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像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歌德对文学艺术的各种问题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艺术观。但是，歌德又与席勒这样的作家不同，他并不想同时成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既没有写过专门的文艺理论的论著，也谈不上有系统的完整的美学体系。他的理论见解大都散见于他的各种作品之中，即使是专门论述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章，也都是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以及具体的艺术现象和文学事件出发讨论一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从一般理论出发分析具体作家、具体作品或具体问题，更不是拿作家和作品来印证一个理论体系。

正是由于以上特点，歌德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就呈现出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变化多端的景象。因此，为了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歌德的文艺观点，我们只能挑选在他的文论中经常涉及的几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在歌德的文论中，谈论最多的莫过于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也就是现实与艺术的关系。首先，歌德坚定不移地认为，现实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基础，文学与艺术不能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他明确地指出，“对艺术家提出的最高的要求就是：他应依靠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创造出与自然毕肖的作品来。”正是从这一最高要求出发，他对所有紧紧依靠现实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倾向都予以支持，对一切脱离现实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倾向都坚决反对，因为依靠现实还是脱离现实是艺术家和文学家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正是从这一最高要求出发，歌德特别推崇那些集多种知识于一身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而且一再劝告青年文学家和艺术家，一定要学习自然的各种知识，因为只有了解了自然，认识了自然，“才能塑造出各种力和各种运动的碰撞，才能抓住使作品成为一个整体的作用和反作用”。最后，也正是从这一最高要求出发，他没有抛弃“艺术要模仿自然”这一经典的命题；不过，他对这一命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说，歌德认为，紧紧依靠自然，也就是紧紧依靠现实，是文学艺术的基础，那么，在他看来，超越现实就是艺术所以成为艺术的根本条件。他一再提醒人们，艺术与自然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它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大自然的作品是实实在在的，它是靠自己的力量自然地生成的，是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与此相反，艺术的作品是虚构出来的，它是由人并按照人的意图创造出来的，是为人而存在的。观赏自然的作品，人们必须投入意义、感觉、思想等等，而在艺术作品中人们则想要而且必然会找到这一切。艺术不是也不可能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因为对自然的模仿再逼真也产生不了艺术作品。

因此，艺术家奉献出来的，不是自然的摹本，而是“第二自然”。它貌似自然，因为它吸收了许多自然的表面现象，但又与自然截然不同，因为它是“有感情、有思想、由人创造的自然”。艺术的这一“第二自然”，当然不可能与“第一自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较量，它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穷尽大自然的外延和内涵。但是，它有自己的深度和广度，有自己的外延和内涵。一部完善的艺术作品，能把分散的东西集中起来，它从现实中提取“意义重大的、有典型意义的、引人入胜的东西，或者甚至给它注入更高的价值”，从而使平时看不见的符合规律的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出来。这样，艺术作品就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存在的整体，艺术家正好是通过这个整体同世界对话，而这个整体在自然中是找不到的，它是艺术家自己的精神产物。因此，从根本上说，艺术是超自然的，虽然它并没有脱离自然。

根据以上思想，歌德把艺术家与现实的关系概括为：他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主人。所谓“奴隶”，就是艺术家无法脱离现实；所谓“主人”，就是他必须超越自然，进行创造。因此，歌德认为，真正的艺术家追求的是艺术真实，他不可能也不应该为让他的作品作为自然作品呈现而去不辞辛劳。

在歌德的文论中谈论最多的另一个问题是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每个人，包括最伟大的天才在内，既会由于他所处时代的短处而受损，也会由于他所处时代的长处而受益。艺术家的思想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时代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当有人要求18世纪末的德国作家成为“经典”作家时，他就坚持予以反对，因为这是不切合时代特点的过分要求，当时的德国根本不具备产生“经典”作家的基本条件。

既然艺术家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因而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与时代融为一体。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可以说，假如他（指莎士比亚——引者）不是跟他生活的时代融为一体，他就不会对我们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人实际上都是英国人，而这种“时代差错”正好是他的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他劝告青年作家，“要牢牢抓住不断前进的生活不放，一有机会就要检查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们现在是有生命力的；也只有这样，在日后的考察中，才能表明，我们曾经是有生命力的”。

