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腹地的冀中平原上，有个河间市。河间历史悠久，始于东周，距今有2700年历史。历代在此设郡、立国、建州、置府，是京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地，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

在河间古城的西侧，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大道，在古代是朝廷专用的北京通往南京的“御道”，后为官民共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称（北）平大（名）路、（北）京开（封）路，如今修建成为一六国道。由河间沿此路北行，有一个村庄，古代叫“尊福乡”，后来因距离河间城三十里，改称“三十里铺”。三十里铺西南，相距八里的地方，有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村庄，叫“民台头”。

说起这个村名，却是有一段来历。原来紧靠这村的南边，有一个很古老的佛教寺院，名叫“潮海寺”。潮海寺的后面有一座塔，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建造得八面玲珑，十分漂亮，八个角上挂着铃铛，风一吹，发出清脆的响声，十分悦耳。塔底下埋葬着潮海寺的一位老和尚，所以这塔是座和尚坟。因为这塔就在“民台头”的村边上，所以这村原来叫“坟塔头”。又因这座塔建在高台上，“塔”与“台”又谐音，所以叫来叫去，就把这村叫成了“坟台头”了。

在坟台头的村西，一道之隔，有一村庄叫孙庄。这两个村虽然都不大，但在旧社会却都有些“坏嘎杂子”。他们无事生非，挑动两村百姓闹起矛盾，不断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斗殴。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这一带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县、区政府为了教育这两个村的民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就把这两个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起了新村名，叫“团结村”。但是因为新名生疏，人们叫不习惯，而且团结虽好，但它的反义词却是分裂，人们一叫团结村，就容易想起过去两村的矛盾，进而引发旧恨。于是有人又改村名为“民台头”了。这个名字改得很好，“坟”和“民”韵母都是“恩”，“台”和“抬”又是同音，把“坟台头”改称“民台头”，人们叫起来很顺当，很自然；再者，这个新村名，有着更深、更好的含义，就是两村的人民百姓都抬起了头，都是昂首挺胸、一致抗日的人民了。由于这个村名一扫过去阴影，顺应时代、合乎民意，所以越叫越兴，一直叫到如今。

清宣统二年的农历十一月初六，即1910年12月7日，在民台头村的一户姓刘的农家，一个男婴出生了。按旧时干支纪年，这年岁次庚戌，孩子属狗，又是老大，父母便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大戌。这个孩子，便是刘亚生。

刘亚生本出身于一个殷实之家，祖父刘义泰是个富户，家有四十亩地，一头牲口，一处大四合院的房子，北屋三间，一明两暗。刘义泰生养了5个女儿，却始终膝下无子。到了五十来岁的时候，过继了叔伯弟弟家的刘洪钧为嗣子。

河间及邻县献县一带，自古以来文风很盛。在民台头村附近，有尊福乡、诗经村、君子馆等村。这些村名都与《诗经》的传承有关。《诗经》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子夏，子夏传给了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给了毛亨。

公元前213年至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亨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携带家眷一路仓皇地从鲁地北上，一步步远离尘嚣，最后来到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即现在的河间市），隐姓埋名地居住下来。直到汉惠帝撤销了“挟书律”，天下太平了，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毛亨死后，他的弟子（一说为侄子）毛苌带着毛亨作的《毛诗诂训传》，在尊福乡一带住下，传授《诗经》。

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大部被焚毁。西汉时期能讲解、传授《诗经》的只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都是今文诗，而毛诗是古文诗，更为接近原本。历史上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

毛公书院

这个尊福乡，就是后来民台头的邻村三十里铺。当年在尊福乡附近，有东西相邻的两个村庄邀请毛苌去讲授《诗经》，为此，这两个村就定名为东诗经村和西诗经村了。西汉时的河间王叫刘德，他是汉景帝的儿子。此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求天下善书，招揽天下名士，收集、整理焚书坑儒后尚存的书籍。他听说毛苌藏有《毛诗诂训传》，就把他招请到河间国都乐城，尊封为博士，并在乐城南边一个地方，就是现在泊头市的严家铺村，建立了一个“日华宫”，请毛苌等人整理、讲授《诗经》等书，并把这些整理好的书籍，献于西汉朝廷。因此，刘德被汉武帝刘彻封为“献书王”，简称“献王”。这就是献县名称的来历。

后来，献王刘德为方便年老的毛苌讲学，就在尊福乡、诗经村的西边，设立“君子馆”，传授《毛诗诂训传》。到东汉时，有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进行归纳和判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郑玄作了部《毛诗传笺》来解释《毛诗诂训传》，深受世人赏识。从此，齐、鲁、韩三家的《诗经》逐渐衰废失传，学毛诗的人却多了起来。到了元代，在毛苌生前传授《诗经》、死后葬身的三十里铺，建立了“毛公祠”，后来又建了个“毛公书院”，招收弟子讲学。从此，毛公诗风在这一带得到进一步传承发扬。这就是河间一带历来文风兴盛的渊源，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培养出不少名人。曾在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是西诗经村人；附近郭家村的郭贵瑄，是民国时著名的“河间大才子”，曾任绥远省和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郭家村还有位抗日爱国将领郭宗汾，曾担任傅作义的副手，对北京的和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还有三十里铺的赵锡章，也是位爱国将领，抗战时期牺牲了。

