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振忠

在传统时代，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大批徽州人离乡远涉，在全国各埠居廛列肆、务工经商。有鉴于此，包括徽商在内的旅外徽州人之活动，是徽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历来备受关注。而在另一方面，旅外徽人对于徽州社会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著名学者唐力行先生曾指出：

徽州乡村自治的动力可分为内外两个循环，内循环是徽商、士绅、宗族三个要素通过文化整合形成良性互动，外循环即同乡组织，内、外循环的任何一端遭到破坏，在另一循环的带动下，都能迅速得到恢复，并导致内外循环进行良性运行，乡村自治得以延续，这也是徽州乡村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特有属性……

这一论断揭示了旅外同乡组织与徽州乡村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揆诸实际，在旅外徽人组织中，以敦睦桑梓、声应气求为旨归的会馆、同乡会最为重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早就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譬如，在何炳棣、根岸佶、王日根等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徽州会馆都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在徽学研究领域，早在世纪之交，由安徽师范大学王廷元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陈联，就撰有《徽州会馆研究》的论文。此后，国内以徽州会馆作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还有多篇，而零星旁涉于此的研究成果更是时有所见。不过，由于围绕着徽州会馆的资料相当不少，有不少分别收藏于各类公藏机构以及私人藏家手头，搜集颇为不易，其个案之累积与总体性的系统探研，仍存在不小的空间。

此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张小坡副教授，完成了一部《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研究》的专著，内容颇为翔实，我拜读一过，觉得该书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大批新史料的利用。作者孜孜不倦地广泛收集、阅读各公藏机构庋藏的征信录、同乡会文献，所获甚丰。其中，特别是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同乡会档案，私人收集的徽州碑刻资料，以及安徽省图书馆等处珍藏的近代报刊等，皆为此项研究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从资料收集的种类来看，该书较此前的不少著作都更为广泛。

二是长时段的细致考察。作者网罗散佚、远引旁搜，对旅外徽人与徽州社会变迁，做了从传统到现代连续性的考察，为我们勾勒出同乡组织与徽州社会互动的清晰脉络。书中对于会馆、善堂等组织的探讨，考其源流，叙其本末，既有宏观层面上地理分布的分析，又有具体个案的详细探究，这使得此一论著颇显厚重。另外，全书不是仅局限于会馆、同乡会组织的考索，而是将其与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缕析条分，巧制新裁，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加以深入、细致的分析。

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征引了不少第一手的原始文献，并有一些根据原始档案等相关资料制成的表格。据此，将来大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书中附录一“《旅京歙县同乡录》（1927年）”反映出杞梓里、磻溪和昌溪等诸多歙县南乡人的记录，这与明代以来（特别是晚清时期）歙南茶商在北京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都可以结合大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特色，做详尽的分析与探讨。

近年来，有关会馆、同乡会的相关史料层出迭现。2014年，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获得立项。在此前后，我们陆续收集到不少与徽州会馆、同乡会相关的资料。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国内同行出版的相关资料集。在这方面，以王日根、薛鹏志主编的《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和李琳琦、梁仁志主编的《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最为重要。其中的不少资料，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另外，在我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也收录了同治七年（1868）和宣统三年（1911）的《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民国《旅汉安徽同乡会第一期调查同乡录》和《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等。其中，同治《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应是目前所见《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中年代最早的一种，而宣统《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亦为迄今所仅见。1913年，旅外人群在汉口筹办安徽义赈之后，将义赈灾会改组为同乡会，创立汉上安徽全省会馆，并刊刻了《旅汉安徽同乡会第一期调查同乡录》，从中可以较为详细地反映徽州一府六县之人在汉口的分布及其职业特色。而最后一种虽并不罕见，但却是1924年11月《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的修正案，其中存有拟议改动的多处痕迹，或可与上海档案馆1923年的版本比照而观。

这些都说明，有关旅外徽人的资料还有相当不少，相关问题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今后，如何在众多一手史料的基础上细绎覃思，加强个案之累积与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无疑仍具有相当的挑战。我期待作者在此专著的基础上，将来有更多佳作面世。

兹值该书付梓前夕，聊志数言为序。

2018年盛夏于新江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