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來四庫學研究述評[1]

單磊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清人阮元曾言：“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後論升降焉。”[2]學術，猶如生物，亦有生命。由弱趨强，務須焚膏繼晷；盛極而衰，只在俯仰之間。以一個世紀爲時段來品鑒一種學術，厘清學術源流，勾勒沉浮軌迹，尤爲必要。通過返觀内照、虚心涵泳、切己體察而臻于至善之境，對提升學術研究者的主體性自覺，大有裨益。

作爲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文明的承載體、時代變遷的見證者，《四庫全書》真實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國的文化發展歷程。其編纂規模之宏大、收書種類之豐富、梳理知識之系統、表現形式之獨特，體現出東方文化深厚的底藴和雄偉的氣象，堪稱人類文明記憶的信息庫。二百餘年來，七閣四庫的命運沉浮與中華民族的歷史遭際休戚與共，見證了這個偉大民族的苦難、沉淪和不屈、奮進。

18世紀以來，知識界對《四庫全書》的評議和研究或顯或微，未曾間斷。《四庫全書》的研究成爲四庫學建立的學術史基礎，隨著研究的推進，《四庫全書》的研究史便形成了四庫學史。作爲一門既古老、又新興的學問，與四庫學相涉的諸多問題尚具有較大的含混性，其開端難以明確界定。清光緒十五年（1889），翰林院編修王懿榮等人奏請重開四庫館續修《四庫全書》，之後有識之士紛紛爲《四庫全書》的續修、補正、影印而奔走呼號。四庫學發展的新氣象似乎由此打開。

作爲一門聯結傳統與現代的綜合性學問，四庫學歷經百年洗禮，既展現出傳統學術的獨特魅力，又展現出現代學術的驕人風姿。賴于先哲披荆斬棘，示後學以軌則，四庫學得以長足發展。斗轉星移，四庫學推進到21世紀，站在新的歷史高度的當代四庫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百餘年來四庫學發展的歷史邏輯”和“四庫學如何重新上路”等重大問題。

日月既往，不可復追。然思想之光往往不是在晨曦中閃爍，而是在晚霞中顯現。經由持久而深徹的省思，表彰百餘年來四庫學取得的成績，總結發展中的問題，探尋演進脉絡，繼而闡明階段性特徵，揭櫫内在理路，鑒往以知來，庶幾不負先哲守先待後之意、殷殷稽考之功。

一、“四庫”與“四庫學”

（一）“四庫”得名與四部分類法

圖書分類法並非簡單、機械地將圖書歸類，而是在某種特定思想統攝下對學術體系的建構。圖書分類法的生成與發展體現出人們對知識的抽象歸納，是創造性思維的結果，不可等閑視之。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法關係到知識譜系的建構，其變遷反映出知識系統的演進。百餘年來，學界對此探討頗多。早在1926年，劉國鈞就曾梳理歷代典籍分類法之源流、得失，認爲四庫類目的弊端在于分類原理不明確、分類根據不確切，既存道統之觀念，復采義體之分别，循至凌亂雜遝，牽强附會；四庫分類的原理是六朝以來的衛道觀念，經、史、子、集四部次第之根本觀念在于遵道。[3]此後近百年間，不斷有學人將對此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四部分類法的生成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適應學術發展内在需求的激勵下歷經數千年學術實踐才逐漸完善的。“四庫”之名由來已久。早期的“四庫”，一般認爲是典籍的統稱。唐代天寶年間内府藏書分置經、史、子、集四間庫房存貯，編有《秘閣四庫造更見在庫書目》。隨後，“四庫”之名漸爲人習用。如，《崇文總目》著録有《開元四庫書目》，《宋史·藝文志》著録有《唐四庫搜訪圖書目》，清代編有《四庫全書》，等等。

中國圖書分類法的演變既體現出傳承性，又體現出革新性。西漢劉歆所著《七略》以學術性質爲標準，將當時的典籍分爲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大部分三十五種。東漢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沿用劉歆的六分法。西晋荀勖在曹魏時鄭默所編《中經》的基礎上編成《中經新簿》，將典籍按甲、乙、丙、丁四部來劃分，所含典籍的性質與經、子、史、集對應。東晋李充所編《晋元帝四部書目》將《中經新簿》中的乙、丙對調，基本對應後世經、史、子、集的排列。阮孝緒《七録》采用内篇五分法（經典、記傳、子兵、文集、術技）附加外篇二分法（佛法、仙道）來劃分典籍。唐初官修《隋書·經籍志》正式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這種分類法基本上被歷代沿襲下來。到了清代，四庫館臣在吸收歷代分類法基礎上理性抉擇、大膽革新，在編纂實踐中形成了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基礎的多元分類法。

《四庫全書總目》通過對歷代典籍的分類、歸納、評議，構建出切合古典學術文化規律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代表著官方話語對盛世的學術表達。《四庫全書總目》表現出的圖書分類思想和方法有著十分豐富的内涵，是對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法的總結和完善，多爲後世稱賞和效法，也可爲今日建構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知識體系提供思想資源。

（二）“四庫學”是什麽

七閣四庫告成後，《四庫全書》進入知識界人士的視野，開啟了其接受史。二百餘年來，知識界對四庫學的建構是持續不斷的。然而，由于《四庫全書》的特殊性質，早期知識分子對其優劣得失不敢置喙。真正意義上的四庫學研究，自民國才正式啟動。最初的研究者主要有陳垣、楊家駱、郭伯恭、任松如、余嘉錫、胡玉縉等。

四庫學的研究活動開展較早，但這一概念的生成較晚。“四庫學”的概念最初由誰提出，如何具體定義，恐難以詳考。以見諸報刊的文字材料而論，通常認爲20世紀80年代是“四庫學”概念的生成時期。1983年，值臺灣商務印書館計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之際，昌彼得撰寫《影印四庫的意義》一文，標示出“四庫學”一詞。同年，劉兆祐發表《民國以來的四庫學》[4]一文，也運用了“四庫學”這一概念。有學者主張將1998年臺灣淡江大學舉辦的第一届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定爲“四庫學”概念正式推出的標志，因爲此次會議明確以“四庫學”爲主題，會議論文集也以“兩岸四庫學”命名。[5]

四庫學作爲一門學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能否像紅學、敦煌學、甲骨學、徽學等學科一樣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四庫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範圍、概念界定、學科範疇、理論和方法論體系等問題如何解决？

爲此，當代四庫學研究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新時期以來，四庫學研究呈現出更强的學理性、學科化的特點，關于四庫學學科建設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現。昌彼得認爲，圍繞《四庫全書》所做的補、續、辨訛、正誤、考訂、研究便形成了四庫學。[6]劉兆祐將對《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的纂修、補正、續修、影印、考辨等稱作四庫學，還從修纂與概述、目録與版本、補充與研究、續修與影印四個方面評述了民國以來的四庫學發展。[7]楊晋龍認爲“四庫學”是有關《四庫全書》的編纂、形成、内容、影響等問題的研究，將《四庫全書》系列和《四庫全書總目》系列視爲四庫學研究的兩大對象，並歸納出四庫學研究的十大問題：促成編纂、思想歸宿、《總目》名稱、刻本抄本、成書時間、編纂動機、内容删改、文字獄、學術影響、價值評騭。[8]周積明論證了“四庫學”成立的基礎條件，對研究範圍和内容作了界定，將四庫學研究劃分爲三種部類（文獻研究、史學研究、文化研究）、四個層面（文本學、結構學、歷史學、文化學）和六大研究領域（補正、箋疏、學典、思想文化研究、編撰研究、文獻學研究）。[9]他還對四庫學的四個層面進行了詳細論述：“四庫文本學”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爲文本基礎，包括勘誤、補正、考辨、糾謬等；“四庫結構學”研究《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的内在結構、知識體系、編制方法及各部類之間的相互關係、整合效應等；“四庫歷史學”研究《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編纂的歷史文化背景、編纂過程、館藏與傳播情况及四庫館臣的經歷、觀念、知識背景、文化活動等；“四庫文化學”研究《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所呈現之學術論、文化觀、文化影響、文化價值及民族文化精神與時代精神走向等。[10]何宗美的《四庫學建構的思考》是一篇經過沉潜思索的學術論文，閃爍著思想的光芒，可視爲對四庫學學科體系建構的新探索。他論證了“四庫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合理性，認爲四庫學領域可分爲已有研究和應有研究兩個方面，並逐一論述了四庫學研究的九個方面：四庫學的元研究、四庫全書館與《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館臣研究、四庫學視野下的清史與清學研究、《四庫全書》及其系列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及“總目學”研究、四庫學研究史研究、《四庫全書》與國家人文規劃和國家文化工程研究、未來四庫學研究。[11]王世偉從校勘考證、纂修研究、人物研究、地方文獻研究、專門文獻研究、專題研究、現代化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等方面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四庫學研究，體現出較强的學科建設意識。[12]汪受寬、劉鳳强對二十餘年間有關《四庫全書》的研究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後，認爲直到21世紀初四庫學仍未真正形成專門學問。[13]鄧洪波、張洪志在梳理了近些年四庫學研究狀况後，對四庫學學科建設持較樂觀的態度，認爲四庫學將愈加引人注目，研究領域將持續拓寬，研究成果也將持續增長。[14]

一些學者雖未直接探討四庫學學科建設，但認識到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林慶彰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録》專辟“四庫學”部分，以晚清以來學界對《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三部典籍的研究爲綫索編製了目録。林志宏考察了晚清民初四庫學研究的四個方面（從事版本的探討、訂正《提要》的錯誤、論述《四庫》纂修的經過、呼籲續修或影印《四庫全書》），表示雖不完全認同“四庫學”的提法，但肯定其確有值得進一步追索的意義，認爲探析知識階層内心深處的“四庫學”，可爲厘清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及文化變遷提供一條可循途徑。[15]基于《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已較爲成熟，陳曉華主張建立“四庫全書總目學”，並對其緣由、意義及研究重點、難點提出了精到見解。[16]她還撰寫了專著《“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流傳、補撰、續編、辨證、學術價值、思想文化、學術史分期等展開了較爲系統的闡述。[17]

