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宏：朴实做学问，冬泳健体魄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10日下午

采访地点：尹宏教授家中

记者：李芳芳，王晓鑫，胡吉

采访对象及简介：

尹宏，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现离休。曾承担大气物理、大气辐射、卫星气象、气象统计方法、热学、高等数学等课程的讲授任务，在大气辐射与大气遥感等领域做过一系列科研工作。在《气象学报》、《应用气象学报》上发表过多篇大气辐射与大气遥感等领域的论文。198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要论著有《大气辐射学》（气象出版社，1993）。1998年承担《宇宙空间环境手册》“第七章空间光辐射”的编写工作，2000年该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记者采访手记：

尹老这一辈子，始终关注高等教育，始终关注革命政治。尹老认为回头看看历史上北大优秀人才培养的高峰期和低潮期，好好总结过去的经验，这样才能够为国家培养、贡献更多的优秀人才。

尹老还说，年轻人不能浪费时间，要开阔视野，重视锻炼身体，实现全面发展。尹老以80多岁的高龄仍坚持游泳，尤其是冬泳，这是人所乐道的，更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典范。

记者：尹老师，您好！很高兴能采访您。您能先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尹宏：我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浙江人。20世纪初，我的祖父在江西工作，祖母在戊戌维新后的1906年在江西南昌办了一个女子学校，外婆也在女子学校当教师。我1926年12月出生在江西上饶，父母都是教师。

记者：我们这次想做一个关于北大离休老干部的访谈录。做这个访谈录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让当今北大学子们能够了解一下像您这样老一辈北大人的风采。

尹宏：关于风采，我有一点可谈。我1979年53岁开始冬泳，一直坚持到今天。我是北大工会冬泳协会的总干事，组织北大工会约20个冬泳人，组成工会冬泳协会，参加海淀区和北京市的冬泳活动，因此被北京大学工会评为1993～1994、1998～2000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十几年前曾担任北京市冬泳俱乐部副主席，组织部长。我现在经常在清华的西湖露天游泳池游泳。

记者：那真的是非常厉害，我相信您一定从中获得了很多乐趣。您的简历上写您在1945年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就开始了革命工作吗？

尹宏：不能算是革命工作，算是参加革命活动吧。

记者：我们刚才了解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从1938年到1940年之间，您曾经在香港读书。是读中学吗？

尹宏：1938年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小学毕业。我的叔父在香港做事，叔父把祖父接到香港去，祖父想把父亲的一个儿子一起带到香港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就到了香港，在那里读了两年初中。

记者：1940年您随祖父到上海。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1945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尹宏：1944年日本军队从河南打到湖南、广东、广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随父母从湖南撤退到重庆，觉得国民党专制、腐败，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不断败退，造成民族灾难，自己的前途也很渺茫。我觉得，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国家才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所以要反对国民党的专制。1945年我在重庆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

记者：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您参加了革命活动，这其中肯定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吧？

尹宏：1945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参加了“一二·一运动”，反对内战。那时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说第一要和平，第二要民主。我很赞成，中国老打内战怎么建设呢。在这样的思想下支配，一位中学同学介绍我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后来我慢慢看了一些书，看了当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看了《整风文献》等，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就这样，1948年初我在清华大学加入了共产党。

记者：我看到您的资料，了解到您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了一年之后，在北平的清华大学读了两年。1948年夏您到武汉为地下党工作，是吗？

尹宏：到清华大学后，我与清华大学地下党领导人之一陈彰远（刘新）同住一个学生宿舍。1947年陈彰远进城去找上级袁永熙，不知道袁永熙已被国民党机关逮捕，陈彰远进袁永熙家后被抓，被审时就说是去借钱的。陈彰远被抓后，因为我与陈彰远同宿舍，我的宿舍也被人抄过（估计是国民党当局），不久陈彰远被释放。1948年清华地下党领导认为我在清华不安全，让我离开清华，派到南方党的力量比较弱的地方去。1948年8月离开清华大学，我的领导尚嘉齐布置我先找工作，安定下来。1948年秋，我和两名清华南下的同志在湖北黄岡做了半年中学教师。尚嘉齐到香港找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后回到武汉，担任中共地下党武汉市委学委副书记，就让我们去武汉，让我在汉口联系一些大专和中学的民青组织。1948年秋我在黄岡一所中学教书，1949年春联系汉口一些大专和中学的青年团组织。与清华大学相比，这些单位的革命力量、进步组织都相对弱一点。当时国民党战败、共产党胜利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那时很多国民党统治者知道形势不妙，要考虑留后路，有时就采取吓唬的方法。我母亲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教师们希望改善待遇，曾经派一名代表到汉口市政府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国民党的汉口市长徐会之接见代表，说：“你们不要以为共产党那么好，共产党来了整人很凶。”给共产党扣帽子，吓唬教师代表。当时我没有直接参加学生中的活动，只是向一些学校团组织的领导人传达形势任务，联络地下党团员，和他们交朋友，发展进步组织，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我1949年2月去武汉，5月份武汉就解放了，在汉口开展地下工作的时间很短。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您作为北大的学生，正式来到北大，是吗？

