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研究 - 第二章莫言作品的西诠东释

第二章莫言作品的西诠东释

就目前来看，莫言可以说是国外研究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在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对其作品的翻译、出版、研究、报道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其实，国外对莫言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冷却过，而且覆盖面甚广。从主题上看，海外莫言研究涵盖了莫言小说涉及的主要问题领域：历史想象、时间、记忆，创伤、战争、苦难，欲望、身体、性，父权、女性、家族，电影改编……从风格和艺术手法看，狂欢、反讽、魔幻现实、传统继承……无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莫言作品在东西方的诠释，从东西方学术共同体的角度分析莫言研究的洞见和不见，探讨国外的研究成果反馈到国内时，对国内的莫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莫言研究在东西方学术界的互动与跨文化对话。在本章中，西方范围内我们以英语世界为主，兼顾法国和德国的莫言研究；东方则主要聚焦国内学术界和日本、韩国、越南对莫言作品的诠释，力图在对比观照中呈现莫言研究的立体性和多棱面。

第一节莫言作品国外研究线路图

海外的莫言研究称得上是洋洋大观。我们首先从“面”和“线”的维度对英语世界的莫言研究做一个总体梳理，然后从“点”的层面深入剖析莫言几部重要作品的海内外研究焦点。

英语世界堪称西方莫言研究的重要舞台，成果不仅有专著、论文集和为数甚多的博士论文，更有大量的期刊论文。下面我们以列表的形式对国外的莫言研究做一番鸟瞰。

表2.1 西方莫言研究专著及博士论文统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主要语种中都有专门研究莫言的著作问世，这在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从英语世界的博士论文来看，既有单独研究莫言的，也有用某一主题将莫言和其他作家统合起来研究的，譬如剖析莫言和张贤亮、王安忆作品中的性政治，探讨莫言、余华、苏童创作中的异化现象，研究莫言、鲁迅、余华、韩少功作品中的“吃人”主题，阐释莫言、张贤亮、贾平凹小说中的男性气质重建，追溯莫言、鲁迅、施蛰存、沈从文、王安忆小说中的传统、记忆与历史；亦有从比较的角度，将莫言和中外作家比如英国的托马斯·哈代、中国的沈从文，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总的来看，莫言在英语世界得到研究者较为全面的关注，而且这种研究并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跟风行为，因为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著作和博士论文多是莫言获诺奖之前的成果，这也说明西方世界莫言研究的理性和成熟，没有因为他获得大奖而出现短时间内的大幅波动。

相对于专著和博士论文，莫言在国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地体现为发表在报刊上的论文，英语世界的论文列表统计如下。

表2.2 英语世界莫言研究期刊论文统计

“History（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https：//www．worldliteraturetoday．org/mission，2017-1-15．

《海外书览》创刊后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时的中国文学，而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关注在新时期以后不断升温。从1991年起，《今日世界文学》开始用专刊、专辑、专栏的形式集中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余华、韩少功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等人的作品，都在上面得到探讨和研究。

《今日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飞跃性关注始于2008年，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最终由双方共同编辑的《今日世界文学》中国版——《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于2010年创刊，每年两期，在美国以英文出版、世界范围内发行。“作家特写”（Featured Author）、“作家访谈”（Author Interview）、“学人风采”（Featured Scholar）是《今日中国文学》的常设栏目，一群创作实绩不凡的小说家，像莫言、毕飞宇、阎连科、李昂、苏童、格非、朱天文等，在上面得到推介；一批成就斐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包括汉学家、海外华人学者、中国学者，如葛浩文、顾彬、王德威、叶维廉、王斑、乐黛云等，在上面得到介绍。《今日中国文学》以更多的版面、更大的力度、更广的覆盖，将当代小说佳作及时推向海外，让世界同步了解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风貌。这份刊物不仅给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园地，也让喜欢中国当代小说的国外读者循着刊物上提到的线索，去寻找想要阅读的作品，无形中带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今日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青睐首先表现为设立了当代小说译介与研究的专刊、专辑与专栏，其次表现为出版《今日世界文学》中国版，即《今日中国文学》。这些专刊、专辑、专栏和中国版刊登了部分译成英语的中国当代小说，而更多的是研究性论文。

《今日世界文学》 2000年夏季号推出莫言研究专辑，刊发了四篇研究莫言的论文。《莫言的“阴郁的”禁食》（“F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 of Mo Yan”）剖析了莫言小说中的“吃人”隐喻，即那些腐败官员对普通百姓的压制；《莫言的文学世界》（“The Literature World of Mo Yan”）论述了莫言“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恣肆汪洋的写作姿态及形式；《土地：从父性到母性——论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and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肯定了莫言作品的挑战性：对历史进行了与官方不同的书写，以父亲形象的缺失来质疑毛式话语模式；《西方人眼中的莫言》（“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以《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探讨了莫言在小说技巧上的革新。《今日世界文学》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莫言小说的独异性和新质素，以专辑的形式为其加冕，而莫言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证了《今日世界文学》的睿智与远见。

《今日世界文学》2009年第4期为获得该年度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莫言开设专栏，登载了《莫言：2009年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Mo Yan：Laureate of the 2009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一个人的六道轮回：2009年纽曼文学奖获奖演说》（“Six Lives in Search of a Character：The 2009 Newman Prize Lecture”）、《翻译莫言的小说让我筋疲力尽：2009纽曼文学奖提名词》（“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莫言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Mo Yan's Fic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vist Literary Tradition”）、《幽默作家莫言》（“Mo Yan as Humorist”）等，让莫言进一步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进一步走近莫言。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小说让我筋疲力尽》中赞赏道：“很多优秀的作家很难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创作，但莫言例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普遍的好评，都展现出新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他卓越创作才华的表现。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形式灵活，从寓言传说到魔幻现实，从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到现代（后现代）主义……他的意象引人注目，他的故事令人着迷，他的人物摄人心魄。一句话，他是独一无二的。”刘洪涛在《莫言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中指出，中国乡土文学有鲁迅的启蒙主义和沈从文的文化守成主义两个传统，莫言“融会并发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两个传统，把最具本土色彩同时又最具现代性的文学作品呈现给世界”。黄承元在《幽默作家莫言》中指出：“莫言复活了中国文学中的幽默传统，这种传统在现代中国被忽略了。他的小说描绘了个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碎片化世界里富有喜剧性而又令人同情的一面，不管是底层民众还是官僚主义者都发现自己处于喜剧性有时甚至是荒诞的生存状态。”莫言“将粗鄙与幽默杂糅起来，建构出与宏大叙事不同的反叙事”。在黄承元看来，莫言的《酒国》与《生死疲劳》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喜剧性的荒诞。总的来看，所刊论文对莫言作品的独特性、莫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进行了深入剖解，从中可以看出莫言是一个受到民族创作资源滋养并携带着民族性走向世界的作家。

2010年以后，《今日中国文学》借《今日世界文学》的东风，刊登了更多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而莫言受到特别的关注。2013年的1—2期合刊重点推出莫言和苏童研究。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莫言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今日中国文学》给予莫言大量篇幅，刊登了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翻译：众声中的一种声音》（“Mo Yan in Translation：One Voice among Many”），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晚宴答谢词》（“Nobel Prize Banquet Speech”）和《讲故事的人：2012年12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演说》（“Storytellers：Nobel Lecture，December 7，2012”），张清华的《诺贝尔奖、莫言及中国当代文学》（“The Nobel Prize，Mo Yan，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China”），《今日世界文学》执行主任戴维斯·昂迪亚诺的《一个西方人对莫言的思考》（“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戴维斯认为莫言“是一个天才，难得的卓越小说家”。2015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的互文性解读：以莫言作品为个案》（“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o Yan's Works as Examples”）以《生死疲劳》和《红高粱》为例，结合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阐释了跨文化语境下互文性解读的必要性。该文作者陈迈平认为：“多数西方读者由于没有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和对于中国文化的记忆，无法结合其他中国文学作品对翻译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而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很容易被唤起，对莫言的小说进行联想性解读，因而中国读者更能够把作品的深层意蕴挖掘出来。”比如瑞典读者在阅读《生死疲劳》时很难会联想到其他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而实际上，土地与农民的境遇是读懂现代中国的关键所在。莫言的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民的生活，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运动在很多中国当代小说中都有描写，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只有将莫言的《生死疲劳》放在与这些小说的参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说中的地主西门闹与上述作品中的地主相比，“突破了地主形象的思维定式，没有像以前那样按照阶级身份进行机械的划分”。《红高粱》也和其他描写抗日战争的当代小说如《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不同，那些小说里面的英雄清一色是共产党员，带有宣传腔调，而莫言的小说根据发生在他家乡的真实事件创作出来，冲在抗日前沿的是“普通农民，甚至还有土匪”。这种“中国文学语境下的互文性解读重构了历史，挑战、质疑了其他文本中的中国文化”。

《今日世界文学》除了登载莫言作品的研究论文外，还发表了大量的当代小说及相关研究论著的书评，从“面”的维度扩大了莫言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新时期以来西方译介的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在《今日世界文学》上得到评论，关于莫言的书评有7篇，从数量上讲最多，评论的是英译本《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爆炸及其他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和法译本《天堂蒜薹之歌》及《十三步》。这些书评对莫言的作品评价甚高，比如认为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几个短篇展示了作者毋庸置疑的创作才华……充满了华丽、诡异的想象”。

《今日世界文学》以其给予中国文学的专刊、专辑、专栏和大量的书评空间，成为国外传播莫言小说的意见领袖之一，它以专业的权威性，引导着英语世界里莫言接受者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趣味，推动着西方人对莫言小说的接受。