諸家所論，各有理據，頗能觸及四庫學的本質問題。我們認爲，按文本基礎和研究對象不同，可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層視野對四庫學作出如下定義。微觀層面，四庫學是以清中葉纂修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及副産品或衍生物《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薈要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考證》等爲文本基礎和研究對象的學問或學科。此爲狹義的四庫學。中觀層面，四庫學是以“四庫”系列典籍爲文本基礎和研究對象的學問或學科。“四庫”系列典籍除狹義四庫學所含典籍之外，還包括《續修四庫全書》及“總目”、《四庫存目叢書》及“補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及“補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等。此爲較爲廣義的四庫學。此外，還可從宏觀層面將四庫學泛化爲以傳統經、史、子、集四部文獻爲文本基礎和研究對象的學問或學科。“四庫”之成“學”，在于能够呈現經、史、子、集四部文獻所藴含的知識、思想、學説和學理。

（三）“四庫學”的特點

四庫學是一門藴涵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的綜合性學科，突出地表現在其歷史性、民族性和綜合性三大特點上。

歷史性體現在時間維度的古與今的關係上。

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是從時間維度上審視四庫學的一大主題。總結文化精髓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四庫全書》的編修就是一個顯著體現，此時正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高峰期和總結期。四庫館臣以守先待後的氣魄和深邃、睿智的學術眼光審視數千年來學術文化成長、發展、嬗變的脉絡，通過系統整理歷代典籍來提煉傳統文化的精華，推進清中葉文化系統的更新和完善，進而闡釋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展現其無窮魅力。掘發四庫典籍中藴藏的寶貴遺産，弘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是學術進步的内驅力。借之建構21世紀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是探尋現代文化創新之路的基本途徑。

民族性體現在空間維度的中與外的關係上。

本土與异域的關係是從空間維度上審視四庫學的一大主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即稱：“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説，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18]錢穆也認爲：“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19]《四庫全書》不僅體現出對中華民族文明成果的高度提煉和系統認知，還凝聚著民族精神、民族氣質、民族心理和民族認同意識。四庫學研究也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情感，堅持四庫學的民族性是四庫學研究的基本立場。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四庫全書》不僅是18世紀中華文化的傑出代表，還收録許多域外典籍。隨著它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其世界意義日益凸顯。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和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均立有專門條目介紹《四庫全書》，並將之納入世界文化體系之中。20世紀上半期，許多海外知識界人士參與到續修、影印《四庫全書》的熱烈討論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備受世界矚目的事實。從《四庫全書》入手是海外知識界人士了解中華知識體系、感受中華文化魅力的便捷途徑。

綜合性體現在思想維度的通與專的關係上。

“會通”是中國學術的優良傳統，體現出治學的大氣魄。經由“縱通”“横通”而臻于“四冲八達，無不可至”[20]之“博通”，是訓練立體性思維的基本路徑。不拘泥于時空的通觀視野，往往能够在山重水複之中别開生面。中國學術素重所爲之學，更重爲學之人，多以學人爲準繩群分類聚而絶少以學科爲準繩區分軒輊。然而，同樣認識到中國學術的這一特點，仍會得出不同見解。如，錢穆崇尚博通，認爲學術分類僅在于獲取部分之智識，學術的真諦在于疏通知遠。[21]傅斯年崇尚專深，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稱：“學術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嚴明，然後造詣有獨至。”

通和專各具魅力，如何調和通與專的關係，始終困擾著學術界。作爲一門既博通、又專深的學問，四庫學能够很好地解决這一矛盾。以四庫學爲基點，可以展開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全方位研究，幾乎可以貫通整個龐大的中華知識體系。這是其他任何學科都無力達到的。有學者指出，《四庫全書》及“總目”將中國古代典籍合爲四大類四十三小類，“由此形成一個浩如烟海、經緯天地、包舉洪纖、綜括百家而無所不及的超大型文獻宏構和知識宏構”[22]。的確如此，四庫學跨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經濟學、建築學、農學、醫學、藝術等多個學科，綜合性極强，不管何種理念、風格、方法的學派或學人，都能從中汲取養分。

二、如何理解四庫設館修書的歷史邏輯

四庫學最重要的文本基礎是《四庫全書》，故而可以籠統地稱，四庫學導源于乾嘉學術，四庫館臣歸屬乾嘉學派。長期以來，經由清前中期“反清復明”的塗抹，復遭晚清“排滿主義”的建構，學界對乾嘉學術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成見，以至形成了幾近刻板的“乾嘉印象”：似乎整個學術界都被“文字獄”的陰影籠罩而顯得暮氣沉沉，讀書人只能在壓抑、窒息之中皓首窮經于故紙堆。置身于乾嘉考據學風之中的袁枚吟詩曰：“東逢一儒談考據，西逢一儒談考據。不圖此學始東京，一丘之貉于今聚。”[23]考據之風潮，若狂飆怒浪，洶湧來襲，不可阻遏。一時讀書向學之士，無論賢愚，群趨此途，以致到了不談考據便難以融入主流學術圈的可悲境地。

近代以來，譏刺乾嘉考據之風者不絶于耳，最著名者莫過于梁啟超所謂：“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占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説了。所以稍爲時髦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證的内行話。”[24]這段流傳甚廣的評語受到學界熱捧，引述者不計其數，幾乎將乾嘉學術置于萬劫不復之地。

20世紀以來，以新思想武裝頭腦的開明學者開始對乾嘉學風予以重新審視，對乾嘉學派的歷史坐標予以重新定位。梁啟超、胡適、艾爾曼（A.Elman）的“理學反動”説或“理學解體”説，錢穆的“每轉益進”説，余英時的“内在理路”説等，均力圖以歷史主義爲分析工具來闡釋乾嘉考據學風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目前，學界普遍認識到，乾嘉考證之風熾烈既有清廷施行文化專制的因素，又有學術發展規律驅動的因素。

以内在邏輯（思想、文化因素）而非外緣邏輯（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來審視四庫設館修書，能够更清晰地認識其起始、發展與嬗變的機理。杜維運曾言：“學術的發展，猶如生命，其靈氣藴之于内，英華發之于外，浸假到某一階段，往往呈現某種必然的現象，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25]四庫設館修書，與其説是人力所致，不如説是歷史和學術演進的必然結果。

明中後期，義理之學逐漸走向窮途末路，學無根柢、馳騁議論淪爲末學劣習。由是，義理之學内部滋生出异質因素，推崇實證的新型風尚逐漸形成。明清易鼎雖然對這一學風轉向造成了一定衝擊，但是並未打斷這一學術變遷之趨向。要之，由宋學而漢學，乃勢所必然，晚明已開其端緒，民國猶揚其餘波。如此，以較宏闊之學術視野審視之，庶幾得以窺其嬗變理路。

乾嘉學術的核心治學理念是“實事求是”。這一理念表現在經學上就是，在批判性地繼承漢唐“文以載道”、宋明“義理明道”的基礎之上，高揚“考據明道”的大旗，竭力探尋儒家經典的文本真相，並由此求得儒家義理之精髓。“實事求是”理念在文學、史學等各個領域的表現大抵如是。

按照學術研究中主體與客體的地位，可粗略地將中國學術劃分爲推崇主體意識的形態和推崇客觀精神的形態。前者主張客體高于主體，主體服務于客體，研究路數近似于“我注六經”，典型代表是漢學。後者主張主體高于客體，客體統攝于主體，研究路數近似于“六經注我”，典型代表是宋學。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學術的發展基本上是在漢學與宋學建立的學術格局下進行的，其他學術形態或擇其一而踵之，或摺其衷而通之。在漢、宋之争中，四庫館臣無疑屬于漢學陣營，治學風格表現出鮮明的客觀主義色彩。

四庫學的經典《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就是以“實事求是”爲核心特徵的考據學全盛時代的産物。考據學，又稱樸學，崇尚樸實無華的治學風格，講究“無徵不信”，主張從“是”的實然出發而非從“應該”的應然出發來展開學術活動，並以此爲準繩衡量學術路數的文野優劣。“實事求是”的治學理念是科學的知性主體精神的首要標志，也是從實然而非從應然出發的思想路綫與空談天道性命的思想路綫的根本區别。

四庫館臣取捨、改動、評判圖書的標準和尺度，通常表現出贊賞篤實淳厚而反對馳騁臆説的思想傾向。《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叙》表達了四庫館臣所持義理當以事實爲基礎的學術主張：

苟無事迹，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考私家記載，惟宋、明二代爲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异則門户分，門户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于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然雖有疑獄，合衆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虚詞，參衆説而核之，亦必得其情。[26]

此段文字相當于四庫館臣的宣言書。在四庫館臣的意識中，“求真”是“求道”的前提，“求道”是“求真”的旨歸。張舜徽評述此段文字道：“此言史傳主于記事，苟無事實記載，則是非善惡，不可以空言定也。”[27]一切義理都應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杜絶武斷、玄虚。

不可否認，清代考據學有一股囿于考索而拒斥義理的流弊，但還是有不少有識之士自覺地將“志存聞道”作爲治學最高主旨，將考據與義理有機結合起來，在訓詁字義、考證史籍、詮釋經典中高揚“志存聞道”的大旗。一些開明的四庫館臣意識到，鑽進故紙堆爲考據而考據顯然是不明智的，脱離考據而空談性理更是不可取的。以考據爲手段、以“聞道”爲目的、以求實切理爲思路從事研究活動，方爲正道。以實事求是爲原則，推求本原，貶斥鑿空之見，是四庫館臣秉承的基本理念。

