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身世及形象演变史

柳树涧堡地望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才华或者异能，一定会从相貌上透露出来。即便是他静静地坐在一边，什么也不说，人们从他的相貌上仍能发现他的洞察力与诡谲之力。一旦把“才”变成“财”之后，我就轻而易举地发现，财与暴力、酒色是如何在一张脸庞上沆瀣一气的。

根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大意是，杨坚的相貌跟常人差异甚大，额头突出峥嵘，上面有五个隆起的部分从额头直插到头顶上，下颌很长而且突出，目光四射，犀利骇人，手上有“王”字形的掌纹，下身短，上身长。这一副架势，自然是“当为天下君”。《隋书》中还记载：齐王宇文宪对当时的北周皇帝宇文毓说：“杨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

中国人历来相信，行非常大事之人，必有非常之相。身体不但是个人情欲的大本营，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在西方身体政治研究谱系里，权力中人的身体政治，已经超越了、放大了肉身，成为“魅力型统治”。对于具有特异相貌之人，西方不像东方人这般推崇。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你的身体先天就有缺陷，显示不出权力的那种力量，你就必须用强硬的态度、行动来弥补。就黄虎张献忠来说，他相貌奇特，绝非平庸之辈，但他没有仅仅仰仗其富含的力量与命运坐享其成，而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上下其手地打拼出了一个大西国世界。至于是否属于“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类型，倒是供人评说。

位于陕西省定边县柳树涧堡大西王张献忠塑像 引自慕塞著《张献忠本传》

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死于顺治三年末十一月（1647年1月2日）］，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府柳树涧堡（今陕西省延安定边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王死后改投高迎祥。据考，一开始“八大王”是贬义，“八”实际是“疤”或“巴”，指无赖的意思，即“无赖大王”。后来逐渐成为尊称，即“八门大王”。学者王纲自然不同意以上考证，他强力赋予了“八大”的伟大内涵：“八”是“八方”，即敢“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意。以此命名，表示起义战争将取得全面胜利，权力将遍及四面八方，将治理整个中国。（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51页）

张献忠故里：明延安府柳树涧堡遗址（今定边县辖区） 引自慕塞著《张献忠本传》

在我看来，“八大”意义的变化，也表明“八大王”价值准则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再看看他极不平凡的成长史，似乎可以进一步发现一个结论，经历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相貌。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日，这一天俗称“小重阳节”，张献忠出身于陕西省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堡一户农家。肤施县隶属延安府。也有学者指出，张献忠是榆林人。这话也对，因为到了清朝雍正九年，设榆林府。以定边、砖井、盐场、安边、柳树涧五堡之地设立定边县，定边县就划归榆林府。

位于柳树涧堡的明朝长城遗址 引自慕塞著《张献忠本传》

柳树涧堡是明代逶迤长城区间的一个重要堡垒，始筑于明英宗天顺初年，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弃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延绥巡抚董威复建，隆庆六年（1572年）增高，万历六年（1578年）砖砌。作为军事要塞，当时属延绥镇西路十四营堡之一。据清嘉庆《定边县志》记载：“柳树涧堡城……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一十八座，牌墙垛口边垣三十三里二百三十步，墩台四十八座，开东门、西门。”柳树涧因涧内多植柳树而得名。城堡雄踞于平缓的山坡上，三面临壑，只有北边与山相接。浑圆的山包上，长城直冲而下，到涧底又急转向上，气势恢宏。（慕塞著《张献忠本传》，陕西省定边县史志办公室2017年编印本，第2页）

清初抱阳生笔记《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了“张快的儿子”的一桩小事——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沽，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长，益无赖。

屠沽之辈的出身并不低贱，倒是让人一再联想起“自古英雄出屠沽”的古训。但“此地人亦如鸡”的“一视同仁”法则，足以显示少年张献忠的卓尔不凡。明朝黄溥《闲中今古录》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种子就此埋下，会长出怎样的荆棘刺丛呢？

相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引人揣测的是，张献忠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