第二节《红高粱家族》：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莫言的作品得到了西方学者、作家的积极评价，而且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有很多赞美之语。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吉认为“莫言是真正的文学天才”，“是一位才华横溢、天马行空且花样翻新的作家……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别开生面，提升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审美水准”。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指出：“莫言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塑造的人物具有震撼力，性感而又本真；他讲述的故事惊人而又带有史诗性。”“莫言的小说会打动美国读者的心灵，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一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赞赏莫言“正越来越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潜力”。《今日世界文学》刊文称莫言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毫不夸张地说，莫言是文学界一位真正的天才”。

莫言的知音、把他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变》等作品译成英文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莫言的“作品具有吸引世界目光的主题和感人肺腑的意象，很容易就跨逾国界”。海外华人学者、哈佛大学的王德威认为莫言执着于“一种丑怪荒诞的美学与史观”，其创作“荤腥不忌，百味杂陈”，“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并多次撰文，对莫言的作品从长篇到短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述和研究。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华人学者张寅德认为莫言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镇和福克纳《沙多里斯》中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影响，借助现实和幻想中的故乡建立起一个文学世界——山东高密东北乡：“在这片混杂着多重异域色彩和气息的土地上，在这河流、沼泽和田地交错却又不变的背景之上，家世传说夹杂着村民们的当代故事铺展开来。”张寅德指出莫言创作的独特之处是“将身体、粮食和兽性用到创作中，并且注重肉体、身体各个感官的优势，引向颠覆性的、悲剧性的而又令人忧虑的怪诞”。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不仅利用了“国家意识形态”，也利用了“市场”。他“把主流作家如赵树理或浩然的好的、进步的农民形象整个颠倒过来，把农村构想成一场噩梦”。但他又很注意度的把握，“把大量爱国主义混入到爱情、战争和痛饮烧酒的情节中去，从而完全站在了‘公众意见’这边”。而“暴力”将莫言的小说“和市场联系起来”。

上述仅是西方世界对莫言及其作品评论的沧海一粟，而在西方人对莫言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接受中，《红高粱家族》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这部小说1986年发表之后就在国内备受关注，1993年译成英文出版后香飘海外，被国外权威文学期刊《今日世界文学》评为“1993年全球最佳小说”，2001年入选该杂志评选的75年中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推出当年就有很多评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出版者周刊》、《图书馆学刊》、《当下历史》（Current History）、《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书单》（The Booklist）、《纽约》（New York）等纷纷登载评论文章。翌年，《今日世界文学》刊登了杜迈克的评论文章。《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的文章称莫言的这部小说把“把高密东北乡安全地放到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上”，托马斯·英吉则称赞“莫言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原则，力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寻找落脚点”。可以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扬起了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文学海外之旅的劲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小说堪称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领航者和典范，至今依然深受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

从西方对《红高粱家族》的研究和评论来看，焦点词汇是“原创性”、“颠覆性”、“革新性”等。莫言对历史的独特叙写，对土匪、日本侵略兵不落窠臼的塑造，对现代技巧的出色运用，为许多西方论者所津津乐道。

托马斯·英吉认为，莫言在这部小说中“颠覆了历史即真实这一概念”，“将历史变为传说”。华盛顿大学教授柏右铭指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排斥了“民族英雄主义”历史叙述，而且他的这篇论文被收入美国高校使用甚广的教材《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史》。这一研究倾向在德语文化圈里也得到共鸣。在著名汉学家、维也纳大学的苏珊娜看来，莫言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而重新叙写的可能性。她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多是基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而莫言的《红高粱》表现出从民间视角书写不同于官方历史的努力。

还有论者对《红高粱》中余占鳌这个土匪兼民族英雄形象怀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莫言刷新了昔日的抗日英雄形象。土匪作为一个群体具有复杂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他们是暴力的化身，危害一方平安；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底层又使他们具有除恶扬善的本能。因而，在中国作家笔下，土匪一直是多面的，但总体来看带有更多妖魔化色彩，如《林海雪原》、《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土匪奸淫抢掠，没有人性，令人痛恨，是恶魔的化身。诚然，为了建立起英雄传统，弘扬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士气，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理由这样刻画土匪，但造成的结果是土匪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被遮蔽了。而关于抗日英雄，官方的文学史和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是这样的形象：他们坚毅顽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脊梁。但论者强调，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土匪，他们出于民族大义，以不羁的行为和品格，承担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责任，诠释着侠义的内涵。莫言《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就是这样有着侠肝义胆的土匪英雄，他敢爱敢恨，疾恶如仇，活得坦坦荡荡。余占鳌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不仅因为他爱着已为人妇的戴凤莲，杀死她患有麻风病的丈夫，而且还因为他顽强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国民党官兵背信弃义的情况下，余占鳌尽管明显处于弱势，却依然向日军发起进攻，直到拼尽最后一个人。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地位固化了我们对民族英雄的定位和认知：他们无一不是通体光亮、高大完美的形象，而莫言“在《红高粱》中表达了自己对抗日英雄的理解”。莫言认为这是一场全体中国人都置身其中的战争，每一个都应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既然这是爱国思想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应有任何人为的限制，而应该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是说像余占鳌这样的土匪也能成为抗日英雄。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不管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土匪所干的通常是反抗压迫者的暴力行为。而在战争时期，难以用完美来苛求一个人。对一个土匪来说，他即便是仅有一次维护百姓的行为，也可以算得上是英雄，哪怕是一时的英雄。

莫言不仅在《红高粱》中重新看待土匪形象，还对“日本鬼子”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这也被论者视为“极为罕见”的现象。当对几名死去的日本士兵进行阉割并把他们的尸体丢进河里时，《红高粱家族》里面有这样的描绘：“这些也许是善良的、也许是漂亮的，但基本上都是年轻力壮的日本士兵。”针对这一描写，托马斯·英吉指出，莫言“对日本人进行了人性化和普泛化的处理，赋予他们合乎情理的性格和行为”，而其他的中国当代作家倾向于妖魔化这个群体。这也就是后来莫言总结的创作原则之一：把坏人当好人写。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一味塑造脸谱化的坏人形象，对坏人也要怀有怜悯之心，写出他们的七情六欲，写出坏人身上的光亮，写出好人身上的阴影，这样才能刻画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在西方研究者看来，《红高粱》不仅在内容上具有颠覆性，在手法上也极富原创性。“莫言创新性技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对叙述视角的完全原创性利用。”这部小说的开头非常出彩：从孙子的视角娓娓道来爷爷奶奶的故事。托马斯·英吉更进一步指出：“不论是托尔斯泰恢宏磅礴的《战争与和平》，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不无浪漫色彩的《飘》，史诗性的小说大多按时间的线性发展叙事，但《红高粱》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时间之流里来回穿梭，让读者自己对事件进行合理的排序……让读者自己组合故事……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叙事技巧。”同样，戴维斯也认为，“《红高粱》是对叙事视角的出色运用，小说的叙述者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口吻讲述故事，而他不可能知道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发生的爱情故事……这是对人物、情节的大胆试验，令人想起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和约翰·巴思”。总之，在西方研究者看来，莫言的《红高粱》在叙事方式上是对之前中国文坛的极大突破，是对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切近，而在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上又不像西方文学那样虚无缥缈。《红高粱》像一枚炸弹，炸开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突破口，让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

西方对《红高粱》的评价和研究虽然主要聚焦其颠覆性、原创性，但熟悉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学者仍然看到了颠覆之下的继承与延续。他们对《红高粱》的探讨穿透表象，深入到肌理，从文学史的嬗变之流中发现了变中的不变。我们下面以吕彤邻的《〈红高粱〉：超越中的局限》一文为例加以说明。

吕彤邻首先肯定了莫言小说的突破与创新。《红高粱》之前的当代小说创作主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即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弘扬主流意识形态。而《红高粱》犹如横空出世，“在意识形态、话语运用、叙事结构上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有很大不同。莫言把亡命徒和通奸者塑造成抗日英雄，是对既往抗日战争中英雄形象的突破。而且在这部作品中，超自然主义占很大比重，游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但吕彤邻很快笔锋一转，指出小说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的蔑视，“巧妙地承认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遗产”。随之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红高粱》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遗产。

吕彤邻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中国作家塑造出叛逆、独立、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青春之歌》中的女学生林道静、《红旗谱》中的农村女孩春兰、《红岩》中的职业革命者江姐、《苦菜花》中参加革命的娟子、《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家庭妇女小梅等，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性格坚强、直言不讳、蔑视传统的女性。她们努力挣脱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走进革命队伍，参加社会活动。《红高粱》中“我奶奶”的“特立独行”也颠覆了儒家伦理。作为女儿，她反对父亲给她包办的婚姻；作为妻子，她拿锋利的剪刀威胁，不让麻风病丈夫近身，还与杀害自己丈夫的男人相好。“我奶奶”实际上违反了儒家伦理强加给女性的“三从四德”，从这方面来说，莫言笔下这位“个性解放的先驱”就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参加革命活动的姐妹。

