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功-谢福苓：老北大人的“黄金心态”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25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王禹功-谢福苓夫妇家中

记者：肖龙凤，郭雅婧

采访对象简介：

王禹功，1926年11月生于山东诸城，1949年8月经中组部保送到北大东语系。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4年8月～1969年10月在总参谋部二部任参谋。1969年10月复员，在北京汽车靠垫厂以工代干。1973年8月以后调回北大任教，改为转业，曾任北大亚非研究所副所长、《亚非问题研究》副主编、北大出版社高级编辑。1987年5月离休。现为北大艺术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北大老教授书画协会理事，北大书画协会印社社长，北大学生书画协会顾问，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中国新世纪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美术家联合会理事，国际美联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谢福苓，1925年8月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1949年8月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读完三年级以后，由团中央、经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1954年印地语专业毕业，调入总参二部任参谋。1969年复员，在北京汽车靠垫厂当工人。1973年调回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亚非研究所，1987年9月离休。离休后潜心绘画，现为北京大学书画协会理事，北大老教授书画协会会员，北大学生书画协会顾问，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北京九州书画院高级书画师，中国文化艺术域高级书画师兼艺术委员会理事，中国翰墨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顾问，国际美术家联合会理事，世界书画协会东京分会理事等。

记者采访手记：

王禹功老师从1947年来北京读高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60年过去了，王老师还是操一口原味的山东话。聊着聊着，笔者也不由自主说起了山东话。谢福苓老师就在一旁偷笑。她说的可是地道的北京普通话。想想两人在家“南腔北调”地聊起来，这就有趣了。

王老师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有过很多荣誉。但言谈中笔者看出，他最为得意的地方似乎是在北大出版社工作期间为作者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书，书的作者因此而得到各种奖项和荣誉，王老师显得比他们还要兴奋。每次上门拜访，他都要搬出一些经他编辑出版的好书，介绍起来如数家珍。

在王老师的简介中，笔者原先列了长长的一串头衔。王老师划去了一半，又添上一个“北大学生书画协会顾问”。他对各种头衔看得很淡，但与学生有关的他很看重，愿意与学生打成一片。两位老师现在都是北大学生书画协会的顾问，有时应邀为学生做讲座。

谢老师也是乐天派，她特别提到“黄金心态”的作用。她66岁时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经手术治疗痊愈后，69岁的她开始学习绘画，技艺提高很快。每天作画之余，也很注意锻炼身体，关注时事。谢老师还把作品用相机照下来，再亲自动手刻成光盘送给客人。年过八旬的他们积极地学习电脑使用的各种技巧。对生活时时保持好奇心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这大概就是“黄金心态”的要义所在吧。

记者：王老师好！1949年，您和谢老师同时经中组部保送到北大东语系就读。这个调干过程是怎样的？

王禹功：1947年我从青岛礼贤中学考入北平育英中学插班读高一下学期。当时，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反美扶日、反国民党的统治、沈崇事件等，发源地多在北大，进而影响到全国。育英中学虽然是私立教会学校，也有地下党的支部和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高三时，因为我思想进步，又在全年级4个班中考第二名，育英中学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同学让我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竞选校务改革委员会主席，领导课改。北平解放后我正式加入民联，并于1949年5月转为共青团员。

高三毕业，我参加了北大和其他几所大学联合招生的考试，名列第一。当时我一心想学建筑，报了建筑系。但是解放初期，国家急需一批既了解周边国家情况，又懂他们的语言的人才。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决定从北京、天津抽调二十几名具有上大学资格的党员、团员，到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我被选中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以国家需要为重，放弃已考取的建筑系，进了北大东语系。谢老师也是这么来北大的。

谢福苓：我在天津读大学时，正值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垮台时期，天津的学生进步运动此起彼伏。当时我是教育系的学生会主席，除了组织同学看进步书籍，还参加了抗暴大游行、反对解散华北学联大会、革命歌曲合唱团等。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垂死挣扎，疯狂迫害进步学生，曾在夜里闯入我们学校抓人。所幸得到组织的提前通知，我出去避难，才躲过这一劫。我和通知我的那位同学结为生死之交，至今未中断联系。天津一解放，我们就到街上宣传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以期尽早恢复战后秩序。

