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宣武区的政权初建（1949—1969）

地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颐养区527室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时间:对黄宗汉的访谈主要集中在2008年的5月至8月,共13次,约20个小时。具体时间如下:

第一次:2008年5月22日 上午

第二次:2008年5月23日 上午

第三次:2008年6月3日 下午

第四次:2008年6月4日 下午

第五次:2008年6月21日 下午

第六次:2008年6月25日 下午

第七次:2008年7月10日 下午

第八次:2008年7月12日 上午

第九次:2008年7月14日 上午

第十次:2008年7月18日 上午

第十一次:2008年7月25日 上午

第十二次:2008年7月31日 上午

第十三次:2008年8月18日 上午

为使本书的讲述更清晰流畅、更像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将这20个小时的口述按照时间和事件的发展顺序进行了排比整理,所以对于哪段叙述是在哪天、哪次访谈时做的,已经无法准确分清,文中也不再一一标明。

[访谈者按]这部口述是以黄宗汉在宣武区的经历为主的,所以对于他进入宣武区之前的童年、少年往事,只能约略言之,以作为本书叙述的开始。

黄宗汉为浙江瑞安人,他的祖上曾出过五位学问大家,道德文章为世人钦敬,人称“五黄先生”,他们是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三兄弟,及黄体芳之子黄绍箕、黄体立之子黄绍第。这五人中,黄体芳和他的儿子黄绍箕、侄儿黄绍第均属翰林出身的“清流”。黄家兄妹常称他们出身于“书香世家”,喜谈他们家族与清代“清流派”的关系,媒体更是动辄以“三代翰林”来点染黄家的出身名门,来源均出于此。

黄宗汉的父亲黄述西,字曾铭,是黄体立之子。黄体立不是翰林,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曾任江南乡试福建乡试正考官。辛亥革命后隐退故里。至于黄曾铭,系清末留日的“洋翰林”,归国后任北京电话局工程师。他的第一个妻子出身于瑞安孙家,即被称为“末代大儒”的孙诒让[1]家族,生有瑞华、燕玉两女。其妻去世以后,黄曾铭再娶妻陈聪,永嘉人,生四子,即宗江、宗淮、宗洛与宗汉,一女,宗英。

黄宗汉1931年出生于北京,三岁丧父,母亲携子女先到天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率宗淮、宗洛和宗汉三人返回浙江瑞安祖居,靠十五亩地租与黄宗淮在中学教书的工资维生。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回北京。我们为黄宗汉做的口述,就从这里开始。

一、“北平和平解放”之前

1.参加话剧《大团圆》演出

黄宗汉(以下简称黄):(抗战结束以后)我们家人好像就一个一个那么(从瑞安老家)出来了。我最先出来,那会儿交通不太通畅,津浦铁路还不通,我乘轮船先到天津,然后再乘车到的北京。这时宗英已经在北京了。我到北京就投奔宗英,宗英这时候已经结婚了。我就住在他们家。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您回北京的时候,您俩哥哥和您母亲呢?

黄:他们陆续地也回到北京,黄宗洛、黄宗淮都住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接着念书了,我母亲是最后出来的。宗江先进了燕京(大学),拿了奖学金,还结了婚。开始跟宗英过,后来自己又单过,就在现在复兴门外租了洋人的一个小别墅,得了结核病在那儿养病……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有关系。那时候啊孙道临[2]他们都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由进步学生发起的剧社,就叫南北剧社[3]。你们如果研究我们黄家的家族史,读一读解放前夕宗江写的《大团圆》剧本[4],是以我们家族的兴衰当作一个典型,里面的人物,基本上就把我们家庭生活整个儿搬到舞台上了,里面我妈妈和我们的老保姆写得最真实。我们的老保姆是三河县的老妈子,寡妇。我们都叫她额妈,就是把我们几个都带大的,一直(到)我们把她养老送终。然后四兄弟里边,老四是最激进的,就像是我,但是我可能比他写的那个更激进一些。就是在这么一个家庭背景下,我参加了革命了,最后去(了)解放区。演大哥的是于是之[5],二哥是唐远之[6],后来当了电影学院教授,演三哥的是孙道临,我演的是这四弟,在舞台上这些人重现我们家庭的历史,那基本上是一部家史。这出戏当时影响挺大的。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混不下去了,结局不是大团圆,而是它的反面,各奔东西了。那会儿宗江大概也没看什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就是客观上反映了那个阶层的状况,那个家。

定:演出了吗?

黄:演出啦,轰动极了。当时在灯市口建国东堂,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年是北京最著名的话剧演出场所。是谁的演出场所呢?是国民党的演剧二队。

定:是北京人艺[7]的前身吗?

