钢铁厂,它以炼铁为主,当然说它也弄点儿钢,它也安了两个小转炉什么的,有个小电炉,那跟北钢没法比,北钢那会儿算正规的钢铁厂。

定:北钢就是石景山钢铁厂?

黄:不不不,北京钢铁厂,就在天宁寺附近。现在全没了,已经让它停产了,现在改造成什么,盖成什么楼啊,我也闹不清楚。这北京钢厂是个正规的钢厂,跟石景山那个钢厂差不多,但是石景山是炼铁的,北京钢厂不炼铁,只炼钢,是正儿八百儿炼钢的,规模比石景山要小得多哈。跟它配套的呢,还有个宣武钢铁厂,它主要是炼铁的,也炼一点儿钢。听明白了?

定:明白了。

黄:这是北京市的钢铁基地。石景山是属于中央的,冶金部的,这是属于北京市的。后来当然石景山钢铁厂也炼开钢了。

定:不是属于宣武区的?

黄:宣钢、北钢最初都是宣武区建的,宣武区的暖气材料厂,把它改造成北京钢厂,这个厂子是很正规的厂子,规模也很大,消耗资金量也很大,最后就归北京市冶金局管了。宣武钢铁厂就一直归宣武区管。反正这些厂子,别管统计资料怎么说的,实际上都是财政上得大量贴钱的,你想想,这都是在瞎折腾啊,现在听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哈。

定:石景山钢铁厂现在也没了,不是迁到包头了吗?

黄:不是,迁到迁安了,那是对的啊,应该那样,从城市规划讲,早就应该把它迁走。

定:我现在就在想,当然这跟您的口述没关系哈,这大炼钢铁没有给国家带来财富,合着是把国家的财富都给消耗了。(笑)

黄:不,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还有什么可肯定的呢?一场巨大的灾难。

定:难忘的1958……

黄:这个也有它的一定原因,因为北京市干的呢,不像河南省干的那么邪乎,他干着干着啊,就觉得那干法太土,河南省可能是“土洋结合,以土为主”。

到北京来呢,开始是土洋结合,后来搞着搞着就是洋土结合了,再慢慢地就舍土从洋了,到后来我干的北京广外特殊钢厂呢,就是很洋的东西了。

(3)特殊钢厂

定:那特殊钢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黄:这什么情况下又出现了这特殊钢厂呢?就是北钢也好,宣钢也好,炼出的钢都是普碳钢,普通的碳素钢,这个钢解决不了咱们工业生产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咱们生产不了这样的高速合金钢,就是做机床刀具的,过去叫锋钢,是钨、硌、矾的合金。

定:是锋利的锋吗?

黄:锋利的锋啊。它特别锋利,能切削各种零配件,然后拼装起来才能成为一个设备哈。后来中苏关系一紧张啊,苏联不给咱们提供这个锋钢了,这机床厂没有刀具,转动不了了,那还搞什么工业生产啊,我不是钢铁办公室主任么,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鄙人名下了。怎么办呢?这时候钢铁学院有个科研项目,电渣炉炼钢,当年在炼钢技术里边算是一个尖端技术了,是钢铁学院在实验室里做小型实验的,要变成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最初我是把钢铁学院实验室里那个炼锋钢的技术引过来,钢铁学院的老师学生都陪着我一块儿转悠啊。可是就用那么几台电焊机造成一个生产电渣炉的环境,生产那么一点儿东西够谁用啊,不行,得成规模地生产。于是我就在广安门外,建了一个特殊钢厂。

定:您建的厂?它能有多大?也就是个小厂吧。

黄:不需要多大,就要解决这机床厂的刀具问题,当然量也不能太小,像实验室似的,那样也不行,得成一定规模生产。这样的话呢,就不惜工本,把钢铁学院那个实验,放大成工业生产的规模,当时搞了两台560千伏安的变压器,安到广安门外现在北京带钢厂[92]那个位置上哈,那后来就成了北京带钢厂了,这样的话呢,就正规地生产。那会儿苏联卡你,不光是不给你锋钢啊。咱们自己生产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钨、硌、矾,三种的合金,咱没有矾,钢铁学院的研究呢,就是要突破,即使没有矾,也能够达到切削刀具的要求。

定:咱们为什么没有矾?

黄:咱们没有这矿藏,或者说很少吧。就是说苏联卡了,你本来可以自己生产,但是你没有矾,那没有矾怎么才能达到切削的这个要求呢,这就是当时钢铁学院研究的成果。

定:那我有一个问题,苏联卡咱们应该是在1960年以后吧?不会是1958年就卡吧?那会儿两国关系不是还挺好的么?

黄:那会儿就卡了,已经不供了。为什么拿那个东西制约你呢?我也说不清楚啊,那是高层的事,就是说苏联对咱们这个“大跃进”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定:哦,还没有人提过这个。

黄:这东西你现在说不清楚啊,为什么他就不供给了。是不是一点儿都不供,也不见得,反正就是我们宣武区的那机床二厂,专门生产牛头刨的,就没有这刀具了,机床二厂,那在北京也是大厂啦。那苏联卡咱们,这中苏关系,这细节我不清楚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反正当时就要解决这个无矾高速钢的问题,为了这个事儿呢,我黑夜白日地那么干,后来到夜里3点多的时候,郑天翔到我那儿视察,看我干得怎么样了。所以后来郑天翔跟我说,难忘的1958。唉,因为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儿,我们夜里边儿初次见面,以后就对我有了印象了(笑)……定:我觉得那时候那些人的激情还是挺让人觉得羡慕的。

黄:是的嘛,就黑夜白日地那么滚着,在那儿干。

定:后来的人哪儿还有那样的热情啊。

黄:现在不可能再激起那样的热情了,那已经到了一种狂热状态了,这也是,在一个革命高潮里引起的。

定:就是把那么好的人气都给糟蹋了。

黄:太可惜,糟践了。1958年的“大跃进”啊,难忘1958。

定:还有什么从煤焦油里提取汽油,这个我也不懂。

黄:这个你也不懂是吧。就是我在宣武钢铁厂,得炼焦啊,炼焦以后就出煤焦油啊。当时这汽油供应紧张,咱们自己生产的那个,什么玉门煤矿生产的这油,根本不行,还得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什么罗马尼亚给咱们供应油,所以油非常紧张。油紧张怎么办啊?哎,那时候知道这煤焦油里可以提取汽油,于是乎,我在宣武钢铁厂劳动的时候,我就干开了这煤焦油,用煤焦油炼汽油的这个技术,土法,很危险,炼是可以炼出来,但这个东西炼出来以后呢,这个汽油,爆发力不够,所以还得往里加四乙基铅,这个东西呢,掺和到汽油里头,能用,但是用多了以后呢,就把那个汽油嘴子给糊住了。这就回到了工业的原始时代,最初的原始工业,咱们古人给宝剑炼铁炼钢啊,可能就这么个干法儿。反正大家就千方百计,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但是这些东西,按照咱们现在的观点来看,统统都应该废除。那会儿我也看过揭露西方工业污染的那些书,好像觉得咱们没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在当时来讲,因为咱们不懂得这个东西。对环境污染,今天刚刚有所认识,认识以后,前几年把北钢给废了,宣钢就甭说了,早就把它给废了。

定:废了?

黄:废了,废了,恢复莲花池公园了,不是么?

定:恢复莲花池公园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给废了?

黄:不,先废了它,才有可能……但是呢,没有恢复整个儿的莲花池水系,有的地方,建了高炉的地方,打了这么深厚的地基,你想把这地基再炸喽,炸成大坑,再把水引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就没办法了,现在就都建成大高楼了。所以只是在没有被填的那部分,现在把它恢复成莲花池公园了。整个儿水系破坏了,这个水系是当年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选择北京建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唉,当年就把这东西给破坏了,本人也是参与者之一,但那会儿没这认识啊。但是这会儿我再干点儿什么事儿,再抢救点儿什么文化遗产,都是将功补过,对不对。(笑)

定:还有一个,您后来拿护城河水发电,是哪一段儿护城河?

黄:就是南护城河。挨着541厂不远的,就是大观园南边那个。把南护城河垒起坝来,发电,50千伏安,这也是糟蹋钱。什么都干,那就是,什么都干。

定:后来就亮了一下儿。(笑)

2.对“大跃进”的反思

黄:这“大跃进”荒唐到什么程度?连北京城都荒唐到这种程度。你听着吧像笑话儿,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后来是饿死人的代价,是吧?

定:这糟蹋了多少人力、钱和人的热情啊。

黄:不那么瞎折腾,中国早就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了。可是现在还有些所谓的理论家们,要给“大跃进”做基本的肯定,说“大跃进”总体上看是有问题的,这是从什么饿死人啊这些地方看啊,但是在宣武区不能这么说,这个北京的工业基础是从这儿打下的。关于北京工业,在“文革”以前,就是“大跃进”期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讲的是缺点——还别讲错误,在宣武区内部都是激烈的争论,要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争论还得继续。

关于当年干的事儿,要讲光荣历史我也能讲,北京市有钢厂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北京的钢铁工业,北京的机械工业,都是这时候改造过来的。管件厂,为什么叫管件厂?就是铸造大型的铁管儿、零件儿,用来进行北京的基础建设。就是下水管道,那会儿都是铸铁的,后来变成洋灰的,这管件厂后来就变成第二通用机械厂。

定:哦,二通是从这儿来的。

黄:慈型铁工厂,北京最大的铁工厂,过去熊希龄办香山慈幼院,这是慈幼院的附属工厂。这厂子趁(北京话,“拥有”之义)什么啊,趁十三台皮带床子,还有一个铸造车间,就是化铁的,化铁炉。这就是北京当年所谓的铁工业,这个厂子的一部分被改造了,需要大地方啊,在宣武区这儿待不住,得迁厂,这就出来了第二通用机械厂。然后呢,第二机床厂,这是国民党的一个修械所,修枪修炮的地方,后来做牛头刨起家,这是当年北京的名牌产品,这样的话变成第二机床厂,第一机床厂是苏联援建的。现在二机床这厂子还有,就在广安门外。北京的手表工业也是在我们这儿搞的,北京手表厂,当时是把宣武区工会那地方占了,把工会轰出来了(笑),就把大栅栏儿那个亨得利表行修表的这拨儿人,调来做手表,这是北京手表厂的前身,后来挪到昌平去了。还有呢,我们这区委书记雄心勃勃,他说要把区委的办公楼给腾了,搞器件厂,就是搞半导体器件。他是解放前华北学院的学生,还是有文化,他没文化他也不鼓捣这些玩意儿,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这些东西纷纷上马以后呢,就给这宣南的历史文化遗迹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定:您觉得除了对遗址的破坏以外,这“大跃进”还有什么流毒?

黄:流毒?

定:就是说,“大跃进”建立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除了破坏了北京的文化遗址以外,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黄:从物质上讲,就是破坏了这些遗址,从精神上讲,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最高层次了,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跃进”本身是一场致命伤,如果没有“大跃进”就没有“三年大饥荒”,对不对?那也不会有七千人大会后边的这些争执。没想到连你都不大清楚这些事儿啊,后来人都不太会谈“大跃进”的这些问题,谈不好就打成反革命了对不对?所以到现在也没谈清楚。

定:为什么谈不清楚?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关注多的东西就是“土改”、“反右”、“文化革命”,连这都顾不过来,谁会去顾那些就更……

20世纪50年代时的黄宗汉(黄宗汉提供)

黄:而且,亲身经历这些的人,有的人在上层……

定:他不讲。

黄:不是他不讲,他可能都没有感性的东西,在他那只是一些统计数字。关于“大跃进”的文章,现在也有人写,比如于光远,他是从理论高度去提出,但是具体的怎么瞎折腾来着,不是我说,现在能像我说得这么明白的,又是什么坩埚炼钢,又是什么非铁非钢,再把非铁非钢还原成铁,再炼成钢,但是炼出的钢还是普碳钢,就是普通碳素钢,这些啊,没几个人能说清楚了。

定:实际上呢,中学的历史课都学到1966年,就是“文化革命”前,但是没有经历过那些事的人,看着就是几个条条,都是非常抽象概括的东西了。如果不是听您讲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是什么样子。

杨:对,连老师都不知道。

黄:对,老师都不知道,(转向定)就你这老师她都不知道。(众笑)就细节,细节你不知道。

定:其实就是“大跃进”这段儿,历史上几乎是空白,谁也不做,如果咱们那东风电视机厂再不做,过几年,也是空白。咱们讲“大跃进”,主要是讲农业、农村讲得比较多,主要是跟后来的“三年灾害”联系,讲后来造成的大饥荒,另一个是水利方面讲得多一点儿。对于北京工业,没有什么人能注意到这么具体,所以特别有意思。您觉不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挺值得留下来的?

黄:我觉得这个记录下来很值得。

(三)与李瀛、张宝泉等人的座谈记之二(1958—1968)

1.李瀛

杨:您那个时候任什么职务啊?

李:我是组织部(部)长,我很少参与那些到工厂啦,什么搞项目了,我很少参加。我就是管好干部,公安局要干部了,调几个干部到公安局,公安局的干部比组织部的还要高,因为开始刚解放的时候,咱们派的公安局干部就是那样要求,因为你掌握枪啊。我就干这个事儿,挑这干部,挑那干部。黄宗汉他就下厂子比较多,宣传么,我下去的也有,但是不多。从49年进城,一直到63年,这一段儿,他在宣传部,我在组织部,63年呢,我们俩差不多同时离开的,他到市委组织部,我到区政府当副区长。63年以前这一段儿,张旭就拽着他搞大炼钢铁,就发展这个,所以接触就少了。知道是知道,说小黄,他比较聪明,也比较能干,他跟着张旭,那没错儿,他俩的思想差不多(笑)。我们觉得这个书记是不错的,敢想敢干,也确实干出不少成绩。我这是听说啦,有时候我跟他去刘仁那儿开会,我是组织部干部啊,他要汇报干部的事儿,我也去了,有时候刘仁也说他几句,我也听到了。说什么呢?说你可以干厂长了,就说你这书记,工业搞得太多了,就这意思。

杨:就等于批评他的意思?

李:哎,有点儿,工业搞得太多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搞这么多也不是为他个人,他是为了党的事业啊。确实,当时宣武区发展的,两三个城区都没宣武区那个产值高,要说发展快啊,这和张旭有关系。

2.廖女士

廖:关于大炼钢铁,我印象深的就是跟他(黄宗汉)骑着车去转,而且都是晚上,所以我告诉他,我说黄宗汉,跟你一块儿工作是吃苦受累不讨好。

定:在大炼钢铁之前你们俩有接触吗?