考據學的優越性吸引各路才智之士紛紛投身其中，到清中葉成爲顯學大宗。這是考據學占據主流學術風尚的内在原因，絶不僅僅是令人窒息的文化專制使然。梁啟超曾論時代思潮説：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28]

倘以此論之，考據學在清代成爲顯學大宗，且十分“流行”，還能吸引衆多官宦商賈“附庸風雅”，當爲能成“潮”的“思”，必有很高價值，反映時代要求和文化昂進。可以説，20世紀新型學術觀的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人們對乾嘉學術的認識誤區。這是四庫學得以建立的學理基礎。

三、如何認識四庫設館修書的權力運作因素

從某種意義上説，《四庫全書》的編修是民族衝突與融合的結果，因而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導向。作爲統治者鉗制思想的工具，文化專制在歷代都曾出現過，然而如清朝這般酷烈者爲數不多。作爲一種盛世修典的文化現象，《四庫全書》的編修是清朝將文禁理論和實踐推演到極致的表現，因而具有特殊的政治意藴，既是少數民族征服主體民族後的種族優越意識的體現，又是落後民族試圖通過粗暴的文化專制掌控文化話語權的體現。《四庫全書》是在政權更迭、民族矛盾、地域差异、思想分立、异質文化湧入大背景下，對學術的清理、總結、分化、摺衷、品鑒，是對典籍的再認識和創造性詮釋，是大一統秩序在思想意識層面的産物，以樹立大一統典範的方式達到政治效果。四庫館臣所爲，從本質上來説，是通過對歷史記憶的重塑來强化政權合法性認識，消弭不利于現實統治的因素。

作爲一項歷史事件，四庫修書活動受歷史規律的支配，受史學自身的缺陷制約。史學家在歷史活動中往往處于“缺席”的狀態，换言之，鮮有親歷具體歷史活動的史家直接依據真情實景記録歷史的現象。史學家的歷史書寫多爲事後追記，後世史家只能依據遺留下來的歷史文本來建構歷史圖景。歷史文本是否真實、完整，能否真切地反映歷史事件，影響著歷史真相能否被探明。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曾言：“歷史是歷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史學家瞭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東西。”[29]職此之故，四庫館臣在修書過程中的取捨、禁毁、粉飾、删削、改竄、評判等一系列行爲導致的歷史文本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剥奪了我們直面事實的機會。

哪些典籍被如實抄寫，哪些被禁毁，哪些被粉飾，哪些被删削，哪些被竄改，都體現出四庫館臣的主體意識。而這種主體意識又是植根于清廷統治意志的，誠所謂“千古之是非繫于史氏之褒貶，史氏之是非則待于聖人之摺衷”。四庫館臣的予奪褒貶陷入二律背反之中：“繫于帝王裁决的褒貶，從一己意志出發，具有濃烈的主觀隨意性和獨斷性；繫于客觀事實的褒貶，將價值判斷寓于事實判斷之中，則具有强烈的實證性。”[30]《四庫全書》的編修活動具有難以捉摸而權力巨大的運作空間。無論是是非曲直取决于“聖裁”的隱性話語，還是“焚書坑儒”“文字獄”這樣的顯性話語，都是迫使學術异化的暴力話語。在帝制時代，學術墮落爲文化專制的奴婢，學術之褒貶繫于帝王之裁斷，是難以抗拒的。

四庫修書活動“寓毁于徵”、“寓禁于修”等體現清廷統治意志的現象，造成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化浩劫。這場浩劫，不僅表現爲大量典籍的毁滅，還表現爲學術風尚轉向逼仄一途。梁啟超爲此痛心疾首：“竊計自漢晋以來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代者。蓋緣順康雍乾間文網太密，史獄屢起，‘禁書’及‘違礙書’什九屬史部，學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後，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現代事實爲不足研究。此種學風及其心理，遺傳及于後輩，專喜撏撦殘編，不思創垂今録。嗚呼！此則乾嘉學派之罪也。”[31]

從某種意義上講，四庫學發展史就是讀書人的自主意識與束縛之的官方意志的矛盾史，是道與勢争奪話語權的歷史。帝制時代，皇帝得以乾綱獨斷，臣民皆爲其奴僕，天下只能存在一種聲音，任何侮慢皇權的言行都會被嚴令禁止。由是，耐人尋味的“雙重寫作”現象在清中葉大量出現了。“因漣漪效應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公共空間的萎縮、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自我心靈的萎縮，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非政治化’的心態”，盛世之中不少激流勇退的例子正反映出這一點；更爲可怕的是，讀書人自我意識弱化，批判精神沉淪，“一個不明就理的人捧讀一部經過官方删竄及自我删竄後的書，如果没有足够的敏感度，或是無法通曉某些書中的隱語系統，通常不會有异樣的感覺。所以過一段時間後，歷史記憶常被徹底扭曲或抹除而不自知”[32]。帝制時代，歷史的記録權和解讀權掌控在統治者或與統治意志結成某種“聯盟”、至少是達成某種“和解”的人手中。由是，歷史記憶的形成、傳播、影響無不受制于“黨派偏見”，即無不滲透著特定階層或集團的生活經歷和思維積澱，無不側重于社會的某個階層或集團的利益，從而被這一群體廣泛接受和運用。這種“黨派偏見”足以“使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從屬于研究者意識形態或政治傾向的需要而從不考慮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包括研究者本人受意識形態或權威的支配，如果没有這些支配，那些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可能與意識形態或權威的需要産生很大的矛盾”[33]。

四庫修書的過程是一場思想文化淘洗的過程，是處于優越政治地位者審判處于劣勢政治地位者的過程。以四庫修書的方式來展現治隆唐宋的盛世圖景，恰恰是值得警惕的。誠如英國史學家E.H.卡爾（E.H.Carr，1892—1982）所説，歷史不會讓人感到枯燥，因爲它的大部分是活人在講他們的英勇事迹，“總的來説，歷史是成功者的記録，而不是失敗者的記録：在這個意義上，歷史顯然是一個成功的故事”[34]，它使得成功更符合歷史的邏輯。四庫修書搜集、保存了大量典籍，對歷史記憶提供文本基礎和思想資源。四庫修書也禁毁、改竄了不少典籍，對歷史記憶有所規訓。一個失憶的民族，將陷入集體無意識之中茫然無措。一個擁有錯誤記憶的民族，將陷入紛繁錯亂之中不知所措。

作爲道的把持者，四庫館臣貌似擁有强有力的話語權，卻只能在預設的朝廷意志的支配下行使話語權。强勢話語權妄圖剥奪异己勢力的話語權，進而對歷史記憶予以規訓。而當這種意志成爲必須奉行的準則時，那麽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要圍繞它來展開，個體乃至部分群體的學術活動也將喋血于這種話語暴力之下。當我們忘卻了四庫修書的腐朽性而大談盛世修典的時候，恰恰暴露出我們在爲話語暴力辯護和正名，而對喋血于這種話語暴力之下的學者和學術表現出驚人的無視和輕蔑。

四、四庫學史分期與階段性特徵

學術觀是確定學科屬性、劃分發展階段和概括階段性特徵的基本依據。不同學術觀支配下的學術史呈現不同的形態。王國維將有清一代學術劃分爲國初、乾嘉、道咸以降三個具有顯著特徵的階段，並分别以“大”“精”“新”三大特點概括之。倘以是觀之，《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的編修所處的乾嘉時代的學術以“精”爲特徵，這一時代“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爲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35]。《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等處于“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的道咸以降階段，以“新”爲特徵。百餘年來四庫學的發展伴隨著學術由“精”而“新”的趨勢。

學術發展具有連續性，學術史分期不比政權更迭那樣精准。不過，爲了便于認識百餘年來四庫學發展歷程，我們將之劃分爲若干歷史時期。

（一）第一階段：1920年代末以前

《四庫全書》編修前後即有許多討論、評議，編成之後藏于七閣，並未在民間流傳，一般知識分子難以親睹。清末以來，倡議續修、補抄、糾謬、研究之聲不絶于耳。四庫學迎來了新局面。清末至1920年代末以前四庫學發展狀况主要表現爲以下幾點：

第一，關于續修、增輯《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的倡議。光緒十五年（1889），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奏請重開四庫館續修《四庫全書》，標志著四庫學進入動議階段。隨後，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麟書、洪良品、章梫、喻長霖、孫同康等均奏陳續修或增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提出一些具體建議。進入民國以後，邵瑞彭、黄文弼、倫明、吕思勉及“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都有續修、補録《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等的倡議，有些還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第二，四庫典籍的貯存、遷移。1906年，羅振玉倡議修建京師圖書館，並建議將藏于承德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遷移至此。張之洞奏請將文津閣《四庫全書》移至京師圖書館，因辛亥革命爆發而罷。朱啟鈐建議將藏于瀋陽的文溯閣《四庫全書》遷至北京，藏于故宫保和殿。一些閣本輾轉而至新址。文淵閣《四庫全書》入藏故宫圖書館，後移交清室善後委員會，後又移交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瀾閣《四庫全書》入藏浙江圖書館孤山館舍。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故宫博物院古物保存所，後遷入京師圖書館。文溯閣《四庫全書》入藏故宫保和殿，後遷回瀋陽。

第三，四庫典籍的發現、輯佚、補抄。早在咸豐十二年（1862），浙江籍人士丁申、丁丙兄弟就發現並搜集散佚、殘缺的文瀾閣《四庫全書》。1914年，故宫善後委員會發現《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自1915年起，錢恂以文津閣《四庫全書》爲底本抄録文字，以補文瀾閣《四庫全書》之缺，持續八年，史稱“乙卯補抄”。後張宗祥又以文津閣《四庫全書》爲底本抄補文瀾閣《四庫全書》，歷時兩年完成，史稱“癸亥補抄”。1926年，張學良聘董衆、譚峻山等人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抄補文溯閣《四庫全書》，歷時一年完成。