黄:就是前身。整个就是国民党花钱养着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它的一个演剧队,这挺有意思的啊。等于是演剧二队再加上南北剧社,这两个剧社合在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

[访谈者按]在2008年定宜庄为黄宗汉的访谈中,对于由黄宗江编剧的这场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大团圆》只是一语带过,所以在几年之后,杨原就相关问题再访黄宗汉,便有了如下的这场谈话,可视为对2008年访谈的一个补充。

时间:2012年3月7日

地点:北京第一福利院

访谈者:杨原

杨原(以下简称杨):定老师在网上查您们演的《大团圆》那话剧,可是只查到那个电影。

黄:话剧没有舞台照,那年头照个相挺难的。就在那个建国东堂那儿(演的),就在灯市口,现在的人艺。原来叫建国东堂。南北剧社是大学里,大学生们组织的一个进步演出团体,还有一个演剧二队,就是蓝天野他们这些人都是,合在一起,在那儿演出的。那是正儿八百儿的商业性演出啊,卖票的。

杨:演了几场啊?

黄:演多了,那是非常轰动,解放前,那是最轰动的一场演出。

杨:那回我们采访李瀛[8]同志的时候,他说他也去看了。

黄:那会儿的进步学生都要看那个戏,一看这个啊,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了,这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已经面临破产,大家就各找出路吧,大团圆是大散伙,你明白吧?我演的老四,我和黄宗英,我们就离开家了,我们就看着我们家门楼上这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久久沉思,就奔向光明了(大笑)。不能公开说我们上解放区去了(笑),但是这个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了。但是啊,国民党想禁也禁不了,因为国民党的演剧二队也在那儿演呢。

杨:那你们这个演出的过程呢?包括后台啊什么的。

黄:哎哟,那会儿那太简单了,就是个现实主义作品么,都是那个时代的服装,舞台条件也很简陋。自己溜达着就到剧场了,连自行车还没有呢,早早儿走,溜达到剧场,一化装就上演吧,白天该念书念书,该工作工作。演完戏就快过节了,于是之家里还没什么正经吃的,宗英给买了块五花儿肉,买了说回家炖白菜去。你不能按现在演出的……

杨:那挣钱吗?

黄:够维持。另外国民党演剧二队是官办的演剧队,国民党给它发经费呢,有些开销就在演剧二队那儿解决了,这些人也不要钱,他有工资啊,有饭吃,不需要给他什么钱。进步学生呢,也无所谓,他是为了革命,那会儿已经讲革命了,也不是为了拿它挣钱。大伙儿往一块儿凑凑,就跑这儿演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卖票卖得还挺好,天天满座儿。

杨:那后来怎么拍成电影了?

黄:后来,这不轰动了嘛,轰动了以后啊,金山[9]说干脆拍成电影吧,这就拿到上海去拍去了,拍的那会儿我是中学生,我还得上课呢,我没去,电影儿我没参加拍。舞台演出,那会儿正好放假,放寒假,我是场场都盯着。他们有的是大学生,大学生就比我自由,因为那会儿正好学生都抱着一个强烈的革命情绪。

后来解放了,成立人艺了,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我们这一家子,故事大致如此,你要写我们家史,你看那个(剧)差不多。

2.在潞河中学入党

我到北京最初上六中,六中管制挺严的,我觉得挺不自由,反正我不想在六中上。当时有个同学讲,要不你去上那个潞河[10],那地方可好,而且那地方自由,教会学校,不像国立中学,整天训育主任老盯着你,这个那个的。那时候我还想参加点这个那个的进步活动,六中没有,南开有,潞河也有,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去潞河看了看。没去过潞河吧?

定:去过,特漂亮。

黄:那比当年差远了,我们当年在的时候,里面没这么乱七八糟的,后来的建筑都跟原来的很不协调。潞河的前身就是燕京的前身,叫协和大学,都是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后来燕京把协和大学合到一块儿了,把协和大学的校址来办中学,那当然就……

定:怪不得那么像后来的燕京大学。

黄:对对,像协和湖什么的,就是个大花园。特别是老师宿舍,一栋一栋的小白楼,没看到吧?旁边是富育女中[11],那一大片连成一片,紧挨着的,后来都没了。

潞河中学今景(定宜庄摄)

这潞河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我说行,一考考了个第二,考个第二呢当了班长。潞河是美国公理会[12]办的,每年要派一位英语教员在那儿轮值,我的英语老师一句中国话也不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她就特别喜欢我。

定:是不是您英语特别好?

