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珍：我这一辈子都交给了北大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17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办公楼

记者：肖龙凤，刘金秋

采访对象及简介：

王学珍，1926年生于浙江龙游县，1947年秋～195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在北大工作，1981～1984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教务长。1984～1991年，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991年2月退居二线，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学校校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2007年11月7日，北京大学老教授协会成立，王学珍任名誉会长。此外，他还主持出版了《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今日北大（1988～1992）》、《北京大学史料》、《北京高等学校英烈》、《北京高等教育纪事》等一系列著作，目前正在从事《北京大学志》的编撰工作。王学珍见证了建国前后至今北大诸多重大事件，并为北大的党务、校务的各项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采访手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王老师现在仍然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事情很多，平常时间没法坐下来闲聊。北大办公楼，周六上午10点钟。“趁着还没老，多干点事嘛！”他这么说。

王老师年过八旬，神采依然。很难想象他求学时曾患肺结核，更难相信他没有刻意医治，几乎以“内力”使肺结核自动痊愈。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太忙了，顾不上去治病。一个人可以忙到把这么重的病都不顾了，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回忆往事，王老师很是感慨：“我这一辈子都交给了北大，到今年（2007年）刚好整整60年！”王老师在北大长期从事党务、校务工作，也念念不忘北大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如前面简介中所言，他在党委书记任上主编出版了一系列校史资料集，现在仍在编撰《北京大学志》。他说，这事总得有人做。于是，他就开始着手做。他说“这一辈子交给了北大”，恰如其分。

记者：王老师好！今天我们非常幸运能采访您，您的经历，还有北大过去的发展历史，对北大来讲是一笔财富。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您在青年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求学非常不容易，您都经历了哪些事？

王学珍：我6岁开始上小学。上了一年半后，家里让我读私塾。读了一年半又回去上小学。初小念完了就考高小，高小得到城里上。考上高小，还没去上，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为避免日本飞机轰炸，学校要迁到乡下去。我就回到初小去，跟着老师看看书，半年以后才到高小念了两年。第一年我寄宿在一个姨父家里。他家当时在城里开了一个小店，就一个门面，前面一半卖东西，后面用柜台围了一下，就在那里面吃饭。晚饭后把饭桌一收拾，我就趴在桌上自习。睡觉呢，就爬到楼上一个吊柜里，吊柜上面顶着天花板，一面靠着墙、一面敞开，地方很小，像一个没有盖子的翻转的箱子。

晚上店里生意照样做，外面说什么做什么，里面都听得见，但也得坚持上自习。环境不好，对人也是一种锻炼。我从那时起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我要看书或者要做什么事情，随你怎么吵，旁边唱歌也好、跳舞也好，我都照样可以做我的事情。

高小毕业，我们县里没有中学，只有相当于现在的地市一级的府里有中学。龙游县的西边有衢州中学（亦即浙江省立第八中学），东边有金华中学。一个府一般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即省立七中，我就上了七中。那时候七中已搬到金华乡下，我们学生分别住在庙里和祠堂里。我们班是在一个祠堂里，上课或者看书，都能看到旁边一排排的牌位。睡觉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那时候还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能点青油灯照明。

我在金华中学初中部念了半年，病了，休学半年，又去念了一年半。在我念二年级第二学期时，日军占领了金华，也占领了我们县。师生们被迫遣散，都跑回家了。日军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有半年，从衢州、龙游退到金华，但一直占着金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样，金华中学在乡下也待不住了，就搬到缙云。缙云县在浙江省的南边，那里都是山区。

开始我们不知道金华中学搬到了哪里，只能辍学在家。我父亲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们兄弟两个就帮忙卖东西。同时我给一个运输行算账当伙计。我们那个小镇上也没有什么书可看，只能写信到昆明、桂林邮购到一点书。

一年后我才知道学校搬到缙云了。1943年夏，我和两位同学一起步行，走了15天，赶到缙云继续念书。当时也是在祠堂里面上课。在我们上课、住宿的地方有一条小溪，冬天我们就把小溪边上的冰敲碎，用溪里的水洗脸、漱口，生活艰苦。吃的是“沙米”，就是那种糙米里面有很多沙子，不能使劲咬，差不多半咬半咽下去。

