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庫學綜合研究

略議《四庫全書總目》與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吴國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

摘　要：近年，“中國古典學”一詞進入國内同行的視野，然而各家理解不盡相同。從古典學原意和源流來看，漢文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是定義中國古典學的起點，清朝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在中國古典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四庫全書總目》以經典要籍及其注釋、仿作、翻新爲序列，精心構造四部分類系統及其學術分野，完整呈現了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以古書文獻的文本史實考證、義理辭章評析等工作爲中心，全面揭示歷代學術傳統及其學理依據，完整形成了中國古典學的典範形式和進路方法。《四庫全書總目》問世後，不僅被公認爲古典學術史的標準讀物，也成爲了近現代專治中國古典學的門徑。《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古典學走向自覺的重要節點，《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標志著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關鍵詞：《四庫全書》纂修；《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典學；成立

一、引言

“中國古典學”一詞，相當一段時間内爲日本學界所使用。1928年，漢學名家内藤湖南寫過一篇題爲《關于支那古典學的研究法》[1]的文章，文中談到其第一種學問就是經學，還提及西方科學的古典學方法。反觀我國學界，大家長期使用“國學”“中學”“舊學”等語彙比較寬泛地討論中國的傳統學問。近年，國内研究者嘗試用“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各自的傳統中國研究或中國古典學術研究。歸納起來，海内外學界對于“中國古典學”的含義大致有四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日本學者將本國語境中的“傳統漢學”稱之爲“中國古典學”或“古典中國學”，與歐美語境中的“漢學”或“中國研究”區别開來。這種看法與日本久遠的漢學傳統有關，在日本學界已有較大共識。第二種看法，部分國内學者將“先秦典籍整理與研究”或“先秦秦漢歷史文明”稱之爲“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在時段和理念上對應起來。這種看法與晚近中國的上古史及出土文獻研究有關，以裘錫圭爲代表致力于所謂“中國古典學的重建”[2]。第三種看法，部分國内學者將“國學”直接改稱爲“中國古典學”，以謀求整體地進入現代學科體系。這種看法與當下國學學科建設、傳統文化弘揚有關，以一些國學研究機構及相關推動者爲代表。第四種看法，部分國内學者將“中國古典文明”稱爲“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文明相對應。這種看法著眼于中西古典的比較視野，在時段上不拘于“先秦秦漢”，在理念上又與“國學”論者有相通之處。

後三種看法中，以裘錫圭的“中國古典學”定義在國内學界中影響最大。然而，視“先秦典籍整理與研究”或“先秦秦漢歷史文明”爲“中國古典學”的主張，大體是現代學術理念、學科認識和方法意識的延續，還需要解决如何對接整個中國古典傳統的大問題。其他兩種看法，或者本土立場過濃，或者内涵外延太寬，需要反思的地方更多。個人以爲，回歸古典學的根本理念和内在邏輯，回歸中國古典學之于中國傳統學術的接續傳承，回歸中國古典學之于現代學術的持久發展，是論者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追本溯源，只有整體梳理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來龍去脉，才能準確説明和定義中國古典學。從古典學原意和中國古典傳統源流來看，這種整體梳理的最好途徑便是對中國古典目録的再審視和再研究。

衆所周知，《四庫全書總目》是數千年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的集大成之作。可惜的是，論者要麽拘于分析其作爲學術門徑的解題目録性質，要麽止于觀察其所反映的清代學術動向，要麽旨在了解古典文獻的流傳，要麽依此泛論中國文化的特質，鮮有論者專門考察《四庫全書》纂修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對于今日中國古典學的重要意義。個人以爲，《四庫全書》纂修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可以成爲探討中國古典學及其内涵外延的最佳切入點。

二、《四庫全書》纂修與中國古典學的自覺

若要討論“中國古典”，先應該回到漢文古典文獻的形成發展上來，回到漢文經典要籍的傳承研習上來。“西方古典學”是指古希臘、古羅馬文獻乃至整個文明的學問，“中國古典學”則是指先秦以來古典文獻（特别是經典要籍）及其傳習的學問。儘管兩種古典學出自不同的歷史環境，前者偏重文明研究，後者偏重經典傳習，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基于古典文獻整理研究而生發出來的系列學問。