廖:那会儿他在宣传部,我也在区委,我在工业部,但是我们分行业,我不管钢铁工业,我管食品。我跟黄宗汉接触,就是真正的面对面的领导啊,一年多,就是在街道办公室,简单地说,有些情节真记不住,1960年成立宣武区区人委[93],不叫政府,叫街道办公室。管什么?管八个街道,管街道办事处,管街办的企业。[94]然后呢,黄宗汉是主任,我们一共四个干事,我是其中之一。那会儿跟他相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是从区委过来的,他也是从区委过来的,从区委过来的人, (在)区委的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我们最老的书记是张旭,我见了以后就(叫):“张旭同志”,有事说话,就“张旭同志”。你不是也采访李瀛了么,他不是也是书记吗,就是“李瀛同志”,那会儿我跟黄宗汉接触不多,就是“黄宗汉”。我到了街道办公室以后,就有人告诉我了,领导就告诉我:小廖,以后你要叫“黄主任”。区长你要叫“区长”,科长你要叫“科长”。在政府的称谓就有点变化。我的个性是什么呢?改不了口,我就老叫“黄宗汉”,他就无所谓,就这么一个人。

定:那张旭呢,他在乎么?

廖:不在乎,张旭同志我们习惯了。但是到政府以后必须叫区长,我到那儿的时候区长是蔡平,得叫“蔡区长”,对他我叫“蔡区长”,我不敢(叫名字)。因为他开会吧,当时我都参加,坐到旮旯么是不是,小干事,但是黄宗汉让我叫他主任,叫不开口,他也不说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很不计较的人。我们那个楼,旧楼吧,(我)一开门:“黄宗汉!”后来有人找我:小廖,别这么叫行吗,叫“主任”哪。别人说我,他不说我,他不在乎。

定:现在我听他们谈起还是张旭同志、蔡平同志。

廖:是不是?黄宗汉我连同志都不叫,就是“黄宗汉”,这辈子都是“黄宗汉”。如果黄宗汉很在意的话他会不高兴的。另外我们过来(指到区委)以后,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有一个女同志,(今年)八十了,在南京,她说你给我问黄宗汉好,我说好,我们俩就聊起黄宗汉。我们俩一块儿说,黄宗汉是当领导他不领导,他不像别的领导给你画圈儿,他不,放手,他不像领导,他就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但是从那会儿我就看出,他热衷于文化、历史,那会儿他自个儿老上荣宝斋,我俩就说他不务正业,他老热衷于文化,带着我骑着车到鲁迅博物馆。

定:他什么时候带您去的鲁迅博物馆?

廖:就是他当街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那不是赵丹要演鲁迅吗,好像还看见赵丹了,那赵丹不是他姐夫么。不是我一个人啊,好像还有我们的一个计委主任,反正他带着我去我就去呗。你让他当个主任,当个行政的领导,不是他的长处我觉得。

定:不耐烦干那些特琐碎的事是吗?

廖:对!他不领导,他好说话儿着呢,他说小廖你特别厉害,哈哈哈。

定:他当年在钢铁办公室当主任你们怎么抓的钢铁啊?

廖:我真没有印象,那钢铁办公室啊,他是头,我是小兵,他是其中的一个领导,好像还有别人,昨天我问他还有谁,他也记不清。给他打电话原话也这么讲,我说:“大炼钢铁的时候,你,带着我,骑着破自行车。”我印象最深就是老是晚上,骑着破自行车顶着风。

定:他骑车您坐后头?

廖:不是,俩人都骑着破自行车,然后上广外。而且广外那地方当时是土路,暴土攘烟,而且是晚上,就到了北钢,还有一个特殊钢厂,我们去看大炼钢铁,还看炒钢,当时还有炒钢你不知道?我们区委那儿都炒,拿家里头破的废铜烂铁,搁炉子里边,就炒炒炒。反正我参加过炒钢,我印象就这点儿事。我跟你说啊,黑更半夜的,俩人把破车往旮旯里一搁,先到车间,然后领导接待。不像现在似的,现在领导视察得接待啊,那时候谁接待?厂长办公室在一小屋,进去以后既没座儿,也没水,说完两句话走,当时接待就这样情况。[95]反正就问了问情况吧,我感觉,大炼钢铁,怎么没那么轰轰烈烈啊?我说:“黄宗汉我跟你说,我对你意见太大了,我就觉得跟你一块儿吃苦受累不讨好,真的!”他哈哈哈大笑。

定:不是一次是吧?

廖:不是一次,老去,而且晚上骑车回去,回去得八九点了吧,黄宗汉他也不管饭哪。忽冷的,跟他一块儿工作,你就跑去吧。

3.张宝泉

张:这宣武区的“大跃进”哪,怎么评价,跟全国一样,也有认识不同。

定:您怎么认为?您觉得呢?

张:“大跃进”那个热情,我认为是好的,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啊,希望快一点儿啊,都是这个心情儿,但是科学精神不够,当时“大跃进”的时候就是科学精神不够,头脑不够冷静,发热,老想超英赶美,咱们一个宣武区又这么一个小范围,虽然工业比较多,也不能搞什么独立的工业体系啊。

定:那时候是想搞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吗?

张:哎,那会儿全国要搞独立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中国是大国啊,你没个体系,你不受制于人吗?其实全国这个体系啊,也不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现在也没做到,钢铁工业那矿石,大量进口,咱们进口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矿石,那矿石确实好,品位高,比咱们国产的好得多。咱们也有铁矿石啊,密云,河北,都有,都不如人家的,铁矿石大量进口。人家看你中国大量进口,他就大涨价,一年涨价百分之六十……

定:您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张:就是前两年。我就是说,连全国的工业体系也不能百分之百。可是那时候宣武区啊,在全市各区当中,工业比较多,门类也比较全,张旭同志呢,出于“大跃进”的热情,他头脑发热,他就想把宣武区的工业发展起来,建设宣武区的工业体系。实际上他仅仅是一提而已,并没有付诸实施,区委常委会就没有讨论过这事儿。一个区怎么能成工业体系啊,根本不可能啊。北京市也不行,说有个小体系还可以,要追求大体系也不行。

张旭同志这个想法儿怎么来?也不是凭空来的,那个时候宣武区有工业部,有街道工业委员会,简称街工委,我呢,在街工委,(是)街工委副书记,管街道工业,我管这个事儿,我知道。那会儿的想法啊,是宣武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钢铁工业,有北钢、宣钢、特钢,虽然规模都很小,但也算有啊,这是工业的基础;纺织工业,有宣武织布厂,由公私合营变国营了,还有前进棉织厂,由手工业合作社变成手工业工厂了,前进棉织厂织灯芯绒,那时候儿灯芯绒比较高级。

定:是啊,灯芯绒现在怎么就没了,我还觉得那东西挺好。

张:是啊,后来就没了,都是化纤的东西了。这是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宣武区有义利食品厂、双合盛啤酒厂[96]、福兴面粉厂,面粉厂还不是一个,好几个面粉厂,所以这食品工业也算一个门类吧。机械工业,有第二机床厂,开始做牛头刨,后来做磨床,还有个第七机床厂,还有宣武机械厂,宣武机修厂,这机械工业(有)好几个厂。塑料工业有宣武区塑料厂,那是北京市第一个塑料厂,有注塑机,引进的,开始啊,做塑料拖鞋,过去中国没这个啊,塑料拖鞋做出来啊,像我们在区里工作啊,哎,到那儿买一双,觉得挺不错(笑);粉末儿冶金厂,用铁粉末然后加压,液压模压,做出来那恒磁,就是做大喇叭那磁铁,过去那磁铁都不是压的,是用磁铁削的,这粉末冶金是先进工艺了, (宣武)也有。还有纺织机的零件,还有好些吧,虽然这么多,都是小规模的,根本也成不了体系(笑)。

北京市就一个钢铁厂,那叫石景山钢铁厂。宣武区呢,搞了个北钢,也是炼钢的,后来又搞一个宣武钢铁厂,炼铁,还有特殊钢厂,特殊钢厂后来叫带钢厂,轧机呀,压带钢,那都是,不是质量太高的。后来都并到石景山钢铁厂了,就是首钢,原来的北钢就没了,宣钢也合并进去了,宣钢也没了,特钢,那个带钢,都合并进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都调整了。你自己不能成为体系啊,当时不懂这个,不懂科学,但是想搞快,我记得1962年,全国为完成1800万吨钢而奋斗。

定:1070万吨钢。

北京市宣武区塑料厂1958年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

张:1070,后来1800,那时候达不到啊,凑这个。现在咱们5亿多吨了,咱们这个出钢,不是少,是多的问题。

杨:那您二位都参与炒钢了?

李:都有都有。当时我们都参加了,炒钢咱都参加了。

张:炒钢啊,我就跟着炒过啊。晚上,也不知谁兴起的,不是宣武区的发明,但是宣武区呢,积极地学,在区委的院儿里边,就弄了个小炉子,用木材炒钢,找一些铁,废铁。

杨:用木材,那温度肯定达不到啊,那钢能融化得了吗?

张:所以不行呢!

杨:黄先生说市委院儿里也有。

李:都有都有。

张:啊,炒钢,炒出那钢一看,不是钢,根本不行。当时实践检验嘛,证明它不是钢啊,还没有等到中央否定“大跃进”呢,把这个炒钢、土法儿炼钢,人们都否了,根本不行。没人坚持这个,说这土法儿炼钢应该推广?没有。你像“大跃进”当中,有些事儿,明显是不对的。护城河发电,那黄宗汉带头搞的,那也不行啊,发出多少电来?就亮了个灯泡儿!(众笑)这个没有人再坚持,没有人说这个发电是对的,咱们得坚持干,没有。大食堂也是这样,那时农村办大食堂啊,城里呢,就是黄宗汉说的,办城市公社,也办大食堂了。大食堂上哪儿办去啊,没地儿啊,就把文物单位,那个会馆都给占了,椿树的山西街食堂,就是大食堂。这大食堂办起来以后啊,很快证明不行,那是困难时期了,大食堂那会儿就有增量蒸饭法儿,就是把那个米呀,蒸的含水量大,就出得多。

杨:那管饱吗?那肯定不管饱啊。

李:假饱。

张:那怎么能管饱啊,管饱能闹浮肿病吗?很快人们就觉得这不行这个。还有人造肉,那时候定量啊,肉凭票儿,说这人要是能造出肉来,这不是好嘛,就用豆腐做肉,就跟老和尚做出来的素餐似的,当时人们就说这不行,那大食堂很快就关了。还没到中央否定食堂的时候,那就不行了,并转了,关停并转[97],并转的不少。有的厂子啊,原材料供应也没问题,市场销售也没问题,就是人力不行,那就把它们合并起来。

那大食堂关了以后干什么呀?改成机械所、手表带厂,那手表带是不锈钢的,当然就一个品种,规格就一个,但是北京过去的手表带都是皮的,线的,没有不锈钢的,所以在市场上,这不锈钢手表带还很受欢迎。你说现在应该怎么看呢?“大跃进”开始办街道工业,说街道工业都办错了都?不能因为“大跃进”错了,办的街道工业都错了,这也很难说。街道工业起什么作用啦?把居民,能工作的,能劳动的,组织起来了,参加劳动,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是件好事儿吧?街道工业就起了这个作用。第二件好事儿呢,这个街道工业啊,也创造财富,对区来讲,增加了区财政收入,还给国家交了税,这是街道工业的作用。当时市场供应紧张,国家虽然贯彻八字方针[98],轻工业还是不行,当时连女同志那头发卡子都买不到,街道工业弥补了这个,供应了市场,这个也是好事儿啊。还有“大跃进”的时候,农村搞高产、放卫星,城里呢,追产值,高指标,这个也是糊涂事儿,你这产值是虚的,利润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们也就不追它了。这些“大跃进”时候办的事儿,都应该否。但是“大跃进”时代,干了好多事儿,那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不能否的。

定:您觉得最实实在在的是什么事儿?

张:比如说,“大跃进”时候工业生产那么多产品,生产的产品并没有积压,都拿到社会上销售了,这个能否吗?这个也是“大跃进”的时候生产的,虽然“大跃进”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不是百分之百都给破坏了,还有好些还在正常生产,供应了市场的需要,这个能否吗?能说这是“大跃进”时期的产品,就应该否?我看不能否,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这跟“大跃进”那个错误啊,两码事儿。农民放卫星,搞高产,不科学,弄虚作假,这是错误的,应该否,但是农民毕竟打了很多粮啊,虽然全国定量啊,吃不饱,但也还是中国的粮食啊,这能否吗?我说这不能否!计划经济应该否,计划经济那时代干的好些事儿,也不能否!你要是把计划经济时代干的事儿都否了,你怎么过来的?你跳过来的?讲课的时候儿讲,说计划就是法律,苏联就这样,咱中国也这样。怎么叫法律啊?当时就没有执行,没有哪个工厂厂长、经理因为没完成计划,就给抓起来判刑,没有,我敢说没有(笑)。所以这个事儿要具体分析,不能离开时代背景,这才叫历史唯物主义。

要把“大跃进”时候干的事儿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不该办的,应该否的,彻底否了它,不该否的别否。你侵占了会馆,侵占了名人的住宅,这后来都落实啊,名人住宅都落实了,那会馆也没落实,像安徽会馆,就椿树整流器厂占着,安徽会馆,后孙公园那个会馆,好会馆,地方大啊,就办大食堂啊,办大工业,办这个,这些事儿现在看不应该办(笑)。你把那会馆那文物保护单位给占了,这不合适。

定:宣武区现在的工业在北京市还有位置吗?

张:位置不大,小小的一点儿,因为现在主要都是大工业。但是区里还有呢,无线电元件厂、半导体器件厂,街道都办了,都有,现在都合并了。你像椿树整流器厂,有名的,郑天翔去看过,贾庭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去看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也去看过。那时候是搞半导体,半导体得有硅单晶啊,那硅单晶,一个机器,用去离子水,拉出那硅单晶来,银白色的,形状就跟一个白薯似的,半导体用的时候,切片,切了片再往上安元件、器件,二极管、三极管,各种元件,电阻、电容、电容器,往上安,这集成电路就是这么来的。这椿树整流器厂,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硅整流器,硅就是半导体材料,这整流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咱们这个集成电路,就是由硅单晶先切成片,切完了片,往上种这个元器件,就这样,这集成电路就出来了。那时候硅单晶直径小,现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那就大了。椿树那是小的,就这么大,这么个直径,那也不简单哪。半导体器件厂,生产二极管、三极管,电视机都用,集成电路就代替了二极管、三极管,所以集成数越高,它的件数就越少。

定:那个椿树整流器厂,后来跑哪儿去了?

张:由宣武搬到西城了,绒线胡同东口,现在还有呢,办事处吧。

定:为什么搬到西城了呢?

