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永炎：教书育人，勤勤恳恳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11日下午

采访地点：朗润园仇老师家中

记者：李丹，吴逸

采访对象及简介：

仇永炎，1921年12月生，江苏省六合县人，中共党员。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离休。1979～1990年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会理事、天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曾主持过4次全国中期天气预报会议。主译《气象学教程》和《动力气象学》（原文俄文），主编《天气学》和《寒潮，台风，灾害——贺李师文集》等书，撰写了《中期天气预报》专著。发表过关于北方台风、寒潮、中期预报等方面的科学论文40余篇，曾因寒潮和华北暴雨两方面中期预报的研究，分别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荣获中国气象协会颁发的“气象科技贡献奖”。

记者采访手记：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坐在仇老师膝前聆听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仇老师的人生犹如一本厚重的书，一翻开，扉页有4个浓墨泼成的大字：勤勤恳恳。

记者：仇老师，我们主要想了解关于您的三段经历：第一部分是您年轻时的经历，比如说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在您的青年时代有哪些特殊的精彩故事；第二部分是您进入北大以后的工作经历，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最后就是您对青年人的寄语。

仇永炎：从我十几岁日本兵侵略中国的时候开始讲吧。那个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也听别人说起，在绥远百灵庙我们同日本鬼子打仗，还有边界偏东部的一部分十九路军也在抗日。但是当时这些事情都没有亲眼看见，就是不明白，日本鬼子怎么老是到我们国家来捣乱。

日军侵入南京以后，情况变得更惨了。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就分别了，记得告别的时候班上好多同学哭得很厉害。班上同学分别后，有些人参加革命了，在当时革命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情，这些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很快就回家了，然后到乡下姑妈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和几个同学打算到后方去，但那时要去大后方是比较困难的。我到处打听，有一个亲戚要到苏北去，我就这样带了100块大洋跟他走了。沿路都被日本鬼子炸得一塌糊涂，景象很惨。我们辗转了很多地方，最后到了淮安，并在那里登记了名字。经介绍，我们去了国立第一中学，实际上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办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国民党建了很多学校是为了同共产党争夺年轻人。我很快又到了郑州，后来就转到许昌，再向西行转到了淅川。到了淅川以后生活很不习惯，学校都是北方人，吃馒头，我们在家都是吃米饭，很不习惯。不过那时我们都尽量坚持下去。后来因为当地人闹疟疾，我又去了贵州一所中学。这一段时间，生活不是很适应，比较艰苦，对身体的考验很大。我经不住这样的折腾，结果在那段路上就得了关节炎，不得不一直待在沙市，之后才去了贵州。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觉到我们必须要抵抗，我们一定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反对日寇进入中国。到了贵州之后，感到贵州地区的中学各个方面都非常活跃，特别是文艺、报纸这些方面。1938年，不同于1937年的逃兵荒，这个时候学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很多事情，都要经过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政治倾向。到了这所中学之后，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进步与不进步的问题，不管你演话剧也好，办报也好。这对我们起到了非常大的教育作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实际上过去接受的还是保守的思想多一些，但现在就要用新的眼光看问题了。在这个阶段，自身思想得到提高，而且经常看各个方面的书。这时，我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很多地方是错误的。原来有些问题我还看不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很多事情清楚多了。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皖南事变”以后校长也慌了，很多形式上的东西都乱套了：以往到了星期天纪念周，校长要讲话或者唱歌；但“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是军人来主持纪念周，四周有士兵站岗，而且言辞很不对，大约就是说，你们中要是有谁反对我的，或者怎么样，就要把他抓起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某某同学去了黔东，也就是去共产党在贵州的一个根据地。后来我离开了这所学校，不久，我就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记者：那您是怎么进的西南联大，是通过考试么？

仇永炎：我是申请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我的申请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批的，那个时候他是联合大学的常委。当时学校是常委制，一位是北大的蒋梦麟，一位是南开的张伯苓，还有一位就是梅贻琦。我大学最后一年是在清华读的。当时梅贻琦在学校里主持工作，每天坐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前办公，一丝不苟。那年头常有学生游行，梅贻琦校长就先劝大家，不能出去游行，并很快去国民党党部告诉国民党，一定要保护学生。梅贻琦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在同学中间的威望还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西南联大这所学校有几大特点：第一，整个学校气氛很活跃，而且是爱国的、进步的，反对抗日不积极的蒋介石政权。第二，名教授很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进步的。第三，学术气氛很浓厚，不论文法、理工都很严肃、认真。学生学习不仅认真，而且学习的自由度很大。学校规定了几条分数线，只要过线，就可以自由选课、转系，否则只能退学、重读或被开除。第四，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嘛，加上各种类型的教师都有，只要有专长都可以讲课，所以课程的种类很多，同学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选择旁听。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习惯于泡茶馆，在茶馆里面可以聊天，有一些人打桥牌，还有很多人在里面读书，可以随便泡一杯茶，也可以泡三四个小时。在60～70年代，系里同志们讨论教改问题，特别注意到西南联大的经验，从而提出了办茶馆这样的方法。联大曾经出了很多人才，特别是出了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学校教师们曾讨论过这样的情况，认为在学校附近办茶馆，对于文科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不适合理工科。因为理工科比较严格，而文科需要关注社会问题，学文科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可以在茶馆里讨论。而理科很重要的一点，是做例题，做习题，做实验，这些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所以我认为在学校附近办茶馆不太适合理科。