漢文古典文獻整理有著悠久的歷史，從春秋時期至清前期兩千多年間的整理活動中，前賢編撰了非常可觀的古典目録及相關著作，記録了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文化淵源和發端歷程。然而，這些整理活動要麽缺乏對“古”（即古書、古代）的整體認識，要麽缺乏對“典”（即經典、典範）的地位確認，要麽缺乏對“學（即學理）”的内在建構。遲至清代中葉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中國古典學才由充分積累進入了自覺建設時代。

（一）《四庫全書》纂修對古典文獻的全面系統整理

乾隆以前，漢文古典文獻的整理，經歷了整理“六藝”到整理“四部”文獻等幾個重要階段。不過，這些整理活動的特點是，徵書校書規模相對較小，所涉文獻種類相對不多，所涉整理工作相對簡易。而纂修《四庫全書》，時間上延續數十年，空間上遍及朝野地方，徵書規模牽涉數萬種文獻，工作任務則是徵書、輯佚、辨僞和校讎四者並重。自來整理古典文獻，未有如此全面系統者。

其一，全面系統地收集古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三年，清廷在内府藏書之外下詔全面徵書。[3]據統計，《四庫全書總目》收書數目爲10254種，若加上副本、禁毁等各種原因未登録者，應有數萬種之多。自來徵書，未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收集程度，使館内外學者有條件更爲整體地認識傳世的漢文古書和久遠的主流學術。

其二，全面系統地輯佚古書。當初，設立四庫全書館與從《永樂大典》中系統輯佚古書密切相關。[4]從四庫全書館組織架構來説，清廷專設“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任命官員人數達39人，其重要性顯而易見。據研究，《永樂大典》擬簽佚書1100多種，輯佚出700多種書，收入《四庫全書》有300多種。[5]自來輯佚，未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輯佚程度，使館内外學者有條件重建古書經典的完整序列，重構古典學術史的關鍵環節。

其三，全面系統地辨僞古書。四庫開館之後，對收集和輯佚的古書進行考辨校核，是《四庫全書》纂修中分量很重的工作。據研究，《四庫全書總目》辨僞書目有數百種之多。[6]當時的辨僞，以經書、子書爲主，兼及史部、集部。自來辨僞，也没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辨僞程度，使館内外學者有條件建立一套可信的古典文獻系統，更爲準確地理解古典學術源流。

其四，全面系統地校讎古書。開館之初，朱筠便提出“著録與校讎並重”[7]。從纂修過程來看，著録、校讎需要經過時間很長、嚴格複雜的工序，皇帝、總裁以下所有館臣分别承擔了分纂、總纂、分校、協勘、重校、總校、總閲、欽定等各項各階段任務，並産生了目録形式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校勘記形式的《四庫全書考證》等衆多成果。自來校讎，未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校讎程度，使館内外學者有條件熟悉並把握古書經典和古典學術的内在規律。

（二）《四庫全書》纂修對于經典要籍的高度重視

乾隆以前，官方和學界已逐漸重視經典要籍在漢文古典文獻中的優先地位。乾隆即位不久，詔令校刊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正經正史，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鑒輯覽》“三通”等史部典籍，這直接影響到《四庫全書》纂修時經史要籍優先地位的强化。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兩江總督高晋上奏稱：“竊照欽奉上諭，纂輯《四庫全書》。首冠以經，表自古聖賢之統緒；次列以史，垂累朝興廢之源流。此外，説經論史之書，苟能互相發明，均可列諸簡册。”[8]首冠以經，次列以史，徵書和校書均以兩部爲重心。乾隆四十二年，上諭寄浙江巡撫三寶：“朕閲四庫全書館所進抄本朱彝尊《經義考》，于歷代説經諸書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于經學，朕因親製詩篇，題識卷首。此書現已刊行于世，聞書板尚在浙江。著將御製詩録寄三寶，就便詢問藏板之家，如願將朕此詩，添冠卷端，聽其刊刻，亦使士林咸知朕闡崇經學之意。”[9]乾隆不僅强化《四庫全書》纂修對于經學的重視，而且還將其闡崇經學之意頒告天下。

