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探析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叙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论著，虽每每都会涉及这一关系，但大多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其间不乏含糊之论。本文在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三点见解。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其中，《通鉴纲目》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资治通鉴》，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并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因此这里暂且不列入比较范围。那么，在其余三书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考察《三国演义》情节的史料来源，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试看以下诸例。

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些史书中，《三国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就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史料而言，陈寿的《三国志》本文往往不及裴松之的注。这是因为，裴松之作注，不同于一般的侧重训诂、名物、典章的典籍注释，而是“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尽可能地“求全”，以发挥补阙、备异等多种作用。因此，他采用的史料中，有相当部分是陈寿没有看到的（包括在陈寿身后出现的），也有相当部分是陈寿虽然看到却不采用的。这些史料，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其中包含不少的小说因素。例如，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正文不着一字，裴注却连引王沉《魏书》、郭颁《世语》、孙盛《杂记》的三条材料，从不同角度记叙此事，生动地表现了曹操的性格和事发时的心态。罗贯中着重采用后面两条材料，进行艺术描写，并做了两点强化：一是将史料中并不在家而没有被杀的吕伯奢，写成为款待曹操而出门沽酒，归途中也被曹操杀害；二是将史料中曹操杀人后“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强化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大大凸显了曹操知而故杀的不义色彩和强词夺理的蛮横行径，从而有力地揭示了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因此，我们肯定《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时，不应将其都归功于陈寿；在很多时候，裴松之注起了更多的作用。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载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试以《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赤壁大战”为例。《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之《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之《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先看《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据此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刘备；虽然初战“不利”，但主要还是因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动地“引军还”，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云：

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这里写明了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描写了曹军败退途中的狼狈状况；而发动火攻的，则是刘备方面，根本看不到东吴方面的作用。

然而，《蜀书·先主传》所记，与之有明显差异：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这里写明了是孙刘联军共同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过是其败退的次要原因；但是，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楚。《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然后交代结果：“（孙）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其中完全没有提到火攻，也没说孙刘两家，谁主谁次，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不清楚。

再看《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孙）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裴注引《江表传》曰：

至战日，（黄）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於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周）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可以说，对火烧赤壁的情景，《江表传》的叙述更为具体生动。这些记载，突出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了“火攻”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包括裴注）的记载，人们很难全面把握赤壁之战的始末、以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和主导力量，这些零散的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则充分发挥编年体史书的优势，对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智激孙权—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不利—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情节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起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尽管《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一系列精彩情节，但那主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澜，并没有改变整个战役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进程。

同样，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元，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结构框架，主要也是由《资治通鉴》提供的（某些以虚构为主的情节，如“孟德献刀”“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演义》全书的叙事结构，从天下大乱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归晋，主要框架都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另外，《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对于《资治通鉴》在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方面的作用，一些学者曾经有所论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举关四平的《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为例，读者可以参阅。

三、不宜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由于《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

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实际上更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甚至可能是书坊老板）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助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元代刊刻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书名虽有“三国志”三字，却完全不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敷衍，而是讲述“说话”艺人心目中的三国故事，其中许多情节根本不受史实约束，全据民间传说大胆虚构，如刘关张同往太行山落草，孔明出使江南时杀死曹使，庞统说江南四郡反刘备，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与曹丕等，都毫无史实依据，显然出自下层市民想象。《三国演义》吸纳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框架和褒贬倾向，而摒弃了它的浅陋与粗糙。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史书《三国志》之“义”是什么？陈寿本人没有说。综观全书，可以说，陈寿撰写《三国志》，秉持的乃是传统的史学观：“记事”“存史”，为的是“鉴往知来”。那么，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呢？1999年，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②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④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像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与史学著作有着根本的区别，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乃至依傍关系，强调《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因而主张小说书名不能叫《三国演义》，必须叫《三国志演义》。诚然，《三国志演义》与《三国演义》这两个书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等，但它们都不是罗贯中原作的名称，而是在小说流传的过程中出现的。前者见于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相沿已久；后者则见于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三百多年来更是深入人心：它们各自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小说《三国》的特点，作为书名都是“合法”的。

其实，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两位杰出先驱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对于小说《三国》的书名，都是秉持开通的态度。鲁迅在谈到《三国》一书时，有时称之为《三国志演义》（见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有时又称之为《三国演义》（见其所著《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特别是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中，鲁迅评述此书，接连八次使用《三国演义》这个书名；而在展开评述之前，又用了一次《三国志演义》这个书名。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两个名称都可以使用，并无高低之分，更无正误之分，要不要那个“志”字，并非关键问题。胡适的做法更有意思：其《〈三国志演义〉序》一文，标题称《三国志演义》；而在正文中，总共二十三次提到书名，其中只有两次称《三国志演义》，却有二十一次称《三国演义》，占了绝大部分。同一篇文章中，两个书名混用，胡适却浑然不觉，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这就进一步证明这两个名称均可使用，不必强分轩轾。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原载《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有修订）

1. 刘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2. 关四平：《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北方论丛》2001年第6期。
3. 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011年，笔者又发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一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本书上卷亦有收录），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补充，提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①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②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③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④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⑤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
4. 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
5. 胡适：《〈三国志演义〉序》，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亦载于《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735-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