1949年4月，我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出席天津市学生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校务改革委员会主席，参与教学改革工作。同年7月，在天津八大学院联合举办的大学暑期学园中，我正式转为共青团员，8月进入北大学习。1950年1月23日，我被批准成为共产党员，曾作为学生党员担任北大党委秘书、团委委员、党支部组织委员、学生会安全部干事等。

王禹功：当时处在建国前后，百废待兴，北大的社会工作也非常繁忙，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做社会工作。我1950年2月入党，先后做过北大党委秘书和东语系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等。

记者：在北大东语系这几年，您和谢老师的学习工作都在一起，真是志趣相投。

王禹功：当时，印地语专业这个班级里，只有我们两名学员。毕业时你们谢老师就是我的未婚妻了。1954年，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部来北大要借调我们俩到他们那里搞外国问题研究。他们让我们先结婚后报到，这一干就是15年。总参二部是保密机关，在国防部大楼办公，对外联系很少，只与中央级别的单位有业务来往，编的材料都有机密等级，有的要报送中央领导，只有几份。这期间，我还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党代表等社会工作，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部级先进工作者等。还多次随首长出差，向总参和中央领导介绍情况。

谢福苓：我们那时候是上尉军衔。我们俩的经历和荣誉都差不多，我也曾立过两次三等功，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9年人事制度变动，我们有两个去向，要么是到地方部队任职，军衔、级别、工资都可以提高；也可以复员留在北京。我们不图高工资，也不想当大官，决定先留在北京，有机会再回“老家”北大。因为那时候北大教师多数还在外地下放劳动，教学工作还没恢复。

谢福苓：我们就留在北京市汽车靠垫厂当了3年多工人，在那里结识了工人群众，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1973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提出知识分子要归队，北大教工也已回校办学，但还缺少一些师资，需要补充新的力量。我们就一起申请调回北大任教，北大很快同意了，经过市劳动局把我们调回北大亚非问题研究所。

王禹功：调回北大是我们的自主选择，现在我们都已在北大办了离休手续，这辈子就是北大人了。

谢福苓：我们在亚非所担任外国问题研究工作。1987年我离休后先后被北大亚非所和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返聘至1990年。我参与编写的《当代世界农业》，1992年获全国首届“兴农杯”优秀农村科技图书一等奖；与他人合写的《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1995年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王禹功：我先在亚非所搞图书资料和科研，后来主要搞编辑、党政。先后担任工会主席、党支部委员，最后当了常务副所长。这些都是组织选定我做的。在亚非所工作了12年，1985年我主动辞去领导职务，请求调到北大出版社当编辑。我喜欢编辑、出版图书，在出版社当在职编辑不到3年，但实际上离休后又干了十几年，担任责任编辑，出版了几十册书。我很满意的几本书，也是获奖的几本书，都是离休后完成的。其中多数社会效益都比较好，如向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第七届印刷大会献礼的两本书：《中国图书出版史编》和《中国木板水印概说》。还有一部分图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好，如英文版的《语言学教程》多次重印，到现在已达100万册。

记者：离休后您二位在篆刻、书法和绘画等方面成绩斐然。

王禹功：我从小就喜欢书画、金石。离休后我的书画篆刻活动，多是为社会服务，为学校服务。如百寿图、百福图、福寿图等，多次被用来给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祝寿。篆刻作品大都成套，三至六方组成一盒，多数是为中外学者创作的成套印章。如北京大学为祝贺雷洁琼、周培源、吴大猷、陈岱孙、闻家驷、江泽涵等人的九十大寿，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和七十大寿等赠送的套章。还有为海内外知名学者和名流，如季羡林、费孝通、启功、张青莲、丁石孙、黄昆、陈省身、陆平、韩天石、王路宾、王学珍、张龙翔、陈佳洱、李远哲；以及外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如金正日、金泳三、韩素音、迟田大作、宇都宫德马等刻的图章，也多是作为北大赠送给他们的成套印章礼品。

其实离休之后最得意的地方，是我们俩双双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和海淀区学习型家庭、五好家庭。

谢福苓：离休后如何发挥余热，我觉得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要身心健康，二是要坚持学习、与时俱进，三是要选择最喜欢的事情做。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2005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其实我生理上也有不少慢性病，只是心理上很健康，没有思想包袱。时髦的说法叫“黄金心态”，不追名逐利，知足常乐，快乐每一天。有这样的心态就会大病化小，小病变好。而且一个人只要心态好，就能适应任何工作岗位。我们俩人在学校、部队和工厂都工作过，干一行爱一行，都得过模范党员的称号。