张:它原来那个地儿啊,卖给咱们电力部还是哪儿了,卖了之后呢,在西城这儿又买了个地儿,因为这规模都比较小,好搬家,搬了。最后是搞整流器,也是硅整流器,现在大概是……好些年没去过了。

4.国际饭店会议

张:“大跃进”完了以后中央就开七千人大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一下来,一贯彻,这张旭和蔡平同志啊,他们俩,一个党,一个政,两个都是一把手儿,他们俩之间啊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一些也可能带有原则性,也没什么大是大非,是不是啊?

定:不是敌我矛盾,就是对那个“大跃进”的看法?

张:这个事儿啊,很普遍,处理好了,就不影响团结,处理不好,影响团结。你们俩意见交换交换,沟通沟通,就能行了吧。唉,没解决,完了开区委常委会,这捅到市委去了,市委就决定在国际饭店开常委扩大会,也是希望能解决这问题。那时候还是“文革”之前,还比较文明,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乱扣帽子,更没有武斗,但是他们俩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有经验教训,我们党内啊,这两个主要的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怎么正确解决,团结—批评—团结?不容易。

定:后来主要还是对“大跃进”的态度不一样,是吧?

张:嗨,这个啊,张旭和蔡平两个人先后都作古了,我说黄宗汉对这个历史啊,别纠缠,别掺和这个。

定:不是纠缠,我们现在的兴趣在于他们对“大跃进”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评价,对宣武区的“大跃进”,不是针对他们个人,黄宗汉说他们俩都是特别好的人。

张:我说这个事儿,市委都没做结论,你们也做不了这个结论。开了半天国际饭店会议,市委并没有说谁正确,谁不正确,谁百分之百地正确,谁绝对不正确,没有,其实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黄宗汉说的可能神乎其神,花里胡哨。(众笑)你们给黄宗汉修传,也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众大笑)要防止这个,不要华而不实。黄宗汉啊,成绩很大,但是争议也不少,他可能没讲这个。

定:您觉得黄宗汉有点儿花里胡哨?

张:嗯,我有这个感觉。

定:张旭同志是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东西搞不成的?

张:“大跃进”还没结束,他就感觉不行。

定:他跟您说的?

张: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他有这想法的,我说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他就不搞了。因为他要搞,他必须得提交区委常委会讨论,得有个方案,有个计划,没有,区委常委会根本没讨论过这个,他也没向市委报告,他就那么个……乌托邦也好,就只是一个想法儿呗,那个想法不用现在否,在当时他自己就否了,还没有否定“大跃进”的时候,他就知道搞不成,实践证明不行啊,所以他也就不搞,这工业体系就那么回事儿,别拿现在的认识套当时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嘛。这个事儿就这样。

定:这个您要不说啊,我们还真不知道,到了我们开始想了解北京城的时候,我们印象里的宣武区就已经是一个文化区了。

张:所以说啊,这工业体系,你说当时张旭头脑发热,这个也行,你说他乌托邦也行,只不过他就是个想法,没有成为事实。

定:就是说没有成为“张蔡之争”这么一个争论。

张:哎,根本没这个争论,张蔡之争也没争这个。

定:那他们争的是什么呢?个人矛盾?

张:黄宗汉说争的是对“大跃进”的评论,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张蔡之争,张是张旭,区委书记,蔡是蔡平,区长,这俩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老同志,争什么,开始我们都不清楚。我那时候在区委是副部长,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街道区工委副书记,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争论。后来开国际饭店会议,那就是他们的争论啊,惊动市委了,市委决定开国际饭店会议,市委秘书长项子明[99]坐镇,还有市纪委的一个常委,老周,还一个从西城区(区)委借来的,叫齐家惠,这个同志还活着,是在西城区人大主任位上退的,这算一个市委的工作组。他们在那儿参加啊,只观察,只听会,不发表意见,很慎重啊。黄宗汉说不让他参加,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因为他早就调到市委组织部去了,他离开宣武区了,所以区委哪儿有这个权力让他参加?如果黄宗汉当时很关心这个事儿,愿意参加,他可以找项子明,作为市委工作组的人参加,我想也有可能,他没找,现在又说宣武区不让他参加(笑),这不符合实际。开国际饭店会议以前,他就调走了,当然他在宣武区的时候,蔡平同志喜欢他、重用他,这他也说了,这也是实际情况。

定:张旭不喜欢他?

张:张旭也不能说不喜欢他。

定:好像谁都喜欢他,是吧。

张:哎(笑)。这个张蔡之争到底争什么呀?蔡平同志在会上拿出一个本儿,是对张旭同志的意见,当时我看过,现在我也记不很清楚。张旭同志呢,看蔡平同志给他拿出一本书面意见,他也得答复啊,他也写了一本儿,答蔡平同志,一人一大本儿,然后呢,这参加会的这些人就评论,各抒己见,就这么一个。

定:那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张:是啊,主要的分歧在哪儿啊,我看没有说对“大跃进”,有人认为对,有人认为不对,他们俩有什么分歧?没有。

定:他们俩的分歧是什么?

张:主要是,那时候是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以后,七千人大会大概1962年开的,国际饭店会议1964年吧,“大跃进”都过去了,中央提出来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大概蔡平同志意见里有一条,说张旭抵制八字方针,张旭答蔡平同志,说我不是抵制,我拥护,我积极地、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你看,对八字方针,俩人都拥护,就是贯彻当中有不同意见。

定:那他们吵什么呢?总得有个吵的原因吧。

张:他们俩怎么争起来的,说不清楚,也是工作当中有些不同意见,如果采取正确处理,沟通沟通,交换交换意见,我看也就解决了,你非得扩大,扩大到咱们副部长这一级的干部都参加了,没有必要,其中牵扯到街道工业,说八字方针,关停并转啊,街道工业怎么办啊,怎么贯彻啊。刘仁同志就说了:街道工业啊,就是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说这是刘仁同志说的,那蔡平说张旭也抵制这个。张旭说我不是抵制“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我是主张积极地贯彻“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有活儿你就好好干,没活儿你就找活儿,找到活儿还再接着干,不要轻易地散,散了以后啊,就等于失业,等于街道那些工人失业,失业以后遣散费谁给啊?街道工业什么也没有啊,好多人失业,这也成社会问题。

定:刘仁为什么要那么说呀?

张:那我就不知道了,刘仁说我也没听见,张蔡之争的时候有这个,我才听说有个“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众笑)你说这算什么呀,什么大是大非呀,这够不上,就是实际工作当中有些不同意见,没处理好,扩大化了,要我看就是这个,我不单现在这么看,国际饭店会议的时候我也这么看。

定:您参加了是吧?

张:参加了。而且我有一篇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吧,我那篇文章就是关于张蔡之争的一些看法儿,我当时看法是,有意见,有分歧,有一些有原则性,有一些也够不上什么原则问题,我就是这个看法,现在我也还是这个看法。

定:您的文章还在吗?

张:那就收到档案里了,我这儿没有底稿。张旭那个答蔡平同志我也没底稿。蔡平同志对张旭同志的意见,我也没有。这个要搞啊,市委档案里可能有。国际饭店会议,这个事儿啊,从根本性质上说,就是两个主要领导意见不一致,意见不一致呢,没有及时地沟通解决,捅到市里去了,开国际饭店会议。项子明,市委秘书长,到那儿坐镇,开了几天会啊,不了了之就是,没有做个结论。张、蔡有意见,谁是谁非啊,谁也不完全对,谁也不完全错,我现在想着“文化大革命”啊,怎么搞起来的?就是中央那儿,领导层儿里边,意见不一致了,完了就上纲到路线,你这路线不对了,你就是反党,就用对待反革命的办法来整你,这个不对。宣武区的国际饭店会议是比较文明的,“文革”那套没有,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最后也没个结论,现在也不好做结论了,当事人都作古了,谁给他做结论哪?再说宣武区那点儿矛盾,从全党来讲,是小是小非,够不上大是大非。

定:张旭后来怎么样了?“文革”的时候怎么样?

张:后来1964年市委就把他调走了,调到北京市手工业局当局长了,蔡平也调走了,商业局长,把他们俩都调走了。俩人意见不一致啊,团结不到一块儿了,怎么办啊,都调走了。这个我看还是正确的,像这种事儿,就是调走,别分是非,费那个时间,分不清。蔡平同志有病,在国际饭店开会的时候,他就有胃癌,后来呢,大概是(19)64年、(19)65年,蔡平同志就去世了。

张旭同志的意见写了一大本儿,彭德怀不是有个万言书么,其实彭德怀就是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也没有说他那个是万言书,而且他那意见到现在也没公布,但是有结论,结论就是他反党,“文化大革命”就整他,以至于整死。“文革”当中,就说张旭也是搞万言书,一说万言书啊,就是反党了,蔡平那个也是万言书,但是蔡平去世了,就没有说他的那个是万言书。所以“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张旭,“文革”一开始,宣武区造反派就把张旭同志揪回来了,“三反分子”,批斗。他写的给蔡平同志的意见,因为彭德怀有万言书啊,这写万言书就是反党啊,就套这个,形而上学,把张旭同志那个答蔡平同志的,也叫万言书,就成了反党的一个证据,也就是“三反分子”啊。这万言书,“文革”当中也没有批判它的内容,你说它反党也好,你拿出一个论据、两个论据加以批判啊,没有,“文革”当中也没有。但是说他这是万言书,这万言书是谁给起草的?我们办公室副主任,夏××,他是总负责人。街道这一部分,像什么八字方针啦,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了,这是我起草,我起草以后给夏××,夏××来个总的,这样。所以你说他这万言书是反党,我们也都有压力啊,张旭是“黑帮”,批斗,我们是陪斗,李瀛同志那也是“黑帮”那里的(笑),我还不够格儿,我们就是陪斗,陪斗喷气式,剃阴阳头,往脸上吐啐沫。

定:这些我都经历过,我那个时候上中学,正是中学生的那种角色。

张:这就别说了,宣武区啊,还把郑天翔、贾庭三、王纯(时任北京市计委主任),揪到那541大礼堂,批斗。

李:把刘仁还揪过去了,刘仁来了一次,刘仁那时候戴着口罩。[100]

张:在541大礼堂批斗,我们这小的啊,陪斗,游街示威,我们在楼上啊,就这么一圈儿一圈儿,游斗,喷气式。我也不知道谁啊,我走到那儿,吐我一脸啐沫,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笑),我也没问,所以这就别说了,“文革”都被否了么。这个事儿,这是咱们的教训,党在建设上的一大教训。党的意见不一致了,这问题怎么解决,应该怎么办呢?

定:应该不争论啊,邓小平说的,我觉得特对,是不是?就别讲了,慢慢儿做吧,摸着石头过河嘛。(众笑)怎么做成功了,就怎么做,是吧?后来宣武区不就是这么做的嘛。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宣武区的工业是不是受影响很大?

张:没有大影响,关停并转,实际上并转有,关停没有,哪个也没有关,不单是区属工业,还是街道工业,都没有。

定:是不是都给迁到外边去了?

张:迁到外边去,那是后来了。这不是并嘛,宣钢先跟北钢合并,完了北钢呢,跟这石景山钢铁厂合并,合并以后叫首钢,首都钢铁厂,这首钢不是又搬到曹妃甸去了么,不搬走啊,北京市的这空气质量不达标。

定:搬走了照样不达标。

张:哎,搬走了,好多了。如果不搬走啊,北京的空气太糟糕了。一个首钢,一个焦化厂,搬到曹妃甸去以后,我去参观过一次,搬到那儿去,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好得多,不像在北京这儿。但是污染问题不能彻底解决,科学技术还没达到呢。曹妃甸那儿,好多地啊,种水稻,小站稻,出口,首钢搬到那儿去以后,出不了口了,一化验不合格,你说污染能彻底解决吗?我们住在边上那宾馆,晚上几个人上海边遛遛,海滩上看着挺干净,一人踩一脚什么?原油。它那儿有大储油罐,那原油,弄到那沙滩上,一踩踩一脚,不是我一人踩了,去的都踩了。我的意思就是说,首钢搬出去对北京太好了,北京的空气达标,在全国数得着,原因是什么,首钢搬了,焦化厂搬了,化工厂也搬了,如果它们不搬,达不了标。当时北京的空气好啊,对空气污染认识不清,如果认识清了,还搞什么宣钢啊。张旭同志主张搞宣钢,也搞起来了,是黄宗汉去搞的,宣钢归区委工业部,我是街道工委,我还管不着,但是我上那儿看过,说是这宣钢把水系给破坏了,当然那儿是金中都,莲花池的水系,这都是后来……当时老黄提出不同意见了没有,这我不知道,提也可能不管用。

定:那时候可能没提,那时候没认识到这问题。这都是“文革”以后,那时候谁知道这个。

张:现在看,宣钢那时候不应该搞,北钢也不应该搞,首钢应该搞不?那石景山钢铁厂是国民党的时候就搞了,那时候中国有多少钢啊?我记得是全国90万吨,全国,现在几亿吨?5亿吨。这认识有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当时没那么高明,认识不清,干了一些蠢事儿。我看(黄宗汉口述稿)这上头,真是引人入胜啊,我老伴儿都看了,说这黄宗汉真能折腾。(众大笑)她跟黄宗汉也熟啊。

定:生动吧?

张:光引人入胜不行,得符合历史的实际,这个张蔡之争,现在也闹不清谁是谁非,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够不上大是大非,尤其到不了政治局,到市委那儿就完了。

定:我觉得黄先生吧,他有点儿艺术细胞,什么事情他爱把它讲成一个故事。

李:对,艺术化了。

(四)2011年12月14日黄宗汉对张宝泉意见的答复

时间:2011年12月14日

地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访谈者:杨原

黄:他(指张宝泉)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啊,他认为这只是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认识有差距,实际上还是对“大跃进”的看法有分歧。为什么蔡平说他(张旭)调整不力?该下马你不下。张旭呢,有他讲的那一面,你要哗啦哗啦都下了,这失业问题怎么解决,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是总的来说,张旭是想把宣武区“大跃进”时搞起的那些工业,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而且最好能继续发展。这件事情呢,张旭同志有他一定的看法。后来湖广会馆修复的时候,他去了,我说张旭同志啊,这湖广会馆受到的破坏,是当年咱们“大跃进”的时候啊(笑)大办工业造成的后果,把这戏楼变成北京制本厂的一个车间了。湖广会馆的主体建筑就是那个戏楼,然后这个叫风雨怀人馆也好,叫文昌阁也好,都变成宣武区开发公司下属的两个公司办公的地方,再早在开发公司之前是谁占着我就不清楚了啊,周围呢就变成了十家街道商店,里边还住着居民。这居民本来就有倒是,后来就私搭乱建么,胡同窄得两人对面就得侧身才能过去,到这种状况。修湖广会馆[101],就等于是搬迁了一个工厂车间,当年就是一个完整的工厂,后来算是一个车间。一个工厂车间,两个机关单位,其实还不止两个,还有个保密单位,安全局的,33户居民,十间商店,搬了以后这才恢复的。这个会馆这么高的历史价值,不是一个制本厂所能取代的,咱们等于弥补历史的过失。我跟张旭同志讲这个啊,张旭同志说:小黄啊,你要说起“大跃进”,总体上有问题,应该否定,但具体到咱们宣武区,还得做具体分析。他还不完全认账。我的看法啊,“大跃进”,就是应该彻底否定的,不要带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按客观的分析,按科学发展观看,干得太不科学啦!对不对?是不是?但这种事情呢,张旭的这种想法,有没有人有和他相类似的?我认为市里头肯定有人支持他这种想法。

年轻时的黄宗汉(黄宗汉提供)

杨:就是跟您说难忘的1958的?