《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正經正史、説經論史之書受到高度重視，不僅在經典要籍的提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還被用來作爲考辨和評價其他古書的標準。自來表彰經典要籍，没有如此全面系統者。

（三）《四庫全書》纂修中古典語文學的成熟

乾隆以前，漢文古典文獻整理也涉及訓詁、考證工作，但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古典語文學理念方法。只有到了纂修《四庫全書》，館臣倡言“讀書必先識字”，“以字通其詞，以詞通其道”，以“小學”爲代表的古典語文學真正走向成熟。這套語文學理念方法，是在《説文》《爾雅》及經傳注疏基礎上形成的。自來校書，未有如此重視語文學者。

其一，《説文》《爾雅》之學的宣導。朱筠最先提倡《説文》之學，在安徽學政任内主持校訂《説文解字》，並委王念孫等人校正刊行。他提出：“讀書必先識字，特取舊本《説文解字》重爲校刻，自製序文，揭以四端：曰部分、曰字體、曰音聲、曰訓詁，爲學六書者指示途徑。”[10]四庫開館後，朱氏及其後輩弟子如程晋芳、陸錫熊、任大椿、王念孫等人入館，《説文》之學在館内外蔚爲風氣。與此同時，戴震提倡《爾雅》之學。他指出：“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于《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于至道。……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11]後來，邵晋涵便在戴震的基礎上，完成了一部《爾雅正義》。《説文》明字學，《爾雅》通故訓，在館内外學者的努力下成爲讀古書、治古經之基礎。

其二，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成立。朱筠在安徽學政期間，對于古典學術有新的見解。他説：“凡于經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鳥獸、草木、蟲魚之詳，悉皆當周知，而先之以訓詁。然後其于經之義秩然、粲然、怡然、涣然也。……與諸生諄諄言之者，通經與識字而已。”[12]先明訓詁、後通經義，形成了新的治古經、讀古書之法。四庫總纂官紀昀在《小學類叙》中説：“古小學所教，不過小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爲小學。……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爲近古。”[13]對此，張舜徽總結道：“《四庫總目》以《爾雅》之屬歸諸訓詁，《説文》之屬歸諸文字，《廣韻》之屬歸諸韻書，而總題曰小學，此清儒之所謂小學也。”[14]至此，作爲語文學的“小學”得以成立。

其三，目録版本校勘之學的成熟。《四庫全書》纂修時標舉“著録與校讎並重”，具體工作大致如下：先從歷代目録群書的著録入手，搜羅古書各類版本，考察古書成書體例，校勘各版本及相關書籍，附校勘記于所校閣書之末，彙編《四庫全書考證》並撰成《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凡例》説：“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録，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于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録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且精矣。”[15]可見，作爲整體的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日趨成熟。

綜上，誠如正總裁永瑢所言：“俾學者由書目（《簡明目録》）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考鏡源流，用昭文治之盛。”[16]《四庫全書》纂修，標志著中國古典學在“古（古書、古代）”“典（經典、典範）”“學（學理）”三個層次上走向自覺。

三、從《四庫全書總目》看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的成立

在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傳習過程中，漢文古典文獻整理是起點，經典要籍研究是關鍵，古典語文學是基礎，由此而來還有文本史實考證、義理辭章評析，乃至于身家性命、天下國家之道。然而，先秦以來的文獻整理活動，大體專注于古書的編目著録和文本的校訂解釋，缺乏對各類專門學問全面系統的認識和把握，也没有形成内涵外延明晰的古典學完整結構。只有到了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和編纂《四庫全書總目》，館内外學者全面系統地總結各類專門學問，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才得以成立。

