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动物伦理与当代英语生态文学

20世纪末，全球资本支配下的人类活动使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在人文领域体现为生态文学的迅猛发展。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国的很多作家们立足本土，又超越时空界限，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文学的重要议题。相关作品一方面扎根现实土壤，客观再现了动物行为研究的不断进展，另一方面充满生态理想和想象，超越了不可逾越的物种疆界。作品蕴含的动物伦理成为作家提倡环境理念、生态意识和生态身份建构的能动载体。当代英美生态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动物伦理思想，而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国的生态文学因为环境议题和殖民历史的复杂交织使得其中的动物伦理思想更为丰富和多元，更能体现全球化语境下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对新时期构建新型的人类—动物伦理关系更具参考价值。本章首先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动物伦理内涵进行了相关探讨，然后重点选取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三部小说为研究对象，即高蒂（Barbara Gowdy）的《白骨》（The White Bone，1998），尼科可（Marlene van Niekerk）的长篇小说《典范》（Triomf ，1994）和温顿（Tim Winton）的《浅滩》（Shallows，1984），兼顾作品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全球化语境下环境、殖民历史等同动物伦理的互动关系。通过探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些作品蕴含的复杂的动物伦理思想，旨在深化对人类本性，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历史、种族、伦理等问题的复杂纠葛的理解，拓展生态文学的批评空间。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动物伦理

全球化语境下的环境问题超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的界限，关乎每个个体、整个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命的命运。人类不仅需要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也需要对地球上的所有物种、所有生命负责。作家通过文学传达出对环境问题的焦虑和担心，对人类的“独特”地位、行为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当代英语生态文学紧扣时代主题从正反两面呈现“生态”这一主题，考察了全球化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纷纷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动物，从本学科的视角思考动物，反思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动物研究”的热潮，催生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动物转向”。文学中的动物研究，尤其是其中的动物伦理思想成为研究热点。

动物伦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在《牛津动物伦理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Ethics，2011）中，比彻姆（Tom L.Beauchamp）认为动物伦理是“出于方便，对哲学以及非哲学各领域出现的各种相关动物著作的简称”。^[163]这一界定比较含混。事实上，要理解动物伦理，首先还是从“伦理”自身入手。所谓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理是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对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等西方先哲而言，动物不能同人类相提并论，人类可恣意支配动物，在处理与动物的关系时，不必考虑是与非、对与错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动物不会上升到伦理层面，因此不存在动物伦理的问题。西方先哲有关动物地位的论述得到普遍认同，并在实践中得以应用。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人在处理自身与动物的关系时，不再考虑是与非、对与错的问题。随着社会进步和动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动物作为平等主体看待，将对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准则运用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上，新式动物伦理应运而生。新式动物伦理强调动物解放、动物主体，主张将人类的伦理准则运用于动物。动物权利、动物解放、动物福利、物种主义等术语或概念涉及人类应不应当给予动物适当的道德考虑，动物是否应当拥有与人类相同的生存权、不受侵害权等问题，这些都是动物伦理涉及的内容。从广义上而言，人类基于动物进行伦理思考或由动物所引发的一切伦理问题都可称为动物伦理。另外，现代动物学，尤其是动物行为学研究表明，很多哺乳动物也存在家庭伦理，这为动物伦理讨论增添了新的维度。

尽管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个古老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正义运动的发展，现代动物权利运动才逐渐兴起。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人们对动物伦理的兴趣和哲学探讨快速发展。1975年辛格（Peter Singer）的代表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使人类同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严肃的学术探讨，动物伦理的第一次浪潮由此展开。随着动物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动物伦理越来越靠近主流，在过去十年间，奠基性的理论性工作卓有成效，可以确信地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动物伦理的第二次浪潮”。^[164]动物伦理的核心议题是“动物的伦理地位问题”，^[165]也就是动物值不值得我们的伦理考量，有没有伦理权利，有没有伦理地位。

