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城的起建

追溯苏州城市史，应该从寿梦说起。

寿梦相传是仲雍十九代孙，乃去齐之子，名乘，又称孰姑，公元前五八五年继位。在吴国史上，他第一个称王，也是从他开始，吴国才有明确的纪年。《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又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犇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寿梦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五六一年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寿梦时代的吴国都城在哪里？一说仍在梅里，张守义《史记正义·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一说寿梦已别徙，《世本·居篇》说：“吴孰哉居藩篱，孰姑徙句吴。”孰哉即仲雍，藩篱即梅里，意谓仲雍之居在梅里；孰姑即寿梦，则已徙句吴。《史记正义》和《世本》的“句吴”是同一概念，司马贞《史记索隐·吴太伯系家》说：“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可知“句吴”即吴。今本《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说：“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馀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孰姑徙句吴”这句话，重在一个“徙”字，意谓寿梦已徙置都城，但仍在吴“外郭三百馀里”的范围内。或说寿梦所徙都城在胥湖口，翁澍《具区志》卷五引《图经》：“吴王寿梦故城在胥湖口。”胥湖是太湖东岸五湾之一，《史记正义·夏本纪》引顾夷《吴地记》：“胥湖在胥山西，南与莫湖连，各周回五六十里，西连太湖。”唐宋学者也多寿梦徙都的记载，陆广微《吴地记》记了三条，一、“其后至寿梦，始别筑城为宫室，于平门西北二里”；二、“夏驾湖，寿梦盛夏乘驾纳凉之处，凿湖池，置苑囿，故今有苑桥之名”；三、“都亭桥，寿梦于此置都驿，招四方贤客，基址见存”。寿梦时，楚大夫申公巫臣适吴，卒葬于吴，乐史《元和郡县志》卷九十一引《郡国志》：“申公巫臣冢亦在西南齐门。”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引《图经》：“巫臣冢在将门外。”以上引文提到的“平门”、“夏驾湖”、“苑桥”、“都亭桥”、“齐门”、“将门”，当按地名随迁之例，都不在今苏州城范围内。又，昆山故城亦寿梦所筑，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说：“昆山县，本秦汉娄县，其城吴子寿梦所筑。”

一九九二年，浒关真山大墓被发现，陆续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大真山顶的春秋墓葬，封土高厚，墓室宽大，葬具为七棺二椁，并由玉面饰、珠襦、玉甲饰和阳具饰组成玉殓葬。《礼记·礼器》说：“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如此规格的墓葬，与曲村北赵晋侯墓、寿县蔡侯墓的级别几乎相等，当是春秋中后期诸侯王墓葬。据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推断，墓主惟有寿梦。《左传·襄公十二年》记道：“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如此则寿梦已徙都今苏州无疑矣。

如果以寿梦徙都作为苏州城市史的起始，至今已有两千六百年了。

寿梦卒，长子诸樊继位。《世本·居篇》说：“诸樊徙吴。”张守节《史记正义·吴太伯世家》也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这是寿梦之后又一次扩建都城，如果说寿梦都城在胥湖口，或因城址占地狭窄，或因自然环境变化，诸樊将城郭的范围向内陆扩大。诸樊卒，又历馀祭、馀眜，馀眜卒，传其子于州，即僚。自诸樊至僚的都城，没有徙移的文献记载。就僚时的情形来说，这个都城已有一定规模，市场交换频率较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市正。伍子胥出奔至吴，在吴王僚五年，《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说：“子胥遂行至吴，徒跣被发，乞于吴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于阖庐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发，乞于吴市三日矣。’”又，今本《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了两个故事，一是刺客要离为取信庆忌，“乃诈得罪，出奔。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二是阖闾女滕玉死后，“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这两个故事都发生于阖闾即位后不久，吴大城的营造，或未开始，或尚在建设之中，吴国的政治中心仍在僚的旧都，当时居民的聚集和市场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五一四年，诸樊之子（一说馀眜庶子）公子光用专诸为刺客，弑僚而篡夺王位，号为阖闾。阖闾登阼不久，就计划新造大城，这应该是在诸樊至僚的故城基础上进一步向内陆扩大，规模更巨，增筑更多，军事防御功能大大加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夫吴，城高以厚，池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这座大城，史称吴大城、阖闾城、阖闾大城、吴越城等。