但是这些女性既被作家赋予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意识，又受到某些规约和限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女性独立概念本质上的矛盾性。为了体现新社会的优越性，旧社会里受压迫的妇女要独立，要解放，但“女性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女性出离旧社会的独立态度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莫言对性‘自由’女性的塑造，继承了五四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独立女性的双重性：《红高粱》中奶奶表面上享有的自由必须受到男性权力的严格限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是自己选择爱人或丈夫，但她们爱情或婚姻的正当性需要用其爱人的革命事业来赋予。《苦菜花》中娟子爱上了年轻有为的革命者姜永泉，因为姜永泉不但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同时还是她的领导。《红高粱》中奶奶选择爷爷做情人时虽然没有考虑任何道德价值观念，但奶奶临死前的一段个人主义表白却颇似娟子的革命口号：“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奶奶和娟子都不是自我宣言的主体，而是充当了革命事业或个性解放的代言人。“娟子爱姜永泉是因为他代表着革命事业，奶奶爱余占鳌是因为他是男性权力和力量的化身。”在《红高粱》中，女性的个性解放是基于男性的力量，其主体必须是男性，因而奶奶也就沦为粗粝的男性力量展示其威权的对象。爷爷余占鳌通过暴力征服了奶奶的身体，以显示其不可侵犯的男性权力。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不需要用暴力征服他的伴侣，崇高的革命事业就是女主人公对他忠贞不渝的保证。《红旗谱》中，农村姑娘春兰对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运涛痴心不移；《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革命情人卢嘉川死去很多年后，仍然不能忘却对他的怀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女性必须让自己的情欲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她们的爱情是对共产主义宣道者的虔诚献身”，“所谓的女性独立其实是共产党用来推翻旧社会的一个武器”。既然是一件武器，那就要小心看管。《红高粱》中的奶奶虽然被说成“个性解放的先驱”，追求独立的典范，但实际上她的解放一直受到男性权力和暴力的严格保护和约束，是有限度的。余占鳌用毋庸置疑的蛮力占有她，而她也半推半就地顺从。为了忠诚于这个强壮的男人，她默许余占鳌杀死她的丈夫和公公。从根本上来说，她的想法只有在符合余占鳌这个男性权威的想法时，她才能成为一个“个性解放”的女人。因而，吕彤邻认为：“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还是莫言《红高粱》中的奶奶，都被视为工具性的。”在前者那里，“妇女的独立是一件受到严格控制的武器，被用来对付革命的敌人以及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后者之中，“奶奶所谓的性自由要么是她女性魅力的无害点缀，要么被用来挑战清教徒式的性行为”。尽管莫言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都试图拒绝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力图给女性提供一个追求独立的空间，但他们给予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男性仍然是女性的主导者和保护神，女性获得的也只是规约下的自由与独立。

考虑到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非中心地位，西方对《红高粱》的研究还是成果丰硕的。而在国内，《红高粱》（《红高粱家族》）更是莫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据统计，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的当年，就有近二十篇评论文章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之后，《红高粱家族》成了莫言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结出了漫天遍野的“红高粱”之果。那么与国外的《红高粱》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有哪些“共相”？又有哪些高见和新论？下面我们从国内浩瀚的《红高粱》及《红高粱家族》研究中采撷部分果实，以求在对比中更好地观照中西“红高粱”研究的互识、互证、互补、互鉴。

西方的《红高粱》研究与国内的“共相”首先是对正统历史的改写、对传统抗日小说程式的背离、对既有红色经典的突破。雷达认为，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提供了一种与以往革命战争题材迥异的历史，让读者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历史之中，翻开了当代战争文学“把历史主体化、心灵化的一页”。张清华持类似的看法，指出在《红高粱家族》里面，“历史的主体实现了‘降解’，原来的‘中心’与‘边缘’实现了一个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到了边缘配角的位置，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这和西方评论界认为《红高粱》将历史变为传说、拆解了官方的历史叙事，异曲同工，正可谓“东学西学”“心理攸同”。国内的研究进而深入《红高粱家族》对传统抗日小说叙事模式的突破。以往的抗日小说主要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而在《红高粱家族》里面：“余占鳌的铁板会为戴凤莲出大殡而遭到了共产党胶高大队的袭击，而在两败俱伤之际又遭到了国民党冷支队的袭击，因而铁板会与胶高大队这一对冤家立即自动联合起来对付国民党冷支队。最后，日本鬼子来了，这三支中国人的队伍又一起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族意识和种族观念。民族内部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会刀兵相见，但在外敌入侵的危急关头，同胞之间会放下武器，搁置争端，枪口一致对外。抵抗异族入侵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国、共、匪在关键时刻抛却成见，从民族、国家的高度联合起来，维护中华民族的安全。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应该被遮蔽的真相，《红高粱家族》正是较早揭示这一真相的文学作品。正如论者所言，莫言的“抗日故事突破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历史叙述的规范，解构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政治意识形态神话”。

其次，与西方评论中认为余占鳌这一土匪兼英雄形象是对既有抗日英雄形象的突破相一致，国内研究中对《红高粱家族》中男主人公余占鳌的多面性进行了富有深度的剖析，认为他“将兽性与野性、匪性与人性或理性与英雄气质等多样不可统一的东西统一在一起”，“既充满着兽性又充满着人性、既人道又反人道”，集“追求个人幸福、爱情的体力劳动者余占鳌、杀人越货的土匪余占鳌、精忠报国的抗日英雄余占鳌”于一身。余占鳌身上同时闪烁着“匪气、侠气与正气”，是一个“坏事做尽、好事做绝”的土匪，更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英雄。他骨子里有一股“威武不屈的豪放之气……讲求侠肝义胆……无论他与冷支队还是江大队存有何种政治成见，一旦大敌当前却能深明大义，同仇敌忾，携手杀敌”。正是这种民族大义使他“带领乡亲们用最原始的自卫武器，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国内学者对余占鳌的深剖厚描比西方研究者更加多维、立体，更加全面、客观，从余占鳌土匪兼英雄的双面性，深入“英雄、土匪、抢劫、杀人、强奸与抗日”、“既超脱又世俗、既英雄好汉又王八蛋”的多维性。

再者，与西方对《红高粱》超越中的继承研究相类，国内的研究也从突破与创新中窥见了小说中传统伦理的影子。譬如在余占鳌、戴凤莲、恋儿的三角关系中，“余占鳌对两个女性形象看似不合礼法的性与爱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接受，在于作者从侧面找到了‘酒神精神’、‘生命的强力’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契合点”。余占鳌对戴凤莲的占有带有英雄救美、除恶扶弱的意味。戴凤莲端庄秀丽，还有一双迷人的小脚，而她的麻风病丈夫单扁郎却苟延残喘，令人恐惧。相比之下，余占鳌健康强壮，浑身洋溢着阳刚之气。戴凤莲与余占鳌，一个美丽性感却身困魔掌，求救无门；一个雄武霸气，有力挽狂澜的魄力。相对于单扁郎，余占鳌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他与戴凤莲不合礼法的情爱也让读者怀有英雄救美、成就美满情缘的期待。

余占鳌与恋儿的偷情关系也因恋儿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下而获得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由于戴凤莲容不下恋儿在自己眼皮底下和余占鳌相好，余占鳌只好把恋儿母女送到邻村。但在恋儿遭到日本鬼子蹂躏时余占鳌没能及时赶到保护，导致恋儿母女悲惨死去。中国传统的道义观是民族与国家层面的问题重于个人生活、情感中的问题。“原本余占鳌与恋儿的关系在戴凤莲面前并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因为遭受日军的强暴，女儿也死于侵略者之手，恋儿成了‘民族’或‘国家’意义上可怜的牺牲品，其‘第三者’身份此时显得无足轻重，民族大义遮盖了家庭伦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遵从着自古以来民族国家层面在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并且一夫二妻的状态，呼应着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中‘三人从此之后，相敬相爱，百分和美’的老路。”突破与限度是东方和西方《红高粱》研究中的交叠之处，也是一个创新性作家对传统的回望与不自觉的思维定式。

西方《红高粱》研究中少有提及而国内研究中多有论及的是《红高粱家族》中“种”的退化和对力的张扬。雷达在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之后就指出莫言发现了某些人在和平环境中追求安逸享乐，导致精神上委顿、柔弱化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关于“种”的强化和复活的焦灼感。杨守森在《魔鬼与天使》中探讨了“种”的退化问题。赵歌东提出《红高粱》中祖父余占鳌、祖母戴凤莲，父亲豆官和“我”家族三代人，演绎了一个“种”的退化的生命寓言。

国内《红高粱家族》研究中对“种”的退化的忧虑和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生活和影视文学中出现的“寻找男子汉”这一文化现象有关。当时，寻找男子汉、呼唤阳刚之气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而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和80年代前期改革开放后从境外引进的一批电影有很大关系。日本电影《追捕》、法国电影《佐罗》、美国电影《第一滴血》和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再加上香港电影《少林寺》、《英雄本色》以及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等，掀起一阵又一阵热映、热播狂潮。高仓健、佐罗等成为一代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是男儿心目中的偶像英雄。《霍元甲》用血肉之躯练就高超技艺扬我国威的壮举，让亿万国人热血沸腾。这些英雄在观众心中杂糅、叠合成一个个光彩照人、魅力十足的阳刚男性形象，导致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似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呼唤、议论、崇尚硬汉形象。

文学创作也呼应这一潮流。“改革文学”塑造了一批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他们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承担起国家发展、民族富强的重担。“阳刚之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美学倾向”，甚至“整个社会都在崇尚这种性格”。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从另一个方面呼唤新时代的硬汉，期待百废待兴的中国尽快“雄起”。从这个层面上看，对阳刚男性形象的美学追求隐性地参与到民族国家崛起的话语建构之中，对“种”的退化的忧思即是对硬汉形象的呼唤。