文学中的动物伦理主要通过作品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对动物的态度，以及所映射出的作者对动物的思考为切入点。论述文学作品中的动物伦理不可避免地考察文学人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动物伦理必然要考察在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时期，不同种族对动物的态度，这要求不能以任何一个时期、一个地域、一个种族、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中对人与动物主导关系的判断作为动物伦理的圭臬。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在人与动物的动态关系中考察动物伦理思想。在世界进程和社会文明进程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人与狗、猫，人与鲸鱼，人与大象等动物之间的关系无不如此。

动物伦理思想具有复杂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可能有相对统一的集体动物伦理思想，这是动物伦理的集体性；而每个个体因个人知识结构、人生体验、社会地位等不同而有各自的动物伦理思想，这是动物伦理的个体性。动物伦理的集体性和个体性是一种互动关系，相互影响，虽然不排除矛盾的可能性，但总体上个体性和集体性朝趋同方向发展。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国际组织成为世界联结的新形式，在人与动物关系问题上施加影响，赋予了动物伦理的全球化特征。尽管如此，各地域、各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和现实因素，会保持处理人与动物关系的传统模式，这是动物伦理的地方性。动物伦理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也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地域的动物伦理思想可能领先或落后于全球的动物伦理思想，但是基本上朝趋同方向发展。文学和全球化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不仅反映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且深化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和知识建构”。^[166]文学中的动物伦理思想探讨既要考虑全球化语境，又要注重地方性特征。

动物伦理不分财富和地位，不受国家、民族、种族、性别、文化的拘囿，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但是伦理思想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动物伦理基于的是一种爱、同情和尊敬。但是在等级社会、等级思想的影响下，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受压迫的他者或受害者表现出强大的爱、同情和通感的能力，因为他们更能意识到自由、平等、尊严与尊重的宝贵和真正价值，同时动物也使他们获得一种慰藉，是消除苦闷、情感投射、获取尊严、感受自我价值和意义的重要能动体。

第二节 《白骨》的动物创伤叙事

加拿大小说家高蒂的《白骨》以大象视角展开叙述，主要从姆德、拜德、泰姆的角度讲述象群竭力逃离人类宰杀并寻找“安全地”的曲折经历。自出版以来，《白骨》中的拟人化手法和叙事策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研究者普遍对高蒂的拟人化书写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她成功地使大象发声、为大象代言。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认为小说中“大象的语言、社会结构、智慧和精神世界都和人类的一样真实”。^[167]休根（Graha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认为高蒂“施展拟人技巧的正面塑造能力，将大象从转喻、隐喻或寓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通过赋予大象语言、可辨识的个性和宗教思想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工具性动物形象，颠覆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范式。^[168]德国《南德日报》评论说：“在这里，我们不像旅行者那样穿越大象的世界，也没有一笑而过，而是‘变成’了大象，并沉浸在它们的世界里。”^[169]研究者在肯定高蒂的动物叙事的同时，也不避讳动物视角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德梅罗从大象的语言能力、宗教信仰和故事中真实与虚构的杂糅等方面探讨高蒂动物叙事的不足，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很容易使关于大象的政治探讨难以实现，甚至无法严肃考察大象和其他动物心理的塑造”。^[170]休根和蒂芬也对作者独创的大象语言的效用表示疑虑，认为大象观察视角下所使用的词汇可能“导致该故事的幼儿化理解”。^[171]总体而言，不管是对作家创作手法的肯定，还是对动物叙事局限性的揭示，基本上还是对故事的表象式研究，缺乏通过文本细读、透过大象复杂的心理刻画和再现，深入细致地探讨大象的主体性呈现，因而对作家创作意图的考察也难免流于表面。那么，高蒂的创作旨趣到底是什么？拟人化的创作手法到底赋予故事什么样的精神特质？或者说该小说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故事正式开始之前的独白是打开该小说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遗憾的是，这部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如果他们活得够久，他们便会忘记。但是大部分活得没有那么久，因为在记忆力衰退之前几十年，绝大部分大象便被杀戮。你听到的都是真的：他们大部分永远都不会遗忘……在他们硕大的机体和巨大的骨头里面隐藏着的全是记忆……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哭泣？就像我们所说的拥有“玻璃心”一样，他们极易感伤，即便是公象也是如此。（生命中的）任何损失或思念都足以令他们心碎。^[172]

