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生考入保定二师的这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接着在南方各省进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的政治风云变色。

而此时，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这里的反革命力量雄厚，又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混战的战场，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迅速觉醒。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1928年改称“河北省委”）成立，担负起领导北方革命的任务。当时保定是党在北方领导的革命斗争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保定二师则是保定市革命运动的核心。

保定二师的学生出身贫寒者居多，年龄相对大些，接受新思想较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生曾多次掀起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早在1922年，二师校园内就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25年建立了党支部。处在这一环境中的刘亚生，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心胸豁然开朗。他由破碎的家庭，想到灾难深重的国家、社会；由受苦受气的母亲，想到处于灾难深重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追求光明、寻求出路的愿望。很快，他就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先后参加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一年后，即1928年暑假之前，刘亚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亚生加入共产党，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大转折。在这之前，他勤苦好学的思想动力，是为了解救他的母亲，改变他的家庭；但在他接触党、参加党之后，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他求学上进的思想动力，不再只是解救自己的母亲，改变自己的家庭，而是要跟着共产党，挽救中华民族，改变旧中国，解放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思想动力，比解救母亲、改变家庭更强大，也更伟大，成了他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一生言行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导着他投身革命，奋不顾身，英勇奋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对我国东北大举进攻，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在这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蒋介石却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发，退入关内。仅仅四个月，日本侵略军就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

东北沦陷后，河北省处于反抗日本侵略的前沿阵地，日军的铁蹄随时可以踏入河北境内。严重的民族危机更加唤醒了河北人民的觉醒，以青年学生为先锋，河北广大群众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在保定，河北大学、保定二师、育德中学等校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罢课游行，走上街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揭露蒋介石不准抗日、坚持“剿共”的反动政策。刘亚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刘亚生由于忙于这些活动和读书，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家乡里有的说他在保定参加了“红党”，脑袋上长着长长的红头发。也有的说他参加的是烧杀抢掠的“共匪”。他母亲听到这些传言，十分担心，就托亲友做媒，很快给刘亚生说了个媳妇，并叫他弟弟刘捷生到保定去找哥哥，谎称母亲病重，要他即刻回家。老人以为给儿子娶上个媳妇，就能恋着她不再出去闹腾了。从小就孝顺母亲的刘亚生，听说母亲病重，心急火燎地当天就赶回家来。可是他回到家来一看，母亲不但没闹病，反而很高兴。

“孩子，你可回来了，回来就好呀！”刘亚生的母亲紧紧地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呀！”

“娘，您这不是挺好嘛！”刘亚生说，“怎么我弟弟说您老病重呢？”

母亲解释说：“娘听说你在保定参加了‘红党’，俺不放心呀，是真的吗？‘红党’是怎么回事呀？”

“哪有什么‘红党’呀！”刘亚生说，“我什么也没参加。”

“家乡人们说你参加了‘红党’，也有的说你参加的不是‘红党’，是什么‘共匪’，尽胡闹，可教娘惦心煞啦！”母亲含着眼泪，恳切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就给娘说实话吧。”

“娘呀，请您放心吧！相信您的儿子绝对不会瞎胡来，干坏事，我什么也没参加。”刘亚生看着母亲疑惑的目光，接着说，“就是参加了什么组织团体，也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您老就甭问啦，反正你儿子只能做好事，绝不做坏事，您就放心吧！”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听儿子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就不再追问了，而是转了个话茬儿说，“孩子，你都20岁啦，男大当婚嘛！我托人给你说了个媳妇，叫你回来就是给你成家，后天就是个好日子，已经和女方说定了，后天一早儿就送过来，给你们结婚。”

刘亚生连连摇着头说：“那可不行！我还上着学呢。”

“孩子呀！娘给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年过半百啦，俺想把媳妇娶过来，你们就守着老娘过日子吧！”母亲接着说，“也省得俺常惦记着你。”

“娘呀，国家，国家，国和家是连在一起的。”刘亚生耐心地说，“眼下国家内忧外患，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还要侵占华北，国家要是亡了，家也就没有了。您老想想，咱能过安稳日子吗？我还是先回去上学，过几年再结婚吧！”