这座大城的坐落，不见先秦文献记载，至《越绝书》才提到它的所在，只是说得比较隐晦，容易被忽略。一是《计倪内经》说越王勾践问计于计倪：“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则吴大城在山林之中，并非今苏州城之坐落平原。二是《外传记军气》说：“吴故治西江，都牛、须女也。”“西江”即胥江，横贯吴大城。《书·禹贡》有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唐代学者才具体落实“三江”，陆德明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颜师古以北江、中江、南江为三江。从地理形势来看，胥江古称“西江”，也颇为合理。正德《姑苏志》卷十说：“三江之外，其支流一派，东出香山、胥山之间，曰胥口。”自先秦至北宋，这条水道并无胥江之名，先秦称西江，至唐仍称西江，卫万《吴宫怨》云：“君不见吴王宫阁临江起，不卷珠帘见江水。晓气晴来双阙间，潮声夜落千门里。勾践城中非旧春，姑苏台上起黄尘。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末两句后被李白偷去，写入《苏台览古》。韦应物《游灵岩寺》则云：“始入松路永，独忻山寺幽。不知临绝槛，乃见西江流。”王建《白纻歌》亦云：“馆娃宫中春日暮，荔枝木瓜花满树。城头乌栖休击鼓，青娥弹瑟白纻舞。夜天曈曈不见星，宫中火照西江明。”唐人又称西江为西塘，张籍《送陆畅》有云：“胥门旧宅今谁住，君过西塘与问人。”西塘之名持续甚久，明初孙蕡《西塘图为姑苏吴隐君题》有云：“太湖三万六千顷，荡漾咫尺阊门云。姑苏台荒烟树绿，下著诗翁数椽屋。”约两宋时，方有胥塘、胥江、胥溪之称。这条水道由“西江”逐渐衍变为“胥江”，与伍子胥故事的深入人心不无关系，在地名变迁史上是个典型例子。

木渎胥江　摄于一九二〇年代

至于明确表达吴大城即今苏州城的说法，则已在唐代中期，杜佑《通典·州郡十二》说：“苏州，春秋吴国之都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吴太伯世家》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刘良注《吴都赋》也说：“吴都者，苏州是也。”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持此说。自此以后，这个说法遂成正统。但在唐代，亦未得到普遍认同，如白居易《东城桂三首》小序就说：“苏之东城，古吴都城也，今为樵牧之场。”周南老《齐云楼记》说：“按乐天赋东城桂，谓古都在苏东地，已废而为樵刈之场，是乐天已不详为吴之故宫矣。盖世事绵邈，文献不足，虽则陵谷之变迁，不可得而识者多矣，独宫室也乎哉。”白居易之说，大概缘于甫里阖闾浦的吴宫故实，陆龟蒙亦有《问吴宫辞》。

虽然吴大城即今苏州城之说，居正统地位，但吴大城在今木渎一带，则故老相传，悠悠千载。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说：“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洪武《苏州府志》卷四提到“阖闾都”时引《崇德县志》：“吴之国都，今平江木渎。”清初葛芝《游仰天坞记》说：“徐山人指示旧城之基，始知吴王建国，连山跨谷，俯瞰太湖，故相传响屧、玩花、采香诸迹不越数里内。今去郡城约三十里，迁筑之日未知何代，吾安知数百年之后不更改卜于是耶，人世推迁，何常之有。”迄至于今，田野考古学者还发现不少传说和谚语，类如“先有木渎镇，后有苏州城”、“先有长岗浪，后有苏州城”、“拿下白鹤顶，败了苏州城”等，佐证了这一说法。

