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六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契机，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明清至近、现代的“男旦”问题，从此“晚近”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个时候，“晚清”因为联系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革，已经成为了研究者瞩目的时段，似乎有了说不尽的话题，以“晚清”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纷纷出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不过，就我的了解，研究者对“晚清”戏曲涉及的还不是很多，这使我觉得有可能在这方面“开疆拓土”。事实上，晚清戏曲的变迁，牵连着诸多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对它的深入考察确有它的重要性。

于是，我确定了“晚清社会变革中的传统戏曲”这样的研究题目。对这个项目，我大致作了这样的设想：从三个方面，即宫廷演剧、民间演剧与戏曲的“环境”来讨论这一变革。也就是说，我对“变革”的关注点，主要不是戏曲文本，而是和历史演进、社会变革同步的演剧和戏曲环境。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课题实现的前景充满信心。等到开始动手的时候，我才知道面临的“艰难”多多。最主要的是，前此的研究成果寥寥、相关材料的匮乏、搜集这些材料的困难，都给我的“设想”带来困惑。

比如，原先我设想的“晚清宫廷演剧的变革”应当包括：皇家剧团的演员来源、组织管理、报酬方式、演剧场所、演出方式，“承应戏”剧目类别，内廷演戏剧目的变革，“内廷供奉”名目的来源，“内廷供奉”的挑选方式及他们的职责、报酬、地位，帝王在宫廷演剧变革中的主导作用……这些方面的相关材料，最主要的依据应当是皇家的戏曲档案。“南府”档案今已渺然，“升平署”档案的大部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室和故宫第一档案馆。显然，想要靠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室和故宫第一档案馆阅读、梳理这些庞杂的档案中的相关材料，不是短时间，更不是我个人所能完成的。我只好后退一步，把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涉猎过“升平署”档案的研究者（朱希祖、周明泰、王芷章、齐如山等）的著述和其中涉及的档案材料，当作进入这一问题的最先的通道。

通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不久我就发现，我最初对于这一课题的设想，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一种比较切实有效的调整是，从“晚清社会变革中的传统戏曲”这个大范围之中，选取几个“点”来进入，庶几有可能做得比较深入；包罗万象的设想肯定不合实际。

第一个引起我的兴趣的题目，是有关“明清男旦的兴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对与它有关的材料的搜集，花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不过，也给我带来许多意外的惊喜——与“男旦”相关的戏曲现象，比如它的出现、它的走红、它的存在方式、它在戏曲界统治地位的终结、它与源远流长的同性恋的联系和区别……都像是尘封在一条幽深的小巷中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一样，可以吸引你长久地仔细琢磨、流连不舍。而且，在戏曲史上，“男旦”的出现和存在，究竟与什么因素相关？特别是晚清“男旦”和“前后三鼎甲”交替出现的“走红”现象，究竟是什么因由促成的？他们的“走红”与当时的接受者的“审美”变化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都曾经在我的心头久久萦回。这个题目，从我已有的想法和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其实是可以写成一本书的。

我所关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清代九位帝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再加上西太后与戏曲的关系（他们无一例外都“爱好”戏曲），包括宫廷剧团的建立、兴盛、衰败和管理制度，以及宫廷演剧与民间戏剧的互动关系……这些很可能是整个清代戏曲兴盛最重要的因素：宫廷戏曲对于整个清代戏曲的兴衰变易，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中，帝王的意志、喜好与戏曲本身的艺术规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这个方面，显然也是一本书的题目。

清代宫廷演剧与民间演剧的联系之中，最直接的因素是“内廷供奉”。在民间，“名伶”被“升平署”选中之后，取得了可以进宫“承应”，为天子演戏的资格，就被尊称为“内廷供奉”。“内廷供奉”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南府时代的“内廷供奉”与西太后时代的“内廷供奉”在来源、身份、职责等方面有什么差异，“南府”和“升平署”对于“内廷供奉”的管理、奖惩制度上又有什么不同。如果谈到宫廷演戏，似乎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晚清民间演剧之中，首先应当考虑进行清理的问题，可能就是有关“堂子”的种种了。

“徽班进京”把吴、越旧俗和安徽、江浙一带的商业意识带进了京城。“堂子”开始是名伶的住处，一些名伶同时还在住处开设“打茶围”的场所，名伶大多也会在住处教授子弟学艺。自嘉庆至光绪年间，在北京兴旺发达的“堂子”，除了是当时极有号召力的娱乐业之外，还是这一时期培养优伶的重要渠道。晚清“堂子”在京师的土壤中，作为娱乐业的职能得到了畸形的发展；而作为科班的职能，也可以说发挥得很有功效。事实上，晚清活跃在京师舞台上的“名伶”，很大部分是“堂子”出身；当时很多名伶，比如梅兰芳祖孙三代的成功，都是不仅是在舞台上，而且也是在“堂子”里。

由于“堂子”曾经在民国元年（1912）被明令禁止，后来又加上其他的种种因素，所以“堂子”这一话题，在大陆戏曲研究界，至今仍然被有意讳言，或者被无意忽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文学史上的很多被讳言的事情已经开始被还原、被发掘、被重新叙述的时候，“堂子”却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堂子”这一文化现象，在北京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堂子”在晚清时期与民间戏曲的发展、与民间娱乐的发达，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在文化史还是戏曲史上，它都是一个很难回避的话题。

晚清“堂子”的发达，直接推动了北京南城作为娱乐中心的发展，与京剧成为时尚艺术相为表里。由此，晚清伶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逐渐从社会的最下层上升，脱离了“贱民”的传统身份，有的大牌“明星”甚至被社会上层接纳。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出现了松动和变易。这也是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另外，晚清关公戏与伶人的关羽崇拜、晚清伶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晚清的观剧指南与戏曲广告、清末民初日本的戏曲爱好者……也是我考虑过的，并且已经撰写成文的问题。

……

晚清戏曲发生的“变革”还有很多问题和事件可以谈论，就我想到的（可以写在这部书之内的）还有晚清旗人与戏曲、同治时期的杨月楼事件、晚近时期的北京的票房、晚清名伶经济地位的状况等等，但由于各种原因，没能继续下去。不过，这些都还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希望能够俟之来日。

二○○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