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政权的异端：狗皮道士与铁娘子

至少从现实的立场来说，所谓的“哲学狗”比“哲学人”更有血肉，所以人们毫不怀疑目前接触到的世界物质的构成。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家还在担心自己命运的话，那么与丧家狗的交流可以使他们轻松很多，并且可以进一步地远离被酒色、权欲掏空了内在向度的人群。虽然他们对狗的生理结构远没有什么兴趣。

自然了，犬儒必定会拒绝“狗眼看人低”、“狗摇尾巴讨人欢”、“狗仗人势”等对狗的“不义”之词，更是反感于“狗腿子”的“狗急跳墙”，他们仅仅着眼于狗的低贱与卑微。因此，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道义。

我一直认为，犬儒带有更彻底的中土魏晋时代的佯狂精神，他们获得了从狗的立场观察人世的“低地角度”，从而使理性与自省获得了与大地更为紧密的接触。佯狂最早出自《史记·宋微子世家第二》：箕子谏纣不果，“乃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这不过是在被权力压抑下的反抗，故有“佯狂以忘忧”之古训，中国的魏晋风度是渴望以“狂”来逃避强权，以力图保持内心的尊严。犬儒更进一步，岂止权力，连人也没有进入他们的“狗眼”。

张道陵像。选自《仙佛偶踪》，明洪自诚撰。武进陶氏石印月旦堂刊本

佯狂是自保，犬儒是渴望以“自毁”的方式唤起理性与自省。可见两者泾渭分明，高下立判。

但是，横行于大西国麾下的一个狗皮道士，几乎是空手入白刃，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异光。

巴蜀是道教的重要发祥地。东汉后期，沛国丰人、传为西汉开国军师张良的八世孙的张陵，弃官学道，入大邑县鹤鸣山修炼，“得咒鬼之术书”，并感太上老君降临，授予三洞真经、金丹秘诀、雌雄二剑、符箓法印等，正式任命他为天师。据《仙鉴》记载，当时巴蜀地区人鬼杂混，巫妖横行，残害百姓，青城山为鬼魔盘踞的“六天鬼域”。张天师亲率弟子，扫荡鬼域，降伏“八部鬼帅”、“六天魔王”，“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会盟于青城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行幽暗，使六天鬼王归于北丰，八部鬼帅领众窜于西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释之”。张陵运用道家黄老之学改造巴蜀的妖巫鬼道，于是巫鬼跃升变化为仙官，“鬼道”遂发展成为天师道。张陵便成为道教的创立人，从而受到历代信徒的尊重，被尊为“祖天师”。

清代张邦伸撰《锦里新编》里，收录了一则《狗皮道士》，文章不像传说中济公那样嬉笑怒骂，而是彰显狗皮道士针对大西权威的大胆冒犯，并展示出种种奇技异能。我以为，狗皮道士体现了蜀地道教文化反抗权威、相互救济的积极精神。学者李奉戬认为：“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论仙话的反抗精神》，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也就是说，道教信奉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与黄虎的“天命论”恰恰是背道而驰的。黄虎在成都大西宫廷曾经对两位西方传教士发表的高论是：“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违天之罪”的唯一理由，是四川人没有完全接受大西国皇帝的治国方针，如此高论相当于黄虎的杀戮大纲。

就像西汉著名隐士严君平一样，蜀地仙道往往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类型的，狗皮道士自然也不例外：

明末有一个狗皮道士在成都乞讨，没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他平时披着狗皮，光脚，走到人家的大门口，也不说话，只是发出一串狗叫。被乞讨人家的看门狗以为有朋友来了，也对着他大叫。道士与狗一起狂吠，喋喋不休，陷入了循环往复的二重唱。看门狗体力不支，对峙不过，只好闭嘴。主人闻讯而来，往往会给一点赏钱打发他。经常会有一群走狗围着道士乱吼，进入到多声部合唱。道士有绝技，他一旦厌烦了准备冲出狗的包围圈，就发出一道老虎的长啸声，那群狗一听，吓得四散。

清空道路，世界为之一宽。狗皮道士赤脚行走在成都大街小巷。

多少年后，张献忠昂然入川。在万物肃杀的冬季某天，蜀犬吠日，狗皮道士突然现身，径直冲到了张献忠的军队里，大声做起了狗叫。张献忠循声一看，十分愤怒。他大吼：“这个奸人是如何进来的？立即把这个狗道士杀了。”

长期处于敌明我暗的斗争环境，培养了黄虎坚持“锄奸”的意识，这种敏锐感觉累试不爽。他分明感到，这个道士如此猖狂，不像是奸细。奸细鬼鬼祟祟，哪里敢有如此做派呢？

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道士缓缓悠悠地走，张献忠的士兵骑马却怎么也追不上。即使眼看追上了，道士突然学起了狗叫，咆哮连连，战马双耳一竖，就不敢再靠前了。张献忠一见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士兵向狗皮道士射箭，顿时箭如雨下，箭矢就像碰到一圈无形的罡气，纷纷弹回，狗皮道士毫发无损。