为了使自己遇事能够想得通，活得明白，我也比较注意学习。每年都订十几种报刊，像《报刊文摘》、《作家文摘》、《老年文摘》、《读者》、《健康指南》、《中老年保健》、《美术报》等。还经常看电视，每天必看的除了中央一台、四台的国内国际新闻、焦点访谈、今日说法，还有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时事评论，中央四台的国宝档案，中央五台的大型体育赛事。此外，还有中央各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这些水平较高、催人奋进的文艺作品都是我晚饭后必看的节目。这些精神食粮，使我能够了解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与时俱进。

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离休后，我又开始画写意花鸟画。幸运的是，我老伴的舅父王君华和表妹夫翟品善都是国画家，他们就当了我的“家庭教师”。翟品善还有教学经验，经常不辞辛苦上门教画，亲自示范，改作业、提建议、指门路，使我比较快地入了门。从1994年到现在我已经画了十几年，从临摹开始，观察写生，阅读画论，绘画水平逐步提高，还参加了一些绘画团体，投稿参展。

2006年7月我和老伴80岁生日时，还举办了我们两个人的书画篆刻展览会，展出作品200多件以及篆刻作品拓片和全部印谱，得到了北大人事部离退休办公室和北大几个书画协会画友的大力支持。还收到很多师友的贺画、贺礼，包括很多鼓励和宝贵的批评建议，使我们受益很深。

记者：作为老北大人，谢老师您心目中的北大精神是怎样的？

谢福苓：我从调入北大学习，以后回到北大任教，至今已经50多年了。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一直教育、鼓舞和鞭策着我。这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的灵魂深处，影响着我的行动。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教育事业服务。

具体讲，我从事的是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的研究工作。工作中我始终本着“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认真积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精神，进行分析研究，写成约70万字的科研成果和30万字的译文材料，对国家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当时在总参二部当参谋，上级要求我们既要是“活字典”、“情况通”，又得有自己的想法，有数据、有说明，研究透了才能向上级汇报，这就需要工作“勤奋，严谨”。当时只要上面一个电话过来，就食宿在办公室里，埋头搞资料。大学学的是印地语，而资料多是英语的，还得挤时间学英语。同时情况要“新”，不能拿历史情况给人家看，这就得“求实，创新”。回到北大工作以后，有一回国内要搞出口加工区，派代表团去孟加拉国考察，找到我询问孟加拉国用小麦皮炼油的情况。于是我连夜查找资料，查孟加拉国有多少炼油厂，每个炼油厂都用什么材料。一晚上没睡觉，由于过度疲劳，一时间晕倒在地。

王禹功：不负责任不行，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工作的。在思想上、作风上都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对自己得要求严。如果一心想着追名逐利，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

我在出版社做责任编辑约稿的时候，更看重书的社会效益，有些书可能短期看经济效益不大，但是很有价值，我就做。像《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受到港澳台读者的欢迎，香港还专门印刷出版了繁体字版本。还有为庆祝北大百年校庆，作为总体设计和责任编辑组稿、编辑的《北大人书画作品集》，受到广大师生和校友的欢迎。

我们两人的书画篆刻作品，经常参加国内外的书画展。作为扶贫救困和单位礼品，感觉很高雅；但作为书画交流，我们自己定位一般。如目前在北大三角地办的“北大名师画廊”有我们的作品展销，最贵的也就几百元，只要人家喜欢就行，以书画会友嘛。我们的朋友是没有等级的。社区给我们订报纸的姑娘结婚时，我们特意送了一幅画表示祝贺。一般有朋友为给父母贺寿来求书画，我们都不要任何润笔费用。如果是单位找上门来，也就收点装裱画盒费，都算以书画会友。

记者：作为老北大人，王老师您对北大精神是怎么理解的？

王禹功：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一百多年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北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时期的北大人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福苓：考入北大的学生多是品学兼优的青年，毕业后到社会上应该成为栋梁之材、骨干力量。这首先要求政治思想好，要树立革命人生观，所以要教育学生做服务型干部；要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身体力行；爱祖国，爱人民，敬老扶幼，孝敬父母；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要学有专长，干一行爱一行，努力钻研，将来才会有所成就；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毕业后不应当再处处依靠父母和亲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