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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里的郑凡在一家外语培训学校、一家中学生精英培训学校和一家公务员考前培训班代课，每晚都有课，双休日是全天上课，每周二十六节课的工作量，是中学正式老师的两倍。想到拼一周能拼来三百多块钱，郑凡心中的那种以苦为乐、以累为荣的豪情油然而生。只是晚上回到出租屋往床上一躺时，他才发觉自己的身子像是被拆散了的一堆零件，根本拼不出一个活人来。韦丽等到了半夜才等回了郑凡，睡觉的时候就暗示性地扳了扳他的肩。可郑凡生硬地说了一句：“我太累了！”话音未落，人竟睡着了。韦丽叹了一口气，然后看着图像乱晃的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爱情电视剧，剧中男女主人公恩爱得在草地上毫无顾忌地嘴对嘴地啃了起来，韦丽一按遥控器，屏幕上那对快活男女就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韦丽在蜂窝煤炉上熬好了稀饭，吃饭的时候，韦丽不无嘲讽地奚落着郑凡：“你现在一个月兼职挣一千多，刚好够百安居去年到今年涨一平方米的钱，假如我们要买一个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你得拼死拼活地白干上七年。郑凡，你知道吗？自从我们拿证后，我就没进过一次网吧，也没看过一次电影。”郑凡将碗里的稀饭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我也一样。”他竭力掩饰着内心的重创，“韦丽，我是没本事，可我一直在努力，等买了房子，办了体面的婚礼，我会给你买一部电脑，让你坐在家里上网，房间里还要装上空调，上网累了，我就陪你去看电影。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然而，这一天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到年底的时候，百安居三期的房价又涨了，六千四一平方米，降价的传言最终破灭。郑凡和韦丽的九万多块钱，眼下只够六十多平方米的首付了。韦丽说：“我们再借一些钱，赶紧买一套七十平米的房子，不然到明年，只能买五十平方米了。”

神经钻入死胡同的郑凡顽固地做出自己最愚蠢的判断：“不买。我就不信，房价能不降！这么低的收入，偷也偷不到那么多钱。”韦丽急了：“你凭什么说房价一定要降？上次要是买了，这会儿都赚了。”

为了坚定自己毫无道理的降价判断，后来郑凡悄悄地给黄杉打了一个电话：“你说中国的房价已经没有上涨的空间，可为什么又涨了呢？”黄杉在电话里说：“中国特色就是房价看起来不会涨了，但它偏偏还要涨。我在阿联酋呢，回国我们再聊这事吧！”挂了。郑凡一时没了主意，他交会刊的时候问悦悦，房价会不会下跌，悦悦说：“我是卖房子的，房价即使要跌，我也得说要涨。这不，维也纳森林已经涨到一万三了。”

坐飞机的人都知道，明知飞机不会掉下去，但每次起飞前空姐都要演示怎么戴氧气罩、怎么从紧急出口逃生。郑凡买房跟坐飞机有点类似，郑凡在四处咨询和跑遍了K城新建楼盘后，他内心已经觉得降价很渺茫，可他还是抱着一丝飞机失事般的概率妄想，期待着降价。他决定不买的理由居然是，为什么我能买九十平方米房子的钱，不到两年就只能买六十几平方米了？他不甘心。

可韦丽已经失去了耐心：“你以后不要再喊我去看房子了，我不想去售楼中心做一名游客，那里不是旅游目的地。”

郑凡无言以对，他望着屋内的墙壁发呆。墙上那幅“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标语已经陈旧，且落满了灰尘。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郑凡在冬天的风里出没，破旧的自行车总是在半路上掉链子，没心思上链条时，他就推着车一个人在寒夜里踽踽独行，他觉得自己渺小得就像夜色里的一粒灰尘，存在与消失对这个夜晚来说毫无意义。郑凡想到这，一股悲凉的感觉袭上心头。他想去找舒怀聊聊，可舒怀自从和悦悦分手后，人变得更加颓废和没落，经常抱着酒瓶进入梦乡。正如韦丽所说的那样，舒怀是有房子，那不过是一口活棺材而已。

郑凡想不通的时候，就通过拼命干活来转移心里的不安和惶恐，赵恒请郑凡喝过两次酒，就又接下了江淮文化传播公司的活，赵恒让他参与江淮小姐选美大赛的组织策划工作，还有明年夏天全省青年歌手大奖赛筹备工作。赵恒说：“韦丽要是再反对你过来兼职，干脆就把她休掉，今明两年我们都泡在美女堆里，随便挑一个也比收银员强。”郑凡说：“韦丽跟我受了那么多苦，哪能随随便便说换就换了？”

郑凡回来后跟韦丽说现在帮江淮传播公司干策划，再也不用编写小广告传单了，他说，自己想多挣一些钱，哪怕房价只降一毛，马上就买。韦丽对郑凡提房子的事已不再感兴趣，她觉得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目光短浅、好占小便宜、缺少大局观的男人，简直就是一个读过书的农民。虽然韦丽对郑凡很失望，但她还是不愿过度伤害郑凡，于是就不冷不热地说：“你是家里的男人，你怎么想就怎么做。”晚上，郑凡想讨好韦丽，就在被窝里轻轻地扳韦丽的腰。韦丽脊梁对着郑凡，轻轻地说：“冷，被窝里漏风。”扫兴的郑凡看着屋里永远也关不严的窗子，凛冽的寒风正乘虚而入，钉在窗子上的塑料布哗哗作响。

郑凡给父亲打电话说春节回不去了，单位里要加班，其实是赵恒的公司里要加班，春节期间要在几个社区搞“汽车进万家”促销宣传活动，赵恒说春节六天加班费给郑凡一千二，郑凡想着回家过年最少要花一千二，这样一反一复就是两千四，郑凡满口答应。