刘义泰曾在毛公书院里念过书，也受到了毛诗文风的影响与熏陶，把“诗书继世长”的希望，寄托在嗣子刘洪钧身上。他和几个富户商议，合伙办了一个私塾，请了位秀才当老师，一户腾出三间房子作为老师的卧室和教室，其余几户分摊老师的束修钱，也就是工资。学生就是这几户的儿子或孙子，包括刘洪钧，一共五六个学生。他们每年冬春农闲时上学读书，夏秋大忙季节下学种地。就这样，刘洪钧读了四年私塾，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儒家经典。接着他进入三十里铺的毛公书院进修了几年，随后又跟着一位老中医学了医，并在20岁的时候，考中了廪生。

所谓“廪生”，又称“廪膳生”。在民国以前的清代，各县都有官办的学校，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县中学，但开始每年只招20名学生。考上的学生由官家供给伙食，如同现在的助学金，但不是给钱，而是供给米粮。那时官家盛米粮的仓库叫“廪”，或称“仓廪”；古时，饭食称“膳食”。所以享受这种资助的学生，就称“廪生”或“廪膳生”。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一个县只招收20名廪生显然太少，就增招20名，称“增广生”；还不能满足要求时，另附带多招20名，称“附学生”。但是，多招的这40名学生，官家不供给伙食，所以不能称“廪生”。县里官办的学校，那时称作“庠”。因此，廪生、增广生、附学生这三种学生，可以通称“庠生”，民间俗称秀才。过去尊奉孔子，县城里都建有文庙，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朝廷尊之为“至圣先师”，所以，文庙也称“孔庙”。县里的官学，一般设在文庙里。文庙大院里有供奉孔子的大殿，周围环绕曲水，称作“泮”。考中秀才，要登上泮水桥，到大殿里祭拜孔子。所以，考中秀才也称“入泮”。

刘洪钧考中了功名，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应该成家了。于是刘家就托了个媒人给他说了个媳妇，很快就过了门。刘义泰老夫妇两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特别严重。他们虽然对嗣子刘洪钧不错，供他上学、学医，盼他传宗接代、诗书继世，可是对娶来的过继儿媳妇，就是另一番待遇了。他们叫儿媳妇单吃带糠皮的谷面饼子，家里、地里、场里的活儿，基本上都叫儿媳妇干。尽管儿媳妇任劳任怨，刘义泰老两口还是嫌这嫌那，经常打骂儿媳妇。儿媳妇天天忙于干重活，身体劳累虚弱，生下的孩子都先天不足，头一胎刚生下来就死了，第二胎也是生下几天就夭折了。后来这个儿媳妇竟被刘义泰一杖扎死了。

刘义泰原以为，凭着他殷实的家产，凭着嗣子刘洪钧的秀才功名，很快就能再娶个媳妇来。可他没有料到，有大闺女的人家，虽然都看到刘洪钧的条件好，但一打听，得知过继公婆特别厉害，就望而却步了。因此拖了三年多，刘洪钧将近30岁时，才续上弦。

新婚期间，刘洪钧就把他前妻如何受公婆的气，是如何被扎死的，一一告诉了新妻，叮嘱她一定处处小心留意，更承诺一定会疼爱她、保护她。这个新娶来的儿媳妇很懂礼貌，听说公婆厉害，便很注意孝敬公婆。可是新儿媳妇的这片孝心、善心，并没有换来公婆对她的爱心、良心。他们对新娶来的过继儿媳妇，依然坚持原来的逻辑：吃着我的饭，就得服我管，给我干，不能白接收我的家产。对如此好的儿媳妇，他们总是找茬挑刺儿，不是嫌饭做得不可口，就是嫌馒头蒸小啦，饺子包大啦，再不就是嫌地里的活儿干得不行，反正没个好，时不时还训斥打骂，使儿媳妇受尽了苦楚。

儿媳妇忍受不了公婆的虐待，三番两次想寻短见，吃过火柴，喝过煤油，但她命大，就是死不了。接着她又上吊，幸好被丈夫发现，救了下来。她发誓不给这个家留下后代，寒冬腊月喝凉水，故意使身子受凉，所以数年没有生育。刘洪钧很理解妻子的处境，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过继父母怨在心里，可又不便发作。只好背地里安慰妻子、帮助妻子。时常背着爹娘，说是外出行医，却到地里帮妻子干活。每当爹娘向妻子发脾气、骂街的时候，他就过去观察动静，劝说爹娘，防护着不叫妻子挨打。这样过了十来年，妻子感受到丈夫对自己的同情与关爱，想到丈夫都快40岁了，再不给他生儿育女，实在对不起丈夫。这才叫丈夫给她开药吃，治疗寒症，第二年就生了个男孩儿，这就是刘亚生。再过四年，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乳名小二，大名为刘捷生。