清初无锡计六奇编纂《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两书详细记述多是作者本人亲历之事，被学术界很多人认定为无大误的史书。《明季北略》记载说：张献忠“幼有奇力，两眉竦竖而长，面有微麻，遍体生毛，天性好杀，不耐久静”。为了彰显其“天性好杀”，《明季北略》举的例证是：“初从塾师，与同舍生讧，一拳扑杀之，家赀数千金，一时俱尽。父大怒，逐之，漂泊异乡。或异其貌，问之，知文而勇，收以为子，与之延师。复与同学者争，更殴死两生，逸去。”这就是说，张献忠连续两次的出手，就击杀了3位同学，初次展示了“黄虎”的本性。有这么“天性好杀”的典型吗？我以为，记录者有些夸张，但这也未始没有可能。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轻死易发”的性格不是本性，而是环境使然。

后来张献忠为混饭吃，去安定县（今子长县）县衙当捕快。他体格健硕，顺利被县衙录用。担当起安定县的治安大员了，张献忠威风凛凛，安定县真的就“安定”了吗？安定百姓经常可以看到脸色微黄、声若巨雷的张献忠在大街小巷出没，他们大老远就喊：“黄虎来了！”这是一种警示的提醒，可以制止小儿啼哭。“黄虎”正是当地人给他起的绰号。

有一个说法是，黄虎某天陷入了罕见的沉思，突然觉悟了，不禁拍案而起：“大丈夫生当鼎食，死亦封侯，立功疆场，拼个封妻荫子。岂能久居人下，碌碌无为至此！”立马就辞职走人。世界很大，我想去闯一闯。另外一种流传在当地的说法是，张献忠当捕快并不安分，居然与官府通缉的一名要犯的妻子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因触犯王法被开除。（慕塞著《张献忠本传》，陕西省定边县史志办公室2017年编印本，第9页）

犯事被革职，黄虎只好跑去延绥镇投军。但他想不到的是，边兵受到了严重的欠饷拖累。鉴于欠饷日久，官府只好默许士兵抢劫民财来聊以度日。边地穷困，到了抢无可抢时，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打起了榆林城的主意。有一次，他们竟然去抢劫库银。这还了得！库银可是官府的禁脔。参与掠抢的18个士兵全部被抓，其中就有张献忠。

嘉庆七年（1802年）刊本《延安府志》

延绥镇总兵王威怒不可遏，决定将这18人集体砍头示众。王威下达了死刑令，就在行刑当天，一个贵人如同命中救星一般出现了！此人是靖边营城总兵陈洪范。

那天，陈洪范恰好来营房拜访王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张献忠，立即死马当成活马医，哀号不已，向陈洪范乞求一命。而这位陈大人一见身材高大的张献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道眉毛斜插入鬓，大感惊奇，认为此人骨骼清奇，英气逼人，“这是国家栋梁啊！”他转身便向王威请求赦免。陈洪范的请求立即产生了效果，但军法所在，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献忠被重打一百军棍予以除名，其他17个长相平庸的凡夫俗子都被砍掉脑袋……

张献忠从此便流落乡间。谁能料到历史的吊诡，这个陈洪范，后来升格为将军了，还会和左良玉合作在湖北大破张献忠，届时张献忠还要向这位救命恩公乞降一次。异人有异相，异人更有异遇。所谓出人预料的狡黠，远不是寻常人等可以遭遇的。

这就可以发现，早年张献忠已是头角峥嵘，而且一望可知。加上后来穿行于腥风血雨，厚黑与狡黠相互缠绕，相貌向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变得不怒自威。

张献忠大约是崇祯二年（1629年）回到柳树涧堡的。刑场上刀光一闪、人头落地的场景一再闪现。他改弦易辙，想过安稳的日子。在柳树涧堡家里养伤期间，他请工匠用珍贵的檀木为陈洪范刻一雕像，供奉家中，每日上香行礼。他无限感念素昧平生的陈洪范。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张献忠的人性。人性总是多面的，在不得已之际，蛰伏在人性中的恶力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人与世界较量的绝对力量。