我是1942年进入西南联大的，到1947年才毕业。第一年学得很好，第二年不太好，后来因为经济方面的困难，加上物价飞涨，只好在1944年休学一年，大部分时间做中学生的家庭教师。回校后，即三年级时，考虑到毕业后找工作困难，在同学鼓励下，就由物理系转到了地质地理气象系。那时转系很容易，只要按照规定把必修的课程学好就可以通过。我觉得转系是学校应该考虑的，而且可以适应各个学科。那时学校允许同学转系。我当时觉得物理很好，就学物理。可是到后来，就觉得并不是很感兴趣。当时我可以继续读物理，但是再读下去，很可能找不到工作。读物理的出路只能做物理教师，而读气象还有气象台站可去，这些地方都是需要人的。气象这门学科当时没多少人关注，气象台站里也缺人。我在快毕业的那一年，感到读书读得不够多，希望学校能让我再读一年。最后一年里，我读书非常用功，当时就是在气象台楼下写的学士论文。毕业时留校的竞争很激烈，好几个人争着留校当助教，后来我就到前华北气象局去工作了。在那里工作了大概两周，学校通过台长给我带个信儿，让我回校。那个时候有一门很重要的课程，叫“天气学”，当时叫“天气分析与预报”，用的是外国课本，用英文讲授的。当时在气象学方面，国内外都没有这么厚的书，很多学校都是用这本书教学的。气象学发展得很迅速，一切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它都用得上，这些先进的东西同气象的关系比较密切。那本书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很简单，但在当时是很深奥的。李宪之老先生让我同另外一位助教一起讲这门课。当时我在气象台工作，既预报，又讲课，有时还做些研究，所以比较忙，工作很紧张。还有一件事当时看得比较清楚，应该说气象这个学科，入门随便一些可以，你想要学，可以让你去学。但是到了博士，就不能随便，要控制好毕业这一关，不能马马虎虎就让人毕业了。这样子是不成的，真正的学问是很严谨的。我曾经招过一个学生，很有积极性。当时有人说他不行，成绩不好。但我觉得读书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智力很高，而有一种人虽然智力不太高，可是非常刻苦勤俭，这种人也可以读博士。但是如果连刻苦勤俭都做不到，就不能让他毕业了。对于博士学位，我主张学5年或者7年比较好一点。

我当了4年助教以后就成了讲师，还学了俄语。当时我们气象系有位很有名的教授，叫赵九章，他从俄罗斯带回一本教材，希望我翻译。别的先生也希望能翻译出来看看，因为这本书内容很丰富，有很多新材料。后来我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大家都很感兴趣，都说这本书好。我翻译这本书也真的下了很大工夫。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以讲师的身份到了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由于平时工作中物理用得比较多，心里就想，得尽量去物理系比较强的地方，于是就决定一起来北大了。来北大后，我工作非常积极，连着翻译了两本书，一本书是《气象学教程》，另一本是《动力气象学》。这两本书都是主要课程用书。到了1955～1956年，都是忙于这些事情，这段时间工作都比较多。

后来教改，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有了一套苏联的教材。那时包括怎样讲课，怎样预讲，怎样搞实习材料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的。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结果也让我很满意。举一个例子吧。1954年，有一些毕业生分别被分到东北、湖北的台站上去实习3个月。3个月以后，我就让他们总结天气情况。我们一起分析，哪个地方有高压，哪个地方要下雨，哪个地方雷电多。我搞了一套图让同学们总结，让他们答辩，效果非常好，同学们学了以后感觉很有收获。以后有几个班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记者：在工作上，您遇到过困难吗？