在其他文献记载中，也可看到吴大城在今木渎一带的证据。

先从吴大城外来说。《左传·哀公十七年》说：“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吴郡志》卷八记胥门外有越城，“越伐吴，吴王在姑苏，越筑此城，以逼之，城堞仿佛具在。”越城遗址在今石湖东岸，所逼之“姑苏”，指姑苏台，正在对岸，即今越来溪西横山一线之后。如果吴大城在今苏州城，则不可能于此相持。又，《国语·吴语》记伍子胥将死，留下遗言：“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亦记子胥将死，遗言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史记正义·吴太伯世家》引《吴俗传》：“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军自“东南入”，那吴大城必在越来溪西，“悬吾目于东门”才说得通。又，《吴郡志》卷五十引《吴地记》：“阖闾十年，国东有夷人侵逼吴境，吴王大惊，令所司点军。王乃宴会亲行，平明出城十里，顿军憩歇，今憩桥是也。王曰：‘进军。’所司又奏：‘食时已至，令临顿。’吴军宴设之处，今临顿是也。”憩桥、临顿均在今苏州城内，如果“出城十里”，惟吴大城在横山之西才合符，如果大军尚未出城，就要憩歇、临顿，岂非笑话。

再从吴大城内来说。据《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十四年，“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韦昭注：“郛，郭也。”“大舟，王舟；徙，取也。”则姑苏台在郭内；“大舟”当在太湖近岸，则其郭临湖也。吴王夫差二十三年，“越师遂入吴国，围王台”。韦昭注：“王台，姑苏。”又证以姑苏台在郭内。《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说阖闾“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中闚百姓”，“中闚百姓”则又得一证。同书又说：“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又《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六引《吴越春秋》：“越伐吴，吴王率其贤良投于胥山，越兵大至，围吴三重。”则胥山在郭内，山有小城，曾徙治于此。《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又说：“放山者，在莋碓山南，以取长之。莋碓山下，故有乡名莋邑。吴王恶其名，内郭中，名通陵乡。”莋碓山即今狮子山，则狮子山南一带亦在郭内。《吴郡志》卷十五引《枕中记》：“吴西界有华山，可以度难。”则华山亦当在郭内。

更重要的是，今苏州城平面呈矩形，规制整齐，但在汉之前，并无如此中规中矩的礼仪性城市。《周礼·夏官司马》说：“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管子·乘马》也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吕思勉《先秦史》第十三章提到当时城郭制度时说：“城版筑所成，城之外为郭，亦曰郛，则依山川形势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墙也。”吴大城即呈不规则形，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郭中有吴小城、东宫、路西宫、伍子胥城。“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十六步”。“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这种形式，合乎春秋都城的一般规律。

再从今苏州城内的考古发掘来说，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各段城墙都发现夯土层，出土墓葬和器物，当是早期城墙的建筑遗迹，但其年代不早于东汉。惟二〇〇五年发掘平门一段城墙时有意外发现，出土战国遗址一处、汉代夯土城墙一段、六朝墓葬两座。《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发掘简报》说：“发现汉代城墙叠压战国时期的黄土层，后经进一步发掘，发现黄土城下有夯窝现象，在黄土层下发现战国时代的器物，其下为生土。”器物为黑皮陶罐，矮直颈，肩有双贯耳，底有三乳足，明显带有战国时代的特征。在其上层出土“一些几何印纹陶片、红褐色夹砂陶片、黑皮软陶及原始瓷片。几何印纹陶中的麻布纹，规整的小窗格纹、小席纹以及黑皮软陶的出现等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特征，这几层人工堆筑的层位应属战国春秋时期”。这一发现固然很重要，但这仅是一个点，应该是远离都城的军事性堡垒，或贵族集团的副食品基地，或居民聚落所在，汉代筑城时利用了这段夯土堆筑。