黄:哎,这难忘的1958,跟张旭,他们俩,我认为是一个共鸣。啊,张旭脑子里也是难忘1958,我也曾经难忘这1958,我到现在我有时候还思念那个蓬勃的时候,要建设一个工业化中国的热情,但是那条路是走错了,太不科学了,造成的破坏太严重。现在我跟你说,做口述历史,我是想着我这过去,曾经被人认为是很辉煌的事情,我自己都有反思,我有一种赎罪的心理。当年是谁决定把莲花池填了?绝对不是我,我没这么大权力,对不对?填这个莲花池,肯定市、区领导得同意,得有人决策啊,好一个,那么大(湖),我也不知道这水面积有多大,反正相当于北海、中南海似的那么大的面积,噼里啪啦就往里填!没有重要领导人的发话,这个填不了的。当然像我这钢铁办公室主任什么的也好,我就跟着干。但我也有一份责任哪。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一个河沟子,填了呗,就填了。后来侯仁之讲了以后(参见下文中有关北京建城的部分),我才知道,哎呀,这是个罪过这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啊,对不对?你想,为什么北京城当年能建到这儿啊?就因为有这水系啊,要不金中都怎么能建到那儿啊,已经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了。现在水系所剩无几,就剩个莲花池公园了么。那个水系得相当于现在莲花池公园的几倍啊?

杨:辽南京也是。

黄:为什么都定在那儿呀,就因为这水系面积大呀,能保证这个城市的用水需要啊,后来为什么跑到北海去了?可能这地方水还不够用,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吧,另外忽必烈可能看着北海那地方也不错,也看上了那地方。但这个东西我认为,我有一种赎罪心理,这个历史的过错我有一份责任,当时我就跟侯仁之说,不知者无罪,我就弥补吧,对不对?国际饭店会议我确实没看到过材料,也没参加会议,我跟张宝泉说了,我说不是你们不让我参加,我们部长佘涤清,老地下学委的书记,已经去世了,这国际饭店会议一开,他就说黄宗汉啊,你别回宣武区去啊,你也别到那国际饭店会议去,文件你也甭看,你甭掺和这事,本来没你的事。他不希望我也卷入那场争论,因为他正用着我呢,我去考察科技干部,我整天得去跑,得推荐一批科技干部,这活儿我还忙着呢。我明白他的意思:你好好给我干这个,那个跟他们讨论起来还有完啊!国际饭店会议开的时间好像比较长,而且把工作全给撂下了,我也明白这意思。他们争论什么?我也闹不明白,那时候我对“大跃进”的认识不会像今天似的,实际上我对1958我也挺怀念,我也难忘,因为我筹建北京广外特殊钢厂,郑天翔夜里3点到我们厂子了解筹建情况去了,夜里已经在那儿试生产呢……对国际饭店会议,他的同情,是在张旭同志,但这个东西我只能是分析啊,我言之无据,我是对整个这个现象的分析。

杨:那您分析得也对啊。

黄:我分析得对不行啊,分析不等于历史,分析就是分析,而且隔了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研究这个,你得研究“大跃进”,不是研究黄宗汉了。所以这段你给我删了吧我不要了。

杨:我觉得张先生这段作为您口述的补充,反面的意见,也挺有意思。

黄:挺好,我欣然接受(笑)。为什么我俩能搭伙啊?因为我们是互补的。我也不是光今天才这么说,我这人常常是激情满怀,有的人头脑冷静一些,到时候给我泼点凉水,很好。这才叫同志之间的友谊,相互关心和支持。我们不是在明争暗斗,没有。平常我们俩有不同意见也是这样,并不奇怪。

(五)与邱清晏、迟明梅座谈记

时间:2012年3月1日

地点: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上兰茶艺坊

访谈者:定宜庄、杨原

[访谈者按]2012年春节期间,邱清晏先生(化名)给黄宗汉先生打电话拜年,黄先生与他谈到往事,并建议我们找他谈谈,他很痛快地应允了。同时应允我们的,还有另一位也曾与黄先生共过事的女士,她虽因病无法与我们相见,却热情推荐了另一位当事人迟明梅女士(化名)。访谈那天下着细雨,路滑天寒,二位老同志年事已高,却乘公交车按时赶来赴约,令我们十分感动。

这是我们这部口述史中采访时间较晚的两位被访者。交谈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们多有启发。启发之一,就是我们往往以今天的眼光反观当年之事,这导致我们无法客观地观察当时的情况;启发之二,是所有问题和矛盾的发生都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政治斗争,也有个人恩怨,如果仅仅归结到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争论,就未免太简单了。

定: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几年前我开始和黄宗汉的侄女、就是黄宗江的女儿一起,为黄宗汉做口述。当时黄宗汉的淋巴癌已经显得比较严重了,化疗了好几次,他觉得好像时间不多了,他想把他这一生的经历(口述下来)。他说虽然我也不是个大人物,但是毕竟呢,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后人吧,有一点儿价值,能不能留下点东西。我对这事挺感兴趣,我们就一起做起来。没想到的是,我们做了这几年,他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意思了,而且呢,他身体居然也越来越好。他那个病呢,按医生当年的说法,没有几个月,结果现在已经不是几个月的问题了,他八十大寿都过了。

迟明梅(以下简称迟):是嘛,其实癌症主要是心态问题,如果心态好,一般不会死。

定:后来他也说,医生见了他就说,哟,还活着呢,怕死的都死了,就是不怕死的还活着。(众笑)我们为他做了一段(口述)以后,看到他身体越来越好,决定把这个口述再深入做下去,因为原来做得比较简单。后来这些年轻人,都是学生辈的了,他们也都感兴趣,就也加入进来,就发现有好多往事,不要说他们,连我们这个年龄的都不知道。这样就请他从解放以前入地下党讲起,包括解放那时候,让贺翼张怎么样地给领到宣武区,这一类的事。还有解放初期废除保甲制度啊,斗争粪霸啊,这一系列的工作,然后“三反”“五反”“肃反”,这里面许多细节都是正式文件和书里不会讲到的。

1.邱清晏的经历

邱清晏(以下简称邱):我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老乡,离他住的地方十里地,很近的。然后在上海上的中学,1948年下半年考上北大,就到北京来了。北大四院,现在新华社那个地方原来是北大的一年级新生,文学院啊什么都在那儿。在那儿呢,我就参加了民青。

杨:等于您一来北京就参加革命,参加民青了?

邱:对呀。解放以后呢,当时北京缺干部,北京解放以后需要好多的干部啊,这样就从学校里面抽了一大批,我就那时候出来的。出来以后呢,一解放成立军管会,军事管制委员会,把这些人都弄到一起,开了一个大会,分配,我是分配到十一区,当时北平市第十一区。

定:哦,您也是十一区,贺翼张的那个十一区?

邱:对呀,就是贺翼张带着我们。

定:哦,贺翼张带的有您,有李瀛,也有黄宗汉。您是大学生,他们是中学生。

邱:也有大学生啊,什么柳晓明啊,罗祥意啊,罗祥意,组织部的,柳晓明今年去世的,侯玉夫啊,侯玉夫社科院经济所的,我们一起(从大学)出来的。我们就分到下边去,后来呢,成立区工会,又把我调到工会去了。

定:那您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邱: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工作组,军管会的工作组,摧毁保甲制度嘛,那旧政权的基层,都在下边。慢慢慢慢正规起来以后呢,我就调到工会,在工会待了一小段儿,也就一年多吧,然后就调到区委,分几个组,我在工业组,开始管工业,最后呢就到办公室的副主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定:您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宣武区?

邱:分两段儿,宣武区这是一段儿,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下放劳动啊什么的,然后就到市里。

定:您跟黄宗汉同事的时间,主要是在宣武区这一段儿是吧?

邱:我跟黄宗汉是同事,刚一解放的时候,我跟他就认识。他跟我不是在一个部门。他是在宣传部,李瀛在组织部,我呢在办公室,先是工业部,工业部完了就(在)办公室。

定:您那个时候儿是在那儿管工业?

邱:哎,管了一段儿工业。

定:那个时候,宣武区是北京市工业中最发展的是吧?

邱:宣武区这个区啊,它就是解放以前,就是很多的小厂,很多的厂子,原来都在宣武啊,(像)面粉厂。经过“三反”“五反”以后,有的合并了,慢慢就发展起来了,在北京市讲吧,工业是搞得不错的。你看那个宣外大街,广内大街,几乎可以这么说,那都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很多都是铁匠铺,打铁的,铁工业比较发达。搞金属机械,金属加工,有加工厂。这个义利食品公司,大华陶瓷厂,很多厂子都在宣武,它基础比较好,所以在“大跃进”的中间呢,宣武搞了一钢铁厂,宣武钢铁厂。

“文化大革命”呢,下放到密云,在那个穆家峪,离县城不远,在那儿待着。后来回城,我是第一批回来的,回来以后呢,不让回原地。

杨:异地革命是吧?

邱:异地革命,不回宣武。贺翼张同志呢,看到回来的名单里有我的名儿,他就把我给要过去了。市政工程局,那时候叫建设局,后来就分成市政工程局,贺翼张就是那个市政工程局书记啊,我就在市政工程局当副局长,当书记,一直到离休。

2.“大跃进”和张蔡之争

定:我们发现在讲刚刚解放时这些事的时候,大家回忆的事实和观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只是每个人做的工作,注意的角度都不一样,可是到“大跃进”以后就不行了……

迟:(笑)“大跃进”。

定:讲到“大跃进”的时候,黄宗汉先生基本上是否定的,他有很多反思,他说他后来做的好多事,都是在为自己赎罪,因为破坏莲花池水系也好,好多吧,不说了,可是张宝泉先生就不太同意。黄先生还谈到张旭和蔡平之间发生了矛盾,后来就开了国际饭店会议,还没有一个定论,就“文革”了。张宝泉先生就不同意黄先生讲的这一段,认为领导同志在工作里发生一些意见,怎么就叫“张蔡之争”呢,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嘛。黄先生就认为还是有必要讲,因为这些事情反映了当时那段历史,里边好多教训是应该吸取的。我问过张宝泉先生,问他能不能把他的这些话告诉黄先生,他说他不怕,他自己去跟黄先生说,他还真的为这事给黄先生打了电话,俩人在电话里也争论起来,当然他们并不伤和气。我说我要是把这些写出来,你们同意发表吗?黄先生说没关系,包括张宝泉对他的批评都可以发表。既然连发表都可以,所以我今天也敢跟你们说。

迟:张宝泉批评他(指黄宗汉)什么?

定:就是批评他这整个的回忆,尤其是对“大跃进”的反思。尤其是对黄先生讲的张蔡之争,他说你凭什么……

杨:他说你又没有参加国际饭店会议,都是道听途说。

定: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大跃进”后期,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张旭和蔡平之争。

邱:有。

迟:张蔡之争,我印象并不深刻。

定: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张蔡之争啊?

迟:没听说过,我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定:他们这个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在那个国际饭店会议上,是不是确实产生了这些矛盾?黄宗汉他没有参加这个会,您是不是参加了?

邱:参加了。大会啊,是6月14号开的,在国际饭店大礼堂,五百多人。

定:那当时蔡平批评张旭,主要是批评他什么呢?

邱:也没有什么,我也没听说他们两个交过锋,从来也没有交过锋。

定:那是为什么要召开国际饭店会议呢?是围绕着这件事儿开的?还是说为别的?

迟:老邱你先说吧,我不是宣武区的干部,我是市委的干部,待会儿我再说。

邱:国际饭店会议是65年啊,后来遇到一些困难,需要一些调整,就是八字方针出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迟:62年以后提出来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邱:当时张旭同志呢,养病,主持工作的呢应该是蔡平同志。我的印象里边,张旭同志没有太下功夫来考虑这些问题,什么八字方针,他还是“大跃进”的那个劲头儿啊。像他下边,张宝泉,主要管手工业这一块,邓毅啊,工业部长,是管大厂,他们两个跟张旭同志关系特别好。八字方针要搞调整呢,他认为他搞的那一段儿挺有成绩的,所以他心里边有抵触,有抵触呢,他得说出来呀,因为他在家养病啊,就跟邓毅啊,跟张宝泉呀,嘀咕嘀咕。蔡平同志呢,比较沉稳,上边怎么说,就怎么传达,怎么安排。后来国际饭店会议,他去解释了一次,讲了一次。

所谓万言书呢,就指的张旭答蔡平同志这个材料,全称就叫“答蔡平同志对我的一些意见”。初稿里边有很多很尖锐的话。可能是对“大跃进”期间的所作所为,他觉得呢,不应该否定,不应该搞什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还要继续。我个人的意见啊,争论的焦点,是在这上。

定:黄先生还是接受了张宝泉先生的一些意见,说他也不敢说了,因为他确实没参加这会。

迟:黄宗汉为什么对国际饭店那个会议那么感兴趣啊?

定:他并没有特别感兴趣,他只是认为,这个会议是对“大跃进”的一个总结。他认为“大跃进”的时候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后来“大跃进”搞完了,那接着呢,党内对这件事怎么评价,应该认真地总结教训。既然没有总结,到现在都没有接受这个教训,他认为这就是导致后来还有好多错误会一犯再犯的原因。张宝泉认为这话说过了。黄宗汉先生虽然也同意不再提国际饭店这个会议,但我觉得他心里其实还是有点儿不服,所以他才会在过年的时候,你们一跟他通电话,他想起来这事,就希望我们跟你们谈一谈(笑)。

杨:他说如果有参加了国际饭店会议的人说说这个情况,他那些想法他就敢发表,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这么说过。

定:我们主要是围绕黄宗汉个人,讲的是他在宣武区的工作和活动经历,而不是要探讨“大跃进”和张蔡之争,可是后来已经讲到了这个程度,就是如果我们一点儿也不去了解这些的话,我们这口述也不好做下去了,因为黄宗汉先生也开始认真起来,他向我们介绍了好几个人,像李瀛先生啊,张宝泉先生啊,接着又是找的你们二位。其实这些以后发表不发表都在其次,对于我们做历史的人来说,总是希望能听到多方面的意见。我们也去查了一些资料,确实都是语焉不详,即使讲了,也都非常简单。黄宗汉他一直强调,说“大跃进”的教训是该吸取的,而且是应该否定的,他说得非常明白。就是到后来重修湖广会馆的时候,那时候张旭同志还在,蔡平同志已经不在了,他说张旭同志也去参观那个湖广会馆,他跟张旭说,我做这些事儿,我有赎罪的心理,因为湖广会馆当时已经被当成街道工厂,变成制本厂,毁了好多的文物。那时候已经是80年代了,张旭同志还不高兴,他还不能够……

迟:(笑)还不高兴?