第四，關于影印出版四庫典籍的倡議。1917年，上海猶太人哈同計劃出巨資影印《四庫全書》。同年，張元濟呈請教育部將京師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交由商務印書館影印，未獲允。後金梁、葉恭綽、章士釗等多次倡議影印文溯閣和文津閣《四庫全書》。1920年，法國總理保羅·班樂衛建議以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爲經費影印《四庫全書》，獲允。1924年，日本學人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提出影印《四庫全書》的建議。1925年，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影印《四庫全書》合同及承印《四庫全書》特種本專合同。高步瀛提議改全印爲選印，並製作《四庫全書選印書目表》。

第五，四庫典籍的清點、整理和早期研究。1912年，錢恂編《文瀾閣目》刊行。1920年，陳垣等逐册清點文津閣《四庫全書》，編成《四庫全書册數頁數表》。同年，林鶴年將進呈四庫表文予以箋注，編成《四庫全書表文箋釋》。192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涵秋閣所抄各省采進書目編成《四庫采進書目》，收入《涵芬樓秘笈》第10輯出版。1923年，錢恂編、章箴補《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出版。1926年，陳乃乾編《四庫全書總目索引》、周雲青撰《四庫全書提要叙箋注》出版。1927年，任松如撰《四庫全書答問》出版。1929年，周雲青、丁福保合編《四庫書目總録樣本》、楊立誠編《四庫目略》、金天游編《四庫全書表解》出版。1930年，金梁輯録《四庫全書孤本選目表》、北平圖書館編輯文津閣《四庫全書》别集類篇目、楊立誠編《文瀾閣目索引》陸續出版。

（二）第二階段：1931年—1949年

除前一階段出現的類似情况外，這一階段的四庫學發展呈現逐步深入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兩點：

第一，四庫學研究向深處推進。1931年和1932年，楊家駱編撰的《四庫全書概述》和《四庫大辭典》先後出版，標志著四庫學研究步入新階段。隨後，四庫學形成一股熱潮。王重民編《四庫抽燬書提要稿》《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鄭鶴聲撰《四庫全書簡説》、于炳耀編《中英文四庫全書索引》以及《宛委别藏》《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四庫全書考證》等先後整理出版。1932年，美國學者魏魯男編、翁獨健校訂的《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出版。1937年，郭伯恭撰《四庫全書纂修考》出版。這是第一部較爲系統研究《四庫全書》的學術專著，將四庫學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1946年，楊家駱在前述著作基礎上編寫的《四庫全書學典》出版。需要提及的是，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張舜徽《四庫提要叙講疏》等著作，雖未正式出版，卻在這一時期形成，對四庫學研究産生較大推進作用。

第二，由于抗戰爆發，各閣《四庫全書》或遭遇劫難，或輾轉内遷。文溯閣《四庫全書》遭日軍封存；文淵閣《四庫全書》南遷上海，暫藏法租界天主堂街中央銀行；國民政府在南京籌建中央圖書館，擬將文淵閣《四庫全書》遷于此館；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文淵閣《四庫全書》隨國民政府遷至重慶；文瀾閣《四庫全書》遷至浙江龍泉，後遷至貴陽，年底遷至重慶。抗戰勝利後，各閣本陸續回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文淵閣《四庫全書》和《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遷往臺灣，藏于臺灣故宫博物院。

（三）第三階段：1949年—20世紀70年代末

除前兩個階段已經出現的情况外，這一階段還有兩點可喜的情况：

第一，四庫系列典籍的整理、出版。清人朱學勤手批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清人姚覲元編、孫殿起輯的《清代禁燬書目（補遺）·清代禁書知見録》，清人邵懿辰撰、邵章續録的《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清人永瑢等撰、王伯祥斷句的《四庫全書總目》，吴祖慰校訂《四庫采進書目》《清代禁燬書目補遺》和《清代禁燬書知見録》（外編），陸續出版。之後陸續整理出版的四庫系列典籍還有《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四庫善本叢書初編》《宛委别藏》《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四庫全書珍本叢刊》《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諸佚書》等。

第二，四庫學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辨證》成書較早，但直到1958年才正式出版，引起很大反響，後多次再版。胡玉縉撰、王欣夫輯校整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也于1964年出版。之後，吴哲夫撰《清代禁燬書目研究》《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王雲五主持編修的《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王樹楷撰《四庫全書簡論》、楊家駱撰《四庫全書概述》等書陸續出版。

（四）第四階段：1980年—1997年

第一，四庫學研究繼續向前推進。20世紀80年代，中華書局重新出版了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和王太岳撰、王燕緒輯《四庫全書考證》。隨後一些四庫學著作陸續出版，如劉漢屏編《〈四庫全書〉史話》、欒貴明輯《四庫輯本别集拾遺》、蔣復璁等編輯的《四庫全書續修目録初稿》一集和二集、華立編《〈四庫全書〉縱横談》、黄愛平撰《〈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吴哲夫撰《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李裕民撰《四庫提要訂誤》、崔富章撰《四庫提要補正》、周積明撰《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陶秉福主編《四庫釋家集成》、李學勤等主編《四庫大辭典》、彭林主編《四庫全書精萃》等。這一時期，海外漢學家在四庫學領域也有所著力。日本學者近藤光男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唐詩集的研究》、美國學者R.KentGuy撰《帝國的〈四庫全書〉——乾隆時代的學者與國家》出版。

第二，四庫學各項工作全面推進，尤其是四庫學文獻整理、出版工作蓬勃發展。《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摛藻堂景印四庫全書薈要》《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禁燬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等文獻的整理、編輯工作陸續啟動並完成。這一時期，臺灣學術界、出版界對四庫學發展也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臺灣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宛委别藏》《文淵閣原鈔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臺灣世界書局陸續整理出版《摛藻堂景印四庫全書薈要》，臺灣“中央圖書館”出版《四庫經籍提要索引》，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録（1900—1993）》。

（五）第五階段：1998年—2017年

這一時期，四庫學得到長足發展，出現了前幾個階段未曾或較少出現的現象：

第一，四庫學的反思力度加大，學術共同體逐漸形成。這一時期舉辦了幾次參與度高、影響力大的四庫學會議。1998年，臺灣淡江大學與故宫博物院聯合舉辦“兩岸四庫學——第一届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2005年，甘肅省舉辦首届“全國《四庫全書》學術研討會”。2011年，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和鎮江市園林管理局聯合舉辦“文宗閣暨《四庫全書》與鎮江研討會”。2016年，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在長沙舉辦“首届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2017年，首都師範大學、湖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第二届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

第二，四庫學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研究隊伍壯大，研究力量集中。繼1993年“海南大學《四庫全書》研究中心”成立之後，天津圖書館成立“四庫文獻中心”，首都師範大學成立“《四庫全書》學術研究中心”，甘肅文化界成立“甘肅省《四庫全書》研究會”，武漢大學成立“四庫學研究所”，湖南大學成立“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爲四庫學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2015—2017年，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召開“《四庫全書》座談會”，舉辦“首届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成立“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並被正式確立爲湖南省中國四庫學研究基地。李鐵映同志致辭，並爲“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揭牌。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湖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四庫學》創刊。2017年6月，由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聯合主辦的“第二届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在首都師範大學舉行，論壇主題爲“《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遺産，推動《四庫全書》傳播”。

第三，四庫學研究著作和資料大量出版。如，何齡修等編《四庫禁燬書研究》，楊武泉撰《四庫全書總目辨誤》，朱維幹輯録、李瑞良增輯《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李肇翔主編《四庫禁書》，胡玉縉撰、吴格整理《續四庫提要三種》，吴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司馬朝軍撰《〈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四庫全書〉與中國文化》《續修四庫全書雜家類提要》，顧志興撰《文瀾閣與〈四庫全書〉》，施廷鏞撰《清代禁燬書目題注》，李裕民撰《〈四庫提要〉訂誤》（增訂本），莊清輝撰《〈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張昇編撰《四庫全書館研究》《〈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翁方綱等撰、吴格等標校整理的《四庫提要分纂稿》，李定信撰《〈四庫全書〉堪輿類典籍研究》，杜澤遜編撰《四庫存目標注》，張傳峰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李定信撰《四庫全書堪輿類典籍研究》，魏小虎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彙訂》，陳曉華撰《“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李常慶撰《〈四庫全書〉出版研究》，江慶柏等整理的《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劉鳳强撰《四庫全書館發微》，郭合芹撰《〈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研究》，柳燕撰《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研究》，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李國慶編《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李士娟編撰《故宫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撤出本彙編》，何宗美撰《〈四庫全書總目〉的官學約束與學術缺失》，陳東輝撰《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彙編》，趙濤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與方法論研究》，周積明、朱仁天撰《四庫全書總目：前世與今生》，等等。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四庫提要著録叢書》《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校證》《四庫全書目録資料三種》等，以及陳垣撰《陳垣四庫學論著》、金毓黻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辯證》、張舜徽撰《四庫提要叙講疏》等，在這一時期受到重視，紛紛整理出版或再版。

第四，以四庫學爲主題的研究課題立項數量顯著增多。吴格主持整理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胡露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補正”獲得教育部立項。郭丹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文學批評”、司馬朝軍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總目》與文獻整理研究”、陳曉華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史”、何宗美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官學約束與學術缺失研究”、張昇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館研究”、江慶柏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薈要》研究”和“《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周録祥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綜合研究”、張春國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考證》研究”，均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史志龍申報的“《四庫提要分纂稿》研究”課題獲河南省社科聯調研課題立項。單磊申報的“18世紀以來知識界對《四庫全書》編修的歷史邏輯的認識研究”課題獲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地課題立項。