黄:也不见得特别好。可她是牧师啊,她得传教。她订了一条,谁下课以后到她小白楼里去给她背一段英文《圣经》,就奖一颗冰激凌,我就为冰激凌我也得背啊,所以我就经常去背一段英文圣经,吃冰激凌。后来我就跟那老师关系特别好了,这老师非要把我带到美国去,到美国读书去。

这时候啊,我已经不只是班长了。我不是想活动么?我就组织读书会,成了潞河中学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会儿潞河没有学生自治会,不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校长提出来“党派退出学校”,国民党、共产党你们都别在这儿活动。但可以成立团契,就是基督教团契[13],教会学校里都有这玩意儿,学生想组织什么活动都得纳入团契里边。后来我就成了团契的头儿了。

我客观地讲讲那时候的思想发展脉络:自从美国大兵强奸了沈崇[14]以后,在中学里的影响也很大,从那时起咱们地下党就以这事为导火线,提出这么个口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就叫“反美扶日”。本来我对美国人印象还不错,美国帮助咱们抗战嘛,可你怎么扶植起日本来了?真是这样,有这事,美国人当时对日本是扶植政策,日本战后的复兴既有日本自身的努力,跟美国人的扶植也是分不开的。那会儿的宣传就是这个,美国从军事上怎么扶植日本,搞防卫队,经济上又怎么扶植它,成为控制亚洲的桥头堡吧,这在我们学生当中影响挺大。

我当时不是恨日本人么,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就得反对它,反对它得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出发吧,我们怎么反美呢?我们校长原来是中国人,换了美国人,中国学校让美国人当校长?废了他!就轰开了,轰美国校长,是我领的头,真把这美国校长给轰跑了。再一个是我们每礼拜有一次布道,牧师们在传教,传教就讲圣经,耶稣说谁打你左脸你把右脸让他打。我说:这宣传什么这是?这不是宣传逆来顺受么。正好我轰美国校长轰到兴头上呢,瞧着这牧师也不顺眼了。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张牧师,你要说别人打你左脸你就应该把右脸给他,那你过来我先打你一巴掌,这样我们整个礼堂里就哄起来了,把牧师给轰下台了,当时就是怎么弄得热闹怎么好啊,就是想把学校弄乱了校长滚蛋吧。

定:那时候的学生真能闹。

黄:能闹!闹到最后美国人也没办法,走了,走了,中国校长来了,陈昌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15]

定:中央委员就做一个中学校长?

黄:这也说明他们对这学校挺重视。他就要追究这事儿,就开除了一大批学生,当然其中也有我。他们的口号不是“党派退出学校”么,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你们要闹事,爱上哪儿闹上哪儿闹去。这一手挺厉害,所以你要提出来说反对校长开除学生这不好办,因为他把所谓进步学生,还有在学校里活动的军统啊中统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什么的,一块儿都给开了(笑)。这是学生运动一个小插曲儿吧,后来有人把当年的报纸给我找着了,其中有开除名单,开除了七八十人呢,连我那数学老师也一块儿给开除了。他是我们学校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我们地下党有城工部、[16]敌工部[17]好几条线呢,把他这一开除啊,连老师带学生,所谓的进步学生都给铲没了,这共产党在潞河中学让人给断了根了。

就是这个老师把我发展入党的。我那时候特积极,领头轰美国校长,我也看了好多书,什么《共产党宣言》啊,《新民主主义论》啊,《论联合政府》啊,看懂没看懂吧,反正都看了,我也自认为挺进步的。共产党让我入党,我当然愿意加入了。既然把我开除了,我夹着铺盖走人吧。可我们这老师说别,说吸收你入了党,你就还得想办法回去!我说我怎么回去啊?他说想办法啊!想办法?这办法太难了。我当然不能说我已经入党了,我怎么回去啊,得有人替我说合说合对吧?

后来我妈不知道怎么就想出个主意来。我一个外甥女婿是杜聿明[18]的贴身副官,我妈说:我跟他说说,让他跟你们校长说说情。我妈就把我那个外甥女婿找过来了。

定:您的外甥女婿?

黄:比我小一辈呢,我堂兄的女儿的丈夫。我堂兄岁数挺大的。我妈为什么讲话那么有底气啊?我爸爸当电话局工程师那会儿收入挺高的,当年我的堂兄弟们都受过我爸爸的接济,而且不是一般的接济,有供上大学的,有给找工作的。像我这个堂兄,我妈一叫他就来了,(我妈)说你去那儿跟他们说说去,不就是在学校里头调皮捣蛋,以后好好管管不就完了么。他就去找校长去了,校长一看这杜聿明的贴身副官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说的,一说校长就答应了,回来就回来吧。

定:别人都走了,您倒回来了。

黄:跟我联系的那些人,后来都被我这老师给安排到解放区了。唯独我这头儿,他不让我走。他告诉我,现在的形势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你回学校就老老实实念书,什么活动都不要参加了。可是这时候,我那位美国老师要回国了,她非要把我带到美国去,把她家里的照片,她的黑人女仆都介绍给我,说你去吧,你就在那儿上大学,我全管了。我这奉命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呢,我去美国算怎么回事儿!我说不行。哎哟,这老太太真有点死乞白赖了,非要把我带走。她又去找我妈,我妈说,孩子的事儿由他们自己做主,他愿意跟你走就跟你走,他不愿意跟你走我也不会去说服他。

定:挺开明的。

黄:我妈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里边思想比较开明的。我为什么说这段啊,因为跟“文革”时把我当特嫌审查有关,都知道我是那老太太的宠儿,老去她那儿吃冰激凌,还要把我带到美国去。

定:都知道?