国内《红高粱家族》研究中，与对“种”的退化相关联的是对力量的推崇、对生命力的歌颂。杨守森教授指出莫言在慨叹“种”的退化的同时，借助余占鳌形象张扬起一面强力追求的旗帜，激荡起一股振奋生命的活力。李掖平教授认为《红高粱家族》通过“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张扬着辉煌灿烂的力之美”，释放出“生命能量、生命元气和生命活力”。对力的推崇是西方研究中顾视不足的，东方研究的“洞见”映照出西方研究的“不见”。一位西方研究者说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理解异国文学作品需要相关的背景知识，而这位学者认为：“复杂的背景知识在西方人的《红高粱》书评、《红高粱》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中难以见到。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美学层面，对作品人物和叙事手法进行分析，有时也关注文学理论，西方的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会想到要结合中国的时代背景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因而他们对《红高粱》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富有成效，即使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也难免就作品论作品。这不是某个西方学者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西方研究者长期以来没有结合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来剖析中国文学作品的习惯。”既有的知识视野、文化结构、阅读经验影响着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异域文学作品的解读与研究，所谓仁山智水，所谓“洞见”、“不见”，一定程度上是“先在视野”所致。

第三节《天堂蒜薹之歌》：中国农民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8年，1995年由葛浩文翻译成英语出版。英译本一面世就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出版当年就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纽约时报》、《图书馆学刊》、《柯克斯评论》、《纽约客》、《出版者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旁观者》、《新政治家和社会》等重量级刊物上出现了十多篇评论文章。这些书评文章从题目上就可以看西方人关注的焦点：《时代的书：你几乎能触摸到的中国农民的“二十二条军规”》（“Books of the Times，A Rural Chinese ‘Catch-22’ You Can Almost Smell”）、《苦涩的收获》（“Bitter Harvest—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地方性的悲剧》（“Local Tragedies —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愤怒村民的反抗》（“Revolting Tales of Revolting Villages —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天堂蒜薹之歌》讲述农民“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农民在乡政府的号召下大面积种植蒜薹，希望能赚些钱过上宽裕的日子。然而在丰收了之后，乡政府一方面禁止农民把过剩的蒜薹卖给外来收购者，另一方面又压低价格，任意征税，并在供销社冷库存满了以后，不再收购更多的蒜薹。农民满怀希望、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蒜薹眼看就要烂在地里，情急之下向政府讨说法，可县长却避而不见。于是，愤怒的农民冲进县长办公室，用砸东西来发泄怨气，结果警察逮捕了带头闹事的人和随大流卷入其中的农民。熟悉现代经典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美国读者从《天堂蒜薹之歌》中窥见了中国农民相似的处境：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位可以任意提高飞行次数的美国空军上校卡斯卡特一样，某些腐败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也对农民言而无信，置百姓的切身利益于不顾。西方读者从《天堂蒜薹之歌》中读出的是对中国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

英语世界对《天堂蒜薹之歌》的评论总体来说很高。比如认为“它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形象地再现农民生活复杂性的最具想象力和艺术造诣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作农村题材的20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个人性格、公共道德、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与和谐等各个方面，都在这种世俗而动人的叙事中得到深刻地探讨。”“这部小说传达出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农民深受某些腐败政府官员的欺压。” “人性中的贪婪和堕落依然是莫言小说的主旋律。”但西方的评论者并没有止于批判，而是看到了莫言小说批判中的建构。莫言“对人性的贪婪与堕落进行了刻画，却不乏希望”，他“以极大的爆发力和同情心，高扬了重压之下人类精神中的闪光点”。“他的小说依然活力迸发，永远不会掉进黑暗。农民阶层作为中国的脊梁被激怒甚至表现出冷酷的一面，然而，在表面之下还有一块渴望救赎的顽强之石。” “不管他的观点如何悲观，莫言总会刻画一些良心未泯的人——一位实诚的士兵，或一位没有私心的官员——从而给人以希望之光。”“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作者以诸如民间幽默、笑话和喜剧故事一类的元素来冲淡作品本身的凝重氛围。”也就是说，西方人认识到，莫言揭出问题的目的是要改进和纠偏，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天堂县政府某些人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乱收费、乱罚款现象时有发生，乡镇及县的领导没有及时疏导群众，没能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这毕竟是少数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所为，是局部现象，也是政府致力于改进的地方。对于处在最基层的农民，西方评论者在深表同情的同时，也警醒他们反思：要以合法手段谋求解决问题之道，激怒之下以非常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但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还会让自己触犯法律。

西方读者对《天堂蒜薹之歌》怀有的希望之光还表现在一些美国读者在看过该小说的英文版以后，基于对中国的旧有印象，惊讶于这样的作品中国政府还能允许出版。从这件事上，他们知道中国发生了变化，对批评性作品的宽容度提高了。因而，他们认识到，虽然小说反映的问题在中国依然存在，但这样的小说能够出版，说明中国社会在进步，希望之光在闪烁。

西方对《天堂蒜薹之歌》的接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该小说在内容、名称与异国接受上同美国小说《愤怒的葡萄》的潜在关联。莫言的这部小说在1993年再版时更名为《愤怒的蒜薹》，令人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中，美国中部地区的农民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自己的土地无以为生，于是结伴长途跋涉来到加州谋生。而大批饥民的涌入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他们被当作流民，遭受歧视甚至辱骂，警察粗暴地驱赶他们，农场主压低工资，把他们当牲口一样看待。《愤怒的葡萄》1939年在美国出版，1941年就有了中译本。1949年以后，这部小说在大陆受到推崇，多次再版，原因自然是该小说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1995年在美国出版后，一些评论文章称其为中国版的《愤怒的葡萄》，农民阶层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无疑是将这两部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中美之间的这种接受互动颇有意味，也许彼此都在希望对方的社会能够更加公正地对待弱势群体。

西方对《天堂蒜薹之歌》的评论中也提到中国旧制度残余带来的“换亲”悲剧。小说中金菊的父母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拿女儿换亲，而且是三家转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换亲”现象在某些贫穷闭塞的地区依然存在，多是牺牲女儿的幸福成全儿子传宗接代的“家族大义”。在有着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的中国，换亲在人们眼里只是一种陋习，大家虽然对被换亲的女孩唏嘘感叹，但也见怪不怪。而在视婚姻自由为天赋人权，视爱情具有至高无上魅力的西方，“换亲”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是对人身权利的干涉，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习俗。因而，西方人对高马和金菊这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而最终双双死去的悲剧结局寄予无限同情，同情的背后隐含着对中国愚昧、落后的评判。

与《天堂蒜薹之歌》译成英语出版后在西方世界立即引起关注不同，这部小说在国内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引起文坛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莫言在和王尧的对话中说：“出版以后，无声无息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没有。”直到近几年，对《天堂蒜薹之歌》的研究才有所回暖，但探讨居多的是该小说的英文翻译问题。王学谦、邵丽坤对于该小说出版后没有得到广泛关注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除了‘农民暴动’这种题材上的令人棘手之外，其他各种文学力量、潮流也都不利于《蒜薹》价值的生成和传播”。《天堂蒜薹之歌》出版之时，先锋小说正盛，“探索实验类型的小说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和关注”。连《人民日报》这样庄重的报纸，连冯骥才、刘心武这样钟情于现实、执着于文化的作家也都饶有兴味地探讨实验小说，呼吁小说试验。在整个文坛倡导探索、试验的大潮下，莫言突然抛出《天堂蒜薹之歌》这样写实性的“社会问题小说”，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让人感到是创作上的倒退，况且莫言当时也是实验小说创作中的一员，发表过《红蝗》、《欢乐》这样追寻时代创作新潮的作品。他后来回忆道：“我猛地在《红蝗》、《欢乐》之后写了这么一篇，他们感觉我这一步也倒退得实在太大了，几乎没人来评价。”时代的创作潮流能够成就一部作品，也可能埋没一部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因出版的时机不相宜，评论界一片寂然，因而，这部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默默无闻。但好的作品不会永远沉寂，《天堂蒜薹之歌》近几年来又重新回到国内研究者的视界之内。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介入现实”、“以艺术的方式进行现实批判”，“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天堂蒜薹之歌》解析的重点，这也是国内外研究相通的地方。但国外的研究突出“官逼民反”后农民作为弱者的牺牲品地位，对他们寄予极大同情的背后是对政府利用权力压制百姓的批判，而这才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批评的“醉翁之意”。国内的评论则从总体与局部、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多维度地探讨蒜薹事件爆发的原因和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在当前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剖析《天堂蒜薹之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某些基层政府在引导农民致富时，没有全面考察市场就盲目推行，结果导致“多收了三五斗”的伤农事件。再加上个别干部的腐败作风，引发了群众性的事件。但应该说，“基层政府引导农民致富无可厚非，很多地方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关键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实施后的问题，也没有做好后续的服务，惠农事件反而成了伤农事件”。不能以局部问题、某些不良的后果遮蔽总体上的成效和政策实施者惠农富民的初衷，亦不能以一些地方村镇的成功来掩盖存在的问题。揭出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作家莫言和国内评论者所秉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毋庸讳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天堂县”政府对于普通百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冲击政府之前，‘天堂县’的蒜农承担着各个机关的各种不合理税费，却敢怒不敢言。”而在蒜薹事件爆发后，“暴力机关迅速反应，用更加高压的手段将带头肇事者缉拿归案”。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官方的权力被大大地滥用了。村主任高金角对村民具有无上权威，他和高羊之间一个发号施令，一个点头哈腰，呵斥、等级代替了乡亲间亲切、平等的交流。乡党委书记的车子将方四叔撞死，方家人去乡政府讨要说法，当官的没人出来理会，只派一个小小的助理将他们打发。在小说中，“官方话语处于独白的霸气地位”，它“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容置疑、生硬威严，令人不寒而栗”。因而，“天堂县”亟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监督机制，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政府才能高效廉洁，民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类似的“蒜薹事件”也才不会继续发生。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农民在国外研究者眼里是“不平等的社会体系的牺牲品”，而在中国研究者笔下则是复杂多面的。“他们有自己的优点，也有不可原谅的弱点。他们勤劳、善良、淳朴、老实，但他们对异端却极端仇视，他们自私、无情、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方家兄弟很勤劳、坚韧，但对自己的父母与妹妹毫无情义。高羊虽然对基层官员的欺压不满，但他不想反抗，他是想借着别人的反抗得利。”中国学者对中国农民的认识要比国外研究者深刻、全面得多，他们不仅受到滥用职权者的欺压，自身也带有这一阶层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沉疴。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不懂法，怕见官。比如，方四婶的丈夫明明是被乡党委书记撞死的，却求告无门，最后被一个小小的助理糊弄欺骗，丈夫也只能成为孤野冤魂。