在那里也差不多念了一年。快毕业时日军把缙云也占了。我们又走了半个月，逃回家乡龙游。这时龙游也被日军占了，不过这次他们只待了3个多月，就又退回金华。1944年夏我初中毕业，不能考金华中学了，就考到省立衢州中学。衢州中学头两年也是在乡下，一直到1946年才搬回到衢州城。

1947年我念到高中毕业考大学，报考了北大、浙大、武大、复旦等4所大学。浙大最先发榜录取，9月1号开学我就去了浙大。念了半个多月，其他3所学校也陆续发榜，我都被录取了，那就得考虑去哪所大学。我中学的老师和家里人都希望我在浙大念，因为正值内战，从我们那里去北京，铁路不通，只能坐船过去，来回不方便。浙大也不错的，不过我还是想去念北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北大很有名气，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再一个就是当时北大的校长胡适先生很有名气。衢州中学的图书馆里有4本《胡适文存》，我看了以后对胡适很崇拜。这样我就决定到北京念书。

9月底我就到北京了。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先是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到天津。上海北大校友会的校友和家在上海的北大在校生帮我们买的票。我们那只船叫“元培号”，就是蔡元培校长的名字“元培”，“元培号”很小，晃得厉害。晚上坐上船，第二天早晨船出发。从上海到天津三天三夜什么也没吃，水也喝不进去。到了天津，在南开大学住了一晚上，一早起来就坐汽车到北大报到。这一路上都是校友会的同学组织安排的。

记者：您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怎样的？

王学珍：那时我们文法学院一年级的同学住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现在新华社那边。我们到沙滩那里报到后，就到四院了，住得还不错。当时是4个人住一间屋，其实不止4个人，是8个人，中间拉一个布帘子，两边讲话都听得见。北京比上海安静，一进了胡同就很安静，像乡下一样，适合念书。

第一年在四院，1948年暑假，就搬到沙滩那里去了，不过只在沙滩上课，住在三院，就是现在的最高法院那里。原先五四运动开会的那个礼堂里外都住了人，外面的大厅里大概住了200多人。我们4个得了肺结核的人住一个小房间，算是住得比较好的。大家很守规矩，尽管大厅里住那么多人，每个人一个小电灯，都做一个灯罩，晚上开夜车也不妨碍别人。一般来说，吃过晚饭，有一个钟头左右可以大声聊天，唱歌也没有关系。到了7点开始自修，就安静了。当时没有人管，同学们自己控制，互相谅解，秩序很好。

那时候伙食是学生自己办，有好几个膳团，每个膳团选出几个同学负责管理，厨师和厨房的其他工作人员也由各膳团自己雇用，学校只提供房子、炉灶和炊具等。当时是8个人在一桌上，站着吃饭，没有凳子。大概有两样菜盛4碗，先到的人就把菜分成8份，主食就是用玉米面蒸的丝糕。到月末能吃一次肉，吃一顿米饭或馒头。也可以赊账，晚一点交钱。同学们都相互照顾。办膳团的有不少是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都是很热心的同学，很多人是真正在为同学服务。

记者：1948年您就入党了，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学珍：1947年5月，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我们北大的学生积极参与了，我当时还未进北大，没有参加。1947年下半年以后的运动我都参加了，还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会。北大社团文化由来已久，那时候就有很多社团，我参加了两个：一个叫风雨社，当时在同学中有点名气；一个叫新文学社。我主要参加风雨社的活动。在社团里有很多朋友，大家交往得很好，感情都非常好。

很多社团都组织读书活动。我们几个人主张先学哲学，不过先学的不是辩证唯物论，而是唯心论。我们先看贝克莱·乔治（Berkeley George）的唯心主义著作，一个礼拜讨论一次，各种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一些理论讲不通，后来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社团也组织学习时事、政策等，大家讨论，有时也一起唱歌、跳舞。

后来看到毛主席写的书，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预料得非常准确，我非常佩服。还看了《共产党宣言》，也觉得讲得非常好。最容易接受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工人不行，农民也可以变成工人，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农业工人？但是没有资本家是可以的。道理很简单，大家都是工人阶级，可以平等。这个简单的道理，当时很容易接受。

另一方面就是觉得国民党太腐败了，物价上涨得太厉害了。学生的爱国运动也不断遭到镇压。在北京街头，还可以看到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这些从另一方面启发了大家的思想，不久我就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以后，工作比较多，除了参加社团的活动，还要念书、参加考试，还是挺紧张的。