（一）古典學的性質宗旨

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中，清廷和館臣强調以正經、正史爲代表的經典要籍是中國古典的主體，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得以成立。這些經典要籍及其注釋、仿作、翻新，呈現出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文獻序列；這些經典要籍的理解和傳習，構成了豐富複雜的學術内容。

其一，古書經典的排序，依照注從經典、類附于本的原則。過去的目録，古書排序不太嚴整。《總目凡例》説：“諸書次序，雖從其時代，至于箋釋舊文，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异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蓋雖裒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17]“禮類儀禮之屬”案語又説：“《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于《儀禮》。……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爲根柢，從其本而類附也。”[18]館臣以作者時代先後爲序的同時，特别重視經典要籍及其注釋連排，這種排序應該是模仿經部各類經書及其注釋的舊例。如果説“箋釋舊文”是對經典要籍的注解，“從其本而類附”往往是對正經正史的歸附，反映了經典要籍的傳承研習；而“自爲著述”則是開創新的經典，將來形成新著述的傳習。這種連排和類附原則，最能體現中國古典學根植自身的性質宗旨。

其二，古書經典的地位，依照考證精核、議論明確來衡定的原則。過去的目録，何爲經典要籍，標準雜亂不一。《總目·凡例》説：“説經主于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于褒貶，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今所録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爲主，庶幾可謝彼虚談、敦兹實學。”[19]館臣對古書經典的評價不再以陳詞説教爲標準，而是説經由訓詁明義理、論史據事迹定褒貶。具體提要文字，“足資考證”之語、“議論允當”之言往往而在。這種考證和議論的原則，最能體現中國古典學特色鮮明的性質宗旨。

其三，古書經典的選取，依照明體達用、經世致用的原則。過去的目録，多停留在反映公私藏書和書籍流傳狀况上。《總目·凡例》説：“聖賢之學主于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儒生著書，務爲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矣。……凡斯之類，並辟其异説，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爲有用之學。”[20]館臣選取見諸實事、切近人事的古書經典，旨在宣導致遠經方、務爲有用的學風。另一則《凡例》又説：“九流自《七略》以來，即已著録。……聖朝編録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21]回歸聖學王道、不與百家雜學，也是四庫修書一貫的理念。這種明體達用、經世致用的原則，體現了中國古典學比較獨特的性質宗旨，與西方古典學有很大的不同。

（二）古典學的架構體系

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中，清廷和館臣逐漸形成了一套古書分類及學術分野的構想。這套古書分類及學術分野的構想，以解題目録爲載體，通過文本史實考證和義理辭章評論的方式，頗能切合古典學的根本理念和内在邏輯。

其一，確認四部學問架構體系。當初，朱筠上《開館摺子》時提到“或依七略，或準四部”[22]，對于是否采用四部分類法似有猶疑。開館以後，四部分類法很快爲主事者采納。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諭稱：“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23]《總目·凡例》明確説：“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24]這一套四部分類法確認了唐宋以來主流的四部學問傳統，完整奠定了中國古典學的架構體系。

其二，强化經史之學在四部學問體系的優先地位。四庫館臣高度重視經典要籍，尤其是經、史兩部。總纂官陸錫熊提出：“夫爲學以窮經爲首，而經師授實本專門，將溯源流，必資古義。諸生先當潜心注疏，穿穴諸家，詳辨訓詁，博稽名物，然後摺中儒説以睹指歸，精治一經，旁通六籍，敬臻貫串，必與甄嘉。至史學與經並重，體用相資，諸生方欲學古，放官而故事茫然如，將何以練習典章，擴充識見？即以行文而論，亦未嘗不可得其精意，羽翼微言，願研經之餘，時亦覽史。”[25]經學爲首，經學、史學並重，是當時館内外的共識。館外名家錢大昕也説：“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26]此言最能見經史之學在四部學問中的優先地位。宋明以來，理學之風最盛，經史之學漸衰。自顧炎武倡言“經學即理學”，特别是四庫開館以後，經學、史學大爲興盛，成爲中國古典學架構體系中最重要的學問。