“结婚也不耽误你上学。”母亲退了一步说，“媳妇娶过门来，你再去上学呀！这回就得听娘的，俺已经和女方说定了，不能再改啦。好儿子，顺者为孝呀！”

刘亚生想着母亲的良苦用心，看着母亲为难的表情，只好答应了，过了两天便和农家女子刘素明拜了天地。这场婚姻本不是刘亚生心甘情愿的，婚后三天，刘亚生不听母亲的劝阻，就回到了保定二师。

刘亚生回校后，又立即投身于党的活动中。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带领几个同学，正在保定郊区的街道上散发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的传单，刷写爱国抗日大字标语。这时，突然闯来一伙国民党军警，不容分说就把刘亚生等抓住，戴上手铐，押进警车就走。刘亚生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质问军警：“你为什么随便抓人？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犯什么法？”为首的军警说：“这你甭问，抓你们是上司的命令，我们是执行军令，例行公事的。”

在刘亚生的带领下，同学们个个举起戴铐的双手，高呼着“抗日无罪，爱国有理”“反对投降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被军警投入监狱。当晚国民党特务对刘亚生等进行了审讯，逼问“带头闹事”的刘亚生是不是共产党员。刘亚生等一口咬定：俺们只知道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还要侵占华北，俺们不愿当亡国奴，就自动起来宣传抗日，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和共产党根本没关系。这样，特务们也就没法定他们“政治犯”的罪名，但一时也不释放他们。

刘亚生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他母亲焦急万分，就找亲友们借债，变卖衣物，好不容易凑了十块大洋，让刘亚生的弟弟刘捷生带上，到保定去探监。

刘捷生到了保定，人地两生，从小又被过继祖父刘义泰打聋了耳朵，不便问路，就按母亲的嘱咐，到了一个亲戚家，由这位亲戚带领，到了监狱。当时，反动当局怀疑刘亚生他们当中有共产党员，看管得很严，经刘捷生和那位亲戚苦苦哀求，花钱打点，好不容易才见了哥哥一面。刘捷生一见哥哥就泣不成声了，而刘亚生却很沉静，他一再嘱咐弟弟，回家好好劝解母亲，转告她老人家，哥哥没做坏事，没犯什么罪，很快就会出狱，千万不用惦念。

刘亚生被捕入狱后，学校党组织通过关系积极营救。和刘亚生一起被捕的一位同学，有个亲戚在国民党里混事儿，同学的父母也找亲戚说情，要求放人。国民党特务尽管怀疑刘亚生等是共产党，但找不到任何证据，定不了“政治犯”的罪，长期羁押他们也会招来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押了半年多就把人释放了。刘亚生和同学们又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斗争。

1931年，中共保属特委、保定市委就设在保定二师校内，领导保定市及周围各县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由此，保定二师被誉为“北方小苏区”。到1932年春，学校中的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左联等组织的成员已达二百多人，占学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被称为“红二师”。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二师的学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因此，国民党保定反动当局把二师视为眼中钉，先是逮捕宣传抗日的学生，随后又命令潜伏在二师的国民党员和“国家主义派”分子，加紧监视进步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活动；并散布谣言，组织所谓“读书会”，到天津向河北省教育厅告密。河北省教育厅勾结保定市政府，开除了五十多名学生，勒令三十多名学生休学；并于1932年4月初提前放假，遣散学生，又于6月初查封学校，撤换校长。

保定二师的七六护校斗争烈士雕像

中共保属特委立即组织二师党、团员，团结进步同学，建立护校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反动当局派来数百名军警将学校团团包围，使校内五十多名学生断了口粮。刘亚生按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几位同学负责学校内外联系，筹集粮食和食物，支持校内同学。护校斗争从1932年6月中旬开始，坚持到7月6日。反动政府恼羞成怒，于7月6日拂晓，以一千五百多人的兵力攻入学校，格杀打捕，向学生开枪。同学们抓起棍棒拼死反抗。激战两个小时，学生被打死、逮捕多人。轰轰烈烈的二师学潮被镇压下去。这时，刘亚生和几位同学，正在保定附近的高阳、蠡县一带，通过当地党组织，为在校同学筹集食物，党组织通知他们护校斗争失败，要他们就地参加农民暴动。