黄:都知道。

定:您入党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吧?

黄:不到!那会儿党章有规定,有特殊需要不到年龄的也可以吸收入党,但是得等到十八岁转正。我1948年7月17日入的党,到1949年1月17日转正。1949年2月北京解放,解放前夕我转正的。小党员(笑)。反右以后我挨整,就是地下党的大哥大姐们,把我看作小弟弟,千方百计保护我,要不然我也是右派了。

定:潞河中学党员多么?

黄:当年挺多的,学生里也有,有的后来毕业了,毕业了也就不开除了,走了就算了。到我再回去的时候扫得差不多干净了,我就等于是地下党留下的根儿啊。后来又发展了些民联,是党的外围,全名是民主青年联盟,就等于青年团,后来这帮人就都转(成)团(员)了。我这算党员,别的系统也还有党员。最后甭管哪个系统的,都归我领导了,有二三十人吧。

二、我在宣武区宣传部的日子(1949—1957)

[访谈者按]:本书从这里进入正题。黄宗汉1946年到北京通县的潞河中学就读,1948年不满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转正,这正是解放军入北京城(2月)前夕。下面的讲述,就从解放军入城后,他被分配到宣武区工作开始。

1.初进宣武区

黄:我还没毕业,(北京)就解放了。

那会儿地下学委[19]在中学有个三人小组。他们三个人,一个叫王大明,后来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商量事就在我们家里头,因为我姐姐他们上班以后家里是空的,大四合院里头挺背的,我是给他们望风的。他们开完会以后,就给我布置这么个任务,什么任务啊?就说如果解放军打进城来,就给你们发枪,你领着这20来人去接收德国饭店,就是同仁医院对过那儿的德国饭店。[20]还给了我几十块大洋作经费,让我弄点红布做标志,过把瘾啦(大笑)。当然没有成为事实啊,后来和平谈判比较顺利,就没这事儿了。发了枪也瞎掰呢,发了枪我也不会打,那帮人谁会打枪?

定:那几十块大洋呢?

黄:就还给他们了。

到了解放,几号我记不清了,就通知我分配工作。彭真同志把地下党员全都召集到一块儿,在国会街礼堂[21],开会,讲形势讲任务怎么怎么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参加工作,接管这个城市,明天大家都到日本大使馆报到去,分配工作。一人一张表,就登记,登记完了以后一分堆儿,就点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些同志跟着贺翼张同志到外四区去”,“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我也不知道这“外四区”在哪儿。

定:就走啦?

黄:工作啦!外四区就是现在的宣武区。我从那儿起就跟宣南文化干上了。[22]

定:您也没想想以后干什么,考大学什么的吗?

黄:你想想看这是战争环境,哪儿想那么多啊。就想着完成接管任务啊,接管哪儿也不知道。谁把我们领走的?贺翼张,是个老红军,挺好的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现在去世了。[23]

贺翼张是区委书记,带着一个警卫员,(也是)一个马夫[24],是他的跟班的。设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就一个秘书,叫雷公,后来不知道有什么历史问题就调到文化馆去了。区委下属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叫金雅如,回民,这地方紧挨着牛街[25],是回族聚居区,所以有意识地培养回族干部么,他后来就当区长了。底下还有两个干事,一男一女。我这学生干部就调到宣传部,宣传部就我这么一位,“干事黄宗汉”。我是宣武区自有宣传部的元老,第一人。然后还有个妇委,叫妇女委员会,两位。还有青委。然后有俩通讯员。这就是最早的区委,加在一块儿大概也就20人吧。

那会儿呢,一开始按照国民党的区划,有外一区外二区,我们去的那儿是外四区,最初是中共外四区工委。后来外四区和外五区的一部分合起来,这叫十一区,十一区后来又调整来调整去,又叫八区了,这外四区、十一区、八区时间都比较短暂,这八区没多少日子又变成宣武、崇文,这就比较稳定了。[26]机构就越来越大了,人员也就越来越多了。过去我们就那么几个人。简单得很。

我们区委书记啊,是骑着大洋马进城的,那个大洋马是贺龙送给他的,他是贺龙老乡,也是部下。进城以后呢,除了他以外没人骑这大洋马,怎么办呢?就用它搞机关生产吧,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就让他的警卫员,也就是他的马夫,把这马套上车,拉了一车煤,到乡下卖煤去了,把煤卖完了以后再从乡下买些百货拉进城来。这马夫也没见识,就买了一大堆女人穿的藕荷色儿的袜子,哎哟,到北京也没人买这玩意儿哈,就发给我们,可是这玩意儿让我们怎么穿呢?那会儿管这叫城乡交流,就交流出这堆玩意儿来。