灵岩山前　摄于一九一〇年代

一九八九年，苏州博物馆钱公麟在《东南文化》第四、五期合刊发表《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这是第一次综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吴大城坐落在今木渎一带的推论。首先，钱公麟对《越绝书》和今本《吴越春秋》的性质作了分析，认同陈桥驿等学者的观点，即今本《吴越春秋》依傍《越绝书》，《越绝书》则是东汉人辑录增补战国人的著作，保留了一些接近吴大城原貌的材料。其次，梳理了《越绝书》关于城郭的记载，认为与“现在的苏州城并非是同城”。其三，推演了《吴郡图经续记》中“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这句话的延伸意义，“在这一带，如以灵岩山为起点，依顺时针走向次第有金山、何山、狮子山、索山、横山、横塘、走狗塘、荷花荡、上方山、七子山、尧峰山、清明山、胥口、香山、穹窿山、五峰山，滨太湖，扼要冲，山环水抱，形成一处环状的半封闭式的天然屏障”。其内围长度与《越绝书·外传吴地传》说的“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相吻合。他的结论是，灵岩、姑苏、胥山之间的盆地，土地广阔而平坦，交通便利，可以四达，内受三个制高点的控制，外有天然屏障即郭的保护，很有可能就是吴大城所在。

二十年后，钱公麟的推论得到了验证。二〇〇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在木渎一带的山间盆地内，存在着一座春秋时期具有都城性质的大型古城。

木渎春秋大城遗址，正在灵岩山、大焦山、天平山、天池山、五峰山、砚石山、穹窿山、香山、胥山、尧峰山、七子山等山脉所围成的盆地内，总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考古确认了南北两处城墙、南北两处水门遗迹、部分城内外水系、小城、土墩，以及多处商周时期遗址。这座大城依托自然而建，山水环绕，面积广袤。在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分布着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和不同等级的墓葬，构成了以都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

大城遗址呈不规则状，城墙大致沿盆地边缘分布。南北两道城墙相距约六千七百二十八米，城墙外侧均有城壕，经由水门连通城内外水道。

南城墙在今胥口新峰村一带，坐落胥山和尧峰山间山口的北侧。城墙总体呈东西走向，总长约五百六十米，现存宽度十五至四十五米。西侧有一豁口，两侧城墙分别向南延伸，城墙北侧有城壕，总长约八百五十五米。城壕西侧部分呈南北向，或许由南通向太湖。这些遗存构成“两墙夹一河”的布局。河道内堆积层中，出土有印纹陶片、瓦片、铜镞、原始瓷碗、陶钵、木构件等，使用年代为春秋后期。从布局结构来看，城墙、人类活动面和古河道三种遗存位置相近，走向一致，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一组同时期修建、功能密切相关的遗存，可以初步推断为水门遗迹。

北城墙在五峰山、大焦山之间的山坳中。城墙呈曲尺形，东南侧起自狮子口山下，向西略偏北方向延伸，又折向西，一直向五峰山延伸，总长约一千一百五十米，宽度在二十米至二十六米，高于地面约零点五至三米。城墙外侧（北侧和东侧）分布着一周城壕，城壕与城墙走向一致，平均宽度约十五米左右，总长约一千零五十米。在城墙堆筑层中出土的陶片、石器等，最晚属战国时期。在城墙叠压的地层中出土云雷印纹陶片，表明这段城墙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

灵岩山前　摄于一九〇〇年代

大城的水系，除了南城墙水门遗迹外，在北城墙的两处豁口也发现古河道遗迹，且河道入城后，均沿原有方向继续延伸。在新峰段城墙东南还发现大片自然水面，北侧与城墙平齐，南侧或通向太湖。这一发现，为考察大城选址的自然因素提供了依据。

