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苦心自知

——关于孙犁

一

过多地给孙犁先生唱赞歌，他不会喜欢，我也不会那样做。孙犁先生曾告诉过我：“你终究是年龄小，和我接触少，对我了解不太多。”

说我和他接触不太多，确实如此。然而这几年来，我毕竟和他接触多次了，感受着他为人为文的各个方面。

二

春节前，我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张学正先生一同去看望他，那天只有他自己在家里。他兴致很好，和我们谈笑，不时出现连珠妙语，屋子里的气氛很热烈。

这时候，我才想起自己还在河南时，有一次来天津办事，突然间染疾卧床，再也走不了了。在天津，我举目无亲，自己又行止困难，不得已托人给河南拍了一份电报，又写了一封信给孙犁先生。

过了两天，河南来人了，照料我回程。而给孙犁先生的信，过了三天他才收到；他自己行动困难，马上让保姆买了东西来看我。自然，保姆未见到我；孙犁先生却不放心，又往河南给我写了一封问候信。

这是一件平常事，但体现着人间温情。我在这里记下这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是想说明，孙犁先生并不是像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不近人情。

段华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经常就读书的某一问题向孙犁先生请教

段华在南开读书时与孙犁先生合影

三

倒是有些事，孙犁先生难以去做“人情”。他自己也不讳言，比如他告诉我说：“有些事，别人也让我干，可干不了有什么办法。我身体不好，视力也差。”

孙犁先生说的是实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本来想让孙犁先生在正文前写个导言，但先生考虑到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不了那么多的作品，于是就实事求是地给负责人回信，说明了情况，请他们谅解，并让他们再找人，以免误事。

这事看起来似乎无情，但反过来想一想，这起码要比那种争出风头、虚张声势的人高出多少倍。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因为出版社的原因，我请他题的书名未用上。这不仅使我终生遗憾，而且让我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他并没有生气，却反过来安慰我道：“没关系，没关系，我写的字不好。”

四

抗日战争的残酷性，自不待言，日寇丧失人性地戮杀我国人民；但此间中华民族的英勇顽强也让全世界注目，此所谓美与丑的两个极致。孙犁先生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看到了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这些作品，影响了一大批读者和作家，也奠定了孙犁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有人却一面说“作家爱写什么当然有他自己的自由，何况中国大多数读者的情感趋向和作者一样”，一面又说“在《荷花淀》这类作品中，现实生活中残酷的战争到孙犁的笔下似变得像一场轻松的游戏，作者要表现的美好的极致实在缺乏一种沉实的基础”。（陈越：《我观孙犁》，《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3期）

我不知道陈越同志是否经历过抗日战争。按照他文中的观点，孙犁先生只有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这个极致，他写的美好极致才有“一种沉实的基础”，那么，陈越同志是不是片面地理解了现实主义呢？文学总是引人积极向上的，如果作品里到处都是硝烟血腥，还能让人感受到这种积极的引导吗？

孙犁先生在文集自序中说过，不管怎样说，他的作品经过岁月的检验，总算列队越过关山完整地走了过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孙犁的作品，取信于时代，也将能流传下去。我觉得陈越同志似还不理解孙犁。事实上，孙犁的作品，时时刻刻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那光辉就是鼓舞人民追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安宁幸福。有意味的是，几十年之后，孙犁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明确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美学思想：“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予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受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孙犁先生并不会把外界对他的褒贬放在心上，对陈越同志的一些观点，他也只是宽厚地说：“我觉得人家也没有攻击、谩骂，说得也有点道理，这只是学术认识上的不同。我确实也没写战争的残酷性嘛，这个问题40年前就有人提起过，他发表他的看法也是应该的嘛。”

这与某些人所说的，孙犁总坐在屋里骂人、不近人情的说法，多么不相吻合！报纸上印错了孙犁先生文章中的字，他还说从文意上说得通；甚至有青年抄袭了他的作品，他还宽宥地说青年人急功近利，有时不免做点错事，但不必深究，认识到错误改掉就好。

