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凡为别人著作作序，最常见者为对该著作思想性、科学性、学术价值做总的评价。我为伯俊先生此书作序则是例外。一则当我为此书作序时，伯俊先生已经作古。俗话说“盖棺论定”，此时应当借此序对作者从人品到学问做一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二则因为伯俊先生生前把我引为知己。我和伯俊先生相识十八年，记得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学生说，有一个成语你们应当知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在解释完成语意思后，又补充说：“我和满仓的关系，就属于倾盖如故。”作为知己，我想为此书作序的内容，既应该评价本书，也应该评价作者本人。

我想用五个字评价本书及作者：诚、真、恒、才、勤。伯俊书房自命名为“诚恒斋”，因此，“诚”“恒”是我对伯俊先生自我评价的认可，后三个字是我对其人品学问的补充。

伯俊先生之诚，首先是待人之诚。2000年的一次三国学术会上，我与伯俊先生第一次见面。当时他将其大作《三国漫话》送给我，出于初见的礼貌，我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表示希望经常互相进行学术上的切磋交流。他当即表示赞同，并风趣地说：“常联系，多交流，我可是认真的呦！”果然，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通过电子邮件、互赠书籍、共同出席学术会议、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同时接受电视采访、赋诗唱和等多种形式进行着，并且越来越密切。伯俊先生去世后，他的朋友、学生纷纷撰文回忆和悼念。其中他的日本学生伊藤晋太郎这样写道：

在成都时，我每周到沈老师家请教一次。老师儿子跟我同岁，所以老师将我看为家人，甚至视为第二个“儿子”。有时也觉得他太担心我。一天，我们一起骑车去市中心，他对我说了好几次“看前面！”我们在一起时，他往往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冬天，他常常提醒我多穿衣服。

上述两件小事，足以反映出伯俊先生待人之诚。

在汉语词汇中，真与诚如影随形。伯俊先生待人之诚，也是其“真”的一面。除此之外，我要着重说的是他在学术上对“真”的追求。例如在诸葛亮研究方面，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并未经过认真研究，便对重大问题轻下断语；有些人缺乏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随意抛出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为了耸人听闻，不惜曲解史实，厚诬前贤。轻下断语者如对“三顾茅庐”史实的看法，有人说，“三顾茅庐”的逻辑结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因为诸葛亮是一定要出山的，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明主；与刘备相比，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甚至别无选择。因此，他不可能在隆中坐等“三顾”。也有人利用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一条材料，证明诸葛亮拜访刘备在先，刘备三顾茅庐在后。还有人说：“论治国，诸葛亮绝对一流；论军事，诸葛亮绝对不是一流。”厚诬前贤者如“借刀杀人”论，把荆州的丢失、关羽麦城身亡，归咎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说什么关羽、诸葛亮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于是诸葛亮便假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这些说法，或出于现身高价出场费商业活动的“明星学者”，或出于在媒体上风靡一时的“专家学者”。对这些不严肃、不真实、不科学的观点，伯俊先生在《为诸葛亮析疑辩诬》一文中据理力争，据实辩驳，表现出严肃学者的学术良心和追求真实的态度。

为求历史真实，伯俊先生不惧向知名大导演的作品发出质疑。2008年，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上映之后，赞美声此起彼伏，吴宇森自己也称，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的，是一部纠正《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的“歪曲”，恢复其本来面目的历史正剧。电影宣传海报也以“英雄重聚，史诗归来”相标榜。对此，伯俊先生撰写了《三问电影＜赤壁＞》一文，指出：“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一部希望‘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绝非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它必须具备丰厚的文化内涵、深刻的人文精神、强大的心灵震撼力。”而电影《赤壁》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文中伯俊先生用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电影《赤壁》与其说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倒不如说是以《三国演义》为基础的故事新编；由于吴宇森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理解比较肤浅，又过多地受制于商业利益，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他常常偏离自己的初衷，使整部电影未能成为具有足够思想深度的历史正剧，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一部主题模糊、意识平庸的娱乐传奇。“诗史”没有归来，却成为一道票房收入可观、投资方喜笑颜开的商业盛宴。这些评论，毫无疑问揭示了所评对象最真实的一面。

关于伯俊先生之“恒”。刊载于《廉政周刊》上一篇介绍文章中，有一句话说伯俊先生“这辈子就献给《三国》了”，非常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恒”字。从1981年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伯俊先生就与三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整整37年，始终在这片学术土地上耕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伯俊先生一生，出版与三国研究有关的著作20余部，学术论文、随笔、札记、鉴赏文章300余篇。其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这些整理本，被学界同行称为“沈本《三国》”。这些成就的取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伯俊先生持之以恒不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伯俊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

伯俊先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他校古本自成一家，编词典详而周密，论要旨入木三分，评人物鞭辟入里，吟古诗中规中矩，赋新词热情奔放，赏文艺见解独到，吹笛萧婉转动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充溢着一股才气。

一篇缅怀伯俊先生的文章，是这样描述他的勤奋的：“靠在书房的椅子上睡了三个小时，醒来时凌晨一点”“梦醒时分，又该回到《三国演义》的世界里了”。这就是说，白天忙一天，晚上十点睡觉，凌晨一点又醒来工作。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描述。因为在诸葛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的前一天，我作为被聘请的学术委员来到成都，看到他为第二天的仪式一直忙碌到很晚。第二天见到我，告诉我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以完成计划中白天来不及做的任务。这种情况在我们多次学术活动相遇时发生，因此，我觉得这是伯俊先生工作的常态。我也常常劝他注意身体，不要熬夜，他总是说：“习惯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沈伯俊论三国》，是一部对三国的历史文化从各个层面进行探讨的著作，有对《三国演义》诸多疑点进行考辨的，有评价《三国演义》思想艺术的，有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的，有对《三国演义》研究状况进行综述的。我相信，读者从中不仅能受到思想的启迪，汲取知识的养分，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学识、才华和品质。

梁满仓

2018年9月25日于北京南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