陈洪范，字东溟，辽东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武举。授高台游击，后调到红水河升任参将。历任陕西行都司掌印。后因事获罪被降官为庆云参将，调赴开原，又因为胆小怕事、怯懦被罢免。陈洪范善于钻营，很快又当上了总兵镇守居庸关。我曾经阅读过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陈洪范致吴三桂书，是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举行和谈的北使议和团成员陈洪范，致降清明将吴三桂的亲笔信。陈洪范在信中首先赞扬吴三桂“忠义动天，借兵破贼”，即借助清兵把李自成农民军赶出北京，是有功于明朝。同时感谢“清朝仗义助兵，复为先帝（崇祯皇帝）发丧成礼”。实际上，他是借此达到北上议和，延缓清兵南下，维护南明弘光政权的目的。陈洪范在信中还以“崇封”（许以高官厚禄）、“托谊葭莩”（亲戚的代名词）为饵，恳请吴三桂“鼎力主持”，玉成此事。

由此可见，最后大清的陈洪范比起张献忠来，明显要灵活得多。

在后来的正史与稗官野史里，对于张献忠的相貌描述没有更为出格之处，有些不过是添油加醋，竭力渲染其靠近“兽”的一面。

历史文献《爝火录》描述说：张献忠“两眉竦望（竦音sǒng，同悚，可怕，毛骨悚然）面黄微麻，身长虎颔，遍体生毛，号黄虎”。

更有甚者，如查继佐的《罪惟录》，说黄虎“多须、毛身、齿长足俞咫（音zhǐ，古代称八寸为咫），圆锐如锥”。这就是说，张献忠是一个黄面獠牙、浑身长满毛的妖怪。而且獠牙的长度显然超过了猛虎……这类妖魔化的记载，作者冬烘，不足为据。

我的判断是，张献忠身体魁梧，脸形稍长，脸色微黄，脸颊和下巴有短须，眉目大体端正。《爝火录》上说他“两眉竦望”。“竦”的本意应含有“恭敬”之意。就是说，张献忠的眉目端正，说起话来是声若洪钟，如果他的胸廓再予以共鸣，即是“吼声如雷”。可见，嗓门粗豪者一般是阔口，两排好牙，长有狮子鼻，脖子绝不会细小，胸廓具备良好的共鸣箱功能，只有这样的体格，才可能升格为“胸怀天下”的王者境界。所以，黄虎是一个外形壮硕、体格剽悍的高个子。

大型猫科动物里，狮子是吼，声音粗犷凶悍，可谓狮子一吼，地动山摇。老虎不同，老虎展示的是啸的威力，老虎叫声沉浑有力，声音浑厚。所谓“狮吼虎啸”就具有如此的分野。显然，西方对于王者总是希望他发出狮子吼，东方这渴望并权者具有虎啸的不二法门。比如《彼得前书》指出：“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一个朝纲解纽的松懈时代，鉴于体制的洪钟喑哑，气若游丝，继之者坛坛罐罐一阵乱响，古语“瓦釜雷鸣”是也。无师自通者，一旦接过强力声音的传声筒，自然就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有情无意东边日，已怒重惊忽地雷。”所以，武功如何暂且放在一边，继任者必须吼声如雷，这往往是三国英雄、瓦岗寨豪杰、水浒兄弟等一批批风云人物的看家本领。

我注意到，对于黄虎的大嗓门，对于这一发布生死之令的机关，古人描述尤其多。而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虎不仅仅嗓门粗犷，还有激流轰击礁石的滔滔气势。

佚名《纪事略》记载说他“魁梧骁黠（勇猛而狡猾），声若巨雷”。

查继佐《罪惟录》说，黄虎吼叫起来，“气势渚流”（渚音zhǔ，指的是置立在河间滩头的孤石）。惊涛与骇浪，黄虎囊括了打击与承受打击的声音，俨然是声音暴力的统一体。这是一句高度形象化的描述。

古洛东整理的《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两位西方传教士的亲历叙述：“二人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野心难化，喜怒无常，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