1932年6月下旬，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认为革命形势正在日益高涨，要求在北方农村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河北省委决定，首先在高阳、蠡县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建立河北红军游击军。

8月27日，在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湘农、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领导下，高蠡暴动先从蠡县宋家庄发起。这一天，红军游击队到处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将游击队的十大纲领公布于众，极大地鼓舞了高蠡一带广大被压迫的农民。暴动喜讯竞相传播，游击队的士气更为高涨。暴动队伍从蠡县的宋家庄至高阳县的北辛庄间，途经二十多个村庄，打击反革命武装，解救贫苦百姓，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纷纷响应和支持。暴动队伍攻占了北辛庄后，经过整编，正式成立了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有三百余人，长短枪120支，并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

刘亚生跟着队伍，由蠡县拉到高阳，拿下北辛庄国民党公安分局，随即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开展“吃大户”斗争，打了几十户地主，砸了官盐店，把缴获的粮食、官盐和衣物分给贫苦农民。这使国民党当局和地主豪绅十分震惊，迅速派来军警镇压。轰轰烈烈的高蠡暴动，仅坚持了五天就以失败而告终。

高蠡暴动失败后，刘亚生担心自己参加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的消息被母亲知道，让她更加挂心。于是，他径直去了北平。一方面准备寻找党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准备报考大学。

刘亚生有个过继姑姑家在北平，姑父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团长，有权有势有钱。刘亚生想借住在姑姑家复习功课，既可省下住旅店的花费，也便于掩护他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可他没想到，一进姑姑家的门，就碰了个大钉子。姑姑半分情面也不讲，姑父更是怀疑刘亚生参加了学潮暴动，会给自己添麻烦，将刘亚生赶出了家门。

刘亚生感叹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又投奔他的堂弟刘立贞去了。

刘立贞，又名刘进三，比刘亚生小几岁。中学毕业后，刘立贞来到北平一所小学里当事务员，和妻子韩玉璋住着两间小房，生活并不富裕。可他们却很热情，当刘亚生说明来意，就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说：“甭客气，就住在咱家里吧！”

刘亚生住在堂弟家里，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挣钱谋生。当时，北平物价飞涨，挣钱吃饭很不容易，他就发挥自己文才好的长处挣些钱：一是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于是他就写一些工楷大字，到各学校卖给学生，做描红用的“仿影子”或临摹帖；二是为出版社誊写文稿；三是给石印厂书写药版；四是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五是为报社卖报；六是自己写书，出售版权。刘亚生便是通过这些勤苦的工作，挣些钱维持生活。后来，他考进大学，仍然利用课余时间从事这些工作，挣些学费。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就是因为天天不停地看书、写字、著书累坏的。

刘亚生的这位堂弟刘进三，如今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曾教育他的子女和刘亚生的女儿刘忠说：“你们现在一个人有好几套衣服还嫌少，当年我和亚生哥在一起的时候，每人只有一套稍微整齐一点儿的衣裳。我有一件蓝布长衫，俺俩人轮替着穿，白天我穿着到学校上班；晚上脱下来，给亚生哥穿上，去人家做家庭教师。里边的衣服该洗了，只好晚上脱下来，我给亚生哥洗，他躺进被窝里看书；我的衣服该洗了，我脱下来睡觉，亚生哥给我洗，等明天干了再穿上。俺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还得好好工作、学习。现在你们生活得这样幸福，可不能忘本啊！”刘进三的老伴韩玉璋，对刘忠说过：“你父亲学问大，字写得好，可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脾气特别好。每天回来，大褂一脱，上街卖报，高门大嗓地喊着，叫卖得比谁都欢。挣几个钱，买几个烧饼和一些蔬菜回来，就动手给俺们做饭吃，做的饭菜味道还挺好，谁能想到他是个大学生呢！”