第五，四庫系列典籍電子化蓬勃發展。1998年，《中華讀書報》以“《四庫全書》該不該出光碟”爲話題做專題報導，刊載一系列討論《四庫全書》數字化的文章。之後，北京、上海、香港、武漢、厦門、長沙等地研究和出版機構陸續推出一系列電子版四庫典籍。如，超星數字圖書館陸續對《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禁燬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等進行數字化處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將《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製作成電子産品。上海人民出版社與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聯合推出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和標題檢索版。近些年出現一些以四庫學資料庫建設爲課題的科研立項。如，2009年，李芬林申報的課題“《四庫全書》研究資源數據庫建設”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就是以四庫典籍電子化爲主題的課題。

五、四庫學問題史述評

四庫學的歷史不僅是學術史，還是問題史。自民國以來，學界對四庫系列典籍的編纂進行了全方位、多維度、立體式研究。四庫學關注哪些問題？早期研究者陳垣、余嘉錫、胡玉縉、楊家駱、郭伯恭、鄭鶴聲、任松如、張崟、張舜徽、金毓黻、王重民、錢穆、黄雲眉、魯迅、柴德賡等，都有論及。陳東輝對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名家名著作了述評，肯定了早期研究者提出問題的功績。[36]如，陳垣曾主持清點文津閣《四庫全書》，取得許多四庫學研究成果，提出許多新思想、方法，被視爲四庫學的奠基人之一；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初次出版于1928年，設置了258個問題，以答疑解惑的方式普及四庫學知識，涉及的問題域十分寬泛；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最早于1937年出版，是一部較早對《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始末進行系統解説的著作，分章節考述了編纂緣起、動機、組織、編輯、容量、閣藏、增改、校勘、四庫七閣史、評議、影印等問題，其中許多問題成爲四庫學探討的熱點問題，對之後的研究産生了深遠影響。

近些年來，一些研究者對四庫學關注的問題也有較多論述。如，昌彼得指出四庫學探究的問題包括纂修經過、輯録檔案、研究禁毁、考辨版本、考訂謬誤等；胡楚生指出編纂計畫、人員、場所、貯存地點、提要、檢索、得失等都應是四庫學探究的基本問題。[37]

通觀百餘年來四庫學發展史，可以歸納出一些探討較爲集中的問題。以下就四庫學問題史作一簡要爬梳。

（一）《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編纂研究

《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該課題包括編纂緣起、編纂動機、指導思想、編纂義例、編纂機構、編纂隊伍、組織形式、運作機制、繕録校訂、編纂經過、編纂成果等諸多問題。

自晚清民國以來，學界對此多有探討。如，陳垣曾撰文《編纂四庫全書始末》，介紹了《四庫全書》編纂緣起、參修人員及分工、過程、反響等。[38]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是較早一部對《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始末進行系統解説的專著，分章節考述了編纂緣起、動機、組織、編輯等。黄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探討了《四庫全書》編纂的背景與成因、四庫開館與徵書活動、組織與編纂、繕録與校訂、貯藏與閲覽、撤改與復校、補遺、歷史變遷以及《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等相關問題。[39]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主要探討《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考察了部分纂修官的貢獻，分析了翁方綱、姚鼐、邵晋涵、余集所纂四庫提要稿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异同。[40]《四庫全書考證》是四庫館編次黄簽考證官彙編、加工《四庫全書》中的黄簽而成，可視爲其副産品。張昇考察了《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緣起、成書過程、内容、價值等。[41]劉乃和考察了《四庫全書薈要》的編纂緣起、選編理念、校繕、貯存和播遷等。[42]

1.編纂緣起

關于《四庫全書》編纂緣起，可歸納如下：第一，清朝統治策略和乾隆帝右文思想；第二，崇尚綜博的清中葉學術風氣；第三，周永年提出的“儒藏説”的作了理論上和框架上的準備；第四，朱筠、王應彩建議校輯《永樂大典》的推動；第五，民間知識群體的呼籲。這五點均有一些道理。其中，前兩點是四庫設館修書的政治、思想、學術背景，雖然比較籠統，卻是《四庫全書》得以編纂的前提。第三點自郭伯恭首倡以來，回應者日多，但也遭到過一些質疑。[43]第四點受到的肯定較多，確有理據。在第五點中，一些學者注意到章學誠對四庫修書活動、《四庫全書》及“總目”的影響，[44]也有人提出一些質疑。章學誠雖未直接進入四庫館參與修書，但他與朱筠、邵晋涵等館臣過從甚密，對周永年、紀昀、戴震等館臣有過一些評價，對部分纂修稿的體例、思想、方法等提出過評論和建議。公允地講，章學誠對《四庫全書》的編纂起著一定影響，當然，這種影響是間接的。

2.編纂動機及效果

檢視既有研究成果，可將四庫設館修書的動機歸納爲如下幾點：

第一，“稽古右文”説。此説是對四庫設館修書積極意義的肯定。四庫設館修史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彰顯盛世右文之氣象，清中葉以前重要典籍大體上搜羅其中，以經、史、子、集予以系統部勒，呈現出知識譜系和演進脉絡，構成中國古代最龐大、最完備的知識世界。《四庫全書總目》“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群言”，是重要的學術批評史著作。四庫系列典籍藴藏著極高的學術價值，爲後世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間。

第二，“文字獄”説，或稱文化專制説、皇權陰謀説、“寓禁于徵”説、“寓毁于修”説等。此説是對四庫設館修書的批判，流傳甚廣，深得人心，幾乎所有學者都認識到這一點。其中，梁啟超、魯迅、郭伯恭、顧頡剛、張舜徽等人的批判較爲激烈。此説的基本邏輯是，以文化專制的方式實現意識形態的整合，牢籠學人，繼而達到穩固政治統治的目的。如，吕堅認爲《四庫全書》編纂最主要的動機就是“寓禁于徵”，四庫修書活動是一場皇權陰謀。[45]張傑認爲四庫修書活動是出于政治目的而組織的一場大規模文化活動，有保存文獻和銷毁禁書雙重目的，其中文字獄的作用巨大，《四庫全書》的編纂造成一場文化浩劫。[46]

第三，“學術總結”説。經歷明清易鼎的紛紛擾擾，清朝最終一統江山，帝制時代走到最後一環，開始對整個古代典籍進行系統總結、集中清理。以成型典籍作爲學術史分期的依據，是中國學術的一大特點。清中葉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與嬗變期，《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是處于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摺點的經典。“學術總結説”有一個預設，即清人知曉自己處于學術總結的學術序列中。顯然，這是一種後見之明，實質上是後人對這種觀點的總結和建構。

第四，“自我檢討”説。此説是“學術總結説”的變體，意指在清理典籍中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更新，以期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知識系統。晚明學風日趨浮躁，脱離事實馳騁議論、空談性理現象對學術事業造成莫大傷害。廓清流毒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以宣導爲求知而求知、耻以急功近利爲目的的考據學家身上。梁啟超、胡適等從漢、宋之争的分析中自我檢討，用質樸平實的考據學滌蕩游談無根的玄虚之學是解構舊式學術形態繼而建構新型學術形態的不二法門。在學術史上，每當一種學術形式走向極端而趨于没落的時候，它必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學術思想變遷通常以斷裂和延續的方式展開否定之否定，實現螺旋式進步，並在一明一晦中透露出升降沉浮之幾。四庫學的發展史和問題史就是在持續的攻訐與辯難之中，以斷裂、延續與重組的方式，通過否定之否定實現螺旋式進步，並在一明一晦之中透露出升降沉浮之機。有些學者從明清編纂理念轉變著眼予以考察，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如，周國林等通過考辨四庫館臣對四書類著作的取捨標準和批判空疏學風而追求質樸學風的思想傾向，揭示了四庫館與明、清兩代四書學轉型的關係。[47]喬治忠等認爲，隨著清朝官方歷史觀點、文化視角和整個學術風向的轉變，清修《明史》的不足逐漸暴露出來，編纂《四庫全書》時對之進行了再檢討，四庫本《明史》是清廷纂修《明史》的最終成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48]

第五，“西學東漸”説。明中葉以後，東西文化交流趨勢增强，“西學東漸”成爲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四庫全書》收録一些西洋著作或關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有一些關于西學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評論。如，陳東輝統計了《四庫全書》收録來自歐亞10個國家的22種外國人著作，還有來自6個國家的16種外國人著作入存目書之列。[49]陳占山列表考察了《四庫全書》載録傳教士撰寫和翻譯著作的數量、種類、初刊年代、作者身份、底本來源及學術價值等，並對未録書作了檢討。[50]王任光考察了《四庫全書》著録或存目之西學書籍的情况，叙述了西學傳入中國的歷史和遭際，認爲對西學書籍的收録和評議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對西學的認識和態度。[51]王輝重點考察了《四庫全書總目》重視考據的思想傾向及對同時期西方哲理觀念的認同和批判。[52]霍有光考察了《四庫全書總目》對宣傳西方科技的傳教士和天文、曆算、機械、水利、地理等領域科技著作的評議，分析了四庫館臣評價西方宗教、語言的利弊得失，透視出官方對西學的認識和態度。[53]王永華叙述了明清西學東漸的歷史和《四庫全書》收録西學書籍的情况，評述了四庫館臣對西學的評價。[54]

除西洋對四庫修書的影響外，日本方面也對四庫修書産生了一定影響。如，美國學者何蘭若以《四庫全書》收録三部日本著作爲例，來説明德川時代的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也有貢獻，並不僅僅充當中國文化的派生物。[55]