定:还不能够接受,他说全国的“大跃进”应该否定,但我们宣武区“大跃进”的成绩就是应该肯定的。我不太明白的是,黄宗汉先生这个讲述,从头到尾,因为一直是我们做的,我能理解他的想法,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张宝泉先生一谈到这个张蔡之争,就特别反感。其实我们俩当时访问他的时候,并没想让他谈这个张蔡之争。

张宝泉先生也认为不应该否定宣武区的“大跃进”,据说张旭同志的万言书,有一部分是他起草的。可是我们跟他们谈了两次话,什么也问不出来,我们想问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们在争什么,张、蔡是在争什么,张宝泉就不说,就说领导同志在工作中有一点儿不同意见,被夸大了。

迟:当时对“大跃进”进行争论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还没这觉悟,也看不到这“大跃进”的问题。

邱:谁能说得出来?说张旭错了,错在哪儿?说“大跃进”瞎胡闹了?

定:对,您说的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老以为国际饭店会议是对“大跃进”发生了争论。

迟:不会,那个时候儿不会,没有涉及对“大跃进”的争论问题,也不可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都说张旭的这问题那问题。要说有点儿争论呢,那就是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下来以后,有些(企业)要下马,是下还是不下,这个应该是会有些争论。

定:您要说这个,我明白了,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争论“大跃进”的。这个是我们理解有些错误。我们老是往那个方向想,就是以为张蔡之争是对“大跃进”的评价,其实不会,也不可能。

迟:蔡平同志,他主持工作呢,他就得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那么你“大跃进”有的扩大化的,上马太多的,应该下马的,那就得下马。可是张旭同志,这些是他搞起来的,他就不愿意下,这不就产生冲突了嘛。我就说他们的争论呢,也不是对“大跃进”的争论,应当是对中央两段政策的争论,主要是政策,就是他们来的前后步儿不一样。

定:现在来看那一段儿,和你们当年的想法是不可能一样的,我们在跟黄宗汉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张蔡之争,产生了一个误区,是吧,我们老想来讨论,他们对“大跃进”怎么想。

杨:其实当时并没有这种情景。

迟:没有,没有。

定:所以谁也说不出来,张蔡之争到底在折腾什么。

迟:如果说黄宗汉是站在现在的立场,来反思“大跃进”,那我同意他的观点。张宝泉现在要是还坚持那观点,还认为“大跃进”都是对的,就不对了,都现在了。

定:他没有说什么都是对的,他也讲了好多“大跃进”的具体问题,甚至比黄宗汉讲得还多,因为他好像是管这事儿的,管得多。

迟:街工委,他专管这事儿的。

定:对,包括对手工业,他也给我们讲了不少东西。怎么把那些手工业组织起来,那些合作社,后来怎么解散的,他也讲了。

您的意思,张旭还是挺能干的是吧?那当时大家对张旭同志那么大意见,到底是什么意见,怎么都那么恨他啊?是他整人呢?还是他……

邱:张旭这个同志,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人是有干劲的人,喜欢搞些事儿(笑),做一点成绩出来,他是那样一个人,在这个“大跃进”中,还是很卖力气的,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他对干这个事儿很感兴趣。

迟:这是应该肯定的。

邱: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说宣武区的工业还是搞得比较好的,确确实实应该说比较好。当然黄宗汉讲到,什么大炼钢铁啊,坩埚炼钢啊,当然是有些虚夸啊,瞎胡闹的事儿,这实际都有,不能说没有。

3.1965年的工作组

定:那国际饭店会议是不是围绕着张旭来开的?

迟:对。我现在想啊,如果区里当时不那么整张旭同志,也不一定派工作组下去。

邱:你请她(指迟明梅)说吧,她是工作组的,她领导我们的,领导那个会的。

迟:我先说说我的背景啊。我不是宣武区的干部,我是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1965年的时候,我记得各个区都在搞“五反”。

定:咱们说得再早一点,我听您的口音,是很纯正的北京人吧?

迟:是,在西城出生的,现在还在西城住,就是祖家街那一带。

定:您家里头就是老北京啊?

迟:对啊,我祖籍不是老北京。但是我爷爷那辈儿就都在北京了,祖家街,那儿有个翠花横街,我是在那地儿生的。(对邱:)我想先请你说说,我们工作组下去之前,宣武区所谓的搞“五反”[102],怎么搞起来的,搞的内容是什么,这点你记得吗?

邱:好像当时啊,不光是宣武区,别的区都搞啊。

迟:我们去是“五反”补课,就是当时宣武区搞“五反”呢,据说是搞的方向上有点儿问题,当时。好像是1964年搞的,反正他们开始搞了以后,我们接着就过去了。

定:“补课”是什么意思?

迟:就是“五反”没搞好嘛,工作组下去,再重新补课。

定:没搞好,那是说该反的东西没反,还是说反过火儿了呢?

迟:当时市委肯定是认为过火儿了。我当时是市纪委的,牵头儿的是项子明,他当时是市委办公厅的主任,刘仁同志非常关注这个事儿。带着我们下去的,是我们专职委员周沛然,还有一个组织部的处长,郭富庆。又从各区的纪委和组织部找了一些正副部长去参加,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作为具体工作人员,市委就我一人儿,崇文区有一个,东城区来了一个,西城区来了两个,好像市委也来过,我们当时10个人左右吧。但时间不长,他们就都走了,我是从始至终,一直到结束。我们下去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春夏之交了,65年的春夏之交,到国际饭店结束的那个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撤了,那已经是夏天了,好像是,已经是8月了。你应该有记录吧?

邱:我有记录。

定:您有日记?

邱:很简单的,几月几号。

迟:我们在区里头好像待了有三四个月呢,你回去查查记录。国际饭店会议是8月,你看看我们是什么时候儿去的。

邱(拿出记录本):国际饭店会议啊,1965年5月5号到6月2号。你们进驻国际饭店是5月5号。万里同志讲话在6月8号,他两次讲话。

迟:5月5号到6月2号?我怎么记得国际饭店完了以后,我们就撤了,好像应该是7、8月份吧。国际饭店会议结束不久,(19)66年3月份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嘛。

这时间你再查吧,反正我们是作为工作组下去了,下去之前呢, (上级)交代的就是说,宣武区搞这个“五反”哪,好像挺热闹的,方向有点儿问题。然后我们下去以后主要是了解情况,工作组这些人,分别跟区委的这些同志谈话,了解当时搞“五反”的时候怎么回事儿。现在都过了48年了,印象不一定全都那么清楚了,当时我就感觉,从上到下,就是一致地给张旭提意见,包括下边的中学校长什么的,就是区里的中层干部好像都发动起来了,工作作风问题啊,思想作风啊,还有一些个生活作风问题,反正什么都有。因为你要理解,那时候老搞运动,什么都成运动了,一运动就运动群众啊,就发动人提意见哪,那你比如说我对张旭意见比较大,我做这个发动工作,那我肯定有倾向性,所以我们去之前大概底层都冲张旭开炮。我们主要是摸情况,摸了情况向市委汇报,就是群众对张旭的反应比较大。蔡平我真的没有太大印象了。

定:他好像第二年就去世了。

邱:(19)65年去世的,11月份。

迟:那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他可能也有病休息了,因为我们工作组下去以后,我没有印象接触蔡平同志,没怎么见他嘛。当时主持工作的是田××,然后有一个常委郭×,是财贸部的部长吧,李××是工业部的部长吧。这三位呢,非常激进,当时,对人家张旭那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向市委汇报之后呢,刘仁同志有个看法,当然他不是直接跟我们说的,是老项(项子明)他们给我们传达的,就说张旭这人呢,有毛病,有缺点,但是呢,他在“大跃进”当中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当时我们也感觉,这几个城区里边,作为“大跃进”发展工业,就是街道工厂什么的,宣武区是比较突出的,说明他还是做了很多努力,他是按照党的路线,总路线、“大跃进”,这样的路线执行的。咱们现在只能客观地看当时的路线。蔡平同志去的时候呢,也是按照党的路线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那有些东西就得下马了。所以我想他们俩人要争的话,实际上是政策之争,中央政策之争,不见得是他俩个人的问题。作为张旭同志来说,那时候确实工作很努力,在发展这工业上啊什么的,做了不少工作,所以这时候区里这么整他,刘仁同志就觉得不合适。所以最后都摸清情况以后,开的国际饭店会议,国际饭店会议好像范围比较大,把原来涉及到的,区委的,参加这运动的,都吸收来听这个总结。实际上是把张旭的问题做个肯定吧。不过要我说,刘仁同志对张旭的评价,并没有在工作组里反复地讲,后来的一些情况,跟区委的人也没有说得太多。

我们下去呢,就干了这么一段事儿。对这个“大跃进”来说呢,我的看法,总的应该是否定的,但是在宣武区当时来说,不能说把张旭完全否定。从现在客观地来看那段历史,“大跃进”应该否定,这点我同意黄宗汉的意见,因为这一段的路线是错的,超越了咱们的历史阶段,当然也不能说“大跃进”一点儿成绩没有,我同意老邱说的那个,过去咱们城区没有工业,是吧,但是“大跃进”当中,搞了好多街道工厂,也吸收了一些就业人员,打下点儿城区的工业基础,张旭在发展宣武区的工业上,成绩还是应该说那什么的。但是从总的中央的路线来说,“大跃进”,那是错的,真的,真的是错的,而且造成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我也是那时候浮肿嘛,还住了20多天医院。

这就是说呢,自己做的工作,自己要去否定是很难的。张旭他觉得他很有成绩,你让他一下子就说,我这做的是错的,哪些是冒进了,他是有冒进的地方,但是那不怪他。

定:他冒进的事儿,您能不能还记得?

迟:这我可说不清,这不能瞎说,因为他都发展了哪些工业啊,都有什么,我也说不清。因为“大跃进”是整个党的历史的一个大阶段,是不是?中央还没有彻底做结论呢。

定:就是说有好多问题,也不是涉及到“大跃进”和政策本身,而涉及到一些个人问题,是吧?

迟:我觉得有些人身攻击。

定:所以我觉得怎么问,大家都……

迟:说不出太多的所以然来。

邱:其实呢,国际饭店会议组织上采取了一点措施,你们不是闹嘛,干脆,给你们分了得了,把这干部啊,调开。

迟:调整班子。

邱:把原来那书记什么的都调了。

定:调整以后张旭还是当书记吗?

邱:没有,调开了。

定:“文化革命”张旭受冲击也比较严重?

迟:那肯定严重。

邱:啊,那严重,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把他们揪回来。那多少次,我们都检讨多少次(笑)。

定: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没调整之前,以张旭为首的这个班子,是比较能干呢,还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很糟糕呢?

邱:怎么会糟糕啊?本来互相之间就是一点意见。答复蔡平同志啊,很可能就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讲的,你不是对我有意见吗,是吧?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工业那部分,很大一部分是张宝泉他们起草的,很尖锐,我给他抹了,全抹了。(众笑)

定:我想问您,除了宣武区,别的区也搞这个吗?还是只有宣武区搞?

迟:好像“五反”都搞吧。

邱:这是全北京市……

定:您觉得宣武区那个时候跟别的区比起来,是不是问题比较多点儿,还是怎么回事儿,好像总是这儿闹得最热闹。

迟:这倒没法儿说,因为别的区我没去过,我没到别的区参加过他们这样的运动。但是别的区,人家改改就完了,没像他们没结没完的,没结没完地斗(笑)。我觉得当时田××他们是想把张旭搞倒喽。

邱:有这个可能。

迟:唉,所以为什么市委单往他们区派工作组啊?就是他们自己搞,搞不下去,而且都偏离了大方向了,那叫热闹。热闹主要是那三个领导,我至今对他们印象太深了,偏激得太厉害。郭华那人说话非常尖刻。

定:这三位领导也是像你们这样民青、民联的,后来留到北京市的吗?

邱:不是,不是,不是。田××是老区的,她比较老。

迟:田××啊,她是老区的,她是河北白洋淀那块儿的吧,她跟我们那个书记。

定:那是不是老区来的干部和学生成长起来的干部之间也有些不和呢?

迟:她不是学生干部成长起来的,我觉得北京市存在一个外来干部和城工部的干部的矛盾问题,外来干部他们认为刘仁同志就信任城工部的干部,城工部不都是搞地下工作的嘛,外来干部不受重用。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也没考察过,但是呢,你说刘仁同志他们重用城工部的干部吧,这也无可非议,因为他在地下工作的时候,这些人他都熟悉,谁的什么脾气秉性,适合干什么工作,另外你一进城,这干部可不都是城工部的这些人去接任嘛。但是后来呢,北京也是陆陆续续进来不少这些外地的干部,中央下来的,外省市来的,有的人就有点排斥外来干部的想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邱:你跟那些部长差不多都谈过话。

迟:都谈过。

邱:你跟我谈过。

迟:这么一搞,这些干部里头,最能够看出来一个人的正派不正派,从他反映的问题,他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说的事儿,谁是正派的,谁是差劲的,都了解了。不正派的人给你无限上纲,正派的人会客观地分析一些问题。但是那时候到区里谈话,也不是大家都说心里话,是吧?有的还可以,有的也不行。后来到“四清”以后,特别是农村,你再去摸情况,你什么也得不着,不说了,都不说了。

邱:有经验了,哈哈,有教训(笑)。

定:后来就当面儿一套,背后一套。

迟:对呀,谁也跟谁不说心里话,我跟你说了以后,在什么场合,你揭发我怎么办?人人自危啊。解放初期的时候,党内的状况还是挺好的,同志之间的关系,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什么戒心,你像我们开党小组会:哎,你今天忘了锁抽屉了,下次可得注意啊。这些小事儿都提,没有人把它当成你故意对我怎么怎么着。另外你像碰到各人利益问题了,分房了,涨工资了,大家都主动地让,都让,“我不上,那谁应该上”,都是这样的。1957年以后,不行了。

定:“反右”以后是吗?

