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转入地下

1927年7月14日，希俨和我登上了由武昌开往九江的轮船。我们俩都化了装，希俨穿上了长衫马褂，像个绅士或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同船而行的还有教导团的几个干部，还带了一些文件。上船前，组织上特地关照过，在船上遇到熟人，互相都不准打招呼，装作不认识的陌生人样子。

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希俨的警惕性很高，就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于是就设法秘密通知同行的人，让他们下船后不要和我们同行，赶快先去南昌报到。船到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地告知来人，恐怕有坏人在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所以我俩就先上庐山去了。

我们在庐山云中天饭店住了几天，经过观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就赶紧下山，奔赴南昌，按预先的约定去江西大旅社报到。首先见到的就是陈潭秋同志。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他将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不过没有讲具体的日期。他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陈潭秋担任地下的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我和陈潭秋的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的秘书，徐管内勤，负责人事、文件档案和财务开支；我管外勤，接待上面来自中央、下面来自各地的交通员，并兼省委的机要交通员。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四个人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我们就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始筹备建立地下省委的工作。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性的转变。

我们开始筹备建立地下江西省委的工作。南昌城里有对姓徐的老夫妇，开了一爿酱园店，子女都是我们的党团员，我们就把省委机关建立在这家酱园店内。酱园店前面是店铺，中间是二老住的房屋，后面是放晒酱缸的院子，都是他们自己家的房子，像北京的小四合院一样。虽说店面不是很大，也具有中等的规模。潭秋和希俨分别化名为徐国栋、徐国梁，算是两老的侄儿，但因为两人的年龄和相貌相差很大，所以就以堂兄弟相称，身份都是徐家的合股人，即“股东老板”。陈潭秋留了小胡子，手里拿着个水烟筒，俨然像一个从乡下逃难来的小地主。我和徐虔直都是家庭妇女的打扮。那时我已怀孕了，但是并没有雇用保姆，除了由徐老太帮我们烧饭以外，洗衣服和清洁卫生等各种家庭妇女所必须做的事，都是我们两人自己动手做的。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完全改变了，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慕兰在江西南昌做地下工作时的领导—陈潭秋

我梳了个巴巴头，一身家庭妇女的打扮，过去又没有在南昌城里的公众场合中露过面，再加上挺着个大肚子，不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与怀疑。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一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据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列宁在狱中对外秘密通信，是用牛奶当墨水书写在纸上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收到信的同志只要把纸在火上一烤，字迹就会显露出来。在我们中国，多采用的是米汤水，用写小字的毛笔，蘸了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学作用，字迹就显露出来了。米汤水不能太浓，太浓了写在反面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来。毛笔也不能太粗，太粗了写在背面也会在正面看得出来。写好后再把书重新装订好，压平。此外，还要看文件的长短和带文件的交通员打扮的身份，灵活决定如何写。记得有一次要把文件送到上海去，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我们就不能将文件密写在线装书里，那样与他打扮的身份不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于是，就改为写在《圣经》里面，但《圣经》很厚，拆开后很难重新装订恢复原貌，只好用钢笔蘸米汤水写在字缝里，字就写得更细小了。本来我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由于经常晚上埋头在煤油灯下抄写文件，所以变成了近视眼，所幸度数不是很深。

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比如我去接头，出门和回来都要留心身前身后的情况，出去前先要张望一下外面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回来时先要在邻近的小店里买点东西，看看四周有没有跟踪盯梢的人。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地下工作的纪律规定，我们四个人所住的省委机关是绝对不许接待外人、不许暴露的。任何从外地来的人要接头，都不能直接到省委机关来。我和外地来的交通员接头，都是事先指定在某家旅馆里见面。在这些旅馆里，总会有一位茶房或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到了那里先找那个同志，用固定的接头方式对上暗号，然后才能见面联系。那时对赣西南、井冈山、赣东北来的人都有不同的固定接头方式。我们还有一只地下交通船，在赣江上航行，固定每半个月接一次头。但行船的时刻不像火车、飞机那样准确，有一段时间，只能事先预定大约在三天之内到达。在这三天之内，我就必须天天到江边的码头附近去徘徊。外表上要装作轻松自在地远眺江景，实际上却很紧张地时刻在江面上搜索那只交通船的踪影。交通员工作非但相当辛苦，还相当危险，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临时随机应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这个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窗口必须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出了问题。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话，到公园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并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潭秋同志说我做得好，应该这样机警才能确保安全，避免危险。