1918年，大戌已经8岁了，到了该上学读书的年纪。伏天一过，刘义泰按《刘氏家谱》辈行排名字，给大戌取名刘亚生，送入了私塾读书。

刘亚生从8岁上学，读了4年私塾。到1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因病过世。刘洪钧的突然死亡，使全家悲痛万分，也给他的妻子带来更大的困难。这时，过继公婆已经八十多岁了，体弱多病；两个儿子又小，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重担，都压在她一人肩上。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年老的公婆老脾气依然没改，几乎天天耷拉着阴沉沉的脸，骂骂咧咧。特别是刘洪钧死后，他们大骂刘亚生的母亲是“扫帚星的命，克死了男人”，撵着儿媳妇改嫁。可是刘亚生的母亲，既不忍心扔下年幼的儿子，也不忍心丢下年老的公婆，只好忍气吞声，强打精神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这位四十多岁的善良寡妇，一天到晚地里、家里忙活着，精神上、身体上备受艰辛。

年少的刘亚生看着母亲的困境，坚决不肯再去上学，要跟着母亲下地干活。可他干活时也总是想着学习，一心二用，不是镰刀割了手，就是锄头碰破脚。母亲看着刘亚生干活笨手笨脚，费很大的劲儿，却干不快也干不好，还不断伤着这，碰着那，就跟刘亚生商量还是让他回去上学。

刘亚生正在犹豫时，正巧大舅来了。那时，刘亚生的舅舅、姨妈们时常到他家来，三天两头来帮着干活，送送东西。刘亚生的大舅正好听到姐姐和外甥讨论上学的事，就建议说：“过些日子，到了秋天，附近石门桥高小招生，让亚生去报考吧，考不上就在家里学着种地；考上就去上高小，学费我来出。”

刘亚生的母亲想着弟弟日子过得不错，和自己又是一母同胞，用不着客气，就对刘亚生说：“干脆，从现在开始，你就别下地干活啦，在家好好复习功课，准备考学吧。”

刘亚生是看着母亲的眼泪长大的，十分同情苦难的母亲，理解母亲的辛酸。从他懂事的那天起，就立志好好读书，长大了养活母亲，让她离开这个狠心的公婆家。他这种想法成了一种思想动力，促使他自觉地勤苦学习。1925年，15岁的刘亚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了邻县任丘石门桥高小。

任丘石门桥高小，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实行教育改良，由政府建立的新式学校。当时小学分初等、高等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初等小学，五至六年级为高等小学。刘亚生从私塾来到高小，开始感受到一些新的时代气息。学校不再像私塾那样，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理，而是读新编的共和国新课本。除了国语、算术以外，还要学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使刘亚生感到很新鲜，兴趣大增，学习自然也更加勤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正当刘亚生日夜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时，他的过继祖父母相继离开了人世。这虽然使他的母亲摆脱了公婆的虐待，却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在祖父母闹病期间，他的五个过继姑姑，轮番以伺候父母的名义回娘家，把家产都耗空了。老人死后，她们又要好装殓、好棺材、出大殡。就这样，连吃带拿、出殡下葬，家产就只剩下了那套空房子和土地。

葬埋了祖父母后，刘亚生又向母亲和舅父们提出要退学，回家帮母亲种地过日子。退学，绝非刘亚生的本意，因为此时正是他求学心盛的时刻，但是他看到破败的家境，想到母亲的艰辛，便不忍心再继续上学。

但是刘亚生的舅舅们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孩子正是好学上进的时候，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刘亚生的舅舅们提出，地里的活儿由他们来干，刘亚生的学费他们来出。一切都由他们管，不用姐姐担心，一定要刘亚生把学业坚持下去。

保定二师

刘亚生的大舅还跟姐姐分析道：“咱不能只看眼前，不想长远。亚生高小快毕业了，功课这么好，到年底去报考保定师范，准能考上。考上师范既省学费，毕业后又能当个教师，一辈子的饭碗就有了。眼下再难，也得让亚生上学考学。”

在舅父们的全力支持下，刘亚生读完了高小，于1927年的暑假期间，以高分考入保定二师。

保定二师由著名教育家严修于1904年创建，始称“保定初级师范学堂”。1909年改称“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曾与湖南第一师范，以及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一并被誉为“中等师范的光荣代表”。1914年改名为“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此后随着直隶省的取消，易名为“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但在民间一直保留着“红二师”和“保定二师”的称谓。

这时的刘亚生，学业好，品德好，中等偏高的个儿，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显得既精神又斯文，可谓风华正茂，睿智帅气。暑期过后，刘亚生便辞别母亲，背起行李和书籍，步行去了保定，到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报到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