不过，在歌德看来，艺术家不可脱离时代，艺术家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要跟着时代随波逐流。歌德在指出艺术家不可脱离时代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引导时代的潮流，而不应尾随时代的潮流。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对艺术家与观众或读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上。

不言而喻，他认为，读者或观众对艺术家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既然表示了赞扬，他们既然花了钱，就要求艺术家的作品能讨他们喜欢。绝大多数艺术家都乐于顺从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与读者或观众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同，因而也就有了同样的需要和要求。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却不能也不会附和读者或观众的要求。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的思想高于一般群众，他们的使命是通过他们的作品使读者或观众提高到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因此，只能是读者或观众仰视艺术家，而绝不能是艺术家俯就读者或观众。这里，很明显，歌德把艺术家看作社会的精英，时代的骄子。不过，与浪漫派不同，他认为，这些精英不脱离社会，这些骄子不脱离时代。但正是因为这种精英主义，他遭到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的抨击。

歌德文论中另一个重要论题，就是如何对待艺术规则。在这个问题上，歌德年轻时的看法与他晚年的主张之间有很大差距。他在《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中说：“我觉得地点的统一犹如坐监牢一样可怕，情节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的想象力难以忍受的枷锁。”这时，歌德把艺术规则看作对艺术创作的一种束缚，把自由看作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把自然看作评价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因此，他看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后，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自然！这是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年，歌德对艺术规则的看法，与他青年时代的看法完全相反。如果说，他青年时代把创作自由看作艺术家的神圣权利，那么晚年他就把那些“听任盲目冲动，不顾规则的艺术家归入使艺术降低到最低点”的那类艺术家，而把严格遵守规则的艺术家称为真正的艺术家。另外，到了晚年他还明确指出，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是一种“狂妄”，一个艺术家应当做的是“克制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歌德把试图打破各种艺术以及各种艺术种类的界限，创造所谓“综合艺术”的主张和做法看作是艺术堕落最突出的标志。

他承认，各种艺术以及它们的各个种类之间都有连带关系，它们有一种倾向就是相互结合，彼此融合。“但是，正因如此，真正艺术家的义务、功绩和价值，就在于懂得如何把他们所从事的那种艺术同其他艺术分离开来，懂得如何使每一种艺术种类都保持独立，并尽可能使它同其他艺术种类隔绝开来。”歌德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还亲自研究各种艺术种类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他与席勒一起精确地规定了叙事体和戏剧体各自的特点和界限。

歌德文论中涉及的问题还有很多，不过我们觉得，以上三点是最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对以上所述简单地概括一下，就可以这么说，歌德虽然已经不能简单地接受“艺术是自然的模仿”这一古老的命题，他虽然一再强调艺术家追求的是艺术真实，而非自然真实，但他的理论基点仍然是现实，或曰自然；他虽然认为艺术家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骄子，但他仍然强调这些天才无法脱离社会，超越时代；他虽然把独创性看作艺术家所以成为艺术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他的侧重点仍然是艺术家应当遵守艺术固有的规则，创新只能是在尊重现有规则基础上的创新。有了这样的概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歌德的理论主张虽然已不是正统的古典主义，但并没有超出古典主义的范围，或者说，他虽不固守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也并没有抛弃这些基本原则。因此，他就对突破了古典主义基本原则的浪漫派感到格格不入。实际上，浪漫派的理论主张是他的理论观点的自然延伸和合理发展，但因那已经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因而他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征兆。歌德晚年的一些论述，都是直接、间接地与浪漫派进行争论，像《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名为评论莎士比亚，实际是想同现代文学即浪漫派文学划清界限。

因此，我们可以说，歌德理论观点的基本点是古典主义，但这种古典主义又是经过他发展以后的古典主义。这种古典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会走向浪漫派，但歌德只是为这一过渡作好了准备，他自己本人既没有也不愿意过渡到彼岸。所以，歌德的逝世就意味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他虽有崇拜者，但无继承者。

范大灿

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