再比如把男女像拴蚂蚱一样拴在一起的换亲。方四叔为了给身有残疾的大儿子娶媳妇，就让女儿金菊换亲，嫁给四十多岁的、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牺牲女儿的幸福来成全儿子的婚姻。金菊和高马两情相悦，年纪相当，却得不到方家的同意，也不得到其他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乡邻看来，金菊和那位大她很多的男人的婚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合乎乡村习俗的，做女儿的应该听从父母之命。而金菊和高马之间的真心相爱在他们看来是败坏社会风气，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惩罚。农民不仅受到那些腐败的、滥用职权的官员的欺压，也自己给自己套上习俗成见的枷锁。高马敢于反抗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刁难，但无力反抗方家人因他和金菊私奔而对他的拳打脚踢。农民身上传统习俗的规约让他陷入无物之阵，无力反抗，也找不到反抗的对象。在中国批评家眼里，“天堂县”的农民不仅无助、无力、无奈，同时也无知、自私、怯懦，不是西方评论者笔下的“扁平人物”，而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是杂色的存在。

对于《天堂蒜薹之歌》急就章式的写作也在国内外评论中时有提及。美国评论者托马斯·英吉描述道：“1987年，地方政府号召高密东北乡的农民大量种蒜，但在供远大于求之后，政府又决定不予收购，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这部小说是根据发生在莫言家乡山东省的真实事件写成的。据说他对这件事情非常义愤，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创作。”国内的研究对此也多有提及。“当他看到报纸上报道山东苍山县损害农民利益并导致农民奋起反抗的‘蒜薹事件’的时候，不平则鸣的灵感喷涌而来，不由自主地中断手中的家族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创作，用 35 天时间迅速完成了《蒜薹》的创作”。“《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以发生于中国山东的‘蒜薹事件’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1987年山东苍山县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反应迟缓，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莫言搁置了正在写作的《红高粱》续集，用短短35天时间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这一方面说明莫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有着令人称道的创造性才华。据莫言自己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为农民鸣不平”是他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和目的。当时类似天堂蒜薹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而多数事件仅止于新闻报道，很快淹没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缺乏深度剖解，起不到持久的警示作用。莫言“将刚刚发生的社会重大事件转化为结构完整、蕴涵丰润的长篇小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这类事件的关注度，并借助文学作品得到深广传播。“为农民鸣不平”让他放下手中正创作的小说，“为农民鸣不平”让他冒着有可能被嘲笑的风险，埋头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正如莫言后来所总结的，他是以一个老百姓的姿态在写作，没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没有启蒙者的居高临下，没有权力附庸者的威严骄纵，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和普通百姓完全平等的位置，想他们所想，听他们所听，感他们所感，说出普通百姓的心声，体验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经历他们生活中的磨难。

在极短的时间内写出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莫言的创造性才华一展无遗，这一点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首肯。海外的评论说：“小说选取一个一般人不愿触动的题材，即1987年的蒜薹过剩，莫言把这个事件点石成金。”“莫言具有小说家的卓越眼光，他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描绘得栩栩如生。” 国内的研究更是对这部小说结构上的独具匠心赞不绝口。张学军分析说：“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王学谦、邵丽坤评论道：“他颠倒时空、变化视角，不断中断事件叙事的过程，在事件连绵起伏的山脉上进行多点爆破，使之分裂成一座座或高或低形态各异的孤立山峰，然后再把它们进行不规则的组合，把它们从事件因果逻辑的链条中分离出来。”之后再让“座座相对独立的山峰变成结构小说的板块，变成一座舞台，让不同性格的农民及其悲惨命运成为叙事的重点”。张文诺总结为：“小说的结构复杂、模糊，各个细枝末节相互关联，形成了交替、纠缠、多头、变幻、立体、多视角的态势，众声喧哗，多音共鸣。”“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不可预见的，又必须通过其他人物的叙述或回忆来补充完整，这样的叙述技巧增加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既让人感到支离破碎、山重水复，又让人感到余音袅袅、柳暗花明。”

《天堂蒜薹之歌》结构上的创新让这个贴近现实的故事披上了现代性的外衣，用现代性的创作技巧讲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展现出一个左右勾连、前后纠缠的生活空间，揭示了农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复杂样态。

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急就章成为经典的例子。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据说在四周内完成，是歌德所有小说中创作用时最短的。该书出版当年就在莱比锡书展上成为畅销书，掀起了一阵“维特旋风”，成为歌德被同时代的人阅读最多的一部作品，到今天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经典。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名篇《忽必烈汗》是睡梦中所赋。据说柯勒律治曾用鸦片来缓解风湿病带来的痛苦。1797年的夏天，他因病幽居在英国乡间的农舍里。一天，他因感觉不适服用了鸦片，坐在椅中阅读英国地理学家帕切斯的东方游记。柯勒律治在读罢关于“忽必烈汗敕命在此处营造豪华宫殿，并开辟御苑，将方圆三十里沃土俱囊括在四周墙垣之内”

一段后，药力攻心，酣然入睡，沉睡了三个多小时，梦中赋诗二三百行，醒来时还依稀记得全诗，于是急忙奋笔追忆。刚写下四五十行，忽然一个生意人来访，客人一个小时离去后他再次提笔追忆时，梦中所赋的其余诗句却飘然已逝，柯勒律治几次试图补续，无奈总不满意，只好就此戛然而止。这个离奇的梦境成就了一首世界名诗，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国读者诵读。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目前已有了英语、法语、德语、韩语等译本，这部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使其正在走向经典。

第四节《丰乳肥臀》：众说纷纭中的意义延伸

《丰乳肥臀》是莫言极为厚重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本人非常看重的一部小说。他曾在很多场合重复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就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莫言认为，该小说集中表达了他对生命、历史、乡土等问题的思考，是他文学世界里一块沉甸甸的基石，没有这块基石，他的文学世界就会倾塌。《丰乳肥臀》自问世以来一直广受关注，研究者从母亲原型探源，到采用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与诠释，小说的意义在众声喧哗中不断得到丰富、增值、拓展、延伸。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告诉我们，好的作品中大都隐含着召唤结构，呼唤读者去填补意义空白，将不确定的地方具体化。《丰乳肥臀》正是在国内外不断的解读与阐释中得到意义的延展，彰显出其经典性的品质。

《丰乳肥臀》2004年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译成英语出版，出版当年就在《出版者周刊》、《柯克斯评论》、《图书馆学刊》、《书单》等刊物上有书评出现，认为该小说“引人入胜”，“非常值得一读”；“是一部充满野心的小说”，“极富挑战性，灰暗的场景紧紧攫住了读者的心”。翌年，又有深层解析的文章在《今日世界文学》、《纽约客》、《看世界》（WorldView）、《时代周刊》亚洲版（Time International [Asia ed．]）等上面发表。Fu Binbin指出：“在莫言已出版的小说中，《丰乳肥臀》毫无疑问是在主题和视野上最有野心的”，“从最崇高到最怪诞，小说尽情地展示了母性的力量”，“读者读到的是一个顽强坚韧的女性形象”。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评价道：“莫言的小说试图以一个不屈不挠的女性形象囊括1900年以来中国的主要历史”，里面有“大量蕴含深刻的隐喻”，“称得上是一种相当有野心的追求”。美国学者查尔斯·R．拉森对莫言及其《丰乳肥臀》给予高度评价：“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没有人能比得上莫言，他的小说比其他作家更胜一筹，因为他关注底层人的生活，赋予他们毋庸置疑的英雄主义色彩。”“小说中的母亲毫无疑问是吃苦耐劳的大地女神，值得人们尊敬，她是生活中的力量之源，是经受了磨难的幸存者。”唐纳德·莫里森探讨了《丰乳肥臀》所表现的清代以来中国女性角色地位的改变，她们像男人一样，撑起头顶上的天空。

其实，在《丰乳肥臀》译成英语之前，西方已有深入研究该小说的论文出现。曾以莫言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陈颖（Shelley W．Shan）2000年在《今日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从父性到母性：论莫言的〈红高粱〉与〈丰乳肥臀〉》一文，详细分析了《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父亲形象和对“乳”的物化处理。陈颖对小说中的母亲给予高度评价：“母亲是里面最重要的形象，这个有着丰乳肥臀的女性遮蔽了小说中所有男性的光芒，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一个母性的世界。”《丰乳肥臀》中的其他女性也都个个性格鲜明，而相比之下，“那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却成为嘲讽的对象”，“不仅男主角上官金童一辈子迷恋女人的乳房，他名义上的父亲和祖父也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陈颖还引用彼得·布鲁克斯的观点阐释了被物化的身体对于历史的承载。彼得·布鲁克斯曾说：“描写身体是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但是写作时专注身体则是要赋予它一定的象征意义。”《丰乳肥臀》这一书名在陈颖看来显示了莫言要把身体融入他的历史书写，“利用身体来讲述历史，同时也讲述历史中的身体”。也就是说，莫言小说中对乳房的大书特书不仅是要表现母亲和小说中其他女性身体上遭受到的蹂躏，而且赋予其历史蕴含。“乳房，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不再是乳房本身，而是作家莫言重构历史的对象和媒介。”陈颖通过将《丰乳肥臀》和《红高粱》做对比观照，认为“从《红高粱》中‘我爷爷’喝酒，到《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喝奶，莫言的人物实际上代表了他对历史的质疑和嘲讽，也就是他认为的‘种’的退化”。“长大的上官金童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权力和政治长期压抑下的畸形儿。所以说，这个人物具有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层面的多重意义，他体现了莫言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