其三，闡明四部及各類學問的内在關係。清廷和館臣不僅重視經史之學的優先地位，還對四部及各類學問之間的内在關係有整體把握。乾隆四十年（1775），皇帝作《文源閣記》云：“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于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27]此論明確指出，經、史爲源流關係，子、集則是經、史的支派，史、子、集都是從經而出的。《子部總叙》也説：“夫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要可與經史旁參。”[28]經學居中國古典學之首、之核心，史學羽翼經學而行，子學則與經史之學旁參，四部學問之間的内在關係闡述得非常清楚。此外，《子部總叙》還將子部十四類學問分成四層，即“大道”（含儒、兵、法、農、醫和天文演算法六家）、“小道”（含術數、藝術兩家）、“旁資參考者”（含譜録、雜家、類書和小説四家）、“外學”（含釋家、道家道教兩家），每層之下各家學問亦有次序。[29]這種分層排序，大體以經世致用爲標準，從學理説明了子學各門類及其學問在中國古典學架構體系中的位置。

其四，劃定有争議的學術分野。在古書分類的過程中，館臣對于一些學術分野有新認識。上節已揭“小學”的内容性質本來不太固定，朱熹因“大學”而立“小學”爲之一變，四庫修書時才確立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爲“小學”，視之爲經學的基礎。然而，如此一來，朱熹所謂“小學”的學問歸屬需要調整。《小學集注》提要云：“是書自陳氏《書録解題》即列之入經部小學類。考《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小學家之所列，如于史籀，始于杜林，皆訓詁文字之書。今案以幼儀附之《孝經》，終爲不類。而入小學，則于古無徵。是書所録皆宋儒養正之功、立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幾協其實焉。”[30]館臣認爲，《漢書·藝文志》訓詁文字之書歸屬小學是漢人古義，陳振孫視《小學集注》爲小學之書不合適；然後根據儒家類分野原則，將該書轉歸儒家類。學術分野的重新劃定，最可見館臣在古典學架構體系上的深思熟慮。

四、從《四庫全書總目》看中國古典學的典範形式和方法進路的成立

伴隨漢文古典文獻的整理，歷代學者對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的認識不斷深入。比如，劉向父子有所謂“諸子出于王官”論。當然，由于缺乏一套完善的典範形式和方法進路，這些認識要麽停留在就人論人、就書論書的程度，要麽屬于學術演變規律的總結。只有到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館内外學者對歷代學術特質方向有了深刻把握，中國古典學的典範形式和方法進路才得以成立。

（一）作爲古典學典範形式的漢學和宋學

乾隆以前，“漢學”“宋學”二語還只是漢、宋兩朝學術的總名。至纂修《四庫全書》，在清廷和館臣的努力下，“漢學”“宋學”二語超越朝代意義而上升到典範形式的高度。

衆所周知，總纂官紀昀立足于經學史，將中國古典學術發展劃分爲六個階段，把六個階段的學術特質方向歸納成漢學、宋學兩種範式，並講明兩種範式的根本差别和相互關係。《經部總叙》論道：“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户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31]其他館臣也多持此意見，比如翁方綱有多篇文字專論漢學、宋學。對此，張舜徽指出：“‘漢學’、‘宋學’之名，發自清儒。名之不正，孰甚于此。最初見于《四庫提要》，其後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録》，于是門户之見，牢不可破，彼此攻詰，勢同水火。”[32]本來，漢宋兩朝之學、漢宋門户之見只是一種學術演變規律的總結，但是依照館臣的新見解，漢學、宋學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典範形式。