孙犁先生也知道别人怎样说他，他说：“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至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无聊有之，骂人之心，确实没有。既不坐在家里骂人，也不跑到街上捧人。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相、汰除恩怨为箴言。如此行文，尚能招怨，则非文章之过，乃世无是非之过也。”

五

天津日报社《文艺》双月刊的主编邹明病逝以后，孙犁先生感到很不好受。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一个人在家，说：“邹明死了，这几天我心里老是闷着。前几天写了四五千字，交给《光明日报》了，发表后你可找去看看。可能是因为邹明跟着我时间长的缘故。”说完，他沉静下来，默默地去抽烟。

这就是后来我在1990年1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看到的《记邹明》一文，七八十岁的老人，写得那么长，那么真挚深情，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五千字的文章里，既写了邹明，又写了自己，还写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时代风云、人世沧桑、邹明的优缺点和他不谙官场世故的性情尽在其中。孙犁先生写道：“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悲、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

但愿别再有人说孙犁想摆脱政治，事实上他一再声明说自己相信“‘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的说法”，换一个角度去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孙犁先生认为过去文人和做官分不开，从历史的角度清醒地分析了文人轻视官位的情况，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战。对于现在某些人要淡化政治、淡化生活，孙犁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而且，某些作家赤裸裸地要地位、利益，“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

因此，孙犁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来有些作家常常指责领导、评论家，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很少有人自问，他的‘创作’，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规律。”

六

孙犁先生不是完人，他也有弱点。他幼年体弱，后又脑体有病，至今头仍摇晃不止。按他和北师大郭志刚教授的谈话中所说，这是“抽风病”在幼年给他留的后遗症。此病有时让他眩晕，让他头痛，1956年的一场大病更加重了此种病情。他有时如一个诗人兴奋激动，有时却又沉默寡言；反映到文章里，有时尖利如锋，得罪了不少人，有时却又委婉醇厚，像陈年老酒，但总体来说，孙犁先生晚年的作品有一种淡淡的美丽的寂寞，让人咀嚼不厌。当然，他并不是总是这样，有时也来点幽默，只是这幽默是文人式的文雅，能让人达到心领神会的地步而已。例如，他在《谈杂文》中，很戏谑地写了一段话：

“如果认为凡是国外的，就都是好的，可以拿来的，那就像他讽刺西崽像文人一样，‘英文，英文，一笑，一笑了’。”

我每次去见他，总是他一个人在家里，或读书或写作。尽管搬到了一个新地方，还是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1986年，他就告诉我：“他们要给我装电话机，我不让装；他们说这是一种待遇，级别的标志，我要级别有嘛儿用？”关于孙犁的级别，曾有人认为是处级，其实那时他的儿子就快到处级了。一个1938年投身于抗日革命队伍的老同志，早已闻名中外的作家，今天依然在默默地为文学奋斗着。

大病之后的孙犁先生

前几天，我又到他那里看他。他高兴地和我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我有时插几句，有时默默地听他兴高采烈地说又写了几篇文章，已在《羊城晚报》《文汇报》上发表，那情景宛若小孩子在向客人展示自己的珍宝一样；也听他谈他喜爱的《随笔》杂志等。

刘熙载在《文概》中说“文章老更成”；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谈到王阳明晚年的学问境界，用了王龙溪的两句话：“所操益熟，所得益化。”这些话用到孙犁先生身上，正相宜也。

我要告辞时，他拿出新印出的《芸斋小说》到书房里去签名，我在门口等着，保姆阿姨笑着说：

“段华这几年长高了。”

“是的。”我回答着，从孙犁先生手里接过书，下楼骑上车回自己的住处。路上，早春的风迎头吹着，虽还有凉意，心里却很惬意。

1990年3月6日下午 南开大学图书馆

注：此文写完，请孙犁先生审阅，他删去几段似乎歌功颂德的话，并建议我把涉及某作家的一段比较偏激的话删去：“人家倒霉了更不要说人家什么，写文章要宽厚。”我照他的意见办了，这使我又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1990年3月15日下午从孙犁先生处把原稿拿回，晚改讫，在天津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