第六，“整合學術”説。從官私、南北學術離合、分化著眼探究《四庫全書》編纂的動機，是一種别樣的思路。姜海軍跳出意識形態控制的牢籠，認爲在官方理學獨尊、僵化與民間經學、考據學勃興的矛盾下，《四庫全書》的編纂是官私矛盾、南北矛盾的必然結果，更是清中葉“大一統”格局下思想文化高度統一的必然産物。清廷編纂《四庫全書》的動機是通過重新梳理知識資源來整頓江南思想文化，重建價值體系和學術範式，確立新型學術思想發展模式，藉以規範、强化民間尤其是江南社會精英階層對清朝政權的文化認同。《四庫全書》編纂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工程，更是一個旨在消除統一南北學術思想分歧，進而控制江南地區的政治行爲。進一步言之，《四庫全書》的編纂在某種程度上是清初以來理學衰微、漢學尤其是江南地區經史考據學興盛的必然結果，更是乾隆時期南北思想分立、朝廷欲通過編纂《四庫全書》來整合當時朝野、南北學術思想分歧及强化對江南地區控制的政治産物。[56]

3.編纂機構和編纂隊伍

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下詔徵求遺書到乾隆五十二年七閣四庫悉數抄寫完畢，共歷時十餘年。書成而後，陸陸續續增補、修潤，又持續了一些時間。其間，四庫館彙集衆多學界名流，各種類型的參編人員約360位，參與抄寫的人員達3800餘名。

學界對四庫編纂機構和運行機制的研究著力較重。張昇的《四庫全書館研究》[57]對四庫館機構設置、運作機制、編纂人員等都作了較爲翔實的考察。他還通過對比《四庫全書》浙本、殿本職名表，考察了四庫館機構設置、人員配置和運作機制，認爲各館職分工清晰，統屬明確，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有利于四庫館的良性運作。[58]楊洪昇對四庫館總裁、纂修官、分纂官、提調、謄録、佐校人員、館臣友朋人員等在私家抄校書活動中發揮得作用，對抄校館書的途徑與方式、抄校本的特點與價值、抄校館書的意義等作了考辨和闡發。[59]

學界對四庫纂修的核心成員有較多考察。如，路拴洪認爲紀昀是《四庫全書》最主要、最具决定性的纂修者，《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基本上出自紀昀之手。[60]黄愛平肯定了紀昀在《四庫全書》編纂中撮舉大綱、斟酌綜核、勘閲補遺的功績，認爲他在編纂隊伍中處于核心地位。[61]張昇考察了曾擔任四庫館總纂官的陸錫熊對編纂《四庫全書》的貢獻。[62]司馬朝軍考察了皖派樸學領軍人物戴震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情况。[63]江慶柏考察了陸費墀參與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和《四庫全書》的情况，表彰了他對收録圖書的基本資料、繕録所依底本及來源、以按語形式評騭學術思想的功績。[64]

4.搜集、進呈文獻及收録原則

《四庫全書》幾乎囊括當時存世的主要典籍。誠如四庫館臣所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65]據陳垣統計，《四庫全書》共收録文獻3503種，36277册，79337卷，2291100頁，裝103架，6144函，字數約10億。

《四庫全書》的編修大致可分爲徵集、整理圖書和抄寫、校訂底本兩大階段。《四庫修書》乃舉國之力完成，有各省采進、内廷藏書（内府本）、清初至乾隆奉皇命編撰的書（敕撰本）、私人進獻書籍、《永樂大典》輯佚書籍，形成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從官方到民間的徵書系統。

學界對此探討頗多。如，宋開金通過《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采進書目》的對證研究，發現兩書采進來源不盡一致，歸納了類型，分析了成因。[66]吴元認爲私人獻書是《四庫全書》編纂的重要文獻來源，較爲系統地考察了私人獻書種類和獻書家群體，補充了一些重要資訊。[67]他還對獻書官員的群體構成展開了考察。[68]崔富章用資料説明了寧波天一閣獻書數量多、采用率高的特點，肯定了天一閣對編纂《四庫全書》的巨大貢獻，評述了所獻圖書的獨特價值。[69]

地方文獻和民間藏書的大量進呈，地方人才入館修書，是《四庫全書》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文獻保障。一些學人著眼于地方社會對四庫修書的貢獻。如，湯華泉從安徽學政首獻開館校書之議、安徽公私獻書數字實居各省之首、皖籍學人參與編纂人衆績優三個方面肯定安徽對《四庫全書》編纂的貢獻。[70]還有一些學人對江蘇、浙江、北京、巴蜀等地文獻進呈和人才入館作了探討。[71]

5.七閣四庫成書時間及次第

關于七閣四庫成書時間及次第，晚清民國已有一些討論，王先謙、陳垣、王伯祥、杜定友、任松如、楊家駱等均有各自説法，但考證均不太精詳，一直没有定論。早在20世紀30年代，張崟就考察過七閣四庫成書先後次序及异同。[72]1984年，吕堅在前人基礎上逐一考證七閣四庫成書時間。[73]現在，七閣四庫成書及流播情况大體明瞭。乾隆四十六年（1781）底，《四庫全書》第一部告竣，藏入大内文淵閣。乾隆四十七年第二部抄寫完畢，藏入盛京文溯閣。乾隆四十八年，第三部抄成，藏入京城西郊的圓明園文源閣。乾隆四十九年，第四部抄成，藏入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到乾隆五十二年，續繕的三部也都告竣，分别藏入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文源閣本毁于第二次鴉片戰争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文宗閣本、文匯閣本毁于太平軍，文瀾閣本也遭到太平軍毁壞，幸得有識之士奮力搶救，現藏于浙江省圖書館。其他閣本輾轉流離，終得保存。

（二）《四庫全書》的政治屬性與思想傾向

關于《四庫全書》的性質，學界普遍認識到其政治屬性，認爲四庫修書活動是對中國古代典籍和文化的摧殘。如，郭向東較爲系統地介紹了乾隆帝借四庫修書之名大興查檢、禁毁圖書之實的全過程，抨擊了四庫修書活動對傳統文化的摧殘，認爲書籍能否流傳在于書籍自身的價值，而非專制者寓禁于徵的企圖。[74]許崇德從《四庫全書》史部“敕撰本”的編纂著眼，考察了御用史學理論如何支配四庫館臣的編纂活動。[75]党爲以乾隆帝關于編纂《四庫全書》的諭旨爲文本基礎，考察了他有意識地灌輸皇家意志的傾向，揭示四庫館臣在史事評論、體例選取、技術細節、采録傾向、文字改竄中體現出的爲清朝論證正統、建構意識形態的行爲[76]。

關于《四庫全書》的思想傾向，學界多從漢、宋之争上著眼去考察。1935年，錢穆發表《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户》，以漢、宋之争爲綫索考察《四庫全書總目》的思想傾向。[77]劉漢屏《略論〈四庫提要〉與四庫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漢宋學之争》以漢、宋之争爲視角對《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分纂稿兩種文獻作了比較分析。[78]不同于將四庫館臣視爲考證派中堅力量的流行觀點，周積明轉换學術視角，認爲《四庫全書總目》建構起義理框架，並總結出其思想傾向：重人情、反滅欲的理欲觀；重實徵、重實驗的知性精神；重實行、勵實用的實學觀念。[79]

關于《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表現出的思想的歸屬問題，學界大體有三種認識：一是乾隆帝欽意；二是紀昀私見；三是四庫館臣集體意志。三種認識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都不能涵蓋所有方面。將三者綜合起來考量，庶幾可以周延地理解該問題。總的來説，《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是在乾隆帝授意下、由紀昀領銜、四庫館臣集體編纂的産物。在這一格局中，清朝意識形態和乾隆帝欽意居于主導性地位。紀昀和其他四庫館臣代行權力，爲皇權服務，當與朝廷意志和皇權相左時，只能改弦易轍，委曲求全。

（三）四庫系列典籍的版本差异和優劣

四庫系列典籍的版本差异和優劣，歷來是四庫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民國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早期研究者的辛勤耕耘爲後輩學人樹立了楷模。近些年來，不少研究者繼續拓展和深化這些問題。如，張春國從版本學的角度考辨了《四庫全書》各閣本所據底本，歸納了類型，分析了成因。[80]楊晋龍檢討了《四庫全書》版本的不足，建議纂修“新四庫全書”，並就收録標準和體例問題提出建議。[81]崔富章考辨了《四庫全書總目》的版本問題。[82]夏長樸考辨了聚訟已久的《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于殿本”之説。[83]司馬朝軍從删繁就簡、訂訛正誤、順文足義三個方面考察了《四庫全書》殿本與浙本的總體差异，認爲殿本優于浙本。[84]

（四）四庫典籍的比較研究

四庫系列典籍的比較研究，需要跳出偏狹思維而具有通觀視野。晚清民國時期的四庫學研究者多具有這種學術器識，但諸多認識多抽象化、碎片化，具體的、扎實的研究成果尚不太多。近年來，許多學者對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一些研究成果别開生面。如，江慶柏考察了《四庫全書薈要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在學術立場、纂修思想、對清帝的態度等方面的差异，認爲“薈要提要”體現乾嘉學術多元化形態，較能反映出乾嘉學術的整體面貌，而“總目”過度頌揚漢學而貶抑宋學。[85]羅琳《〈四庫全書〉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和趙濤《〈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思想探原——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分纂稿比較爲中心》分别從校勘學的角度和義理闡發的角度比較《四庫全書》原本提要與分纂稿提要。[86]關于四庫提要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反思性和理論性的認識。[87]羅琳《〈四庫全書〉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從校勘學角度分析分纂稿與《總目》提要的差异，凸顯了《總目》的思想性和學術性。邵晋涵是四庫館中的重要人物。潘勝强考察了其分纂稿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异同，前者直抒胸臆、議論精闢，後者體例謹嚴、考辨精審，認爲二者分屬于編纂過程不同階段的産物，由學術志趣、撰述宗旨及作者身份的差异造成。[88]劉漢屏從篇目、文字、思想傾向比較了邵晋涵分纂稿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异同，並由此引入對清代漢學與宋學的論争。王婷將《四庫全書》提要稿分爲分纂稿、彙總稿、書前提要和總目提要四大類，對海内外關于四庫提要比較的研究進行了一番回顧與展望。[89]