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戴震就説：“先儒爲《詩》者，莫明于漢之毛、鄭，宋之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詞者，又或以爲夫婦男女之詞；以爲刺譏之詞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詞；以爲他人代爲詞者，又或以爲己自爲詞。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漢，此説之難一也。”[33]戴氏之意，主《毛傳》《鄭箋》者爲漢學，主《詩集傳》者爲宋學。後來，這一見解成爲館臣共識。紀昀在《詩類小叙》中指出：“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于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于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34]漢、宋門户之争，固然有意氣用事，根本還在于漢學、宋學爲兩種不同範式。戴震嘗説：“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于故訓，一主于理義。”[35]明故訓是漢學範式的特點，明義理則是宋學範式的特點。就漢學範式來説，梁啟超有詳論，漢學“其治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于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36]。從明故訓再到文本考證，正是漢學範式的主要特點。

《四庫全書總目》行世之後，偏訓詁者被視爲“漢學”，偏義理者被視爲“宋學”，“漢學”“宋學”成爲中國古典學的基本範式，不僅影響清中葉以後的漢宋之争、漢宋調和、漢宋兼采等種種學術動向，也影響到民國以來的新漢學、新宋學乃至學界同仁的考證義理方法之争。

（二）作爲古典學進路方法的義理學、辭章學、考據學

乾隆以前，學界多泛論學問之途，或涉學派异同，或涉治學領域分野，較少歸納總結傳統的治學方法。只有到編纂《四庫全書》，“義理”“考證”和“辭章”才成爲中國古典學的進路方法。

前文已述，戴震在講漢宋範式時也有對學問之途的新理解。他認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義，或事于制數，或事于文章。……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37]他還説：“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核，能文章。”[38]兩處合起來看，義理之學主于理義，文章之學主于文章，考核之學主于制數。方法進路不同，所得各有偏重，但三種進路方法又相輔相成。稍後，姚鼐、翁方綱等館臣提到學問之事，使用與戴氏幾乎相似的用語。姚氏説：“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39]這種理解與戴震有异曲同工之妙。翁氏説：“有義理之學，有考訂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不可强而兼也，况舉業文乎！然果以其人之真切貫徹而出之，則三者一原耳。”[40]三途、三端、三學，是當年館内外的共同話題。應該説，義理、考證和文章三種治學方向，確立了中國古典學的進路方法。

具體到“考證之學”，翁方綱的論述大體代表館臣修書的考證功夫。他説：“蓋嘗反復推究，上下古今，考訂家之所以然，具于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于是矣。大抵考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間可入也。而未暇于此事之旁見于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並勘之，以爲兩端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説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略。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决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于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于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于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41]他詳述了考證的基本原則、一般流程和具體做法，具有明確的方法論意識。這種方法論意識，在《四庫全書總目》及館臣其他文字中比比可見。

除此之外，館臣還提到了“德行”“經世之學”等其他學問之途。後來，從“學求有濟于天下”之“學”，逐漸生發出“經世之學”“經濟之學”等新的方法進路。

五、《四庫全書總目》成爲專治中國古典學的門徑

《四庫全書總目》問世後，兩百多年來的中國學術深受其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限于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各個具體領域和細節問題，還延展到中國古典學的根本理念和内在邏輯上。比如，由小學、經學、史學、先秦諸子學、文學以及其他專門學問形成古典學的結構層次，由義理學、考證學、文章學、經世學以及其他相關學問形成古典學的領域方向。

當初，四庫館臣建立漢、宋兩種範式，强調兩種範式各有長短。至嘉道間，卻引出了持久的“漢宋之争”。比如，江藩作《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兩書，方東樹應之而作《漢學商兑》，各立門户，彼此相攻。江藩嘗謂：“近今漢學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42]江氏强調治漢學者不可法程、朱，挑起了門户之争。方東樹回應説：“夫訓詁未明，當求之小學是也。若大義未明，則實非小學所能盡。今漢學宗旨，必謂經義不外于小學，第當專治小學，不當空言義理。以此欲驀過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統，故謂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由訓詁以接夫唐、虞、周、孔正傳。此最异端邪説，然亦最淺陋，又多矛盾也！”[43]方氏注意到，“漢學”門户的癥結在于小學不能盡義理，但是指其爲异端邪説卻屬激憤之詞。道咸以降，曾國藩諸公持平漢宋，將漢學、宋學分解爲義理、考據、辭章和經濟四種進路方法，漢宋調和、漢宋兼采成爲潮流。這些表明，《四庫全書總目》宣導的漢宋之學和義理考據辭章之學，早已成爲前賢專治古典學的必由之路。