仇永炎：工作的困难，现在说起来不太多。当时很多事情领导都交给我，我还是工会小组长，要组织一些社会活动。可是当时政治水平比较低，许多政治上的名词和术语都不知道，更不明白含义的轻重，所以工会工作开展得没有生气。再有，领导认为教学大纲很重要，就把编写教学大纲的任务交给我。当时的教学大纲是参考苏联的，基本不能动，这些问题都压在我头上。那个时候，翻译任务很紧张，我经常是搞到晚上两三点钟，而且得加紧赶。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高等学校的教师要不要搞科研的问题。那个年代，主张让一部分教师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教学，不搞科研也可以；而另外一部分人主要任务是搞科研。但我觉得不成，大学教师不能这样。这样做的话，都变成文盲了，还搞什么科研？而且不搞科研的老师讲的课没有什么趣味，也没有新的内容。这个问题很让人头痛，因为有好多事情我也没办法管。所以我拼命想办法找一名助手跟我一起搞科研，现在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觉得对自己来说是受罪了。因为一直搞教学，我在气象科学研究方面有些落伍了，但我必须要管教学。可能是教学的事情多了，他们有的就不大赞成我的话了，就希望我教好书，而我在教研室就没什么事情了。我一再表示希望加强自己的科研工作，可当时的情况是挺难的，有人管科研工作。有时我确定了一个课题，就跟助教一起搞搞科研，后来一个阶段也一直是这样。1957～1958年的时候，我就是副教授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心里头很不踏实，很空虚。刚进入60年代的时候，国家很穷，各方面都很困难，那个时候需要一本叫做《天气学》的书，当时不少学校都收集了材料，就要看看谁能写出这本书来，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专业水平的检验。结果在那年，我就编出了那么厚厚的一本书。本来编好后，教育部要正式出版的，可是后来情况就变了，由于系里对书稿有不同评价，最终未能出版。当时还打算派我去苏联留学，结果没有去成，不过不是因为我没考好，而是因为我政治水平太低。到了1958年左右，我晋升为副教授，这在当时也有过争论。其实总的来说，我和其他人是差不多的，可在科研方面就存在一些差距。很多人觉得只有科研上的成果才是真本事。自此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想要在科学上创建一门新的理论。

仇夫人：他现在还搞科研呢。得了一场大病，抢救过来了。他觉得他做了好多工作，搞教学、编教材什么的，能力都没有表现出来，而其他人去做科研去了，所以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疙瘩。他现在做科研没有经费。从前因为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教学上了，自己也搞了一些科研，也带过博士生搞了一些科研，但是没有别人搞得多。现在离休了，没有科研经费，还搞什么科研？

记者：仇老师，像您教学搞得这么好，还这么心系科研，学生心中肯定是记着您的。

仇永炎：当然我也不是专管教学，在我自己眼里，我不是专管教学的。当时物理系的情况，一些人以教学为主，另一些人以科研为主。而在我同一批晋升副教授的人当中，以教学为主的，只有少数几个。对于我来说，在很难过这一关的情况下，我觉得要搞科研就必须要打开一条路子，要有创新，不能够走旧的路子，所以当时我决定要研究海洋同气象的关系。海洋跟大气气候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新的题目，很有挑战性，当时国内外只有极少研究人员做这方面工作，可以说是不受重视的。可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有人打着革命旗号让那些跟我做毕业论文的同学放弃，我也不得不放弃这项科研。可是没有多少年之后，这个方面已经是大热门了。直到最近，还有位同学说起海洋与大气的课题后来没有什么人做，并说他们现在气象台用的公式还是我那个时候用的公式，认为我那时候看得很远，了不得。当时我只是摇摇头，感到很无奈。

70年代后期，我被聘为教授，编写的一本书也出版了。幸好，我真正独立做的工作成果出来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花了很多的心血啊。那本书叫做《中期天气预报》，可以说是开创性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开创性的。首先，我参考了中外大量的相关著述，有新的内容就把它摘录下来，看几百本中外文图书，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其次，有一天我带了几个临时工在那个地方拼命工作，那天热得不行，不好意思说，屁股都磨破了，因为贴在这个地方烫得衣服结成干疤。冬天在冰天雪地中来回跑，一般回来都很晚，有一次还摔了一大跤，幸好没出什么大问题，当时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后来我把书寄了出去，投了一次稿，这本书就出版了。书出版以后，我们那里有两位院士，我一人送了一本。他却向我要两本，另一本给他的女儿看。科学院有一位院士也要去两本，说是给他学地理的儿子。出国时，我又送出去几本，他们反映也很好。中国留学生读大学、读博士的，都用这本书作为主要参考书。我在国内碰到很多人，他们都认为这本书有一定的深度、广度。不久，我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记者：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仇老师，我还想问您对青年的寄语有什么？

仇永炎：我建议你们多读读西南联大、清华、北大的校训。这些校训是很重要的，有深刻的含义。西南联大的校训，就是4个字：刚毅坚卓，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最重要的4个字。北大的校训我记得是8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什么说这几个字重要呢？一所学校的精神在哪儿？同学们都会讲某某老师，比如说我吧，讲课怎么怎么好，或者哪位老师能够晋升院士。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看。因为我们教给你们的东西，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东西。重要的是你们要时时想到一种精神。我认为北大的学生，应该学习这几所学校的精神。校训啊，让自己的精神受到鼓舞。我看到很多同学，跌倒了，摔了跤，被人看不起，可是等到他一有机会，他很快就能有所成就，因为他能很快改变自己。说得简单一点，哪儿跌跤就在哪儿爬起来，这就是坚忍不拔的精神！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好好记住我们的校训，特别是学习这些精神。等过了10年、20年以后，你们可以看到，某某人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摔跤了，甚至好像消失了。可是过了不久呢，他又起来了，工作还做得非常出色呢。这就是因为他坚忍不拔，能够与时俱进，能够克服困难，想出办法再前进一步！所以我认为，这些精神对于年轻人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