这种声浪的持续性发力冲击，就像从北方滚滚而来的沙暴冲刷脆弱的柳树涧堡的土墙建筑，一浪高过一浪，明显具有一种人间警报的性质。

无名氏撰《献贼纪事略》指出：（献）“忠怒气冲天，须发为竖，咆哮之声，彻于街衢。”

在一个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咆哮哥”依靠咆哮发布一系列国家大计与方针。可以想象，这种角质化嗓子发出的震撼力，让成都的小青瓦建筑与川西林盘摇摇欲坠，分崩离析。

尽管大海里的水从不咆哮，它的宽阔让那些敢于咆哮的东西自惭而低伏。李白感叹“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虎的鲜明个性，通过吼声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一系列“声音政治”造像，晴空霹雳，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葛洪《抱朴子》指出：“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鲁莽使然，急于求成，绝对不是有魄力；心境平和，从容周全也不应视为缺乏魄力。问题在于，这些理由无法阻止咆哮者的发音术。

快人快语，吼声连连，黄虎的吼叫宛如柳树的枝丫，发出刺破硬风的叫喊，让我们联想起黄虎幼年的铁匠生涯，这进一步暗示了柳树涧堡裹挟着黄沙的南冲风向，以及他急于实现虎蹈羊群的大欢喜。

难以想象，胡须乱如飞蓬的牙口里竟然会发出如此雄浑或尖利的声音。但事实就是这样，使人们在习惯于聆听莺声燕语之余，还要有承受“铁锅炒沙子”的心理准备。声音的逐步放大或者“复原”，是跟一个人力量的衰退同步的。当初那些需要屏息聆听的促膝谈心，现在几十米开外就能一清二楚。仔细想想觉得也是合理的，别人克制了那么多年的怒火或装腔作势，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何况，这还只是声音的打击，并不是很当真的。科学已经证实，即使一个人不间断地暴喝60年，其花费的能量也烧不开一杯水！所以，这种并不消耗大量体力的运动是受人喜爱的。

大声吼叫的人有的并不是由于粗俗和无所谓，而是严峻的现实太不像话了。比如民不聊生，比如“路有冻死骨”，比如苛政猛于虎，气血充盈者往往已经使用过所有的柔媚招数，忍受、忍耐、吃屎般的屈辱太多了，不但毫无成效，反而成为自己软弱的把柄。当他们首次以狮子吼的功夫给人民制造了空前的震惊以后，听众被当头棒喝，清醒了很多，说不定就有所收敛，准备万众一心加油干。一当取得初步成绩，狮子吼者就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了，并希望声音的教化作用能够深入人心。

跟狮子吼相配合的东西比较多——持续的高分贝鸣响、辛辣的挖苦和揭发、骂街式的语言、地毯式的轰炸以及梳头一般的反反复复强调，直到对方被数落得头皮发麻，找不着北。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的理直气壮，演讲者往往双手叉腰，时不时地挥舞手臂，加大感染力度，但由于口干舌燥，嘴角白泡子直翻，五官也由于表情过度而挪位，看上去当事人显得生动、疲惫，但大义凛然。

每举行一次狮子吼，自然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当事人觉得元气大伤，被痛骂者为息事宁人，只好担当起护理员的角色，使女人觉得，自己苦口婆心，就立竿见影了，还是值得的。这下好，等下次吧！

但在生活中，就我所接触的范围来看，狮子吼一般是无效的，这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威胁，左耳进，右耳出，最多把自己的听觉当成是下水道罢了。之所以还有不少女人仍然乐此不疲，可能主要还是为了自说自话。

再看看古人对黄虎吼声之外的银钩铁画——

吴梅村《鹿樵纪闻·闯献发难》说，张献忠“黄面而长身而虎颔，号黄虎”。

同治《成都县志》卷六《纪闯发难》记载说，黄虎“貌魁梧，面长一尺六寸”。“面长”如此，就比传说中的苏东坡略逊一筹了，应该是包含了“须长”。

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十二《政事部》说，黄虎“面黄、身长、虎颔”。

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卷二上也说，黄虎“身长而瘦，面微黄，须长一尺六寸，僄（音piào，敏捷）劲果侠，军中号‘黄虎’”。黄虎其实不是军中才有的美称，而是张献忠在故乡依靠拳头和吼声，赢来的江湖声誉。