腊月初十那天，邻庄周天保和儿子来K城找到郑凡，周天保说女儿到广东卖淫后，气得肝疼，最近扛不住了，想请郑凡帮他找一家医院看病。郑凡毫不犹豫地就带着周天保父子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他想自己没能帮人家在省里和中央打上招呼救出女儿，帮着找医院看病还是能做到的。赵恒很仗义，说他小舅子在市一院，一个电话过去，郑凡没费周折就把周天保安排住进了医院。三天后，周天保儿子哭着给郑凡打来电话：“郑哥，不好了，我爸要死了！”

郑凡赶到医院，赵恒小舅子告诉郑凡，周天保查出来是肝癌，必须立即动手术，时间一点不能拖了。郑凡问：“要多少钱？”赵恒小舅子说：“先交两万五千块钱做手术。”郑凡问周天保带了多少钱过来，周天保说：“总共带了五千块钱，我不想开刀，死掉算了。”周天保说自己死掉就像说日本鬼子死掉一样，说这话时，周天保异常平静。郑凡却急了：“四叔，你怎么能这样说话？生命只有一次，哪能轻易放弃？”周天保说：“家里没钱了，家里的猪和鸡都卖了，这些年找二丫，积蓄全花光了。”郑凡对赵恒小舅子说：“你赶紧安排手术，我回去拿钱！”说着转身就跑了。

等到郑凡从银行取出两万块钱交到医院后，郑凡这才想起没跟韦丽打一声招呼，他有些后悔自己操之过急，因为周天保家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这笔钱的，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周天保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外的走廊里飘满了药味，窗外的阳光也像被药水浸泡过一样，冷而灰。

周天保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很好，腊月二十八父子俩出院回家过年，赵恒小舅子说年后再做几个疗程的化疗，前景应该不错。临行前，周天保带着儿子来向郑凡辞行。周天保和儿子看着郑凡还住在一间破房子里，很是诧异。周天保儿子泪流满面地拉着郑凡的手说：“郑哥，我过了年就去浙江打工，一年还你五千，四年全部还清，争取三年还清。郑哥你是我爸的救命恩人。”周天保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声音平静地说了一句：“大侄子呀，好人会有好报的！”

韦丽回老家过年了，郑凡一个人的春节有些凄凉，也有些壮烈，郑凡觉得是男人就应该有勇气接受这种残缺的生活。年三十晚上在赵恒的公司喝了点酒后，他没想得太多，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大年初一一早，他就跟公司的人一起开着几辆国产新车驶进了鞭炮声不绝于耳的社区。韦丽年三十晚上给郑凡打了一个电话，郑凡没听到，年初一看到未接电话后立即回拨了过去：“真对不起，昨晚喝了酒，睡着了，爸妈都还好吧？”韦丽有气无力地说：“都还好，爸妈说过年后他们一起去K城，想看看我们新买的房子。”郑凡迟疑了一会：“就说新房子还没装修好，让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来。”韦丽在电话里生气了：“哪有新房子？大过年的，你让我当骗子，而且是骗我爸妈。”

春节后，韦丽的爸妈没来，郑凡的爸妈来了。

郑树只知道儿子没回来过年是因为工作忙，听周天保说儿子很仗义，比雷锋做得都好，一出手就拿了两万块钱手术费，可人却住在猪圈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桌上有一个镶了女孩子照片的镜框，门后面还挂了一件红色羽绒服。父亲郑树听得脑袋嗡嗡作响，他想了好几晚，都没能想明白，他觉得儿子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于是对老伴说：“走，我们去K城，看看郑凡到底是怎么混的。”

父母的到来让郑凡和韦丽都慌了手脚，郑凡只得如实向父母交代了事实真相。父亲郑树再也没有乡下时的神气与自豪了。在城中村一家小酒馆里，郑树喝着闷酒，声音很苍凉地说道：“韦丽这孩子这么好，配你绰绰有余，我没想到你没房子住，也没想到城里房子这么贵，你都拿证两年多了，不该瞒着父母。”郑凡给父亲倒满酒，他满脸愧疚地说：“爸，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韦丽。不是我想瞒你们，我是想买好了房子，筹够了钱能办个不寒碜的婚礼了，再跟你们说。可我没做到。”一旁的韦丽悄悄地抹起了眼泪，这个以前喜欢在网上冲浪且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女孩注定了要在眼泪中长大和成熟，对她来说，这是人生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郑凡母亲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她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块从家里带来的熟猪头肉，很不恰当地往韦丽嘴里塞，像哄孩子一样：“姑娘，吃一块吧！家里腌的，很香！”

韦丽第二天以儿媳妇的身份，给二老一人买了一双皮棉鞋，郑凡母亲给韦丽送了一副银锁挂件，说是祖上传下来的。银锁上勾勒着“多子多福”四个字。郑凡和韦丽将父母送往长途汽车站后，临上车前父亲对郑凡说：“周天保那钱我得催他还……”郑凡连忙打断父亲的话：“爸，你以后不要再把你儿子说得神通广大了，你已经看到了，你儿子就这么大本事，不要说省里、中央里的事，就是城中村出租屋的小事都搞不定。”

回来的路上，郑凡卖力地蹬着自行车，他对车后架上的韦丽说：“我爸妈对你很满意，他们说你长得好看。”韦丽不咸不淡地说一句：“好看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房子住。”

冬天的阳光软弱无力，郑凡骑着一辆老爷车，负重前行。路上的行人对一头大汗的郑凡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