當初，四庫館臣相當重視正經正史爲代表的經典要籍，奠定了四部及各門學問的架構體系。晚清以降，中體西用、新舊兼學的風氣很盛。光緒元年（1875），身爲四川學政的張之洞作《輶軒語》和《書目答問》。他在講“讀書宜有門徑”時提倡：“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爲讀群書之門徑。”接著，他解釋道：“大抵初學，須先將經、史、子、集四種分清，何書應入何類，于此了然，則購書、讀書皆有頭緒。”[44]他還特别指出：“由小學入經學，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45]晚清民國諸儒之讀書治學，莫不以《四庫全書總目》爲門徑，以此熟悉四部學問和講究爲學次第。光宣以來學校社會，包括京師大學堂、存古學堂的創設以及國粹派、國故整理的興起，無不受《四庫全書總目》及《書目答問》研治古典學問的影響。這些表明，《四庫全書總目》宣導的經史之學和四部學問，已經成爲前賢治古典學的必由之路。

大體來説，近現代學者在總結清代學術時，莫不推重四部之學和乾嘉學風。比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國粹派學者鄧實説：“學者窮經必先識字，故有故訓之學；識字必先審音，故有音韻之學；今本經文其字體、音義與古本不合，故有校勘之學；校理經文近世字書不足據，則必求之漢以上之文字，故有金石之學；又以諸子之書時足證明經義，于是由經學而兼及子學；以經之傳授源流詳于史，于是由經學而兼及史學；以釋經必明古地理，于是由經學而兼及地理學；以曆法出于古經，于是由經學而兼及天文學；以古人習經先學書計，于是由經而兼及算學。是故經學者，本朝一代學術之宗主，而訓詁、聲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學，皆經學之支流餘裔也。”[46]鄧氏以經學爲古典學之宗主，因窮經而生故訓、音韻、校勘、金石之學，因釋經而有諸子學、史學、地理學、天文學、算學。這種論述，頗能反映《四庫全書總目》宣導的古典學性質宗旨。民國九年（1920），梁啟超作《清代學術概論》將清代學術與歐洲文藝復興類比。他説：“清代思潮果何物耶？……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内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絶相類。”[47]如果换個角度來説，中國古典學也正是在清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梁氏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又將乾嘉學風與古典學派類比。他説：“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别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48]儘管乾嘉學風未必與近世科學極相近，但是比之于古典學派卻很有見地。《四庫全書》的纂修，頗能反映乾嘉學者之于中國古典學上的自覺；《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頗可見乾嘉學者對于中國古典學成立的貢獻。

六、結語

中國古典及其學問，從先秦時期萌生，漢唐時期沉澱，宋明時期轉型，至清代終成正果。據梁啟超的意見，清代學術的“復古”是一種“文藝復興”，到乾嘉時代發展到極盛，而《四庫全書》纂修正是這種“文藝復興”的先導。由這種“文藝復興”催生出中國古典學的自覺，古典學的整體討論和分析總結進入新階段。

首先，《四庫全書總目》揭示出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包括古書排序遵循注從經典、類附于本的原則，古書價值遵循考證精核、議論明確的原則，古書選取遵循明體達用、經世致用的原則。其次，《四庫全書總目》完善了中國古典學的架構體系，確定經、史、子、集四部的學術架構和經史之學的優先地位，厘清了各部、各類學問之間的關係，劃定了一些有争議的學術分野。最後，《四庫全書總目》標舉出中國古典學中漢學、宋學兩種典範形式，明確了中國古典學中義理、考證、文章三種方法進路。清中葉以後，《四庫全書總目》成爲中國古典學的標準讀物，影響至今。不僅如此，《四庫全書總目》在近現代學術體制下成爲專治中國古典學的門徑。