埃默里大学教授蔡蓉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自我与西方他者的复杂关系来分析莫言的《丰乳肥臀》。她首先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对待外国他者的矛盾心态。“自1840年遭受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对待外国他者的态度就是复杂矛盾的……现代以来，它既被视为给中国带来耻辱的入侵者，也被看作进步力量的代表。西方的启蒙哲学及先进的科学知识能够推动中国姗姗来迟的现代化进程。因而，中国人对西方他者是敬畏与恐惧并存，效仿与排斥兼具。”《丰乳肥臀》中由于母亲上官鲁氏私通的对象中有一位是外国人，因而就具有了中国自我与外国他者之间复杂对抗的意味。对跨种族性行为的强烈敏感背后，隐含的是对中国自我的焦虑。蔡蓉认为，莫言在《丰乳肥臀》里面“对本土与异域的表述，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化传统的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曾钟情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提供各种方案来学习、利用西方他者。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谭嗣同等激进的改革派赞同在强调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改革失败后，对儒家传统失去信心，甚至将之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倡导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方的启蒙思想来代替儒家思想。可以说，中国自我和外国他者的纠葛从来就没有远离过中国人的意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纠葛重新凸显出来，因为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改革时代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紧迫任务。

尽管在20世纪 80年代人们崇尚西化，但十年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国际政治的动荡让人们不得不审慎地对待这一西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了新民族主义思潮，国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一切都有效地建立起国人的自信心，而对西化浪潮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莫言的《丰乳肥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许多学者喜欢将《丰乳肥臀》与《红高粱》联系起来探讨，这两部作品都探讨了“种”的问题，都涉及“私生子”意象。《红高粱》虽然哀叹“种”的退化，但凸显的是男性气质，呼唤的是“种”的雄起，祖先和子孙之间有一道分明的界线：“我爷爷”和纯色的红高粱代表着光辉的过去，充满男性的魅力，而叙述者“我”和杂交的红高粱象征着男性祛魅的现在。但《丰乳肥臀》中的私通与《红高粱》中不同的是，上官鲁氏与之交合的男人中有一位是外国人——瑞典牧师马洛亚，生出的孩子是带有外国血统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上官金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美籍华裔学者梅仪慈指出，《红高粱》“探讨的是知识分子自我与农民他者的关系，从家庭角度来看，可以转换成个体层面的问题，有着浓厚的家庭氛围”，是国族内部问题。而《丰乳肥臀》探讨的是跨种族的男女关系，小说中瑞典牧师与上官鲁氏不合礼法的性关系代表着异域的入侵，僭越婚姻的双方是中国自我与外国他者。因而，“评论家们探讨的《红高粱》的主题——男女性关系、对后代生命力的忧虑，在《丰乳肥臀》中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种”在中国传统的夫权文化中强调男性的威权和生命力，《丰乳肥臀》中外国通奸者的卷入赋予“种”以男人的威权和男性气质之外的跨种族内涵，使得男性气质和性行为具有了新的动态复杂性。在这里，“种”的问题超越了家庭和个体经验，具有了外来者侵犯的历史蕴含。上官鲁氏和马洛亚的私通从隐喻层面看，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异域他者和本土自我的矛盾心态：上官鲁氏与外国人私通而生育出她期盼已久的男孩是对中国父性权威的嘲弄。而且，“这不仅是上官家族的问题，还延伸到集体和国族的层面”。丈夫以及与她私通的各色中国男人都无法让上官鲁氏怀上男孩，这是缺乏民族活力的显现。而马洛亚轻而易举地就让上官鲁氏怀上龙凤胎，说明外国他者具有优势地位。这个事件从隐喻层面上讲，是外国他者有能力帮助改变中国的状况，但从作品后面的情节发展来看，外来者的这一行为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从对中国母亲和外国父亲的惩罚、对西方宗教圣像的陌生化描写、对母亲与本民族及异族男人所生孩子的身心健全与否，可以明显地感受出来。

母亲上官鲁氏由于和外国牧师通奸而遭到惩罚，被五个鸟枪队员奸污，“因为她的行为是对国人男性气质的蔑视和侮辱”。与母亲私通的牧师马洛亚被胶东抗日别动队的“黑驴鸟枪队”称为“猴子”，这种动物化的称谓是要剥夺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将他视为一个他者而不屑一顾。口头的侮辱之后就是身体的暴力。鸟枪队员当着马洛亚的面蹂躏母亲，马洛亚试图阻拦，结果被一枪打中腿部。目睹曾经与之有过肌肤之亲的上官鲁氏被鸟枪队员轮番蹂躏，马洛亚拖着被打成蜂窝状的双腿爬到钟楼上，从上面跳了下来，落地后脑浆迸裂。“借助外国父亲的惨死和母亲被国人蹂躏，本土的父性权威和尊严被重新召回。”尽管外国人马洛亚由于带给上官家渴望已久的男丁而不得不承认他的活力和强大，但他的异域权力受到了作者的质疑。

《丰乳肥臀》所隐喻的对西方他者的焦虑和排斥还可以从小说中以中国人的视角，对基督圣像的异化式描写反映出来。《丰乳肥臀》的开头这样写道：“在光滑整洁的宇宙中，数不清的天体穿梭般运行着。它们闪烁着温馨的粉红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状，有的是屁股形……目睹着这伟大的和谐，马洛亚牧师热泪盈眶地高呼着：‘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你，唯有你！’”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出的“伟大的和谐”竟然呈现出乳房和屁股的形状，西方人信仰的宗教的神圣性无形中被解构了。接下来小说对圣母子、天使、耶稣基督的描写更是对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嘲弄。“马洛亚牧师静静地躺在炕上，看到一道明亮的红光照耀在圣母玛利亚粉红色的乳房上和她怀抱着的光腚圣子肉嘟嘟的脸上。因为去年夏季房屋漏雨，这张挂在土墙上的油画留下了一团团焦黄的水渍，圣母和圣子的脸上，都呈现出侏儒般痴呆凶狠的表情。”西方人眼中圣洁、安详的玛利亚和她可爱的儿子在这里脸上露出的却是“侏儒般痴呆凶狠”的表情，异域崇奉的神灵无法给中国人带来安静、祥和，相反，却是一副令人生厌的形象。西方的天使和替世人受难的救世主耶稣在中国人眼里同样滑稽不堪：“马牧师住房的后门一开，便直接进入教堂。墙上悬挂着一些因为年久而丧失了色彩的油画，画上画着一些光屁股的小孩，他们都生着肉翅膀，胖得像红皮大地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叫天使。教堂尽头，是一个砖砌的台子，台子上吊着一个用沉重坚硬的枣木雕成的光腚男人，由于雕刻技术太差，或者由于枣木质地太硬，所以这吊着的男人基本上不像人。后来我知道这根枣木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小说后面还描写这位天主耶稣身上落满了“灰尘和鸟粪”。救人于苦难的天使、替世人受难的耶稣在西方文化里受到人们高山般的崇仰，是人类在苦难中的皈依，而在莫言异域视角的陌生化处理下，其精神和信仰层面的神性不复存在，凸显的是世俗化的身体。在中国人眼里，西方的天使是“光屁股的小孩”，“胖得像红皮大地瓜”；而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是一个“不像人”的“光腚男人”。他们被从神坛上拉下来，成了俗不可耐的凡夫俗子。

《丰乳肥臀》中对西方文明的戏谑还可以从母亲的孩子们身心健全与否感受出来。由于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母亲”的孩子都是野种，但女儿们的私生身份很容易就被忽略了。上官家没有去管女孩们的生身父亲是谁，就欣然接纳了她们。村里人也没有对此有过任何疑问，因为她们的父亲都是中国男人，她们的出生“没有对本土父亲的权威构成威胁”。这些有着中国父亲的女孩们个个身体健康，像她们的母亲一样有着“丰乳肥臀”和旺盛的原始生命力，自主选择男人，而且一旦认定了就奋不顾身地追随，不管意中人是抗日军、爆炸队、共产党，还是投降派、国民党、土匪，都紧追不舍，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上官金童就不一样了。“本土女人和外国男人私通生出的孩子却没那么容易被接受，因为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族的范围。”母亲与牧师的性僭越被置放到外国他者与中国自我的语境下进行审视，借外国男人的“种”生出的孩子成为无法正常成长的怪胎，上官金童不仅一辈子吊在女人的奶头上，而且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性活力的缺乏剥夺了这位外国他者的后代继续繁衍后代的可能性。“金童男性气质的缺乏不仅消解了外国父亲之前对于中国男性的胜利，而且阻断了外国男性气质继续发挥威力的可能。”更进一步说，否定私生子的男性气质和走向成熟的能力不仅质疑了他的外国血统，而且质疑了他的出生本身。《丰乳肥臀》实际上是在借他者的雄性能力述说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最终在召回中国男性的尊严、压抑有外国血统的私生子的男性气质中得到缓解。