其他如《明史·流寇传·张献忠传》《明纪》卷五十八《福王始末》《平寇志》和《绥寇纪略》等文献上，所叙张献忠的相貌大都概同。他在大西宫廷金銮殿里独坐，两道一眼望去就能令人胆寒的竖眉之间，还有清晰可见的箭疤。

根据上叙史料记载，较为充分地描绘出了张献忠的相貌轮廓。

根据英雄惺惺相惜的道理，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个个相貌堂堂，英武出众。反过来看看张献忠的老对手李自成，就有些意思了。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陕西人且同岁，均做过地方小卒，他们早年均又与“贩枣”有关，况且李自成的小字就是“枣儿”。彼此经过几次交往，榫方卯圆，黄虎早把对方视为眼中钉。

据《纪事略》载：“崇祯十七年甲申，闻闯贼李自成陷燕都，改号尊称，先帝身殉社稷，自成传檄江左。献忠对北骂曰：‘李自成米脂一乐户耳，市井无赖，乡闾不齿。向着领十万过延安，略榆林，一败于丁其锐，再败于贺疯子，见承畴而丧胆，闻左、祖则魂销。仅剩残骑一十八人，北遁沙漠。后奔回营，曹操绑正军法，非我解救，久已登鬼矣！我给予衣食鞍马，休息调养月余，竟饱扬而去。今一旦妄自尊大，传檄辱我。吾两雄并立之势，况我今带甲马百万、战将千员，何难飞渡长江，正位金陵，养威蓄锐，然后北伐，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直反掌事耳。’”

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图 来源于四川省博物院资料，蒋蓝摄

这一番“直声天地”的谈话，可以看出黄虎的胸襟与此消彼长的力量比较。关于“乐户”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对于风流倜傥的少年时代而言，也并非张献忠虚构。

在明朝通缉李自成的布告上，文字素描出来的李自成是“为人高颧深頔（音dí），鸱目曷鼻。声如豺”。其实这不过是对古语“故啖食人，亦当为人所杀”的描红作业。《明史·李自成传》记载：“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在此，李继迁这位被西夏追认的皇帝不但使家乡米脂有了一个叫“李继迁寨”的地方，也顺理成章地与李自成有了某种族缘关系，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因此有史料说李自成是党项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李自成虽不是凶神恶煞，也一望即知绝非懵懂村夫。特别是李自成后来作战中一只眼睛中箭，彻底瞎了，相貌更是不怒自威。就像洪秀全一样，可以肯定都不是什么美男子，更不是后来宣传画、连环画、舞台上凸显的那样浓眉大眼、英气逼人。

尤其引人联想的是，中国历史上“声如豺”的帝王还有两位：秦始皇、越王勾践。

豺的叫声并不洪亮，而是一种拉长如牛筋一般坚韧的凄厉嗥叫，既有楔入对手身体的撕裂声，更有豺自己四肢被拉断的嘎嘎之响，颤抖的弓弦弹破空气为柳絮，尘埃直往听众的头骨缝里钻。

多部笔记记载了李自成、张献忠的体格差异：黄虎“强健不及李自成，而狡毒过之”（柴小梵著《梵天庐丛录》，故宫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卷十三，第371页）。“强健”这一点上，让黄虎非常在意，因此他十分鄙视李自成的相貌，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与张献忠恶心李自成长得丑陋有关。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在湖广境内相继出现了两个农民政权，一是以李自成为首的襄阳政府，一是以张献忠为首的武昌政府。