省委同志平时讨论工作时，我们做秘书的不作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会泄露机密。有时中央有重要同志来省委开会，就把麻将牌和筹码摆在桌上，装作打麻将的样子。徐老夫妇俩在前面店堂里望风，如有军警或陌生人进来了，他们就大声地咳嗽几下。我们听到后就正式搓起麻将来，即使是摆摆样子，也要故意弄出声响来，以免露馅。徐老夫妇对我们很好，真的亲如一家人，有时我晚上抄写文件要到天明，他们总是把煤油灯点得很亮。为让我专心工作，他们不睡觉，默默地守夜，做好保卫作。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们，只是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同志告诉我，他后来还见到过徐老夫妇，徐老的儿女都在赣西南工作，都已是党的高级干部了。

我记得很清楚，陈潭秋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时候，省委发的第一份文件，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份文件是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第三份文件是党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通告批评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两份都是转发中央下达的文件。1927年11月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段时间内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此段时间，凡在一些革命力量十分薄弱而敌人拥有强大武力的地区，不顾一切的蛮干、盲目举行的武装暴动，大多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这些文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处于低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时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工会工作。

早在南昌起义前，我们党已经估计南昌城是守不住的，因此起义胜利后没有几天，起义部队就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了南昌。部队转移后，我们留在南昌的地下江西省委工作非常紧张，也是非常危险的。敌人封锁了四面的城门，在城内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搜捕，看到行迹可疑的人就抓走。陈潭秋同志非常沉着，善于应变，他见我年轻，又怀了孕，怕敌人搜查问话时我会脸红心慌露出破绽，就教我只管低着头，不要看军警，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当一回事的镇静样子。低着头干什么呢？可以擦擦煤油灯罩上的灰尘，扫地，或是做缝纫活，买些布料，给将要出生的孩子做小衣小裤或尿布。军警来时，我只要低着头干活不出声，由他一人来应付。陈潭秋同志的身份是店里的股东老板，遇到敌人向他查问店里的账目和资本情况，他都能对答如流，一副小老板的模样。搜查的军警还要进入住房内，到处查看有无可疑形迹。毕竟是正规军警，不像那些打了败仗溃退的士兵到处抢劫、调戏妇女，什么坏事都敢干。但他们盘问人时却很认真，你必须十分镇定，从容对答，否则一慌张，或回答时颠三倒四，就会引起怀疑。

闲暇时，潭秋同志给我们讲了许多他的革命活动和经历，如在共青团安源地委任委员长时的工作经验、他所熟悉的党中央领导人的事迹，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所表示的崇敬之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揭露和批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等等。他知道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还说笑话：《三国演义》上写刘备为了避免引起曹操的怀疑，在园子里种菜，韬光养晦。我们现在与徐老先生合伙开店，以小工商业主的伪装来掩护自己地下革命活动的真相，不就像当年种菜的刘备吗？从这些闲谈中，我们向他学了很多知识。1927年11月11日，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潭秋同志还写了一篇稿子，表扬鼓励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小姐架子，而且很快就适应了地下工作的新环境，言行举止都没有让人发觉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可能正是这个鉴定，成为一年后调我到中央工作的渊源吧！

1928年1月间，希俨接到中央的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去兼任特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吴德峰同志与他同行。希俨本是一介书生，只会拿笔杆子，文章写得很漂亮。如今要他投笔从戎，去做领导农民和军队的工作，虽然他完全是外行，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命令。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自然不能随他一起走。在南昌医院依依惜别之际，他低声嘱咐我：“如果到那边工作开展顺利，到时候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团聚；如果万一有不测，就通过你的父母再转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黄梅老家去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伴侣，党叫做啥就做啥，千万保重。”我只是含泪低头听他的惜别叮咛。我把他所嘱咐的话牢记心头，继续留在省委地下机关安心工作，同时又冀盼早日能再与他团聚。

七个月后，令人难过的消息接踵而至。先是陈潭秋夫妇奉中央之命，要调到上海的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饶漱石又告诉我希俨已经壮烈牺牲的噩耗。他说：“潭秋同志隐瞒希俨已经牺牲的消息是不太对的……”我猛然间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强忍悲伤回来问潭秋和虔直同志，他们这才对我说出实情：1928年5月间，希俨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虽然他们早已得知，但考虑到我产后多病，身体不好，怕我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一巨大打击，便决定暂时隐瞒，不让我知道，想找适当的时候再告诉我。如今中央下令要调他俩去上海工作，正想在分别前对我说明真相。我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早就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并且也有思想准备，但事情突然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能承受？我既为敬佩的良师益友和亲密的革命伴侣希俨的牺牲无限悲哀，又舍不得一直像大哥哥、大姐姐一般对我热情辅导、爱护备至的潭秋夫妇的调走，真正是生离死别，悲恸不已。但在当时地下工作的环境里，是不能公开为希俨设立灵位、放声地哀号痛哭的，只能在深夜里独自默默饮泣，点点热泪滴在还浑然不知自己已永远失去了父亲的遗孤身上。