这部分貌似只是一个引子，其实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感伤”基调，整部小说的题眼—创伤与记忆—也呼之欲出。本文采用创伤视角，借助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创伤”概念，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作品中，探讨大象创伤及其表征，揭示人类对大象创伤无法推卸的伦理责任和义务，认为高蒂在动物创伤书写的过程中，探索了创伤书写的新维度，并将动物的主体性书写推向新高度。

一、从人类创伤到动物创伤

当代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由哈佛大学卡鲁斯（Cathy Caruth）提出。她认为创伤是指“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造成令人难以承受的体验，由此导致反应的延迟、无法抑制和反复出现的幻觉以及其他精神侵入现象”。^[173]近些年，创伤已经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一大景观，尤其以美国“9·11”恐怖袭击、世界性或局部战争、种族屠杀等为主题的作品成为创伤理论关注的重点；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种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等为核心概念，记忆与创伤、创伤与叙事、创伤与复原等关系都成为常见研究话题。但是，这些研究都止于对人类创伤的关注，或拘囿于人与人之间的创伤范畴，一直将动物排除在关注视野之外。事实上，情感能力和创伤体验并非人类独有。现代动物学家通过实验一再证明，大猩猩、大象等哺乳动物不仅有丰富的情感，而且在社会结构上也同人类相似。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活生生的生物其实内心情感世界都十分复杂，如果把它们当机器一样对待，不仅会造成它们身体不适，也会让它们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挫折”。^[174]创伤体验并非人类独有的事实使探讨动物创伤成为可能。

动物创伤主要是指自然灾难、生存竞争或人类宰杀给特定动物造成难以承受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严重影响其原有的生存方式、生活规律和心理平衡，导致动物心理问题和非常规行为的产生。现代文明语境中的动物创伤同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和强制性行为密切相关，其中大规模宰杀，强制动物迁徙，侵占动物居住地或破坏动物生存环境等是导致动物创伤的主要灾难性事件。

在动物创伤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包括英国动物保护主义者谢尔德里克（Daphne Sheldrick），美国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野生动物专家摩斯（Cynthia Moss）和美国心理学家、生态学家布兰德肖（Gay A. Bradshaw）等。谢尔德里克以救助孤儿象闻名于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人类行为和动物创伤之间的关系，认为“大规模偷猎使大象的社会结构陷入混乱，对大象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孤儿象陷入创伤之中”。^[175]摩斯长期从事野生大象家庭结构、生活规律和行为研究，较多地关注大象的异常行为和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布兰德肖对动物创伤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她有意识地将创伤和相关心理学概念用于大象行为研究，不仅首次提出非人类动物也会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探索和实践实现动物创伤疗愈的途径。布兰德肖、司格尔等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成果《崩溃的大象》（2005）将人类对动物的屠杀同科索沃和卢旺达种族屠杀相提并论，揭示了宰杀行为对大象造成的心理问题、精神伤害和社会创伤，提出遭受创伤的大象常常表现出多种创伤性应激障碍的症状等观点。^[176]布兰德肖在博士论文《大象创伤和复原：从人类暴力到解放生态心理学》（Elephant Trauma and Recovery: From Human Violence to Liberation Ecopsychology，2005）和专著《崖边大象：大象给人类的启示》（Elephants on the Edge: 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Humanity，2009）中对动物创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从六方面总结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产生的条件和表征，确立了判断大象是否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并揭示了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和创伤学的密切联系。在布兰德肖看来，“依附和创伤是同一个理论‘硬币’的两个面”，二者的结合将“为理解人类经验和心理提供新的概念框架”，^[177]这同样适用于对大象经验和心理的认知。“依附”是大象赖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幼象依附于母亲，母象的形影不离和悉心照料能满足幼象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诉求，是幼象安全、健康成长的保障。另一方面，象群中的所有成员都依赖于雌性首领，首领不仅决定整个群体每天活动的时间、行动路线、觅食地点、栖息场所等，也担负着在危难之时引导家族寻找水源和食物继而得以生存的重任。因此，母象或雌性首领死亡的突发性事件将导致依赖关系的断裂，象群或幼象可能由此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甚至遭受灾难性后果，创伤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