天平山前　摄于一九〇〇年代

小城遗址在香山东麓，坐落胥口合丰村的仇家村和下场村两个自然村，故今称合丰小城。小城大致呈抹角长方形，南北长约四百三十米，东西宽约四百六十米，面积约十九万平方米。小城北侧和东侧地面上仍存在部分长条形土墩，应该是城墙的残留，总长约六百米。城墙外侧有宽约十米、深约二米的壕堑环绕。结合以往的考古发掘，推断小城的始建年代，约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

大城遗址内，尚存土墩遗址二百三十五处，较集中地分布在五峰、新峰、廖里、合丰等地。土墩形状不一，高度不一。在不少土墩堆积中采集到春秋后期至战国的几何印纹陶片、原始瓷片等，结合南水门河道出土的板瓦残片、木构件等，可认定城内有春秋后期至战国的大型建筑基址。

经考古发掘，发现大量汉墓，部分已作清理。这些墓葬的年代，自西汉早期延续到西汉晚期，有成对并穴合葬，墓葬方向有南北向、东西向，东西向多于南北向，随葬品的陶器，基本组合为壶、罐，也有单独随葬小陶壶的现象。这些汉墓的发现，说明这座古城至西汉晚期仍较繁荣，人口密集，氏族制度完善，还有相当的市场交易频率。

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联合考古队，继续对木渎大城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据《考古学报》二〇一六年第二期《苏州木渎古城二〇一一——二〇一四年考古报告》介绍，历经数年，对大城的范围、年代、布局、性质等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大城坐落山间盆地，北侧为灵岩山、大焦山、狮子山、杈枪岭、五峰山、博士岭、王马山等组成的“几”字形山地，西侧为穹窿山、香山，南侧为清明山，东侧为尧峰山、凤凰山、七子山、上方山等。城址四围山势陡峭，构成天然屏障，仅能通过五处山口与外界沟通。五处山口，除西北侧的藏书镇山口未进行考古勘探外，其馀山口均发现城墙或小型城址等防御设施。在西南侧香山和清明山之间是胥口，胥江由此山口经过，外通太湖，横穿城址，而清明山南麓发现的千年寺小城，正扼此要津；在东南侧清明山和尧峰山之间的山口内侧，即为新峰城墙所在；在东侧越来溪两岸，有吴城、越城夹河相持；在北侧的五峰城墙，则横亘五峰山和杈枪岭之间的山口。因此，大城有可能未构筑完整的城墙，而是利用山口构筑防御设施，以周边的山体为天然城墙，从而形成较完备的防御体系。在大城周边发现一定数量的战国遗存，特别是千年寺小城，显示了它在当时的拱卫作用。城外西北隅的善山战国墓，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可能与楚灭越有一定关系，同时证明大城在战国晚期仍在延续。大城内遗存分布呈现聚落散居的特点，遗存较集中地分布在五峰、新峰、合丰、廖里四处，而城址的其他区域，则极少发现同时期的遗存。大城内外，发现大量西汉墓葬，至今尚未发现东汉墓葬，这说明西汉时期大城的鼎盛，而大城的沿袭，一直要到西汉晚期。

综上所述，合丰小城乃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高等级遗存，则在寿梦之前，那里已有吴人聚落。至寿梦徙都，以此为城邑，即《图经》所谓“吴王寿梦故城在胥湖口”之说。至阖闾时代，出现更大规模的城址，即木渎吴大城，按《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说的“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则整个大城呈“西城东郭”格局。许宏《大都无城》引杨宽语：“西周初期的东都成周，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布局。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以西方为上位而东向的‘坐西朝东’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后来不但被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被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沿袭下来。”公元前四七三年，越灭吴。公元前三七九年，越王翳徙吴，为越国都城。公元前三三三年，楚灭越。公元前二四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吴，《史记·春申君列传》说：“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公元前二二二年，秦王政使王翦平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史记正义·黥布列传》说：“时会稽郡所理在吴阖闾城中。”由此直至西汉晚期。也就是说，在胥口、木渎一带的吴国都城，前后持续约六百年。

狮子山前　摄于一九二〇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