生意做赔了,贺翼张一生气就卖马,马卖了,他这马夫就没事干了,机关好孬也有20多人吧,得有食堂啊,就说别喂马了喂人吧,管食堂。他就把剩下的那些马料,捂了的高粱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都磨成面给我们吃了(大笑)。要多难吃有多难吃,大伙儿意见大了。干了一年说不行,又调来一位食堂管理员,然后把这马夫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文化去了。

定:咱们从宣武区讲起吧。

黄:从宣武区讲起。我参加工作以后呢,我挺积极的。不光我,那会儿啊,在革命高潮之下,谁都积极。我到了宣武区,一开始是粉碎反动的基层政权,取缔保甲制[27],建立街政府,把从根据地召来的一批干部,基本上是工农干部啊,个别的也有知识分子,还有我们这些城里头的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编在一起,组成工作组,就是外四区街道工作组,基本上就是现在街道办事处的轮廓。

定:原来的保甲制是什么样的?

黄:有点近似现在的居委会,主要是为了巩固社会治安的,就是把老百姓都编到保甲里边了,然后如果谁这地方出了共产党,要保甲连坐什么等等这些,但是在北京弄得没有那么厉害,反正保甲长是他们的最基层政权,平常也就是查查卫生啊,有个苛捐杂税需要他们收啊什么,也就这点事,还没现在的物业管理这么严密呢,后来粉碎保甲制的时候把保甲长都拉出去斗啊,最后也没说出他们有多大罪恶来。

我去了以后,有个原来在广安门外淘粪的工人,他是我们的工作组组长,文盲,大字不认得。为什么要用这粪行工人当组长呢?他当年可能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解放区……

当年广安门外是晾粪干的地方,这现在好像没人知道了。各行各业里边,有一行叫粪行,粪行干吗?就是到各家去淘粪,过去北京外城包括广安门这一带,都没有抽水马桶,都得淘粪去啊,这粪厂主,也就是后来说的粪霸,就雇一帮人,到各家各户去淘粪,还得给你钱,因为那是高级肥料。淘完了以后就在广安门外这一带晾这粪干子。[28]

定:那得多臭啊。

黄:就是臭啊。国民党时期的有钱人家为什么不在外城居住,不在那一带住啊?一个是晾粪干子,一个是烧骨头,猪骨头牛骨头羊骨头,熬胶,鳔胶,那臭极了,比粪还臭呢,那一片整个臭气熏天啊。保甲长就是大粪厂的厂主,粪厂的工人是受压迫受剥削者,所以这个淘粪工人从解放区回来以后,就当了工作组组长。就斗那个保甲长呗,怎么怎么剥削工人了,其实一个粪厂的厂主,好像也挣不了多少钱,反正比淘粪工人的日子好过得多。把他斗倒了,就建立街政权了,同时我们就成立了区工委,就是后来区委的前身。

定:那你们那个淘粪工人呢?

黄:斗完粪霸别的事他也干不了啊,后来就回老家了。

定:那个劳模时传祥,背粪的那个,他是真正的淘粪工人,不是粪霸是吧?

黄:“文革”时说他是粪霸,后来给平反了不是?他要是领头的,你给他拔高成粪霸也未尝不可。反正我斗了那么多粪霸也没斗出什么罪恶来,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有什么罪恶?

定:斗了哪么多?

黄:这一片好多粪厂子呢。挨个儿斗吧对不对?就是让工人起来,抠出他们家挣钱的时候他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也就是黑灯瞎火地就把人轰起来干活去了,回来就窝头咸菜对付对付就完了,也就这个。那粪霸也没住什么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也不是,就三合院呗。

定:靠那个发财大概也发不起来。

黄:没有发了大财的。斗了半天,最后也就没事,别的这霸那霸尽是被枪毙的,粪霸一个也没被关起来一个也没枪毙。[29]

定:那粪厂子都哪儿去了?

黄:城市要建设,还允许城里边有粪厂子吗?后来北京市政府就成立粪便管理所了,属于公共卫生局下边的。粪便管理所的工人后来就不再给家主钱了,也不跟家主要钱,就好像是管公共卫生的,就把粪便拉到郊区,也还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就卖大粪了,公家卖大粪了。这淘粪的什么就集中到城外去了。[30]

定:那些淘粪的都是外边来的?

黄:过去是一大帮子,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就跟现在民工一样。

街政权一建立就把我调到区委了,区委设在十四保,现在叫下斜街[31],在宣武医院那一带。宣武医院那会儿是土地庙,一个小庙,但是庙会很有名,周围有一片营房,是清代的营房,那时候已经没有营房,根本没有见到人哪,国民党时候就仅剩了地名了,就是贫民窟了。

定:那个营房住的什么兵啊?