近年國内學界嘗試使用“中國古典學”，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于中國古典傳統的認識。筆者以爲，中國古典學是以古典語文學爲基礎，傳習中國古典籍及其學術文化的一門綜合性學問。這門學問，由傳統小學進入，以經史之學爲根基，以四部各類學問爲架構體系，有自己的典範形式和方法進路，指向經典傳習和讀書明理的目標。就像西方古典學一樣，中國古典學應當成爲中國現代學術最爲基礎的學科門類和學術訓練。

[1][日]内藤湖南：《支那古典學の研究法に就ぎて》，《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研幾小録》，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

[2]按：此前，日知先生曾倡言中西古典學。裘錫圭首先發表《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一文，立足于考古資料與先秦秦漢古籍整理，該文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後來，劉釗、陳家寧發表《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一文，强調“研究先秦秦漢時期中國文明的學問”，刊登于《厦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近年，裘錫圭又發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一文，認爲中國古典學“藴含著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刊登于《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4日第11版。

[3]黄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1—37頁。

[4]（清）朱筠：《笥河文集》卷1《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吟舫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4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7頁。

[5]張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6]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附録一《〈四庫全書總目〉辨僞書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54—481頁。

[7]（清）朱筠：《笥河文集》卷1《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第127頁。

[8]《兩江總督高晋奏續得經史各書開單呈覽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修檔案》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9頁。

[9]《寄諭浙江巡撫三寶查詢朱彝尊〈經義考〉藏板之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修檔案》上册，第583頁。

[10]徐世昌等編，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卷85，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361頁。

[11]（清）戴震：《文集》卷3《爾雅文字考序》，湯志鈞等整理《戴震集》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第51頁。

[12]（清）朱筠：《笥河文集》卷5《安徽試卷序》。

[1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0《經部小學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38頁。

[14]張舜徽：《四庫提要叙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40頁。

[15]（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6—17頁。

[16]《質郡王永瑢等奏〈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書告竣呈覽請旨陳設刊行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修檔案》下册，第1602頁。

[17]（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7頁。

[18]（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0《經部禮類二》，第168頁。

[19]（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8頁。

[20]（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8頁。

[2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9頁。

[22]（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第127頁。

[2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第1頁。

[24]（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6頁。

[25]（清）陸錫熊《寶奎堂集》卷6《曉諭諸生示》，道光二十九年上海松江陸成沅重刊本。

[26]（清）錢大昕：《潜研堂文集》卷43《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志銘》，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4頁。

[27]（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二集》卷1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91《子部》，第769頁。

[29]（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91《子部》，第769頁。

[30]（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92《子部儒家二》，第782頁。

[3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經部》，第1頁。

[32]張舜徽：《四庫提要叙講疏》，第4—5頁。

[33]（清）戴震：《文集》卷10《毛詩補傳序》，《戴震集》上編，第192—193頁。

[34]（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5《經部詩類一》，第119頁。

[35]（清）戴震：《文集》卷11《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上編，第214頁。

[3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5—6頁。

[37]（清）戴震：《文集》卷9《與方希原書》，《戴震集》上編，第189頁。

[38]（清）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震集》附録，第451—452頁。

[39]（清）姚鼐撰，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卷4《述庵文鈔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頁。

[40]（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4《吴懷舟詩文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册，第387頁。

[41]（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7《考訂論下之二》。

[42]（清）江藩撰，鍾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録　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54頁。

[43]（清）方東樹、豫師纂，漆永祥整理：《漢學商兑　漢學商兑贅言》，《漢學商兑》卷中之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41—142頁。

[44]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1册卷272，《輶軒語·語學第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9791頁。

[45]范希曾編，瞿鳳起校點：《書目答問補正》附録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4頁。

[46]鄧實：《國學今論》，《國粹學報》乙巳第5號，1905年6月。

[47]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4頁。

[4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