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央秘书

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作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慕兰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的领导—周恩来 图片说明：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留影。

我当秘书虽然只是个一般的工作干部，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学习了许多在白区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中央的领导同志得悉希俨牺牲的消息后，对我都非常同情和关怀。见我尚有些许才华，更有革命的志气，就更加注意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从他们讨论问题、研究工作的言传身教中，使我深受教益，觉得这几个月的工作实践，比进党校学习的收获还要大。以后我能独当一面地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也是同这几个月里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须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我产后多病，得悉希俨牺牲后又过于哀伤，人也愈益憔悴消瘦。与贺几次见面加深了解之后，他就找我个别谈话，对我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他说：“你不应该总是这么悲伤，这么憔悴。虽然你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不应当总是带着这样一种悲伤的情绪。我们宣誓入党，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可能一帆风顺。要牢记列宁同志的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武器，就是组织、组织、再组织，学习、学习、再学习，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不应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着困难上，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坚定地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革命工作、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好处。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当然也要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活放荡的浪漫作风。”他还介绍苏联妇女奋发自强的情况，来鼓励我摆脱消沉情绪，及早振作起来。

这样的谈话，既亲切，又关怀，更显示了他的高尚品格，使我受到感染和鼓舞，不但精神日益开朗，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彼此间的感情也愈益加深了。终于，有一天，他直率地问我：“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我点了点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他说：“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此事我反复考虑之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

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照样也能独立工作，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所以当即就反驳他，说他讲那些话完全是他个人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争执了一番后，便不欢而散。回来后，我仍然很生气，跟领导讲了此事，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与团中央联系、与饶漱石接头的工作了，请中央另外换一个人吧。但当天我没有遇见周恩来同志，没有向他直接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没能提起这事。会议之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老想着饶漱石这个人没有道德观念，对妇女干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推测。这样的讽刺挖苦，可以说我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越想越难过，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皮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等到想起时，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

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我当时住在新闸路，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我多有勖勉。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想当初，我和贺昌的结合，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损伤我的自尊心……就这样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最使我懊恼的是：我从小事事争先，从没犯过错误，换过许多岗位，领导都很看好我，这次调任秘书，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肯定要受批评、受处分。就是领导能原谅我，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糊涂观念，心想算了算了，满腹的苦闷，无处申说，干脆了此一生算了。这样一闪念间，就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只图一死了之。那时还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在水里沉浮，结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搭救了上来，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救我上岸的警察和济良所的人问我：“这么年轻轻的，为什么要跳江自杀？”这时我已头脑清醒，明白自己绝不能吐露真情，以免连累组织和同志们，于是就编造了一段情节，说自己因为失恋，心情苦闷，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到上海来找表哥，但他搬了家，没有找到，而所带的皮包却被小偷偷走了，身无分文，又人生地疏，连回南京的路费也没有，情急无奈之际，一时想不开而投江自杀。他们又问我表哥在上海的地址，我说新的地址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也不会去跳黄浦江了。他们问我表哥的姓名，这时我已迫切地希望回到组织的怀抱里，就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同志的化名，说成是我表哥的名字。因为这套情节我编造得合情合理，也很符合我的年龄和打扮身份，所以水上公安局和济良所的人都信以为真，对我都很表同情。第二天，在《申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慕兰同志，我们调你到中央来工作，是党对你的爱护，想培养你，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斗争水平，你怎么就排除不掉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情绪呢？你走出家庭来参加革命，当初虽然只是为了反对旧式的包办婚姻，但你既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应该以工作为重，遵守组织纪律。饶漱石同志讲的那些话是不对，他不应那样讽刺挖苦你，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有缺点错误，都会受到党的严厉批评，那可比饶漱石说的这些话要厉害得多。如果你挨批评或是受了点‘委屈’就要去跳黄浦江，那你有几条性命啊？我们既已把生命献给了党，那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决不能稍不如意就轻生自杀。像你那样轻生，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自杀轻生，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冲动，虽只是一闪念间的糊涂思想，却是严重的错误行为。你不是认识瞿秋白、杨之华同志吗？可惜你还不知道他俩结婚时堪称典范的举动：当他俩准备结合时，之华同志通知其前夫沈剑龙（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之子），沈接信后，就赶来上海道贺，三人还联合在报纸上刊登彼此间婚姻离合关系的启事，表示今后仍是好朋友，这才是高尚的友谊。何况你当时已反驳了饶漱石，对他反唇相讥过了。我们对饶也不必再提此事了，相信他自己也会懊悔，不应该以如此粗暴的态度对你说那些刻薄挖苦的话，损伤了你的自尊心，以致闹出这么大的事来。但这也只是一个态度问题，你也不用记恨，今后见到他也不要再去批评他了。你千万要记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受到挫折，都要及时向组织汇报，组织上说你该怎样，你就怎样去做。”我插嘴说：“那天的事，是我来不及向您汇报，如果早点汇报了，能受到您的教育帮助，也就不会有这种糊涂思想了。”恩来同志又接着说：“好了，你知道就好了。应当知道革命同志之间相互尊重加强团结的重要性。有时同志间产生些误会，对方的批评过于严厉，话说重了些，只要是善意的，就应当虚心地自我反省；即使与事实有出入，也应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既不可以对批评你的人怀有反感，或报复挖苦，更不能自己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你既已献身革命，就要一切从革命大局出发，而不应斤斤计较个人之间的恩怨。你是熟读古书的人，就应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今后遇事应冷静，要多作理智的思考。”我说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恩来同志又说：“你已经向组织上坦白，讲清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并且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至于丢失的会议记录本，虽然找不回来了，但我们早已知道，你向潭秋同志学习，自己编造了一套符号式的速记密码，别人谁也看不懂。所以不会泄露党的机密的，你就放心好了。何况你在外面对公安局和济良所的盘问所说的话，都很机智巧妙，一点都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更没有忘记要回到党的怀抱里来。如果你想脱离革命和党的组织，你就会给你父母写信，回到父母的身边去了。但你并没有这么想。”（其实那时我心中又何尝没想过回家去呢？）恩来同志似乎洞察我的心事，但却不点穿，继续说道：“你如果想回家脱离组织的话，你就不会说出张国华是你表兄，因为他搬了家找不到了这番话来。这表明你在济良所时，就已经在思想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想尽办法要回到组织里来。你这次只是思想上一时糊涂，并不是对革命悲观失望而产生的动摇，自己又作了检讨，还请求处分，我们考虑，给你一个批评，对你帮助教育就行了，不必再给你纪律处分了。但从你现在的思想情绪来看，我认为你的小资产阶级尾巴还没有完全割掉，没有彻底改造好。这一点，你务必要加强党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对革命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念，要下工夫努力学习和工作，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恩来同志严肃亲切、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心中豁然开朗，永志不忘。从此以后，我在革命征程上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曲折，受到多么严重的挫折、打击或误解，我都能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之，再也没有萌生过轻生自杀的念头。

贺昌知道此事后，没有批评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后悔了。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只是说：“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忌，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这也是难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听贺昌这样一说，想到他那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此后，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再后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

1929年春，上海的工人在酝酿罢工斗争，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到基层去体会劳动是创造一切的源泉，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我就请求组织上把我下放到工厂去，使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党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的斗争第一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