黄:应该也是八旗兵在那儿住吧。因为清朝时候内城全是八旗兵,外城估计啊也应该是八旗兵。满族进了北京以后,根本不相信汉人那会儿,所谓宣南文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都轰到城(指内城)外扎了堆儿了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定:那八旗兵呢?

黄:兵早没了。兵在城里维持生活可能就更困难了,就像小说写的,他们就奔昌平啊南口,往北边点去了,住在这营房,不是自己房子也得交房租呢。这事没做过专门社会调查,但也挺有意思,现在找不着任何痕迹了,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要具体说,最集中的地方就在宣武医院西侧,这个地方叫乐培园[32],培养快乐情绪的地方,乐培园,然后就画着大“民宅”,暗娼的记号么。那会儿营房就主要是暗娼住的地方了。暗娼的标志是什么呢?她把白灰和成稀汤,蘸上白灰,在墙上写个“民宅”,再画个大圆圈,这就是妓院。要说此地民宅不得擅入对不对?这是民宅欢迎你,欢迎大家。大栅栏八大胡同啊,那是有执照的,悬灯挂彩,标明人家就是妓院。

定:那是高级妓院了。

黄:也分三六九等的。但是那是国民党时候正式收捐的,就是官方认可的。这个实际上官方也认可,不认可它那么写不是成心让人抓么,底下擩俩钱那么着,那是暗娼所在,就叫营房,下斜街再往西。

今日乐培园胡同(杨原摄)

定:那清代的老住户都不在了?

黄:清代留下的老住户,几乎是没了。原来在下斜街那一带住了很多名人哪。

2.从宣传干事到宣传部长

定:您讲讲您当宣传部长都干了些什么?不是当宣传部长,是从当宣传干部……

黄:那会儿啊,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这宣传部该怎么干啊。后来就学习苏联经验吧,苏联的宣传部做宣传鼓动工作,到工厂里去出墙报,宣传好人好事,搞斯达汉诺夫运动[33],大家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就要下工厂,我就到工厂去了。

定:宣武区那会儿有工厂吗?

黄:有工厂,北京的近代工业,那会儿就集中在宣武区这儿,而且所谓北京的现代工业,它的前身,很多都是在宣武区那地方起的家,由近代转现代。

定:主要是什么工业?

黄:就是办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34],他办了不止一个工厂,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慈型铁工厂[35],是当年北京城最大的私人铁工厂。它有12台皮带车床,那不得了啊。知道什么叫皮带车床吗?

定:知道,我还开过车床呢。

黄:开过车床,你开过皮带车床吗?

定:开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皮带车床。

黄:好好。这个厂子呢,有车铣刨磨钳,挺全的,是可以做点什么东西的。当时最需要什么东西呢?是需要下水管道,排水管,它原来也有小规模的铸造,后来就支持他建大的铸造车间,铸这管子。现在都用钢筋水泥做的大管子,那会儿还得靠铸铁啊,就越做越大,这厂子就改名,不是慈型铁工厂了,就发展成为北京管件厂,专门做管子,水管,不同尺寸的下水管。管件厂要加工大管子啊,大型设备慢慢就进来了,就不是皮带床子了哈,这城里就容不下它了,它就又升格了。就在管件厂的基础上,出了城,变成第二通用机械厂,是大厂了,北京市骨干企业。本身也是现代机械装备的企业,够不够现代企业咱另说,这是机械的。

定:这些东西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提到。

黄:现在编的那些北京工业史料上面,没有那些细节,所以就不知道早期的北京工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这宣传干事就到这儿去,深入工农兵,跟工人住到一块儿去吧,后来才把这叫蹲点啊,那会儿谁也没有给我交代过宣传工作都干什么,到那儿你自己瞧着办吧,找事干吧,做宣传鼓动工作,组织职工出墙报啊,学习社会发展史啊,发展共青团员、发展共产党员啊,干得还挺不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深入到工人中间,跟几十个工人睡大炕睡在一起。

后来我又去大华陶瓷厂[36],也在宣武区。这算是私人工业里比较像样的厂子,但也是手工操作啊,有电力,不是脚踩的轮,是电动的轮,然后成型,烧窑什么,那可能是唐山的技术吧。烧的什么呢?烧的主要是粗饭碗,也做茶壶什么的。挺大的厂子了,有一百多人,那会儿一百多人就是挺大的厂子了。所以李立三都去那儿考察去了,考察以后就发表讲话,说“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意思就是随着生产发展得改善工人生活啊,这个后来挨批了知道吧?[37]

定:这大华是谁开的?