迟:“反右”的时候对党外的知识分子伤害是比较大的,59年对党内的知识分子伤害也比较大,“文化大革命”甭说了。咱们的运动吧,实在是……损失太大了。

五、“大跃进”之后

[访谈者按]黄宗汉1957年由于被定为“严重右倾”,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下放劳动改造,1958年“大跃进”期间又被调回宣武区政府机关,并曾担任过钢铁办公室主任等职。“大跃进”的高热退潮之后,受到当年地下党同志的保护,于1963年被调到组织部。下面的口述就从这里开始。

黄:我在下边待这么长时间了,办了这么多工业,领导上下都认为我还做出了点成绩。组织部那些老哥们老姐们呢,担心我在下面嘴把不住门儿,再惹什么娄子,说别让小黄在下边了,调回来吧,调回组织部来。你看我受了处分,我还回了组织部!组织部让我干什么呢,就负责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管六级以上的工程师。

后来就发生了那场(关于“大跃进”的)大争论。我在工业部门的经历,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是紧紧地搅和在一起的。政治我闹不明白,我在政治问题上啊,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也不再想这些事,我说从此我就当驯服工具了,我就干实事。我本来就有工业救国思想,不就是要把工业搞上去吗?郑天翔提出来,北京要发展精、光、电,就是精密机械、光学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他要重点发展这个,后来也真搞起好多项目。[103]他说要干这事,关键是得有人才,组织部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功夫,选拔优秀的技术人才担任各局的技术副局长,大厂的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要选拔这么一批干部,把他们放到主要领导岗位以后,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发展精、光、电工业的局面。我调组织部以后就让我干这事。后来我怎么成了“黑帮骨干”[104]?郑天翔是主张用拔尖的技术干部的,我正适应了他的需要,我在他领导下干过选拔拔尖技术干部,以后我又给他推荐过许多拔尖技术干部当领导,他表扬了我们组织部,具体就是我干的,我就成了“黑帮骨干”,这是后话。

我调到市委以后就特别积极,那会儿叫大干事。我就在市委五楼留一个大房间,就选拔技术干部了。当时这摊儿比哪个处的人也不少,就还没给我戴上处长的“桂冠”,虽说没戴上,实际上是处长。我从人民机器厂调来个总工程师,当时要选拔一批大学生做接班人,有学机械的有学政法的,我就领着这一伙人,对北京各工业局和千人以上大厂进行干部考察,我得推荐人呢。我还广泛涉猎国外的技术情报,那会儿中国科技情报所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另外我的叔伯哥哥黄宗甄,在科学出版社,他们每年要出版《国外科技信息》那么个杂志,挺厚的一本。我看了很多书,我不是学理工的,但是我得有各行各业的知识,要不我怎么下去考察呢?我得讲这些人在技术上有什么特长,有什么才干,有什么贡献,然后我还得说在国内外居于什么水平,我得说得是那么回事儿。

这样呢,我把北京各个局各个厂跑了一通,我向市委推荐56位技术干部担任技术副局长、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啊,等等。郑天翔看了我这个报告以后十分欣赏,就全批了,而且表扬我们组织部干得不错。当然还得有一套程序,程序就那么回事儿。那会儿真正主持市委日常工作的就是郑天翔。彭真是书记处书记,他是管全国。刘仁呢,应该是主管全面工作的,他也不管那么具体。真正管日常全面工作的市委书记是郑天翔[105],具体到工业口各局局长,什么大厂的厂长由谁当,这些实际郑天翔说了算。

当年“反右”的时候,刘仁同志做了一件很有见地的事,就是说这“右派”里面啊有些能干的人,咱们把这些人都给收罗来吧。北京市当年就收罗了一批“右派”“右倾”的学生,作为比较年轻的技术干部,到了工厂去。本来他们在大学里就都是高才生,在工厂里干得也不错,我后来去挑人,我就把这些人给推荐去了,推荐以后批准了以后这些人都当了领导啦。[106]

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干得最尖端的一件事,就是我建议提拔一个“右派”,是科学仪器厂的一个工程师,叫龚世炎,北航毕业的。他是研究气体光通讯的,当时美国、苏联也都研究这个啊,美国的研究成果,通讯距离是12公里,苏联的通讯距离是8公里,龚世炎搞出来的是10公里,在民族饭店顶层和颐和园佛香阁做了实地通话试验,在当时挺了不起的,这是国际水平了对不对?但这人是“右派”。这时候邓小平有个讲话,鞍山监狱里有一个工程师,这人呢,在电炉冶炼技术上有突出的成果,邓小平就说像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用啊,是坏人?坏人有可用之处也可以用嘛。我就以此为例,我跟组织部长说:他不就是个“右派”么,“右派”还得做具体分析。那会儿不是都有档案么,他在北航的时候,当时苏联专家宿舍警备森严,不让进去,他发了句牢骚,说这不是跟那上海的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一样么?给揭露出来了。我说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当年也就是有点不满情绪,发这么点牢骚,都不是个事儿了。而且这个具有世界水平啊。我就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提拔他为总工程师。我上边还有领导呢,我这主管领导一看:哎哟嗬小黄,这提拔“右派”!他没给我报上去,给搁他那柜子里了。等到“文化大革命”,这事给揭发出来了。

这56个总工程师啊,最后陆陆续续都宣布了,宣布以后南斯拉夫的通讯社就了解这一情况,发了一条通讯,登到《参考消息》上了,说中国实行专家治厂,提拔了这好几十人。这就可以构成我的罪状了。一个是做阶级分析,这56个人,除了一位是工人出身以外,55个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而且好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右倾言论,这怎么回事呢?加上南斯拉夫又发了新闻,加上还有一个虽然没有做成但已经被建议提拔的“右派”,那我就是罪大恶极了,这还有跑吗?

我1963年到组织部,直到1966年“文革”,这三年我的工作成绩,就是受到市委的重用。重视还没用啊,名义上我还是个大干事。其实大家都很明确,指不定哪天我就应该当处长了。可是“文革”爆发了,“文革”爆发就把我扽出来了,扽出来就是这些罪状,“黑帮骨干分子”,决定开除党籍,最后宽大处理,给一个留党察看处分。

定:那时候还有党吗?北京市委不是都被砸烂了么?

黄:砸烂以后军管了嘛。军管了就把我们的副部长任斌抓起来了,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王光美就是由他给送到根据地的。我们那儿闹得挺凶的,有造反派,但是这些造反派和别的地方的造反派不一样,也是不被信任的,连当小组长的资格都没有,嘿嘿嘿。最后就把我们这些人都下放到山区去了,到那儿劳动改造去。密云最远的东北角上,有一个番字牌[107],没去过吧?

定:去过。那儿有番字的符号刻在石壁上。

黄:因此得名叫番字牌。但是你去的时候已经都通车了。那会儿车只到冯家峪,从那儿再走五六里地,蹚二十四道河,才能进番字牌公社呢,冯家峪比我们番字牌就强多了。到那儿我就很难出来了。跟苏联托洛斯基反党联盟的状况似的,流放啊,你反正也出不来。

定:你们有多少人在那儿?

黄:有十来个人吧。番字牌那是公社,底下还有大队呢,分到各个大队。有人就连家属也带去了,当时是准备在那儿安家落户了。我下放那地方三个人吧,我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算反革命分子,就分到一块儿,算一个待遇了。我想这算彻底完了(笑)。

定:那时候番字牌那地方特穷。

黄:后来仍然也穷,但不像那会儿那么穷。就不说那段生活了啊,一说就说乱了。

定:您在番字牌待了几年?

黄:待了四年哪!够受的,特别艰苦。这样的话呢,最后吴德下台,还没到落实政策,就把我们这些人从山沟里头调到北京城里来了,就把我们组织部的仨人,都分到电子仪表局。这是1973年。

[1].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温州瑞安人,清代语言学家,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人称“末代大儒”。

[2].孙道临(1921—2007),原名孙以亮。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多次获国内外电影艺术大奖。被誉为“一个承载着中国电影荣耀的名字”。代表作有《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雷雨》《日出》《家》等。黄宗汉的大哥黄宗江曾撰文提到,孙道临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曾是燕京大学同学,他还是孙道临的婚姻介绍人。参见黄宗江:《孙道临是一首诗》,载于力、倩娜著《孙道临传》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后收入黄宗江的杂文集《读人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3].南北剧社,是1944年3月由热心于话剧活动的人士在北平组建的一个话剧演出团体。1945年5月北平南北剧社改组,加强阵容,社长为燕京大学学生程述尧,基本成员有丁力、孙道临、黄宗江、黄宗英、卫禹平、端木兰心等。先后推出《梅花梦》《甜姐儿》等剧目,在平、津公演受到欢迎。

[4].《大团圆》是由黄宗江编剧、丁力导演的一部话剧。参加演出的有石羽、朱嘉琛、孙道临等,描写北平城胡同里的一户张姓人家,在张老先生故世以后,张老太太带着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过着安乐幸福的日子。但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家人各奔东西。抗战胜利后儿女们从各地赶回家乡,一家人总算团圆。但社会越来越乱,日子越过越穷。儿女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张家不知何时才能团圆。据黄宗江称,1946年他与孙道临等人“同在北平参加了焦菊隐办的‘艺术馆’,演出了我编剧,另一燕京老同学、亡友丁力导演的《大团圆》。这时剧影界另一地下党员金山来看戏,便把我们几乎全班人马带到上海,在他开办的清华影片公司作为开门戏拍摄,仍由丁力导演,上映不久遭禁”。见黄宗江:《孙道临是一首诗》。该剧被誉为“诗化现实主义的力作”。

[5].于是之(1927—2013),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在表演艺术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原名于皛,原籍天津,生于河北唐山,1945年曾考入北京大学(后失学),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祖国剧团、北平艺术馆、华北人民文工团演员;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艺委会副主任、副院长,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其文学作品有《于是之论表演艺术》《演员于是之》等。

[6].唐远之(1919—1999),生于河南,早年从事话剧舞台演出,积累了大量表演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电二厂参加拍摄《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等影片。1949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1956年之后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曾先后在影片《中华儿女》《原野》《弧光》《烟雨情》,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那五》中饰演角色。

[7].北京人艺,全称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38年1月日军侵占华北、上海、南京等地,同年8月在武昌宣布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10个队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到1949年,10个演剧队只留下三个。其中演剧二队驻北京,是后来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即杨尚昆之妻,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是中国著名的话剧团体。自成立之初便受到郭沫若、老舍、曹禺、焦菊隐的精心培育,并拥有舒绣文、于是之、英若诚等一批艺术家。剧院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演出风格。几十年来创作并上演了数百部剧目,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典范”。

[8].对李瀛的采访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三节等处。

[9].金山(1911—1982),原名赵默,字缄可,祖籍湖南沅陵,出生于江苏苏州,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被称为“话剧皇帝”。早年闯荡上海滩,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1978年出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82年兼任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逝世。

[10].潞河,系指北京通州区潞河中学。该校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始称潞河男塾,后改称潞河书院,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与汇文大学合并,后组成燕京大学。中斋部仍留在通州原址,为私立潞河中学。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孔祥熙、黄昆、侯仁之、王洛宾等都是潞河中学的著名校友。

[11].富育女中,是1904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公理会在通州创办的专为妇女讲学的安士学道院, 1914年改名女蒙馆,开始招收女童入学。1926年,改称富育女学校,是京东最早的女子专门学校。1960年改称北京通县第二中学。

[12].美国公理会,即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of Commissioners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全称是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是第一个美国基督教海外传教机构。美部会是紧随伦敦会和荷兰传教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之后,第三个进入中国的更正教差会,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差会。到1890年,公理会已经在中国的直隶、福建、山西、山东、广东5省建立了14个传教士驻扎总堂,有近1000名领圣餐信徒。

[13].团契(英语:fellowship或communion;希腊语:κοινωνíα),即伙伴关系,源自《圣经》中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是基督教指上帝与人之间的相交和基督徒之间相交的亲密关系。团契现在常用作基督教(新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因而广义的团契也可指教会和其他形式的基督徒聚会。团契生活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和非常重要的教会生活,所以团契也被称为基督徒团契。

[14].沈崇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1946年12月24日夜,途经东单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操场施行强奸。北大女生被强奸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抗暴活动,并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15].陈昌佑(1892—1981),字仲良,通州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1915年毕业于通州协和大学(今潞河中学前身),1923年赴美国哈德福特大学留学。1927年以第一位中国人身份任美国教会学校——潞河中学校长。1941年12月,日军侵占潞河中学。次年陈昌佑怀愤辗转至西安,再办潞河中学。1946年,他返回通州,复任潞河中学校长。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潞河中学,陈昌佑离校任夜校教员。1981年6月12日病逝,终年89岁。

[16].城工部,即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它的前身是1941年1月成立的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秋改为城市工作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 1948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原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为华北局城工部。城工部是领导敌占城市地下斗争的首脑机关。工作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收集平津等敌占城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报;二是为党培养在敌占城市开展各项工作的专门人才;三是将在敌占区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人士通过地下交通站输送到解放区。1948年12月,根据华北局决定,城工部机关分成去北平和天津两部分。一路由刘仁带队奔赴长辛店,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一路由杨英带队到达胜芳,准备接管天津的工作。随着两市市委和军管会的成立,城工部全体工作人员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就此完成历史使命。

[17].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北平地下情报网由城工部系统、社会部系统、敌工部系统组成。社会部的工作对象是社会名流与敌上层人员;城工部则面对普通市民、学生、工人等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敌工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日伪军以及获取军事情报。敌工部后来改为联络部,城工部后来改为统战部。

[18].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将领。出身于黄埔军校,后在国民革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历任第二百师师长、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释放。1981年病逝于北京。

[19].地下学委,即中共地下党的学生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批准成立中共北平市委员会,任命刘仁为市委书记,武光为市委副书记。市委按行业进行划分,相继设立了相应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即学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1947年7月文委并入学生工作委员会)、警察工作委员会(1947年11月警委撤销)。这个结构基本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体系。

[20].这里说的德国饭店,位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船板胡同以南,为一座六层楼的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改称解放饭店,归华北军区使用,即今同仁医院东楼的原址。

[21].国会街礼堂,位于宣武门西大街57号今新华社大院,曾是著名的民国国会礼堂,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礼堂内约500个座席和老式暖气基本保持原状并有更新。二层两侧六个包厢式围栏两两相对,反映了清末我国工科留学生的设计成就。民国礼堂北面是国会椭圆形办公室。东面两栋两层小楼是当时的国会图书馆,二楼屋檐走廊的几排圆形木制旋工花杆护栏,古香、雅致,很具美感。

[22].1949年2月7日,第九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派出干部159人分赴三个区开始进行接管,黄宗汉这里的回忆以及下文中李瀛的回忆均系指此。接管任务完成于13日,宣告区人民政府及区公安分局成立。