除了四庫系列典籍内部比較之外，學界還對四庫系列典籍與其他典籍作了比較。一些學人從編纂動機、編纂人員、内容、特點、思想、方法、影響等方面對《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作了對比分析。裴芹從多個方面對《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作了比較，著重探討了前書對後書的影響。[90]胡文生通過對《四庫全書總目》與《書目答問》在成書背景、體例、選書、分類、思想方面差异的考辨，認爲同光學術在乾嘉學術基礎上有所超越與創新，具有傳統學術現代轉型的重要意義。[91]

《四庫全書》與《百科全書》的比較，是四庫學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楊家駱等學者就對此有所探討。楊家駱以宏觀視角比較了《四庫全書》與《百科全書》，認爲兩者在清理知識世界的動機和功能上十分相似，但因孕育于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在世界觀念、知識範圍、處理知識的理念和方式、時代環境和編纂者等方面有諸多差异。他對兩部書的性質作了區分：《四庫全書》是一部“以陸續積存知識原料之各原著爲主體，而賦予在其所謂知識整體中以其所謂適當地位的叢書”，而《百科全書》是一部“以每一知識單位爲單位，而按其單位命名的字形符號之機械次序來部勒之全新的辭書”；《四庫全書》是原材料，意義在于保存原著並以其知識系統爲之分類，同時以“提要”的形式統貫知識體系，而《百科全書》是成品，將原材料冶鑄爲成品，打破部類束縛，同時以條文叙述中闡明各條關係。[92]戴逸指出，《四庫全書》和《百科全書》都有囊括前人知識成果的宏偉理想，都對繁複的人類知識體系進行了分類和探討，但兩者在成書背景、編纂宗旨、體例、方法、内容、思想、影響等方面有巨大差异。如，前者側重收集、保存既有書籍，著力于“彙編”，而後者側重綜合知識成果，並加以闡述、發揮，著力于“撰寫”；前者編纂隊伍以漢學家占據主導地位，帶有較强的學術偏見，而後者思想、理念紛繁複雜，可以較爲自由地表達見解；前者竭力論證當朝政權合法性，强化意識形態，而後者鼓吹民主、自由，强調人的尊嚴和權利；等等。[93]林碩以計量方法展開實證研究，考察了《四庫全書》與《百科全書》編纂成員隸屬的社會階層、主導力量的差异，前者多來自官僚階層，後者包括顯貴、士紳、平民等多個階層。他認爲造成巨大差异的原因是當時中法兩國的社會結構不同。[94]肖東發、周悦從《四庫全書》與《百科全書》的編纂背景、編纂目的、編纂成員、編纂過程、内容及影響等方面逐一作了對比分析，認爲兩書同中有异。[95]

（五）四庫系列典籍的補抄、續修、整理

四庫系列典籍的補抄、續修、整理，是四庫學發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將四庫學研究推向深入的必要環節。18世紀以來，這種聲音就不絶于耳。20世紀上半期，關于補抄、續修、整理四庫系列典籍的主張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將四庫學發展不斷向前推進。近年來，學界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整理出版就是一個例證。季羨林、任繼愈、劉俊文分析了四庫存目書被列爲存目的四個原因：第一，含有批評清朝統治内容；第二，含有反禮教、反傳統或宣傳异端傾向；第三，距清朝較近的明清著作；第四，不登大雅之堂的瑣言雜記。他們認爲四庫存目書具有很高價值，只是不符合清朝統治需要和當時的學術標準才被斥爲存目書的，存目書與著録書一樣，都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因而大力支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整理、出版和研究。[96]

（六）四庫系列典籍的箋注、訂誤、輯佚、辨僞及新文獻的發現

《四庫全書總目》因欽定之故，長期以來，學界未敢置喙，奉之如三尺之法。民國以來，其獨尊地位漸被打破，學人們開始以新觀念重新審視之。晚清以降，學人們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多爲續編、輯補、辨正、箋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余嘉錫、胡玉縉、張舜徽爲此作出的貢獻較爲突出。余嘉錫以一人之勞萃畢生之力所著《四庫提要辨證》或證援據失實，或指所論偏失，或釋晦而不明之思想，或解聚訟已久之惑，表現出深刻的學理辨證思想，是釋晦、補正、廓清《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典著作。胡玉縉視《四庫全書總目》爲“讀古書者入門之鈐鍵”，遂博采諸籍，熔鑄百家，摺衷己意，後由其學生王欣夫輯校、整理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對《四庫全書總目》多有輯補、校正、箋注，並以按語的形式進行分析、評價。張舜徽所著《四庫提要叙講疏》視四十八篇叙爲“門徑中之門徑”，稱若能諳熟之，對于群經傳注流别、諸史體例异同、子集支分派衍、釋道演變原委等必能瞭然于心。他在箋注《四庫全書總目》的部叙與類叙時打破“疏不破注”之陳規，敢于獨出己見，有闡釋、引申，也有批駁、校正，兼采漢宋，闡明源流，提綱挈領，在對四庫經典的箋注中鑄造四庫學研究的經典。王重民全面、翔實、有力地論述了“總目”的編纂背景、緣起、過程、著録原則以及内容、價值、得失、影響等。[97]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一些學者編製四庫典籍要目。如，陳乃乾編有《四庫全書總目索引》，周雲青、丁福保合編《四庫書目總録樣本》，楊立誠編有《四庫目略》，金天游編有《四庫全書表解》，杭州抱經堂書局整理出版了《清代禁燬書目四種索引》，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啟動《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寫工作，等等。這一時期，一些學人開始對部分四庫典籍進行校注。如，周雲青著有《四庫全書提要叙箋注》，王重民著有《四庫抽燬書提要稿》，等等。

余嘉錫著《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是較早的這方面的專著。之後，又出現了李裕民的《四庫提要訂誤》[98]、崔富章的《四庫提要補正》[99]等專著。方建新等發現的該書疏誤而余、胡、李、崔等人未能論及者數則。[100]劉春華以《四庫全書總目》中的部叙、類叙、書下提要和按語爲考察對象，歸納了子部雜家類分類的不完善之處，並分析了如此分類和著録的原因。[101]史麗君將《四庫全書總目》視爲傳統目録學的巔峰之作，考察了藴含其中的辨僞成果和思想：提出的著録原則上升至辨僞理論的高度；通過追查文獻真實作者、考證傳授統緒等方法揭開僞書的真面目；分析作僞緣由，總結大量通例性質的致僞原因。[102]郭國慶高度評價《四庫全書總目》的輯佚學成就，認爲其廣度和深度是之前任何一位輯佚學家都無法比擬的，涉及的輯佚學思想、理論和方法包括輯佚概念與起源、佚書的價值、輯佚的資源、佚書流傳、佚文編排的方法、校補傳世典籍、輯存古籍善本、輯佚書的不足等。[103]苗潤博考察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的基本情况及來歷、抄成與修訂時間，並從臺北“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兩稿本的關係考述了《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104]楊洪昇在南開大學圖書館發現七種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確定爲寫本，並考述了其特徵、文獻價值等。[105]張春國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發現四種《四庫全書》殘本，經考證認定爲文瀾閣寫本，並考述了其文獻價值：可據此推知南三閣《四庫全書》之原貌；提供了大量的异文材料供校勘，可訂正現有文字材料之誤；爲四庫提要增加了一種新的可靠的版本。[106]

（七）四庫系列典籍的價值和功績

作爲世界學術文化史上的創舉，《四庫全書》的價值無論如何高估，都不爲過。大略説來，有資料庫的價值、文獻整理的價值、文獻研究的價值、學術史梳理和建構的價值。

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學界關于四庫典籍的價值和功績的討論頗多。1933年，民國教育部和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舉措引起社會各界的巨大反響。黄雲眉論證了《四庫全書》的學術價值及對學術事業的功績，認爲四庫修史有“標榜漢學，排除宋學”之學術功能，並非完全受統治需要支配。[107]鄭鶴聲文評價了各方激烈争論，以學術普及作爲立論根據，較爲系統地論證影印四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估量到一些實際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姜文《1933年關于影印〈四庫全書〉之論争平議》分析了1933年影印《四庫全書》的歷史背景，歸納並評議了論争的主題，分别從各派立場出發闡釋意義，指出在“國難”背景下社會各界有不同的文化選擇，作出不同的文化主張，認爲《四庫全書》的影印正是在各派力量複雜互動中展開的。李偉國、尹小林以《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爲對象探究了文淵閣本的學術價值，認爲“二十四史”形成的文本基礎和清修《明史》的定本都是文淵閣《四庫全書》。[108]

有學者歸納了文津閣《四庫全書》的一些獨特價值，如，文津閣《四庫全書》經乾隆帝親校和紀昀的三次親校，錯訛比其餘諸本爲少；文津閣本成書晚于文淵閣本和文溯閣本，故其利用的版本更爲可靠，保存的文獻資料更爲豐富；文津閣本長期珍藏于密室，首次公開便于各閣本之間的比較研究。如，趙冰心等舉例説明了文瀾閣《四庫全書》補抄本搜輯廣泛、匡謬補闕的價值。[109]