《丰乳肥臀》在国外的评价尽管不乏众声喧哗，但国内的喧哗声浪更高，参与者更众，音调更驳杂，经历了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作者被迫以个人名义声明停止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畅销——冷静、理性的审视等不同阶段。《丰乳肥臀》一度成为一个事件，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也给作家本人带来了“辱”—“宠”—“不惊”的跌宕起伏的情感体验。

莫言的《丰乳肥臀》中文版于1995年出版，当年10月获得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由徐怀中、汪曾祺、谢冕、李锐、苏童、王干、刘震云组成，授奖评语是：“《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着和激情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文风时出规范，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可能会引起歧义，但并不影响小说本身的内涵。”小说的篇名引起了评委们的关注。评委会主任徐怀中指出：“书名似欠庄重，然作者刻意在追求一种喻义，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评委会委员谢冕认为：“题名嫌浅露，是美中不足。”但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瑕不掩瑜：“《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象的巨流……五十万言一泻而下，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苦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写得尤为真切凝重，发人深思。”“这篇小说在历史的纵深感、内容的涵括性，以及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方面，标志着莫言创作的新高度。”虽然《丰乳肥臀》一问世就斩获“大家·红河文学奖”，但并没有立刻得到评论者的认可，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批评性话语。1996年发表了十多篇评论《丰乳肥臀》的文章，但主调是批评，这些批评的严厉程度从论文题目的用词上可以窥见一斑。比如“性变态视角”，“平庸之作”，“《丰乳肥臀》的文学史价值质疑”，“歪曲历史，丑化现实”，“《丰乳肥臀》关于历史的错误描写”，“历史不能胡乱涂抹”等。这些批评文章主要着眼于小说的题目和思想政治倾向，并未深入挖掘《丰乳肥臀》所蕴含的对现实社会弊病的反讽。尽管如此，莫言仍然受到巨大的压力，被迫违心地给出版社写信，要求停止出版该小说，已经印刷出来的封存销毁。受此事牵连，莫言本人无奈地从部队转业，黯然结束了自己21年的军旅生涯。

但是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后，多年前遭非议的《丰乳肥臀》开始畅销。据国内的一份畅销书排行榜显示，在2012年11月份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莫言作品包揽了榜单前10的位置，而《丰乳肥臀》仅次于《蛙》位列第二。这与20世纪 90年代对北京市进行的“被访者最反感的书”的调查结果形成强烈的反差，当时《丰乳肥臀》作为“被访者最反感的书”而榜上有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尤其是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授奖词中对《丰乳肥臀》的特别提及令这部小说不仅在国内反响热烈，在国外也引起新一轮的关注。不仅英文版的《丰乳肥臀》销售量与图书馆收藏量大增，俄文版在莫言获诺奖后两个月出版，西班牙语版、日语版等也或重印或再版。

近年来，国内评论界对《丰乳肥臀》的关注有上升趋势，但并没有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诺奖授奖词中对该小说的特别提及而一片赞扬，众声喧哗依然是《丰乳肥臀》评论中的基调。梳理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发现，这些研究呈现出这样几个趋向：一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回应之前的政治—历史批评；二是对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复杂性进行阐说；三是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莫言的写作策略进行批评性审视。

早在对《丰乳肥臀》颇多指责的1997年，金衡山就从“新历史小说”的视角，探讨莫言对待历史的态度，认为从小说反映的历史真实与否来指责莫言“歪曲历史”、“胡乱涂抹”历史，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公正。金衡山指出：“‘新历史小说’作家的一个共同写作倾向表现在他们消解历史的行为和态度上。”“那些‘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感兴趣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历史这样一种‘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注入奇妙的个人经验，使历史充满各种各样可观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则往往偏离历史的真实性范畴。在这些‘新历史小说’中，历史降低为第二位，起一种神秘的、不可确定的背景的作用，突出的是那些与这个背景或多或少有点关系的虚构故事。由此，历史成了一种他们可以把玩的东西，失去了‘本真’的意义。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消解了历史，更主要的是颠覆或淡化了构成历史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倾向。”在金衡山看来，莫言的《丰乳肥臀》也表现出对历史的颠覆或消解倾向，他对小说中的两种对抗力量——革命的、先进的、新生的力量与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力量，采取了与传统不同的描写方式，“拆除了它们间的对立关系”，颠覆了代表这两种力量的人物“在传统语境里已然形成的那种对立式关系”，但是颠覆并不是莫言的最终目的，其要旨在于“消解或淡化这种对立关系所指向和反映的关于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和历史的本真意义概念……历史的发展与其说是不同力量间的斗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人性的展示和保持的结果”。

近期发表的侯业智的论文同样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角度探讨莫言的《丰乳肥臀》。他从莫言的历史观“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出发，认为可将莫言的《丰乳肥臀》视为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本，“作者没有从政治—历史的视角出发去建构宏大叙事的模式，而是以‘我’母亲的苦难史和九个儿女的命运为线索书写了一部人类心灵的受难史，历史的正义性被解构，仅成为母亲受难的背景”。也就是说，莫言笔下的历史只是他头脑中幻化出来的以历史之名言说人物苦难经历的一种方式，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丰乳肥臀》，我们或许不会再囿于政治的视角而质疑作者本不存在的‘思想政治倾向’了”。这既是对多年前囿于历史事实而苛责《丰乳肥臀》的回应，也指出了该小说的价值所在，这就是“着眼于苦难，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手法，解构历史的合法性，立足民间立场，着力表现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抗争”。

同样是着眼于历史，赵勇从过去创作中所形成的两极思维定式和情感定势出发，探讨莫言对现实历史批判的根源。在赵勇看来，莫言笔下有两种历史，一是记忆历史，二是现实历史。缅怀记忆历史时莫言“激情荡漾、心潮澎湃”，直面现实历史时莫言“始而悒郁忧伤、终而义愤填膺”。莫言所经历的现实历史决定了他的创作生涯中浮动着一条批判的主线。从有记忆开始，莫言看到的就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动荡，还有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迷乱浮躁、欲望泛滥、野心膨胀。因而，在他的现实历史中，“积淀的更多是苦难、丑恶、辛酸和不幸，这使他打量世界时带上了一种冷峻、挑剔、阴郁、愤怒、嘲讽的目光”，对现实历史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批判的眼光。但这并不是说莫言对这个世界缺乏爱与肯定，因为“当一个人恨着、批判着、否定着的时候，正因为他有所爱、有所高扬、有所捍卫、也有所肯定”。对莫言来说，批判是表象，爱是深沉的内在。

国内的研究者除了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对《丰乳肥臀》进行诠释外，还对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进行了多重分析。有的认为“莫言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命运多舛的民间女神”，她“对每个孩子的爱是均等的、没有阶级区别，没有理由、没有区分”，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母亲的伟大与宽容”。但莫言对于母亲的描写分明突破了以往脸谱化的形象，母亲不再是扁平化的慈爱、奉献、伟大的化身，而是一个优良品性和缺憾同样鲜明的人物。一方面，她“慈爱、善良、宽容”，“重情重义”，“富有反抗精神、勇敢、大胆”；另一方面，她也“自私、偏心”，“心理扭曲”，“放荡”。她经受了不公，承受了苦难，但她不任由不公和苦难把她吞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学会了以牙还牙，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这样一个遭人诟病又令人唏嘘同情进而肃然起敬的母亲形象，是莫言贡献给洋洋大观之母亲形象中独特的“这一个”。

还有研究者以小说中的大量细节，说明《丰乳肥臀》是一部用“东方主义”策略写出来的小说。认为小说里面“从野蛮的生存空间到肉体上的牲畜化”，凸显了“中国人愚昧和野蛮的根性”；“道德情感与伦理的野蛮、兽性化”使得“整个的上官家族就像是个骂、恨、报复和相互间残杀的连环”；还有“人不如畜生以及怪异的东方情调”……论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丰乳肥臀》是一部失真、虚夸的小说，作者在写作中为了更好地满足域外读者的审美需求，对事件的叙述角度、场景的刻画和人物的描写、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策略性的调整，从而使这部号称民族史诗的小说显示出致命的偏颇。”“见仁见智”这个老套的词用在对《丰乳肥臀》的阐释上却恰如其分，对于它的众声喧哗还会持续下去，其意义也会继续延伸下去。

第五节莫言小说的国外解读偏好

同样是阅读、研究莫言的作品，由于问题意识和研究立场不同，国外的关注重心和研究角度与国内的学者相比，有明显不同。下面我们对这些不同做一探讨。

首先，联系、对应自身文学传统中熟悉的作家作品来解读莫言小说是西方读者的一大阅读定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读者倾向于把不熟悉的变为熟悉的，把相对陌生的中国当代文学融进熟悉的西方文学框架之中，寻找一种熟悉感和认同感，以唤醒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抑或印证他们对中国的某些想象。

美国知名期刊《今日世界文学》杂志社的戴维斯-昂蒂亚诺认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托尔斯泰式的鸿篇巨制……西方读者包括我在内认为它在视野上堪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罪与罚》相媲美”。美国学者艾丽丝·H．G．菲利普斯也不无赞赏地说：“《红高粱家族》……有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震撼力和丰富内涵，情节跌宕起伏，场景瑰丽多姿。”对于《酒国》，英译者葛浩文评价道：“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吉评价《酒国》的虚构技巧“或许只有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相媲美”。作家莫言以漫不经心地笔调引出丁钩儿调查红烧婴儿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让人联想起英国经典讽刺作品——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该小说不无嘲讽地提出解决爱尔兰饥荒的建议，即煮食多余的婴儿”。译成英文的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西方读者看来，“创造了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像卡夫卡的人变甲虫那样的意象”。