黄:陈荫棠,是个挺有名的资本家。北京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后来就安排入政协什么的。[38]批李立三没批陈荫棠不是?不能批啊,因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工人福利好,具体表现就是食堂吃的比过去好了。工资是不是长了点儿了,我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反正在北京城里头,他们厂的工资也还说得过去,工人也没有理解成就得长10%的工资。而且就做粗瓷碗,产品销路也还不错。

定:那是公私合营以后吗?

黄:还没合营呢。

定:那资本家不会愿意长福利啊。

黄:那个资本家算比较开明的,他对工人比一般的私人企业主要开明一些。

定:比咱们现在一些包工头强。

黄:强多了,那就是强多了(笑)。

定:那工人都是老北京人还是外边的?

黄:外地。唐山来的不少。那骨干,得是懂这门手艺的,装窑出窑这个都是外地来的。而且烧窑的活儿也是很辛苦的。车钳刨铣呢,也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也都住在那大通铺的宿舍里边。都睡大炕啊,一炕好几十。

定:那有咱老北京本地的吗?

黄:有,有些年轻女工,她们是上下班过来。

定:北京的旗人多不多?

黄:没有。反正我接触的,谁也没自报过他是旗人啊,好像也没有。你想八旗子弟太苦的活他受得了吗?那装窑出窑都是很笨重的体力劳动,进去以后浑身都得湿透啦,后来改成电炉子还好些。待遇当时还算可以,听着也还比较好。我去这些工厂,都要负责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团组织,也深入工人宿舍,我和工人们一块儿吃啊,没一块儿干活去(笑)。

定:您也不会。

黄:那肯定学不会。我蹲了一个点儿、两个点儿,然后呢又增加一个点儿,叫华兴染织厂[39],是当时北京最大的私人纺织企业。快二百多工人,小三百人了,主要是织布,生产发展是不错。后来一镇反[40],深挖反革命,这厂子的老板曾经当过汉奸,他闻风而跑,最后给抓住啦,就下了大狱了。老板跑了啊,这厂子等于逆产哪,就交给民政局了……这人在狱里表现不错,最后又变成监狱工厂采购员了。我后来见着他,还以为他是越狱逃跑了呢,先跟他说两句话试探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已经被释放了哈。

定:这是哪年啊?

黄:我印象啊,这是1952年吧,这时正好又赶上封闭妓院。[41]封闭妓院把妓女都抓起来以后往哪儿搁呢?得了,这不正好吗,华兴染织厂归了民政局了,妓女就该交给民政局去改造,就把妓女集中搁到华兴染织厂进行教育改造,反正那时候生产任务也挺大。就组织她们控诉妓院的老鸨啊王八什么的啊,开控诉大会,然后教给她们生产技术。

定:那妓女有多少人?

黄:上百吧,好家伙。厂子挺大的。

定:那一片的妓女一共有多少?不是所有的都到华兴了吧?

黄:不是所有的,可能就是外四区这一片的吧,就集中到那儿去了。这妓女有的是觉悟了,经过教育就成了工人了,最后也嫁人了。还有的不能忍受这种劳动生活,还跑,到外头还去勾搭,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警卫森严的地方了。她们老跑啊,而且在城里老这么圈着一伙妓女也不是事儿啊,这样的话呢就把这厂给弄到东郊的纺织工业区,现在已经都变成居民住宅区了。

定:是后来的国棉一厂、二厂么?

黄:哎哎就弄到那儿去了。当时负责的人叫耿晓,妇联的,一个女同志,成立纺织技术研究所,她当了所长,然后就带着这帮子妓女就到那儿,建设纺织工业区去了。哎哎可不能这么去描述这个纺织工业区啊(大笑)。整个的纺织工业区的规划还是学习苏联的啊。然后华兴染织厂这地方给了谁呢?就给了印刷一厂做厂址了,因为那会儿要给毛主席印大字本儿的书,毛主席看书得看印大字的,那是这个厂的一项主要任务。北京市印刷一厂。华兴染织厂这么着就消失啦。

定:您参加教育妓女的工作了吗?

黄:没有,那不是我的事,那是妇联的事儿。我们不是有妇委吗,弄一大帮妇女干部啊。

定:那时候不是人艺有个剧……

黄:《姐姐妹妹站起来》[42],就是写的那儿。

定:那谁写的?

黄:忘了。后来拍成电影了。有关妓女的资料,宣武区档案馆里头很全的,人大专门做过调查。还有一个作家叫李金龙,现在在宣武区图书馆当馆长,他对八大胡同什么的做过很多调查,写了一本小说。妓女这事我没沾边,因为不归宣传部管哈。

我待的厂挺多的。福兴面粉厂[43],孙孚凌他们家那厂子——孙孚凌是工商联主席啊。[44]这厂子当时是北京最大的面粉厂。我就到面粉厂去,干得挺起劲的,反正天天都有事干,黑夜白日地在工厂里滚。我就成宣武区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升官了。

定:您说的这时候还都没有公私合营呢?