黄虎久走江湖，何曾见过这样的怪事！他不相信这些士兵，但他认定自己面临的是妖怪作祟。黄虎自信邪不压正，亲身上马，张弓射之。黄虎的箭法不差，一箭正中道士的脑壳。不料箭矢反弹回来，还击中了黄虎的坐骑头部，西域良马倒毙而亡。黄虎大骇，只好悻悻而返。

成都明代大城与蜀王府结构图。选自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

大庭广众之下，黄虎自下台阶，只得叫狗皮道士快快离开。眼不见心不烦。

狗皮道士像一道蜀王宫拉长的影子一般，总是在大西国重要议程中准时出现。

成都东城墙局部。石头城墙为明朝遗物。蒋蓝2015年摄

成都东门城墙遗址。蒋蓝2015年摄

明代蜀王府的布局规制宏大，方圆十余里，加上大西军的扩建，城墙“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砖城制”。在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棂星门、端礼门、承运门与承运殿、圆殿、存心殿。“其后为王宫门，红墙四周，内为蜀王寝宫。”“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甃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东西列直房。西南为山川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东南隅为驾库。”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黄虎在成都称帝。这一天是大西国真正意义的“元旦”，黄虎在蜀王宫的宫殿前朝见百官。俯仰谈笑间，他突遇噩梦。他又看到狗皮道士身披脏兮兮的狗皮，竟然站在官员的队伍里。他手里还拿着一块上朝的玉板，嘴里不断发出狗叫。

真是可恶啊！张献忠命令侍卫，立即将狗皮道士绑出去杀掉。

可是，狗皮道士的犬吠声越来越大，飞越了高耸的宫墙，全城的狗也跟着叫起来，声震于天，低垂的蜀天厚云被犬吠堪堪撕破！现在，以至于吼声如雷的张献忠狮子口大开，下达命令“杀！杀！杀！杀！杀！”朝臣、侍卫也根本都听不到。往日吼声如雷，今天变成了细若蚊蚋，张献忠感到脊背发凉，就嗒然宣布退朝回宫。后来，狗皮道士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原文见张邦伸撰《锦里新编》卷八《异人·狗皮道士》，巴蜀书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498—500页）

张邦伸（1737—1803），汉州（今广汉市）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举人，会试大挑一等。年45岁回归故里后，助修文庙，赈济族中穷人。他好为诗，约四千余篇，现仅存《云谷诗钞》8篇于世。著有《全蜀诗汇》《唐诗正音》《绳乡纪略》《云栈纪程》《云谷文钞》《锦里新编》（原名《锦里新闻》，因与段成式的书同名，遂改定今名）等共17部95卷皇皇大著。“锦里”为成都别称，《锦里新编》所记蜀中人物，至清初为断，凡《明史》有载或系明朝科第者，概不收录。体例谨严，搜采广博，所录多为真实事件。

在我看来，在刀光剑影之间游身而走的狗皮道士，不但展示了玄奥的道门功法与口技功夫，还展示了一种凌厉的声音权力学，以犬吠震大西，以虎啸慑狗群，用以对抗吼声如雷的黄虎铁血政权，终于让中气十足的黄虎遭到了败绩，这是大西皇帝受到的空前侮辱。

对于这等异人，蜀地才子李调元一再咏叹，写过一首叙事长诗予以赞扬：

狗皮道士不知名，以皮为衣犬为声。

乞食成都偶一吠，城中百犬皆吠惊。

忽闻献贼鸣驺至，哭向马前做犬吠。

贼怒弯弓射不入，反中贼马马立毙。

是时献贼僭称王，百官称贺如朝堂。

忽见道士立班内，狗皮执笏随班行。

贼声如雷令缚至，一时吠声震天地。

贼退入宫吠亦息，道士以贼为儿戏。

嗟乎！

狗皮尚与贼为戏，岂有人皮反畏避。

君不见：

驱贼入蜀杨嗣昌，人皮不若狗皮良。

（张邦伸撰《锦里新编》卷八《异人·狗皮道士》，巴蜀书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页）

这个结尾刻骨铭心。

著作等身的著名历史学家、旅行文学家陈鼎（1650—？），江苏江阴人，原名太夏，字定九，又字九符、子重，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曾撰《东林列传》载明末东林党人一百八十余人事迹，此外著有《留溪外传》《黄山志概》《竹谱》《蛇谱》《荔枝谱》等，他所作《狗皮道士传》中的狗皮道士比张邦伸的版本更为传神。清初大才子张潮将陈鼎的故事收入了《虞初新志》卷十，特意加了一则跋语：“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则疑信相半。今观狗皮道士之所为，岂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献贼如襁褓小儿哉。张山来曰：‘人皮者不能吠贼，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张潮编撰《虞初新志》，上海书店1986年6月第1版，第155—156页）

无论是李调元还是张潮，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堪称诛心之语！但是恰恰切中了乱世的命门。

在我看来，狗皮也许就是谐音于“狗屁”，以此来隐喻大西政权以及所谓“正朔”的明朝、南明、清朝等当权者，他们无一不草菅人命，贪生怕死，其披着人皮的所作所为，不过全是狗屁！远不如道士的狗皮来得珍贵。