潭秋夫妇是知悉希俨临别前对我的嘱咐的，安慰我说：“我们立志入党，就要为党牺牲一切。希俨同志已经实践了他的誓言。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要揩干血迹和眼泪，站起来继续战斗。你们虽是亲密的革命伴侣，但如今应该节哀，你绝不能过于悲伤，损坏了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振作精神，实现希俨的遗愿，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现在孩子还没有满周岁，待他断了奶后，慢慢设法让你的父母来接孩子回去，再转交给黄梅宛家，使孩子在祖父母的抚养下平安地成长，你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继续为党工作……”

我只得含泪忍悲地跟潭秋、虔直夫妇依依惜别。我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虽然只有一年，他们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亲切而深刻的印象。万万没有想到，南昌一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俩了。

希俨牺牲时刚满二十六岁，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的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我继续留在江西省委机关坚持工作，直到1928年12月接到党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这时孩子已可以断奶了，我就遵照希俨的遗嘱，给家中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到上海去继续升学进修，但身边带着个刚断奶的孩子不太方便，家里是不是可以来人把孩子接走，送回他父亲的老家，给他的祖父母抚养。母亲接到信后，带了二弟黄仲伊（彰任）如约前来九江相见（因为我已经买好了由九江去上海的船票）。那天正值岁暮严寒，风雪交加，三代人相抱而泣，难舍难分。此情此景，又怎能忘！在这一年中，我的乳水溶着泪水哺育着杰儿，年幼的孩子并不知道生父已为革命牺牲了，生母又服从组织安排即将离开自己走上征途。我却知道此番一别，天各一方，心中自然悲痛万分。但是，为所有的孩子谋求未来的幸福是革命人的职责。我含泪安慰母亲，相信定有革命胜利母子重逢的一天。妈妈也宽慰我，黄宛两家一定会善待希俨的骨血，叫我不必牵挂。

我和母亲、孩子三人难舍难分之际，二弟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他已加入了共青团，但怕父母担忧，没让他们知道。我听了不禁破涕为笑，对二弟慰勉有加。母亲和二弟交给我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面致蚌埠警备司令唐蟒贤契亲启”字样。唐蟒乃唐才常烈士长子，他和弟弟唐有壬均为我父亲的学生，父亲的学生们对他都很尊敬。信的内容很简单：小女淑仪（彰定）去上海求学，一切请予照顾……母亲告诉我：“这封信你带在身边以防不测，万一半路上遇到军警检查，或有什么阻碍，你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不凡，就能平安通过。”弟弟的智慧，父亲的慈爱，为我设计周全，永志难忘。所喜一路平安，这封信在路上并没有派上用场，但使我懂得可以利用进步的上层关系或社会关系，对我们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作掩护。后来我们做地下交通工作的人，常使用这种方法，在自己的行李内放一封写给跟自己家庭多少有点关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将领的信，遇到检查或被怀疑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成为脱身的“通行证”。

日后从家信中得知，我父母和弟妹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连他的名字也是我父亲取的：宛昌杰。这是纪念他诞生于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孩子在黄家住了半年多时间，由其祖父宛瑶峰亲自到武汉，把孙子接回家乡抚养。临别时我父亲还用红纸清清楚楚地写上孩子的生庚“八字”交给他的祖父，并祝福他平安长大，早日母子重逢。

就这样，我忠实地执行了希俨的遗嘱，把孩子交给两家的老人悉心照顾抚养，使他能在平安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而我自己也再无后顾之忧，忍痛别亲人，毅然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更艰辛的战斗。一直到全国革命胜利后，才骨肉团聚。不久，又因受审查再次长期被隔离，平反后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圆。与希俨在大革命时代有深厚的革命情谊的章蕴大姐、袁溥之大姐见到昌杰，均深喜故人有子。说我们历尽艰难曲折，血亲不断，是党性、天性和政策性的统一。我想，这也是我奇姻、善因结善果吧！

1. 黄梅县志P.215：（1927年）7月28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派刘伯承、聂荣臻和江西省委常委宛希俨、黄道等开秘密联席会议，商讨有关武装起义问题。根据党的决定，陈潭秋、宛希俨等不公开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他们在南昌坚持地下斗争。希俨写了《如何做艰苦细致的点滴工作》，规定了秘密工作的要求和开展地下斗争的条件，并阐述了保密和纪律的重要性。1928年2月，希俨离开南昌，到赣南兼特委委员。不久，中共赣南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希俨不幸被捕，1928年4月4日牺牲于赣州城内卫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