除《四庫全書》外，其他四庫系列典籍也受到重視。陳曉華指出，《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補收了大批被《四庫全書總目》有意排斥的書籍，收録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較爲系統地展現了乾隆以後圖書概貌，充分肯定了其學術價值，認爲該書是大規模古籍整理研究的結晶，對續寫和研究學術史極有裨益。[110]《四庫全書萃要》的價值受到重視。如，吴哲夫肯定了《四庫全書萃要》的獨具特色和學術價值，總結出“稀世珍本，僅存秘笈”“皇家修纂，最稱富麗”“萃菁選英，卷帙精約”“迻録原本，存真求實”“傳存古籍，延續舊本”“校對核實，足資參證”“提要簡練，瑕不掩瑜”“部次群書，别具特色”等優點。[11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價值也受到重視。如，杜澤遜針對《存目》書籍未入《四庫全書》的原因總結出限制規模、貴遠賤近、揚漢抑宋、壓制民族思想、維護封建倫理道德、避免重複、尊官書而抑私撰、原本殘缺或漫漶過甚無法校寫、著作水平庸劣或僞妄之書等九條原因，肯定了《存目》叢書是寶貴遺産，力主搶救性影印，並提出具體建議。[112]

（八）四庫學各專題研究

從文學方面考察四庫系列典籍，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如，吴承學通過《四庫全書》對評點著作展開的文學批評及文字處理透視四庫館臣的文化立場和思想觀點。[113]馮淑然、艾洪濤從本色觀念、雅俗觀念、兼美思想等方面考察了《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提要對古代詞體作家作品的批評所體現的美學觀念。[114]于景祥認爲，《四庫全書總目》的駢文史論既有總論，又有斷代論，還有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能從駢文史的視野觀瀾溯源，追求本末，基本上勾勒出了中國古代駢文萌芽、産生、發展、鼎盛、演變、衰落的過程，價值重大，意義非凡。[115]何宗美、劉敬以《四庫全書總目》批評視野下的七子派爲考察起點，對該著的學術姿態、撰述方法及批評思路進行還原和再認識，通過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約束和文學觀念的邏輯矛盾，認爲四庫館臣對明代文學復古問題的複雜態度凸顯出清代官方學術在政治約束下的畸態。[116]

四庫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史學研究，四庫館臣的史學思想、方法集中體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上。如，周少川從《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的體例、取材、詳略等方面考察了其歷史編纂學思想、原則和方法。[117]趙濤認爲《四庫全書總目》在開展史學批評時凸顯出多種史學方法，既從不同側面詳細而綿密地考證了歷史事實，又闡發了許多史學思想方面的見解和主張，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標志著中國傳統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成熟。[118]羅炳良認爲《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系統工程，藴含史學批評的標準和原則，並從史料采撰、史實考證、以史爲鑒的價值取向、無徵不信的治史宗旨、經世致用的史學觀念等方面較爲透徹地揭示了其理論價值。[119]王記録歸納出《四庫全書總目》史學批評的特點：區分類聚以示史法、歷史考察以見褒貶、比較异同以論得失、論世知人以見批評用心、具體評析摺衷至當、援據紛綸以説史意。[120]

學界還對四庫典籍其他問題進行了探究。如，岳永注意到《四庫全書總目》著録了許多筆記，但筆記不以獨立部類存在，而是按内容分别歸于經、史、子、集各部類中，指出筆記的著録歸屬和提要按語是後人認識筆記的綫索，歸納了四庫館臣筆記觀的特點。[121]毛瑞方歸納出《四庫全書總目》按語的書目功能：爲四庫分類體系提供了更爲充實的依據；子目按語實爲子目之序；涵括了豐富的目録學思想。他還指出按語有解釋學術概念和觀點、考辨學術史、端正學風等價值。[122]楊東方稱《四庫全書》賦予醫家類以前所未有的地位，醫家類也爲四庫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指出醫家類研究有宏觀研究籠統、武斷等弊病，提出具體化、不拘成説等建議。[123]李樹民稱《四庫全書》的編纂與鹽有不解之緣，表現爲鹽區藏書家進獻大量藏書、許多纂修者來自鹽文化圈，接著考察了四庫館臣對鹽政、鹽法、鹽文化文獻的考訂和評價，最後分析了《四庫全書》收録鹽業科技文獻稀少的原因。[124]朱黎光考察了《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收録音樂文獻的情况，力圖從中透視音樂文獻發展軌迹，還指出《四庫全書總目》以儒家倫理道德規範爲標準進行音樂文獻分類，不盡合理。[125]

（九）四庫系列典籍的影響

四庫系列典籍對社會和學術的影響，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學界對此作了一些探究，如，林志宏認爲《四庫全書》在民國時期逐漸由原本象徵朝廷的光榮事業轉變爲國家的文物，並經由印刷、出版和傳布而被賦予傳承國粹的文化功能，化身爲新的民族國家認同的承載體。[126]陳冰冰借助中朝文獻考察了朝鮮文人對《四庫全書》的認識和應對，探討了《四庫全書》對周邊區域的文化輻射。[127]

以上簡單梳理的幾點，僅列舉諸例予以説明，對問題的闡述遠遠不够。除此之外，還有四庫系列典籍的校注、影印、出版、推廣、普及、資料庫建設等問題。四庫學博大精深，研究力度不够和尚未開闢的問題還有不少。

六、四庫學如何重新上路

回望百年來四庫學發展歷程，對其升降沉浮進行認真總結、深刻檢討和理性反思，不僅有助于認清其發展脉絡，探索其演進路徑和發展機制，揭櫫學術升降沉浮之内在理路及原委，梳理歷史進程，闡明不同歷史階段的演進路徑和基本趨勢，還有助于表彰其豐碩成果和思想結晶，進而正確認識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價值，最終用以指導傳統文化現代化。

關于四庫學如何重新上路的問題，學界從各個方面展開了討論。有些學人在檢視既有研究中將問題引向深入。如，鄧洪波歸納了幾項四庫學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第一，四庫學是一門跨學科、綜合性的學問，但目前的研究者學術背景較爲單一，制約了研究活動的拓展和深化；第二，研究力量較爲分散，研究領域和課題具有偶然性和自發性，難以形成穩定的研究機制，難以形成穩定的研究計劃；其三，文化本應是鮮活的，但四庫學研究者多置身四庫典籍之外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解剖和研究，“入乎其中”方能“出乎其外”。一些學人注意到學界對四庫學具體問題的研究存在偏失，提出一些警示。如，楊晋龍主張從《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原典出發，自覺克服四庫學研究中先入爲主、迷信權威、苛責前人、内容偏向等問題。還有一些學人從學科建設的高度著眼，提出一些建議。如，何宗美提出四庫學基礎理論研究較爲薄弱，敦煌學、紅學、甲骨學等學科的建設可爲四庫學的學科建設提供借鑒。他認爲，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是清晰界定研究領域，凸顯其特殊性，才能建立一門有别于其他學科的獨特之學。通過四庫學研究，可以展開對中國古代知識譜系的宏觀把握和整體關照。

我們認爲，四庫學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建立完善的四庫學學科體系，建立優質、高效的研究隊伍。四庫學是在長期的研究實踐和反思中建立起來的，今後的四庫學研究應由自發研究向自覺研究轉變。當務之急是建立完善的四庫學學科體系，明確學科屬性，確定研究對象、研究範圍、文本基礎、概念、範疇、理論和方法論體系，還需要形成結構合理的研究隊伍、較爲穩定的研究方向和較爲成熟的研究課題。各研究機構既要同心同德、密切聯繫，又要有良性競争。這有助于培養出一批學術品格優良、專業素質過硬的四庫學專門研究人員。

第二，四庫學研究應當走創造性詮釋之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仍然是今後四庫學研究的重點課題。不過，我們應當把今天的四庫學研究活動和研究成果視爲四庫學發展的一環，而非置身四庫學延展之外去審視四庫典籍。這就要求我們以創造性詮釋的方式從事四庫學研究。“創造性詮釋”包括“詮釋”和“創造性”兩個層面的含義：既不能脱離原典馳騁議論或自説自話，也不能囿于原典原地打轉。正確的應對策略是繼承和發展相統一，沿著前賢的思路繼續前行，本于事，通乎情，達于理，發現前人尚未發現的新課題，解决前賢尚未徹底解决的老問題。

第三，重視四庫學對跨學科人才培養的積極意義。講求會通、融貫，注重學術之間的内在關聯，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大特色。四庫學是一門綜合性學問，包羅萬象，而當今學科細化、學術碎片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人才培養模式缺乏通識意識，學科壁壘還比較森嚴，跨學科、綜合型人才稀缺成爲四庫學發展的短板。學術研究精密化與學科交叉化要求研究隊伍要有跨學科視野，而四庫學領域能够聚集各門學科背景的研究者，便于切磋、琢磨。

第四，四庫學既要有民族性，又要有世界性。《四庫全書》及其他系列典籍是中國文化瑰寶，也是世界知識財富。四庫學的早期研究者多具有貫通古今、放眼中外的宏大視野，當代四庫學研究者應繼承並弘揚這一風格。在域外理論、範式、方法湧入的大背景下，彰顯本土傳統學術的現代價值顯得尤爲必要和可貴。循此思路考察處于中國古代學術總結和嬗變期的四庫學的現代價值，尤具啟發意義。早在民國時期，任松如就稱《四庫全書》“工程之巨，世界罕有。長城、運河不得專美于前也”[128]，將《四庫全書》與長城、運河相提並論。2017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届四庫學高層論壇上，許多學者提出《四庫全書》申請世界文化記憶遺産的倡議。這是十分可貴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四庫全書》作爲世界性的記憶遺産是當之無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公約》將文化遺産定義爲：“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位址等地方。”[129]《四庫全書》屬于一項具有高度綜合特徵的文化遺産，既有文獻成果，又有徵書、修書、刻書、藏書過程中形成的文物、建築和遺址。《四庫全書》申遺，在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重新審視祖先的文明成果，是從文化上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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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張銀龍、趙曉丹認爲“儒藏説”對四庫設館修書的影響一直被誇大，反倒可能是四庫開館中斷了“儒藏説”的進一步宣傳。詳見《周永年“儒藏説”提出時間考兼論其對〈四庫全書〉纂修之影響》，《大學圖書館學報》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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