李自成得知武昌政府成立，大为恼怒，立即发出通缉令：“有能擒拿张献忠者，赏千金。”一再折辱之余，极度膨胀的李自成派人给张献忠送去一封威胁意味浓厚的祝贺信：

“老回回已降，曹操、革里眼、左金王皆为所杀，行将及汝矣。”张献忠一把将信撕得粉碎，指天发誓，七窍生烟。这时，明朝廷也与张献忠一样急火攻心，向天下颁布并提高擒斩李自成、张献忠的赏格：凡能擒斩李自成者，赏万金，世袭侯爵；擒斩张献忠者，官一品，世袭锦衣卫指挥，赏5000金。从官家悬赏的赏格标准看，李自成的身价比张献忠高出一倍。而李自成开出的身价，才区区“千金”！张献忠岂能不羡慕、嫉妒、恨。

官家两眼漆黑，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一赏格，让黄虎非常不舒服。

后来看到明朝通缉令上形容李自成相貌文绉绉的话，张献忠不禁哈哈大笑，他声若洪钟：“什么鸟鸱目曷鼻？那李自成不就是一个蝙蝠头嘛，让人见了恶心三天……”张献忠私下就称呼李自成为“李蝙蝠头”。蝙蝠头，除了獐头鼠目的猥琐之外，还多了几分阴毒和诡诈。而张献忠，毕竟是堂堂黄虎啊。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诗人刘禹锡《壮士吟》的开头：“阴风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烧地，连吼入黄茆……”

黄虎的服装史

“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一般都拒绝穿上他本人大力提倡的制服。制服具有强制性与束缚性，那是手下穿的，犹如铁的纪律一样。作为体制的规划者，他们必须棋高一着，直捣本质。

在我看来，思想深邃、行为诡谲之人一般都不大注意穿着，那是他们灵魂不堪重负的结果，只有发展到“皇帝的新衣”阶段，才能让他们稍稍喘一口气。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思想；反观平庸之辈十分注重穿着，那是他们内部空空荡荡急需包装的原因。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时装——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也可以美化环境啊！

在黄虎看来，马屎和牛屎不一样。如果说牛屎像一摊稀糊糊，那么马屎则非常光鲜，且是一坨一坨的，非常硬扎，这才有“马屎外面光，里面是一把糠”的俗话。话粗理不糙，他是看重本质的。

关于黄虎的衣着，历史上也有记载，大体是穿着随意而追求身体的快活和意气风发，这符合他的性格。注意，“快活”是黄虎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我也不妨视之为其身体政治的最高目标。

《明季北略》指出：“献忠戴尖毡帽，服织锦胡桃花衣，软靴，布毯于地而坐。”这是关于黄虎衣着最为细腻的刻画，这一身行头并不低廉。至于他喜欢“碗酒大肉，席地传饮”，看起来酒碗盛满情义，江湖英雄的恩爱情仇，一碗足以盛天地。女人、孩子不过是衣服而已。

《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载：张献忠称帝后“厌苦朝会，掷所御冠，举足足尚其中，索大巾着之快”。《小腆纪年附考》载：（献忠）“厌苦朝会，掷所御冕，足踏之，索大帽着之乃快。”他显然承受不了“沐猴而冠”的服饰约束，黄虎拒绝“锦衣”，但并不拒绝“玉食”，他是以布衣的外表与民众打成一片。他身轻如燕，但责任更重了。

直捣本质的人就是手握真理的人。

黄虎看重什么本质？是权力本质，对于权力的符码则是鄙夷的。1647年元旦翌日，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下遭遇清军突袭时，当时为严寒时节，他正在吃早饭，故“衣飞蟒，半臂”。由此可以看出黄虎经风沐雨的强壮体格。多数史籍都是如此记载。1644年冬黄虎在成都称帝后，无论出行或集会，衣履都比较随便，御风塑圣魂，逍遥天地游，我没有见到记载黄虎穿大西官服的任何资料。

在御用、御衣、御风、御食、御女、御刀的谱系当中，耳濡目染，柄权者一旦入其彀被“御意识”改造了价值观，他立即就拥有了“御天下”的王者幻觉。张献忠并没有“抵御”这些，因为他的立足点是探寻从民间大地通达宫阙的捷径。他在谈话、圣旨中提到的御笔、御砚、御酒，不是在哀叹明王朝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是应该快马加鞭，开创一个快活的世界。

驾！——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