1948年，我肺结核复发，就到北大医院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肺结核科的主任，他给我照了一张小X光片，劝我休学回家养病。我说我现在回不去啊，路不通，我也没钱，回家要走那么多路。他想了半天，说你去照一个大的X光片，我再看看是不是一定要休学。我回学校后，由于没有钱，就没有去照大片，当时有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还要念书，忙得很，没时间管它。我照样念书，照样干我的工作，后来病也慢慢地自然好了。

1948年暑假以后，形势就变了。8月份，国民党公布黑名单，实行大逮捕。许多党员、盟员和进步群众要撤退到解放区去。比较有名气的社团都自动解散或停止活动，我参加的两个社团也都停止了活动。学生的活动改成以学生会、系会、班会为主。

秋季开学前，组织上让我转到系级去工作，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法律系我们年级的100多人中，大概数我的学习成绩最好，所以让我去做系级工作。我筹备成立了系会，还组织了一个“新法学研究会”。地下党的工作、民主青年同盟的工作，还照样进行。到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党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留下来迎接解放。

记者：您那时要做哪些工作呢？

王学珍：那时要做几件工作。一件是团结教师和同学反对南迁，把共产党的政策告诉师生。我们法律系的党员、盟员还把一些材料送到附近的法院去，给他们的院长看。第二件工作就是要储备粮食、面粉、煤油等，以备打起仗来断粮断电时所需。学生会还争取到学校的支持，在沙滩那里打了一口机井。我们还组织同学守护校门，各班也互相帮助搞了安全小组。另外一个任务是到校外去查看地形，保护附近的工厂。做这些工作也挺有意思的，觉得解放军快来了，可高兴了。绝大多数老师、学生都留在学校，但校长胡适走了。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校长走了，也没有开什么大的庆祝会，只有一些院长和教授一起开了个小范围的庆祝会。

春节前，有一次同学们在三院的宿舍里包饺子。正做着，突然一个炮弹打进过道对面的房子里，在床下的墙上打了一个洞。我们以为是解放军开的炮，不但不害怕，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打的，原是要暗杀何思源市长，因为他思想进步，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记者：这段时间，北大的党务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王学珍：这一时期，北大地下党员在1948年暑假有不少撤到解放区去了。之后又发展了一些人。1949年1月底，解放军就进来了。2月4日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开了一个地下党会师大会。当时我们在沙滩，开会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很多人都是党员。还有一些人，我们一直觉得他们比较落后，有的甚至“反动”，结果也都是党员。原来他们的“反动”行为是地下党从全局考虑而安排的。

3月5日，中共北大总支部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总支负责人。3月1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北大发展的北大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革命青年联盟、民主进步青年联盟、农业青年联盟、进步青年联盟等6个革命青年组织，在四院礼堂联合召开盟员大会，会上宣布北大成立盟总支。4月6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大总支部正式成立。

至此，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北大的工作开始走向公开，并逐步在北大确立了领导地位，为广大师生所拥护。

记者：1949年4月24日，北大成立第一届学生会，您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之一。

王学珍：因为我有在系会工作的经验，就被选举到校学生会工作。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许世华。他做了半年后，由我接任，还有20多位理事，大家一起搞一些学生工作。换届时我那个工作报告现在还保留着。

1950年3月，我还没有毕业，就被抽调出来在北大党总支组织部工作。到1951年我担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开始我们的编制不属于北大，属于市委组织部，但是在北大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江隆基副校长来了。当时北大3位教务长都是党外人士，江校长想找个党员协助他们，就把我从党委调到教务处当主任秘书。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官大官小的观念，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价钱可讲，个人也没有什么思想斗争。从那以后，我一直就搞教务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前还有一段时间做代理教务长。1984年又让我去搞党务工作，做北大党委书记。

记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大进入黄金时期。那时的北大年轻人展现出高昂向上的、引领时代的精神风貌，在1981年就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样的时代口号。您对那时的北大青年有什么样的评价？

王学珍：1977年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这件事情意义很大。高考不管怎么样，它讲公平原则，一扫“文化大革命”时靠推荐上大学的积弊。再说，积压了这么多高中毕业生、老三届，不办教育怎么行。“文化大革命”都下乡去了，中间缺一代人啊。那时候在学校我管教务，同学们非常高兴，学校教学终于恢复了。