黄:后来就有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我也赶上了,公私合营就不归我们宣传部去做工作了,就是报上怎么宣传咱也怎么宣传就完了,讲不出有点特色的东西了。反正就是上边讲什么就传达,宣传部就干这事。

“五反”[45]我是参加了,而且是个组长,油盐粮归成一个组啊,有没有粮我不太清楚。我管的是当时的油盐店,就是副食店吧,还有现在所谓的餐饮业,就是小饭馆,早晨起来卖早点的,炸油饼的,烙馅饼的什么,我管的是这一个行业。所有的大小老板都得交代,有什么偷税漏税啦,偷工减料啦,哎,最后定个“基本守法户”,就不追究你了。当时“五反”时候是打出“大老虎”的,面粉二厂的老板叫什么——这报纸都能查出来,就打成“大老虎”了,判刑了,判了几年刑不知道,罪名就是囤积居奇。这是震动全北京市的“大老虎”啊,“粮老虎”。面粉二厂就在现在南线阁把口那儿,比孙孚凌那个福兴面粉厂要小一点儿,这个非常好查,查那个时候的报纸,因为当时突出宣传的。今天看这老虎可能是没打错,“三反”[46]“五反”不能说个个都抓错了,不是,当时也还是抓出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是吧,如果个个都抓错了,那问题就更大了。

上海某处的“五反”动员大会(引自《华东画报》1952年4月号)

定:您那时候是宣传部的干事还是已经升了部长了?

黄:还是干事,但已经是大干事了,那会儿就叫大干事。我在市委组织部也是大干事,与处长是处于同等地位的。

3.我的初恋

黄:和我老伴结婚以前我还有一段初恋,就是我的第一个恋人吧,她是北大物理系的。这是当年“五反”的时候,各大学派工作队来协助区县搞“五反”运动,他们北京大学都派一些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吧,现在说,参加“五反打虎队”。

杨:哦?那她,大学生怎么会参加“打虎队”呢?

黄:解放初期就这么干啊,就像咱们现在的社会实践吧,都组织起来,到基层去参加运动啊,地方干部里面得加点儿大学生啊,不光一个大学生,一大帮子呢。那会儿大学生热情还挺高,认为参加土改、参加“三反”,那是对他们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北大就来了一伙人,其中有一个物理系的女学生。我那个组里头基本上是北大的,还有石油学院的,我是组长,她等于是个秘书似的吧。我们彼此就相爱了。这是真的相爱了。

那时候两人要正式谈恋爱得经过组织同意,不是说你想跟谁谈就跟谁谈。开始俩人关系一般的时候,到不了组织审查,对吧?等俩人儿快成了,一审查,吹了。

那时候我们区委到北大去了,她本人有什么好调查的,就是大学生么。调查她的家庭情况,一调查她爸爸是国民党。这在当时是挺大的忌讳,那会儿我一进城的时候是宣传部的干事,调我到组织部去[47],那可是要害部门,找这么一个女朋友,她爸爸是国民党,这不行。后来呢,到北大100周年纪念(1998年)时候,她就问我,你当年为什么把我甩了,我说:你爸国民党啊,那年头儿咱们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我怎么能跟你结婚呢?嗨,她说,我爸爸那国民党啊,是大革命以前的国民党!(众大笑)就这么回事儿。

杨:那还是联共时候(的国民党)呢。那会儿调查也够不负责任的……

黄:可能啊,她填表的时候没有写年头,就写的是直系亲属,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党派:国民党,对不对?她也没详细去写哪年入党什么等等的,一查表,国民党,国民党就吹了吧。这是一个原因。组织上不能同意的啊。后来调查的时候,那地方的团委书记说:没想到她还能看上一个区干部。这也如实给我传达了。我说:这大学生瞧不起我们区干部啊,我不能受歧视啊。说实在就这么两个原因,我们就分手了。

定:那么简单?

黄:慢慢地说啊,想分手也不那么容易。她一辈子没跟我分手,是我跟她分手了,是我主动的。我没跟她说你爸爸是国民党,这属于组织秘密啊。但后来到了晚年我们俩说起这事,她说:嗨,我爸爸这国民党是老国民党,是辛亥革命时代的,他是革命的,那叫什么问题啊!

定:那你们还一直藕断丝连的?

黄:现在还……连着。这不背着我夫人。她跟别人结婚了,然后就调到中山大学去了,现在是中山大学物理系一个挺有名气的教授,她始终跟我藕断丝连,都不能忘却。后来她爱人也去世了,她也得了癌症了,跟她九十多岁的老妈住在一块儿。我怎么后来说起这事啊?北大百年纪念的时候她回北大来了,我们俩又见面了。我觉得啊,我有点对不起她,我太欠她的情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