[23].黄宗汉先生对贺翼张这位初入京城的老红军形象记述得十分具体生动,是在其他相关资料中迄未发现的。有关贺翼张的档案资料大多记载十分简单,仅仅有如下官职而已:贺翼张(1908—2003),江西永新人。1929年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到达陕北。1949年2月任中共北平(京)市第十一区工委书记、区委书记。1950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第八区区委书记、1952年9月任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区委书记,后历任北京市建材局局长、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局长。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82年11月至1986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

[24].贺翼张带马和马夫,是因当时有这样的规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干部凡营以上均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马匹均登记在册,由部队和地方的供给部门准备饲料,且洋马的饲料标准更高。

[25].牛街,是北京市西城区(原属宣武区)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在菜市口和白广路中间,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回族聚居区,在这条街上有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北京规模最大的清真寺。

[26].北京外城的行政区划沿革,参见本书附1。中共宣武区区委工作机构变迁,详见附2。1949年1月初,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李锐为第九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贺翼张为第十一区区委书记,马玉槐为区长;崔映国为第十二区区委书记,吴思行为区长。2月6日,第九、十一、十二区的接管干部分别进入该区所在地。同时三个区分别成立中共区工作委员会,李锐、贺翼张、崔映国分别任第九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工委书记。13日,三个区的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7月经中共北平市委批准,三个区在中共区工委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中共区委。见《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7—48页。

[27].1935年5月,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关于《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的规定,北平实行保甲制,以户为单位,户立户长,10户为甲,甲设甲长,10甲为保,保设保长,承区公所管辖。至1948年,区域共有57保,其中外二区16保,外四区20保,外五区区境部分21保。1949年4月,根据北平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街乡政府的意见》,区境废除保甲制度,三个区(系指当时的九、十一和十二区)建立26个街政府。见《北京市宣武区志·建置》,84页。

[28].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粪便清运是由私人经营的,有固定的门院和路线,称为粪道。粪道以股计算,每股门户、产量不定,价值随地域、户数、行情而定。占有粪道的人同时也占有晒粪场。粪便和粪道可以买卖,有的自道自工,有的雇工淘粪、晒粪,有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占粪道、粪场,成为粪霸。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欲将粪道收归政府管理,遭到粪霸的强烈反对,袁良被迫辞职。粪业的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夕,可知新政权建立伊始就斗争粪霸,也是势在必行。又,关于袁良的离职,袁良系南京政府派遣,1933年追随黄郛北上担任北平市长,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北方军方势力有矛盾。1935年黄郛离开北平,袁良也于11月离职。袁良离职后粪夫们群起反对他制定的粪业改革措施。

[29].关于斗争粪霸,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44页,1951年11月3日记载:北京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局联合发布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粪霸。又据《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50页,其中第九区逮捕粪霸刘春江、孙绪岭,刘春江于12月5日被依法处决。可见黄宗汉这里所说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也有可能是他所处的第十一区没有粪霸被处决,因为刘春江是第九区的。

[30].据《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8页、574页,1949年8月,市政府颁布城区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将城区的粪便运往城外并在城外存晒。1949年8月,三个区共迁走大粪场15个,粪箱16个,填平粪坑128个(50页)。1951年在斗争粪霸的同时取消晒粪场,仅广安门外天宁寺、白菜湾一带就取消了272个,统一迁至广安门外岳各庄等指定地点。1957年成立130人的粪便清除专业队,对粪业实行统一管理,环境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31].下斜街,位于原宣武区西北部。北起上斜街,南至长椿街。呈东北向西南倾斜走向,故称斜街。因其北端有上斜街,故称其下斜街。此街北端西侧曾有山西会馆,街南东侧有畿辅先哲祠。

[32].乐培园,位于宣武区西北部。北起宣武医院南墙,南至广安门内大街,西到报国寺东夹道。清代称南北胳膊园。民国时期这里多有下等娼寮。《顺天时报丛谈》:“报国寺迤东曰南北胳膊园,多土妓下处,牛鬼蛇神,妖红怪紫,是为最下等之娼寮。”直至1949年之前,这里仍有妓院。1949年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了妓院,后在此兴建居民区,建起楼房。1965年后改为今名。

[33].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群众运动。顿涅茨矿区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在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纪录,超过定额十三倍。这一事迹,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

[34].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慈善家、平民教育家,曾任民国总理。1917年9月,河北、北京地区发生大水灾,水灾后有200余孩子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商借香山静宜园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慈幼院,把城内外贫苦的孩子一同招进来教育。1920年10月建成,定名为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从婴儿、幼儿、小学、中学、师范、职业到附属工厂,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教育体系。慈幼院设有总院及五校、六厂,还设有大学部。慈幼院不同于一般慈善机构,实行的是济贫与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推行的是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系。它教育学生要走向社会、自立社会、回报社会。1949年3月迁入城内,后改名为北京市立新中学。

[35].慈型铁工厂:1928年教育家熊希龄主办的香山慈幼院在原宣武区西北部荒地上(此地后称感化胡同)设立慈型铁工厂,学生参与半工半读。初期工厂生产制造简易车床,因成本高昂利润微薄转而生产一些机器配件、木螺丝、铁钉等。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接管。

[36].大华陶瓷厂,由陈荫棠在白广路附近投资兴办的大华窑业公司,1944年建成投产,主要生产中、低档大、小碗盘等日用陶瓷制品。1949年改称大华陶瓷厂。1954年春,大华陶瓷厂被批准公私合营。

[37].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 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时期推行攻打中心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共付出惨痛代价,被作为“立三路线”受到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立三在中共历史上多次挨批,其中20世纪30年代实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事广为人知,但20世纪50年代被作为“工团主义”而受批判一事,却很少被提起和关注,也较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重要历史被研究和评价。此事的大致经过是:1950年前后,在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曾主持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处理办法》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要求各级工会都要办工人之家,替工人说话,抓好工人的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工作。并亲自抓了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施玉海煤矿安全生产运动等典型。1950年,李立三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调查团到中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工人的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情况。2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会企业管理》的文章,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誉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1951年12月,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给李立三定了调子,说他是代表落后工人的“工会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犯了“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要在党内和全国工会系统中进行批判和纠正。此后,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1954年9月被免去了劳动部部长的职务,罢官还乡休假。黄宗汉在宣武区的工作,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又按,所谓工团主义,也称“工会主义”(英语Syndicalism),其含义相当混杂,是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于西欧一些国家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思潮。它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工会在资本主义改造为理想社会的事业中的作用。

[38].陈荫棠,近代著名实业家,辽宁人。1918年获官费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染织专业, 1923年毕业回国后,坚持实业救国。兴办的企业涉及银行、窑业、煤矿、纺织、染织、化工等行业,在经营中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又采用了外商办厂的管理经验,使企业蒸蒸日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1992年病逝。

[39].华兴染织厂,1930年成立,最初资本8000元,原址在汪大乙胡同,新中国成立后被定性为汉奸财产没收,建立了解放织布厂,用作妓女教育改造安置点。见《北京工业史料》,321页。

[40].镇反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简称“镇反”。这场历时两年多的运动,范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其目的是为了肃清社会上国民党残余、特工、土匪势力,从而巩固新生的政权,并稳定社会秩序。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41].北京封闭妓院实际上自1949年即已开始,当年11月21日,北京市政府执行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在12小时内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名,集中妓院老板和领家424名,没收了妓院的财产。该决议提到:“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见《当代北京大事记》,21页。这次行动结束后,妓女被分别安置在8个教养院里。

[42].《姐姐妹妹站起来》,文华影业公司1951年摄制,由陈西禾编导的一部电影。影片讲述新中国成立前被骗卖到妓院的大香受尽苦难的遭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封闭了妓院,妓女脱离苦海,获得新生。

[43].福兴面粉厂,位于广安门大街,创建于1937年,由孙英坡(孙孚凌父亲)独资经营。初创时仅有3部制粉机,2部石磨,主要磨玉米粉,到1948年扩展到8部制粉机,职工87人。由于当时北平的工业十分落后,福兴已算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面粉厂了。1953年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由孙孚凌任厂长。见《当代北京大事记》,75页。

[44].孙孚凌(1921— ),浙江省绍兴人。1938年至194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学习。孙孚凌1948年至1958年在北京福兴面粉厂任经理、厂长。1949年初着手筹备北京市工商联,北京市工商联于1951年成立;1952年又参与筹备全国工商联,1953年全国工商联成立。当年,孙孚凌和他的福兴面粉厂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孙孚凌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45].1952年1月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7月结束,与6月结束的“三反”在时间上基本是同时的。据第六区(即原来的第八、九两区)、第八区(即原来的第十一区也就是黄宗汉所在区)统计,在13862个工商户中,经核实定为一类户(守法户)的有1276户,二类户(基本守法户)10559户,三类户(半守法、半违法户)1708户,四类户(严重违法户)218户,五类户(完全违法户)101户,后两类共计319户,占参加运动1.38万户的2.3%。应退赔罚款总数为687亿元(旧币)。

[46].“三反”: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时间自1951年12月中旬到1952年6月。据核实定案后统计,北京市第六区、第八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1277人(第六区878人,第八区399人),贪污总额23亿元(旧币),受刑事处分37人、行政处分305人,免予处分935人。

[47].黄宗汉调到市委组织部是1963年。

[48].指黄宗江和阮若珊合著的、将二人各自写给对方的情书(主要是黄宗江写给阮若珊的)公开出版的集子,名为《老伴集》,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

[49].汇文,这里指的是北平私立汇文中学。据1927年编纂的《京师私立汇文中学校一览》记载:“本校肇建于前清同治十年(1871),时有美以美会初立教堂于北京崇文门内,因附设蒙学馆一所,学馆分上下两斋”,即后来的初级、高级两等小学。光绪十一年(1885年)增设中学及高等学校,命名为怀理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成立大学,更名为“汇文书院”。学科分设文、理、神、医、艺术等科。1904年,按学部定章更名为北京汇文大学堂,1912年改为汇文大学校。1918年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组建为“燕京大学”,迁到海淀燕园,原崇文门船板胡同校址转给汇文中学和汇文小学。1928年更校名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1952年9月,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1989年4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学校更改校名为“北京汇文中学”。

[50].河北高中,即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校址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前身为顺天高等学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1914年改名京兆公立第一中学。1928年改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1933年改河北省立北平中学。1940年改北京市立高级中学。1945年改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1949年改现名。1952年与河北北京师范学校初中部合并,迁至鼓楼东大街。1972年改为北京市144中学。1982年与地安门中学合并,迁回现址。

[51].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52].刘仁(1909—1973),四川酉阳人,土家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北平、天津、内蒙古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受到诬陷迫害,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

[53].1941年1月至1948年12月,城工部前后共转移了13处驻地。1946年5月泊镇解放,随即成立泊头市,1948年这里成为城工部机关所在地,历时近一年,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多年白区斗争经验的指挥员刘仁任部长,这也是城工部的最后一个驻地。

[54].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的入城式,是经过细致准备和周密安排的,而不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参见《刘仁传》202页:“刘仁是在1949年1月30日进入北平的……1月28日,他通过电台通知北平地下党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时组织群众欢迎,1月30日,刘仁入城后就在地下电台工作人员何钊的家中召集北平地下党各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检查了迎接解放军与和平接管的工作……这次热情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动人场面,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刘仁的领导下对群众进行前期宣传教育的结果,也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刘仁的部署下具体组织的结果。”

[55].李瀛提到的这个大会,即入城式的第二天(1949年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礼堂(李瀛说是北大三院,疑误)召开的地下党员会师大会。至此为止,北平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3376名,党的外围组织也已发展了5千多名盟员。正如李瀛在这里提到的,这次会师大会以前,地下党员之间不允许发生横向的关系,一些共产党员虽同在一个单位,参加同一个斗争,彼此相知,却彼此“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次相聚,先在会场外按单位整队集合,这才发觉原来彼此是同志,不禁欣喜若狂……参见《刘仁传》,203页。

[56].截至1949年7月31日,三个区共有党政群机关干部159人,其中老区调来59人,市内调配94人,留用旧政权职员38人。见《北京市宣武区志》,143页。

[57].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宣武区区境由市委转来的地下党员共172人,其中第九区53人,第十一区57人,第十二区62人。见《北京市宣武区志》,143页。

[58].平委,即中共地下党的平民工作委员会。

[59].关于宣武区在1949年前后的党员情况,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载,1949年北平解放初期,宣武区区境由市委转来地下党支部三个,为慈型机器厂党支部、慈成工厂党支部和万春永面粉厂党支部。李瀛先生记得的只有慈型。1949年6月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124页)。此后,依据“公开地、谨慎地、个别地发展党的组织”的精神,开始重点在工厂、机关中发展党员(137页)。

[60].冯文彬(1911—1997),诸暨湄池湖西村人。1925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调回延安后,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后长期主持党的青年工作。1949年4月,在北平主持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著名的青年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等职。

[61].1952年9月1日,经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北京市政府决定扩大区的管界,将城郊各区区界重新划分,并自本日起实行。新区划内城为东单、西单、东四、西四4区,外城为前门、崇文、宣武3区。这里指的便是这次调整。见《当代北京大事记》,52页。

[62].江西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大街,是一个比较大的会馆,原有四合楼、戏台等。民国年间蔡锷、陈师曾等人的追悼会即在这里举行。

[63].“四联”是理发店名,1956年由上海迁京的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户理发店联合开业,店名为“四联理发店”,但该店始终不在宣武区,最早的一家店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

[64].这里指的是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月21日,上海和重庆也同时举行了欢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65].宋汝棼,1922年生于山东烟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十区、七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局长,中共北京市委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66].12级干部,这里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的划分问题,有必要作简单说明: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按当时规定,行政级别共分23级。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其对应的职务分别如下:23级正排准连,22级副连,21级正连;20级准营,19级副营,18级正营;17级准团,16级副团,15级正团;14级准师,13级副师,12级正师;11级准军,10级副军,9级正军;8级准兵团,7级副兵团,6级正兵团;5级准野战军,4级副野战军,3级正野战军;1、2级是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设立的。级别与工资挂钩,1级工资700余元,3级工资400余元,10级工资200余元,17级工资97元,等等。军队干部比地方同级别干部的工资高拿一级。当时注重的是级别而非职务,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往往存在不小差别,工作调动,级随人走。职务只决定权责和任务,级别才决定地位和报酬,干部级别在当时生活中被经常运用,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不只指县团职以上干部,而是17级以上干部都要去听。除了制定干部级别外,还制定了技术级别和工人级别。

[67].在这里,我们将访谈者只是面对单独一个受访者的情况称为“访谈”,而访谈者与两人以上的被访者交谈,称为“座谈”。在口述作业中,访谈和座谈各有利弊,效果往往不同。