77级、78级那一批青年非常好，因为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插队，有的当过工人，有的当过农民，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又耽误了这么多年，非常珍惜在大学的学习机会。他们既好好学习，也很关心国家大事。学校比较宽松，学生也非常热情，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创造性。男排战胜韩国队得到世界杯参赛资格，那时候很不容易，大家都很高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很响亮。所以北大出了很多领导人，都是77年、78年考进北大的，包括后来的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也是。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按当时的规定是不允许私自带标语的，那几个同学是偷偷带的。当时我在观礼台上看到这个情景，觉得挺好。可是按规定是不可以的，回来以后就商量该怎么办。我主张这样处理：表扬，违反规定；批评，也不合适。学校就不表扬也不批评吧。以后报纸作了正面报道，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记者：这件事您处理得非常好。

王学珍：当时可没这么想。教务上很多改革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恢复招生以后，北大本科是四年制。有的学校是五年制。教育部让北大也改成五年制。我们认为，考进大学的学生不一定都适合搞研究，去读硕士、博士。不能要求大学生进来以后都是研究生，我们觉得4年本科就可以了，北大就坚持4年没有改。

课程设置上，“文化大革命”以前采用的是苏联那一套。1956年以后作了一些改变，但基本框框没有变。中文系的一些课，如中国文学史，到三年级才学完，时间跨度太长，我们就改得短了；教学的分量也减少一些。现在大学里的选课制、学分制，就是北大从那时候开始搞的，采取了许多措施；还恢复了一些院系，如政治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等。

记者：王老师，您是正宗的老北大，您对北大精神是怎么看的？

王学珍：我觉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8个字对北大的优良传统、北大精神概括得非常好。爱国不用讲了，北大人一向爱国。民主，有一段时间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民主不能讲了。其实不然，党的十七大不是再次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吗？科学，北大人具有科学精神，也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什么不讲“马克思主义”是北大的传统，而是用“进步”这个词？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北大的传统，它包含在“进步”这个词之中。用“进步”这个词比较宽，北大人要求进步，就如鲁迅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嘛！我觉得用这8个字讲北大传统很合适，非常贴切。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8个字概括学风也是很合适的。你再有天才，不“勤奋”是不行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严谨”，现在的学风比较浮躁，而北大一贯是强调严谨的，当然还要“求实”，“创新”。

我觉得这十六个字是非常合适的，把北大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概括得非常好。再补充一点的话，就是，对北大的学生来讲，可以自豪，因为你考上北大不容易，但是你不能骄傲；你可以很有自信，但是你别自负；要独立思考，这很重要，但也要虚心学习。一个人站在高处才能看得远，站在平地上再跳也跳不多高。在前人的基础上，你才能站得高。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但只有在虚心学习和掌握已有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你才能独立思考。青年人有热情，也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搞学问也是这样，不能碰到困难就不干了。但又要理性地思考，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能蛮干。作为北大的学生，更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您曾经是北大的掌舵人，也见证了一些北大的优秀青年逐渐成长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当代北大青年要成长成才，要成为社会各界的领军人物，您有什么寄语？

王学珍：北大培养的人才，一种是党政的领导人，这个当然很重要；一种是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头人，这也很重要。一个多产的科学家，他的创造发明并不比一个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作用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多少皇帝是为人们所记得、所熟知的？而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很多人都知道。还有，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做出很大成绩来。

从学生自身来讲，一个人要“全面”发展，但不要“平均”发展。在学校念书，不一定门门功课都考得非常好，当然如果你考得很好，也不能说你不对或不好。学科很多，一个大学科里面还包含有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学问很多，你样样都好也不一定能深入下去。所以对学校来讲是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从学生来讲则除了全面发展，还要有所专长。

第二要有实践，你没有实践不行。要能团结人，能带领一帮人一起工作。不能团结人家，那是不行的。要做党政领导人更是这样，要公正，要能团结人，要能听各方面的意见。现在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往往不是一个人就能干得好，而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进行，这就需要别人信任你，愿意在你领导下同你一道工作，这不是光靠学问好就行的。希望同学们都能成为国家精英，各方面的精英，党政工作的精英、科学界的精英、文学界的精英，等等。

记者：您对北大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

王学珍：整个国家都越来越好，北大当然也会越来越好！现在的条件比以前都好，无论学习、生活还是工作的条件都好了很多。我想，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的——北大的教授是一流的教授，北大的学生也是世界上一流的学生——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像我们党讲的，我们国家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国家，我们北大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师是一流的，学生是一流的，我们的设备将来也是一流的，这个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