天道酬勤，有志者事竟成。这年暑假期间，刘亚生带着堂弟刘立贞的中学毕业证书，先后报考了清华、北大，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无不为他高兴，纷纷赞扬他是“河北的才子”。但是，刘亚生高兴之余，却为学费犯了愁。进清华要拿600块大洋学费，进北大也要400块大洋学费，而且必须在入学之前交上，这让他到哪里去取钱呢？

这天是星期日，刘亚生的堂弟刘立贞不上班，他就穿上堂弟的蓝布长衫，再次去他的过继姑姑家。路上他想：姑姑家很有钱，这回去了，告诉她自己考上了大学，向她报喜，也许她听说以后，一高兴会借给些学费。

听到刘亚生考上了两所名校，姑父终于露出点笑容，但一听说是来借钱的，他却眼珠一转，说：“这样吧，你表弟，也就是我儿子，两年高考都没考上，你就替他和我朋友们的儿子去考考吧，考上北大，给你40块大洋，考上清华给50块。这样，你不就有钱啦，还愁交不上学费嘛！”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姑姑接着说，“大戌就去代考吧。”

“这不行。”刘亚生一听让他去代考，立刻拒绝道，“这要被学校查出来，恐怕连我也上不成大学啦。”

“没关系，出了事我顶着。”姑父拍了拍胸脯说，“保证不会影响你上大学。”

“不行，这事俺坚决不能干！”

姑姑、姑父本以为刘亚生缺钱交学费，要他替考肯定会痛痛快快地答应，没想到碰了个钉子。姑父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又把刘亚生赶出了家门。

刘亚生没借到钱，第二天就回了老家，告诉母亲考上了两所大学，母亲很是高兴。接着，刘亚生把向姑姑借学费的来言去语，学说了一遍。母亲说：“你那些姑姑们，一个一个的都是抠门儿、财迷，小气得很，不会借给咱，还是咱自己想法儿吧！学费要多少呀？”

刘亚生说：“上清华大学，得上六年，学费600块；如果上北京大学，是四年制，学费400块。”

“哪个大学要钱少，咱就上哪个吧。”母亲说，“北京大学上四年，早些毕业，快出来找个事做，我看更好。要400块钱，向你舅舅们借借，再不行就卖块地，这回怎么也得供你念完大学。”

“给我二三百块就行。”刘亚生说，“其余的，我正写着一本书，卖给出版商，可以挣几百。”

就这样，母亲借了200元给刘亚生带上，他就回了北平。刘亚生写的书，叫《中国革命历史教程》，共有上下两册，上册已经写完，下册才写了半本，就到了开学的时间。刘亚生去北大报到时，和学校收费的负责人说了家里缺钱的实际难处，校方说：“你先交一半，当个旁听生，等学费交齐了，再转为正式生，可以吗？”

“那太好啦！谢谢学校照顾！”刘亚生高兴地说，“我先交200元，其余一半，本学期就能交齐。”第二天，刘亚生就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听课了。

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

刘亚生利用课余时间，很快就写完了《中国革命历史教程》下册，因为刘亚生急于用钱，书商只用了400元就把版权从刘亚生那里买走了。刘亚生补交上学费还剩下200元，这样一来，一学期的书钱和饭钱差不多就够了。从此，刘亚生这个勤苦的学子，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正式学生，开始了大学生活。

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失败后，北方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33年3月，蒋介石派他的嫡系部队，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到北平，制造了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从1933年5月到1935年5月，北平市委遭到四次破坏，北京大学党支部遭到八次破坏。这两年中，北平市委书记变动了十次，有八位市委书记、两位省委书记及省委、市委、区委、青年团、工会的一百多名干部和党员被捕，党员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匆匆来到北平的刘亚生，人地两生，要找到地下党组织，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因此，他于1933年，在北大一面参加左联的一些地下革命活动，一面耐心地等待与北平党组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