尹宏：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2年间我在武汉市做了3年青年团工作。

记者：那您是怎么来到北大的呢？

尹宏：我不擅长、也不太喜欢建国后的青年团工作方式。我向领导申请回学校继续学习，将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武汉市青年团领导刚开始不批准，后来看到我很执著，就同意放我离开了。我更喜爱科学技术工作，觉得比专职青年团工作更实在，也能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那您当时对北大有什么印象呢？当时在您的头脑中，北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尹宏：当时一进西校门，就觉得北大的建筑很美。我觉得自己离开学校4年，很多功课都生疏了，要好好地把课补回来。1952年，我在气象专业三年级学习。因建设需要，1953年我们年级全部提前分配工作，我就在北大当老师。做教师后，一心想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更要努力学习。

记者：可以说您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很多大事都是在北大工作时经历的。现在从一名离休老干部的角度，您是怎么评价您这些年来在北大的工作和努力的呢？

尹宏：确实做了一些工作。1959年气象专业从物理系分出来，增加一些专业，成立了地球物理系。“文化大革命”以后比较顺当，没有太多折腾了。1990年左右，由于工作突出，我和张荫春同时被评为地球物理系的优秀党员。

记者：尹老师，您这样走过来，对北大有什么希望吗？

尹宏：一次党的会议上，我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内容是：北大过去有成功的时代，五四时期由于蔡元培校长主持北大，北大对中国社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很多都是五四时代北大的教师和学生。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也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现在的两弹元勋。所以北大有优秀、成功的历史，当然也有不太成功的记录。如“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四清，整天运动，教师不能好好教学，学生不能好好念书。这是一段不太成功的年代。所以我提出，应该纵向比较，哪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比较成功。

记者：那您对北大及其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新的希望呢？

尹宏：我们现在都老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2007年西南联大70周年纪念，93岁的马识途学长来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及作协代表大会，与联大部分老友相聚，题诗中有：“位卑莫叹江湖远，身老仍为国事忧。”我有同感，希望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与时俱进，希望北大与时俱进。

记者：那尹老师您怎么看当今的一些北大青年人呢？或者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呢？

尹宏：时间不能浪费掉。比如说有些人沉迷于玩游戏机之类的事，不是浪费时间吗？我希望年轻人能开阔自己的视野，全面发展。当然，健康也很重要。

记者：我们对您的冬泳特别感兴趣。

尹宏：我从1979年53岁时开始冬泳。当时我身体不好，老咳嗽，希望能够活得健康一些，能够多贡献一点。原来我不会游泳，在游泳池学会游泳后，进一步练习冬季游泳，冬泳使咳嗽痊愈了。到现在坚持游泳28年，春夏秋冬都露天游泳。

记者：那您一周坚持几次呢？

尹宏：差不多天天去。

记者：那您一次游泳多长时间呢？

尹宏：夏天游得长，可以游1000米，我们曾经从颐和园南门下水，顺水流游5000米到八一湖。最冷的三九天露天游泳50～100米。2007年我摄录北京市十几名80岁以上冬泳老人的谈话和冬泳实况，制作了“北京市耄耋冬泳人”录像光碟，作为历史资料，赠给全国、北京市及海淀区的冬泳机构。北京最老的冬泳人是《光明日报》退休编辑黎丁，他1917年出生，现在还在坚持游泳和冬泳。你们将来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所以你们也应注意抽点时间锻炼身体。

记者：最后，请您给北大提一些希望和祝愿吧。

尹宏：我希望北大把过去光荣时代的经验总结出来。希望北大的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工作、学习得更好，为国家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