[68].鱼藻池:金中都宫城中的一处宫苑。其确切的位置在今广安门南,白纸坊西。1153年金王朝决定迁都燕京,名为中都。以原辽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在宫城内西南隅凿鱼藻池,建鱼藻殿,作为宫城内苑。1958年3月至5月,宣武区组织人力疏浚广安门外金中都太液池遗址,命名为“青年湖”。并曾在这里开辟体育运动场所。近年来北部湖面全部填平,南岸内缩,圆岛只略凸出北岸,上面正在兴建新式别墅,所剩湖面大约不足原状的五分之一了。又,本书作者定宜庄、杨原于2012年4月前往此地勘察,附近老人指点说,建别墅的投资商已将资金席卷出走,如今的工地几成废墟。见图。

[69]. 关于大办钢铁:1958年8月17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钢铁增产计划,决定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的高指标,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努力,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北京市对此积极执行,把1958年全市钢产量的指标定在15至16万吨,而北京市1957年的钢产量仅为2.8万吨。8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土法炼铁现场会,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抓钢铁工业”的号召。9月17日,陈云到北京特殊钢厂工地视察。29日该厂正式投产。10月26日,首都70多万人利用星期日参加“土法炼钢”。11月25至30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工业会议,初步总结了北京市工业战线“以钢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所谓“土法炼钢”,包括将做饭的铁锅拿来“炒钢”,甚至石景山钢铁厂也在高炉炉台上建起小炉子,把铁水倒到炉子里“炒钢”。这样的“钢”根本不能用。

[70]. 坩埚,即用耐火材料做成的器皿或熔化罐。

[71]. 1958年10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干部会,专门讨论小炉土法炼钢,会后,东城、西城、宣武、崇文等区专门成立钢铁办公室,布置小炉炼钢事宜。黄宗汉担任的,就是宣武区的钢铁办公室主任。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31页。

[72].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其他部门必须“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于是,“钢帅升帐”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口号,也是对全国人民唯一重要的事情。戏曲里,带兵打仗的将军,背后插几面旗子,在舞台上吆喝一声、转悠一圈,便似有了百万大军,可以生杀予夺。“钢帅升帐”,借用戏曲俗词,强调的是气派。

[73].北京第二机床厂是由原北京机器总厂改组而来。1953年7月1日,北京机器总厂改组为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北京第二机床厂,第一机床厂开始批量生产万能铣床,第二机床厂位于广安门外,开始生产牛头刨床。见《当代北京大事记》,61页。

[74]. 宣武区的广外特殊钢厂建于1959年,不久并入北京特钢厂。

[75]. 郑天翔(1914—2013),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曾用名郑庭祥。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1935年转到北平清华大学学习后,参加了当时北平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1952年起,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6].1958年3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醒目大字标题:“北京钢厂下月出钢——全部建成后年产二十万吨”,文称:“市暖气材料厂将在年内扩建成为北京第一座生产钢锭、钢材的企业——北京钢厂。预计部分炼钢炉四月份就可以开始出钢;全部设备年内投入生产”,“北京钢厂的建筑面积,共有一万八千多平方公尺”。同年4月3日又于头版大字报道“北京钢厂昨天出钢”:“北京钢厂新建铸钢车间,昨天已经出钢。从开始动手制造炼钢设备到出钢,一共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又据《刘仁传》,北京暖气材料厂早在1958年前就搞过电炉炼钢。刘仁专门请教过冶金研究院的专家,了解炼钢技术发展趋势,专家提出转炉炼钢产量大、设备容易解决,刘仁就决定让市第三工业局在全系统组织大协作,开展建造一吨半转炉的大会战,结果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1958年3月,北京暖气材料厂正式改为北京钢厂, 9月转产炼钢(393页)。再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8年4月2日,北京市第一座生产钢锭、钢材的北京钢厂在广安门外建成投产,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120页)。所记建筑面积,《当代北京大事记》谓1.8万平方米,而当时报纸报道的则为1.8万平方尺,《当代北京大事记》很可能有误。

[77].四乙基铅(tetraethyllead)为略带水果香甜味的无色透明油状液体,约含铅64%。常温下极易挥发,即使0℃时也可产生大量蒸气,其比重较空气稍大。遇光可分解产生三乙基铅。有高度脂溶性,不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

[78].摩电灯,过去用在自行车上的照明器具。由摩电机和车灯组成。将摩电机固定在自行车前叉上的安装定位支架,车灯可旋转地安装在凸起上,从而可调节车灯照射距离的远近,并将灯、机连为一体。

[79].亨得利钟表店,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设于宁波东门街,名二妙春钟表店,该店于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在杭州、南京两地开设了分号,并派人常驻上海组织货源。民国四年(1915年)在上海五马路开店,取名亨得利。民国十七年迁至南京路广西路口,挂出“亨得利钟表总行”的招牌。1956年公私合营。旗下的连锁店遍及全国。北京手表厂始建于1958年6月19日。据《刘仁传》,刘仁非常关心在北京发展精密机械工业,当时最先筹划兴建的就是北京手表厂,如果打起仗来,这个厂可以转产军工所需的精密仪表。建手表厂所需的精密机床,由于当时美国等国对我国实行封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根本无法进口,还是找廖承志从瑞士搞来的,这在全国也是独一份(370页)。

[80].梅尚程荀,指的是京剧四大名旦,分别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四人中有三人的寓所位于宣武区。其中梅兰芳寓所位于铁树斜街(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尚小云寓所位于宣武门外椿树下二条;荀慧生寓所位于宣武门外山西街。唯程砚秋寓所在西城区西四牌楼北报子胡同。按,当年的京剧名伶大都在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胡同内居住。

[81].1960年4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当前进一步组织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向中央作报告。报告说,组织城市人民公社,是把城市居民全面组织起来的最好形式,是改造旧城市的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也是加速工业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措施。今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大体上可按照街道办事处的范围(一般有居民5到8万人)进行,预计全市将建立50多个人民公社,将来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整。4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工作问题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现在北京市的城区街道人民公社已经正式成立了25个。城区街道公社集中生产的工厂800多个,约10万多人;集中生产的小组1900多个,约3万多人;分散生产的小组2200多个,约5万多人;另有临时工等2万多人;还有5万人是服务业工作人员。5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北京市委的这个报告。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52页。

[82].本书中多次提到的安徽会馆,位于后孙公园胡同25号,是京师最著名的会馆之一。由合肥李鸿章兄弟于同治七年至十年(1868—1871)建造。此处原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的别墅“孙公园”的一部分,孙承泽之后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这里居住过。晚清时期孙公园范围内大部分改建为会馆,安徽会馆即其中之一。该会馆当年是联络淮军集团的重要活动场所。会馆分中、东、西三路庭院,每路皆为四进。最北部为一座大型园林。主体建筑为文聚堂和戏楼,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

[83].椿树人民公社,是宣武区最早试办的一个城市人民公社,1958年9月上旬,根据市委指示,宣武区委决定在椿树街道办事处进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是年12月,椿树人民公社正式成立。1960年4月,大栅栏、广安门内、广安门外、牛街、陶然亭、天桥、白纸坊7个街道也随之成立了这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区委亦调配了26名干部来充实公社的领导班子。1962年2月,城市人民公社与街道办事处分离,政社分开。1968年3月,各街道成立革命委员会,城市人民公社与街道办事处同时被撤销。

[84].《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是北京最早的民办报纸。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8月由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出资,在南海会馆(今米市胡同43号)创办。报纸为双日刊,每期10页,内容有上谕、外电、各报选录、译报、评论等,翌年一月停刊。

[85].后孙公园小学建于1951年,地址在原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3号。

[86].北京市宣武区的两个莆阳会馆,一个在贾家胡同31号,为清光绪年间由江春霖等人募捐修置。另有一个莆阳会馆,在距贾家胡同不远的福州馆街高家寨,为明朝时修建。林则徐在京居住的时间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居住的会馆肯定是后者即高家寨,而北京市定为林则徐故居的却是贾家胡同。

[87].七千人大会系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工作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据官方报道,在该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及其原因。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要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作了自我批评,并建议“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此外,邓小平和周恩来也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分别阐述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大会的召开对于克服不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纠正治理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88].蔡平(1911—1965),陕西省平利县人。1936年考入北京中山大学读书,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创建晋察冀抗日游击根据地,组织和带领抗日武装,多次粉碎日军扫荡,屡建奇功。1958年任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区委书记处书记兼区长,1965年11月8日病逝。

[89].当时党内普遍学习的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另外,1954年《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还特地编了《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参考文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宗汉提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文件。

[90].蒋学模(1918—2008),浙江省慈溪人,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原名誉会长。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蒋学模一共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余部。其中包括连续再版十多次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他还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版初译者。

[91].宣武钢铁厂(简称宣武钢厂、宣钢),位于广安门外湾子村,落成要稍后于北京钢厂。《北京日报》1958年9月16日头版报道,标题为:“宣武区委调动千军万马支援钢铁前线,广大群众协力建设‘宣钢’,十几个工厂以停车让路精神为钢帅赶制设备,两千多个家庭妇女带着头上工地义务劳动”。文中称:“为了保证用最快的速度建设起这个钢铁厂,区委先后召开了三次协作会议,动员了宣武机修厂、宣武修造厂、市金属加工厂、市管件厂、第二机床厂、北京钢厂、广安铸造厂、宣武棉织联社、宣武木制模型厂、第三和第八铁业社以及第三水暖社等十几个单位,为这个厂赶制设备,支援技术力量。在这场争夺钢铁的白刃战中,各单位都表现了同心协力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从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一日,全区二百二十三个单位,组织了两万多人次到工地义务劳动,两千多家庭妇女也带着小头,到工地砸石子,砸矿石……”同日同版另一条报道的题目为“两月前烂苇塘一片,看现在小高炉成群,宣武钢厂白手起家,建设者们把盖办公室的砖先让给高炉用,在土房里办公,席棚里睡觉,猪棚里吃饭,一切为了出钢铁”。据《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该厂建成于1958年6月至9月,职工将近两千人,当年有两座13立方米高炉投产,可知确是以炼铁为主(57页)。1961年该厂关闭。

[92].带钢又称钢带,是各类轧钢企业为了适应不同工业部门工业化生产各类金属或机械产品的需要而生产的一种窄而长的钢板。广泛用于生产焊接钢管,作冷弯型钢的坯料,制造自行车车架、轮圈、卡箍、垫圈、弹簧片、锯条、五金制品和刀片等。

[93].人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府单位人民工作委员会的简称。

[94].廖女士这里谈得比较简略。宣武区的街道办事处,早在1954年就建立了,当年建街道办事处21个。1955年减为18个,1956年又减为16个。1958年6月前门区撤销,其西半部7个街道办事处并入宣武区。1958年9月宣武区将23个街道办事处调整,合并为8个,是年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三人,下设办公室等机构。廖女士所述当系指此。又按,8个街道办事处的设置,迄至20世纪90年代仍未变动,即大栅栏街道、天桥街道、椿树街道、陶然亭街道、牛街街道、白纸坊街道、广安门内街道、广安门外街道。

[95].这里可参见前文引用的《北京日报》1958年9月16日报道“宣武钢厂白手起家”,那种“在土房里办公,席棚里睡觉,猪棚里吃饭”的情景,与廖女士这里的形容是一致的。

[96].双合盛啤酒厂始建于1915年,原名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汽水厂,1958年易为现名。主要产品为五星牌系列啤酒。其产品20世纪20年代就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1959年被指定为国宴用酒,1963年获银质奖,1988年被食品工业协会及新闻单位评为优秀食品老字号。

[97].关停并转:企业“关闭、停办、合并、转产”的简称。“大跃进”之后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实行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要求对那些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以及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短期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闭,或者关闭一部分。经过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38%,基本上改变了工业生产战线过长的状况。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对保留下来的企业进行了整顿。同时,从1961年起进行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精简下来后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到1961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城镇人口2600万。

[98].八字方针:从1958年开始,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99].项子明(1921—1990),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此名,安徽桐城人。其父亲汪心濂曾任职北洋财政部,住北京兵部洼半壁街。项子明1936年参加抗日队伍,曾任华北抗大学生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为城工部大学工作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办公厅主任、北京市委秘书长,1981年11月任北大党委副书记,1983年3月任北大代理党委书记。

[100].《刘仁传》称:“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从1967年4月23日至10月27日半年期间,仅经谢富治批准批斗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就有107场,其中批斗彭真53次,批斗刘仁46次。”刘仁于1968年1月9日晚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近6年,1973年10月26日被摧残迫害致死。1979年被平反(530、572页)。

[101].湖广会馆,位于骡马市大街和虎坊路街角,门牌为虎坊路3号、5号。清乾隆时为张惟寅、王杰、刘权之等官员府第,嘉庆十二年(1807年)捐为会馆;道光十年(1830年)改修,增建戏楼,扩建文昌阁;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重修,增添花园;光绪十八至二十二年(1892—1896年)再次大修,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格局。1993—1996年又大修,辟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戏楼恢复演出功能,西部改建为饭庄。参见《宣南鸿雪图志》,134页。

[102].这里提到的搞“五反”,指的是1963年至1966年,毛泽东提出的一项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五反”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反映在农村工作上,便是“四清”:即清公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就是“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

[103].1961年10月,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指示的若干措施》,提出:“北京工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精兵主义和精品主义。”以后概括为“高精尖,质量第一”,即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把提高技术水平、发展新技术、高技术产品作为重要任务,在提高质量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争取工业高速稳定的发展。这是北京工业在发展方针、发展方向的一个战略性转变。参见《刘仁传》,415页。黄宗汉这里讲述的工作内容,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

[104].黑帮,原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犯罪团伙,引申指政治上的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文革”中指称的黑帮却另有含义,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第一次将“黑帮”的概念引用到领导干部和群众身上,成为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的通称。乃至实在找不到整人罪名就给戴上“黑帮”帽子,形成了普遍的恐怖。

[105].郑天翔当时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106].《刘仁传》也提到此事,恰可与黄宗汉口述印证:“北京市原来的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匮乏。由于北京不是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解放后头10年,国家分配给北京市的技术干部数量很有限……刘仁对这个问题早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全国反右派斗争后,他就主动把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在这次政治运动中刷下来的一批技术干部接收下来,分到工矿企业劳动锻炼。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参见《刘仁传》,376页。

[107].番字牌村位于密云县冯家峪镇西北部,白马关外,白马关河上游,辖番字牌村、关南村、关北村、大平台村四个自然村。番字牌村村北有市级保护文物番字石刻,1987年经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们鉴定:石壁上的番字系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字。其中,有梵文(古尼泊尔文)、蒙文和藏文,文字的内容是佛教的“六字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