《檀香刑》译成德语出版后，德国奥格斯堡大学语言中心主任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在奥格斯堡“莫言作品朗诵会”的欢迎词中说：“作为德国读者，我当然会马上把这本小说和正直的强盗﹑杀人犯米夏歇尔·科哈斯的故事做一比较。但是，在克莱斯特的小说里，叛乱者怀有分外坚定的正义感，他最终既得到了人性的满足，又受到了公正的处罚。他在临终之时和世界、和社会秩序达成了和解。孙丙遭遇不幸，并非因为他放纵美德。对他的处罚并不公正，他至死也未能和统治极权达成和解……在猫腔艺人孙丙的故事中，公正世界、公正的社会秩序的神话被无情地摧毁。”《檀香刑》也令他想起耶稣殉道的故事：“孙丙的殉难史和苦难史是伟大的基督殉教叙事的世俗版本……上帝之子的苦难史以笑剧形式重现于凡人之子孙丙的苦难史中。因为孙丙的牺牲并未换来世人的解脱，反而让更多人送命。”而“孙丙的替身，勇敢的乞丐小山子之死和基督殉教有更大的可比性”。他“对生活没有奢望，愿意舍己救人”。在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看来，“小山子就像人类社会的基石，仿佛受到了天主教神秘学家多玛斯·耿稗思的启示”。但总的来看，“莫言的小说满纸疮痍，却没有强大的彼岸救赎”。甚至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中也不乏这种联想和对照：“莫言将幻想和现实、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复杂世界，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述传统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读者借自己熟悉的作家作品来理解莫言的小说，将东西方文学融合起来阅读，显示了东西方文学之间互识、互证、互察、互鉴的互动认知。

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有两种思维定式：一是求同，寻求与自己的文学相类的东西，追求不同文学之间的互证、互识；二是求异，寻求一种全新的、同自己的文化习俗迥异的东西，追求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这两者当中，求同是认知的起点，是接受的基础，是一种文学传统的读者接受另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学时必然会有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西方人在解读莫言的小说时喜欢同西方的文学作品相比照，力图把莫言的作品纳入西方文学认识框架的原因。

其次，国外读者在解读莫言的作品时存在着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想象性解读现象。中西方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在我国，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是长期以来广泛使用的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即在阐释文学作品时要了解作者和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文学修养、个性气质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作品的生成。同时，一定时期的文化风尚、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等也会直接、间接地作用于作品，因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就找到了理解作品的钥匙。这种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力求还原历史语境和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但鉴于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在诠释莫言的作品时难免会显现出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想象性解读。

以西方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为例。该小说的内容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惨无人道地杀害中国人的黑暗时期，这一时期，饥饿、贫困、苦难对中国人来说如影随形。因而，理解该小说要结合1937—1945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日本侵华事件。但“这些复杂的背景知识在西方人的《红高粱》书评、《红高粱》评论……难以见到……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美学层面……西方的文学评论家几乎不会想到要结合中国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西方研究者长期以来没有结合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来剖析中国文学作品的习惯”。在这种思维习惯支配下，《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被解读为“个性解放的先驱”，“具有男人一般追求个性自由的意志”。在西方理念观照之下，东方故事中的个性解放意识被极力凸显，而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女性“挣扎图存的弱势受难者、深重压迫下的奋起反抗者”形象却被湮没了。

但西方这种鉴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性解读是否就意味着缺乏价值？我们结合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阐释来进行分析。他以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为例，说明误读特别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读有着积极的价值。他指出：“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他的妻子的，但如果李商隐是在四川写这首诗的，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去世了……但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同时，也不要对外国人的解读带有偏见，认为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国人不也一直在研究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这样的西方经典作家吗？而且“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

无论是本族人还是外国人，要想真正有效地解读一部文学作品，需要既还原又超越小说中的具体历史语境。阅读是一个过程，是当下和过去对话的过程，是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学素养与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交流的过程，仅还原历史语境是不够的，还需要读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即运用自身的知识体系，与作品碰撞出主体新颖独特的见解。上文提到的《今日世界文学》的戴维斯-昂蒂亚诺在认识到很多西方人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疏离社会历史语境后，说出了自己的理解：“作为西方读者，我认为这部小说的主旨……体现了高粱地与人的身体之间的联系。《红高粱家族》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生命和尊严的毁灭与践踏，黎民百姓无法逃离野蛮的杀戮和战争带来的水深火热……武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失败后，普通百姓成为日军的靶子，被烧死、踢死、刺死甚至被剥皮、肢解。”“莫言似乎是要说明人的身体之所以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凌辱和摧残，是由于文化的无力、政府的无能。事实上，莫言创造了一种否定性的崇高，在这种崇高中，人的身体扮演着文化的功能，承受文化和公共意识不能承担的生命之重。”戴维斯-昂蒂亚诺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既兼顾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又没有囿于这一语境，而是利用自己作为西方学者的不同眼光，为《红高粱家族》诠释注入新的活力，让《红高粱家族》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又在异乡“活”了起来。

再次，把莫言的作品作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也是国外读者和研究者的一大偏好。不少外国学者都觉得，通过中国的小说研究中国，比通过纯粹的社会学材料更加真实。譬如葛浩文说道：“现在，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这种倾向可以说一直贯穿于西方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解读，莫言的作品也不例外。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之前更为突出，90年代以后有所淡化，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解读偏好。

《酒国》翻译成英语出版后被解读为“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尖锐批评……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师傅越来越幽默》“讲述的是中国过去20年来发生的事情”，《生死疲劳》“如史诗般壮丽，横跨1950年到2000年这段被称为中国改革时代的历史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更像一段史料记录，它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跨越历史时空的旅行”。《蛙》“是一部源于作家自身经历的现实主义小说，审视了中国备受争议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仅有的几部触及敏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文学作品，《蛙》成为媒体追踪的热点，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育纪实和生育史。”“莫言丰沛的想象力聚焦中国丑陋的社会现实……揭示了独生子女政策中野蛮的一面。”

文学有独立于社会的美学特征，缘何西方人对莫言作品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弥漫着摆脱不掉的材料学情结？这和欧美汉学（海外中国学）的起源有关。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属于汉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汉学”在欧美的发展，从19世纪开始，与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同时并行，因此经济因素是驱动“汉学”研究并促使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因。拿美国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部的分支，是其情报所和策略库。在冷战时期，地域研究、东亚研究资助的重要来源是美国国家安全部，现在虽然东亚各国都对美国大学的地域研究有所捐款，但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仍然十分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说，西方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其突出表现就是不由自主地从材料学的角度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最后，西方人在解读莫言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刻意突出所具有的或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内涵。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世界惯于从政治角度解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解读定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出现从政治向艺术的审美转变，但不能指望西方会完全放弃政治维度的审视而进行纯粹的审美阅读。

从政治性解读来看，西方读者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色彩，渲染作者的政治身份，挖掘小说的政治内涵。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曾这样说：“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这一认识可推而广之，运用于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曾撰写长文评论莫言的《生死疲劳》，称该小说“是一部对历史进行忠实反映的政治性长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西方世界对他中国体制内作家的身份甚或政治姿态都有诸多非议。对“莫言”这一笔名从政治层面大加渲染，对莫言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尽情发挥，试图让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以政治视野议论文学事件。

莫言的海外接受偏好警醒我们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中的诸种解读偏好。既不能忽视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说，也不要夸大其重要性；既不要因其夸赞而自恋、自大，也不能因其批评而激愤、自卑，“中国文学在海外输出过程中受到的欢迎、冷落、误读，都应成为提高自身的动力”，在致力于让国内外的评论形成有效对话的同时，坚持中国本土评论的主体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判断当代文学的权威性标准应首先从母语读者的心中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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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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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昆仑》，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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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剑华：《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论莫言〈红高粱家族〉故事叙事的文本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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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宇：《当代文学史视阈中的〈红高粱家族〉》，《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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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
收入贺立华、杨守森等：《怪才莫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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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Duke，“Past，Present，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70．中文引文参见[英]杜迈可：《论〈天堂蒜薹之歌〉》，季进、王娟娟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 6期。
Delia Davin，“Local Tragedies—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4830 Oct 2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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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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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Pavey，“Bitter Harvest—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New Statesman ＆ Society，8.360（Jul 7，1995）．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138 页。
王学谦、邵丽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艺术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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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谦、邵丽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艺术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张学军：《〈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张文诺：《20 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个人化书写——再读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杜程：《权力视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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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Duke，“Past，Present，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70．中文引文参见[英]杜迈可：《论〈天堂蒜薹之歌〉》，季进、王娟娟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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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程：《权力视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新版后记》，《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
王学谦、邵丽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艺术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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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 Gerson，“Revolting Tales of Revolting Villages—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The Spectator，275.8723（Sep 16，1995）．
张学军：《〈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王学谦、邵丽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艺术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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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智芹：《西镜东像：姜智芹教授讲中西文学形象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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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 Cai，“Problematizing the Foreign Other：Mother，Father，and the Bastard in Mo Yan's Large Breasts and Full Hips，”Modern China，29.1（2003），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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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莫言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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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是德国剧作家、小说作家、诗人，《米夏歇尔·科哈斯》是他有名的中篇小说。
[德]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和善先生与刑罚》，廖迅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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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屿：《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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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卿、王婧：《海外传播需摆正心态》，《人民日报》，201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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