清代吴郡李瑶纂《南疆绎史》之“绎史摭遗”卷十六，也针对“当大西军乱蜀时，成都世上之最著者曰‘狗皮道人’”，而发了一通议论：“国变后，有变服道士服，纵其嬉笑怒骂以舒其沉郁之气，而自全者得九人。惟于国事无系，故世或以‘道人’呼，而‘摭遗’合名之以‘顽民’也。”

看起来，大西国的异端们穿上了道袍，伪装成道士，这9个异端竟然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由此可见世外高人也必须介入红尘以扬人间正气。那么，谁才是“顽民”呢？！

这才是一个真正值得拷问的所在。

狗皮道士的故事并没有伴随大西国而灰飞烟灭。到了民国年间，署名“丹阳林慧如”编辑的《明代轶闻》卷五《异人录》里，收录的《狗皮道士》《铁娘子》就更生动化，并补充了一个前所不载的细节，暗示了狗皮道士并非行单只影，而且还有女帮手：

铁娘子。明末成都市上之乞食者，又有一女子，自称“铁娘子”，腰缠铁，粗如碗，环数转，自西之东，疾走大呼曰：“铁娘子失去铁牛一头，报信者予钱十万贯。”贼以为妖，帅骑兵乱射之，矢如飞蝗，卒无一中。贼乃大怖，归而病，未几清兵至，即中创死。铁娘子后从狗皮道士仙去。［《明代轶闻》（全一册）卷五，中华书局民国八年（1919年）九月版］

两位异人，宛如端起两盆泼向黑暗历史的狗血，反而让屠夫们露出了原形。

从时间上看，铁娘子显然是狗皮道士的后来者，她显示异相应该是黄虎在成都的晚期了。最后铁娘子随狗皮道士仙去，十分符合成都的人文地缘。城西南的高攀桥（俗称高板桥）恰是仙道命名而来。城西的送仙桥、遇仙桥作为青羊宫附近的两大景点，其名字、来历在老成都是妇孺皆知的；司马相如赴京之时，妻卓文君送他到北门城外升仙桥，依依惜别。相如指天发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果然，他在长安受到皇帝的重用，被任命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朝廷处理西南地区事务。他真的乘着4匹马拉着的大马车荣归故里了，此后升仙桥就改名为驷马桥。座座仙桥其实都是蜀地仙道文化进、出红尘都市的秘道与穿越点。成都之西乃青城山和岷山，本来就是仙道文化的大本营。

狗皮道士与铁娘子一再戏弄张献忠，张献忠宛如与影子搏斗，这是让他最为丢脸的往事。据说，他住在蜀王府后宫里经常做梦，梦到一个人从悬崖飞坠而下。从闭目到睁开双眼，既是抗击风速的冲击，也是借此获得解脱的过程。但是，他惊讶地发现，有一片树叶竟然以铅块的力道，努力与自己同行。人与树叶，就像一个战壕的同志。他回头渴望看清楚：究竟是一片真实的树叶，还是一个伪装者的恒久跟踪。穿过云朵的丝绸，他进一步发现，叶片竟然比自己抢先一步抵达地面，就像一个裙裾委地的久远场景。他是落伍者，他从来就是一个落伍者。现在，落单的树叶，已经从他耳边加速而去了。他觉得自己真差劲，应该在口袋里加装几块石头。可问题是，天上没有石头啊。那就该带着雨水一起旅行，就像早年自己在故乡的田埂上走过，水里倒映着天上的云。现在，一种比预感到即将撞击地面更深的痛，半醒过来。

很可惜，这是张献忠输得最彻底的一次。

在古希腊，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看透一切”且语言凌厉的犬儒夫妇。如果把他们与狗皮道士、铁娘子相比较，看来后者冒的风险要大得多。不是以语言而是以行为来冒犯权威，展示了蜀地民间还有铮铮侠骨，没有被权力折断。

回顾人类的精神历史，每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挑战者抛下的不一定是白手套，也可能，是一只狗爪子。

根据法国学者伊莎贝尔·布利卡在《名人死亡词典》（陈良明、沈国华、宋维洲等译，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里的说法，第根欧尼的死因众说纷纭，估计他与亚历山大同日而死。有人说第根欧尼死于与狗争夺食物，成为“哲学死于狗嘴”的范例，当主流文化的宠儿们听到饿极了的狗咬死并啃吃异端的传闻时，难免有些幸灾乐祸；有人说是因胆汁渗出而死；也有人说是他屏住呼吸窒息而亡。人们将他的坟墓修建在城门口，上面立了一座狗的雕像。

狗皮道士、铁娘子，一直活在蜀地文化的氤氲里。张潮说：“古善啸者称孙登，嗣后寥寥，不见书传。迨至我朝，称善啸者，洛下王、昭阳李而已。”我以为，狗皮道士才是真正的善啸者。

汪汪汪……

彭山区江口崖墓里的獒犬，属中亚品种，记录了汉代与西域交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