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读者的目录

陈智德

梁文道在本书起首第一篇《你读过〈红楼梦〉吗——〈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的题目涉及了两本书，前者仅在文章第三行提及一次，后者更明言根本未读过，但梁文道仍在文中对该书评述了一番。该文真正谈论的是“书皮学”，一种不用仔细阅读却能掌握书本内容，然后侃侃而谈的学问或伎俩。说是“伎俩”，是因为它容易沦为作伪欺骗、以伪知识装点门面的手段；说是“学问”，是因为它在浩瀚书海中，尤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又的确是一种整理个人阅读系统的方法。是学问或伎俩、手段或方法，端视乎读者的心性、目的和理念。

《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Comment parler des livres que l’on n’a pas lus？，繁体中文译本《不用读完一本书》，2009年3月出版）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巴雅（Pierre Bayard）所著，出版后广受青睐而成为畅销书，梁文道写作该文时，英译本才刚面世不久，他还未取得该书，但凭借其知识系统和“书皮学”的掌握，仍可概述该书，而且颇为切中要领。该书以瓦雷里、艾柯、巴尔扎克等人的著述为例子，谈论书皮学的现象和历史，因为书皮学不单是一种充撑门面的社交伎俩，在作家笔下，它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角度，甚至是小说表意的媒介。该书的书名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是一本提供诸如速读等阅读技巧的方法书，但正如梁文道以本身的书皮学修为所指出的，该书不是教人不读书而能作伪的指南，而是谈论一种文化现象，以及阅读的可能性。作者以集体图书馆、内在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三者作为阅读者触类旁通的门径，写出了一种阅读的抽象观念。当然，该书也多少传授了一点小聪明，教人理直气壮地谈论自己还没读过的书！这也许是它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吧。

然则，在我辈看来，书皮学根本毋庸学习，也无须方法，所有累积一定阅读量和修为、对书本敏感以至建立了个人观念图书馆的读者而言，都会自然获得触类旁通的本领，无须通读甚至读过一书，而能略知一书的知识源流；事实上书皮学的要领亦无外乎目录学的范畴。梁文道的读书评书修为，绝非读一本诸如《不用读完一本书》这等之书可臻，尤其视作快捷方式方法者。梁文道评书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博而杂，他的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罗列所评之书，共分十五类，实际上是为个人博杂的知识涉猎建立体系，将其安放于观念上而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图书馆中，成就了我辈心中的“书痴目录学”。

作为梁文道书话之二，《读者》一书因应书评的对象，有更多普及知识的意向，造就真正坚立的“读者”。在本书原序中，梁文道以“正常读者”自许，书中却有一条目为“不正常读者”，谈及郑振铎、陈子善、许定铭、陆灏等藏书家、读书人。正常与不正常看似对立，在本书中却不然，梁文道认同也心慕那种“不正常”的藏书理念，而他本人却自许为“正常读者”，正如他在原序所说：“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这是一种对异化的警醒，愿意把知识的面向放回人间，其理念与他另一本著作《常识》以“常识”抗衡空洞玄说的想法实一以贯之。

与前著《弱水三千》相比，本书同样建构了一座虚拟的图书馆，但有更多人间气息，他孜孜论书的对象不是作者，而是在知识流动的长河中，与作者位置同等的读者。我相信，这种贴近人间、普及知识的阅读态度，并非一蹴而至，而是梁文道多年来藏书读书和从事媒体工作的体认。

在我眼中，梁文道可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正常读者”，在中学时代，我们都不满足于课业范围内的“常识”，因而自行到书店和图书馆寻找真正值得探求的事物，开列属于自己的书单。他的书单以文化理论和哲学为主，也涉猎不少文学。那时内地知识界正值“文化热”时代，香港的书店可找到不少内地出版的文化理论著作和翻译，如“走向未来丛书”，梁文道就是最早向我推介这套书的同学，他又介绍我读福柯、谈论女性主义、批判电视台的选美活动，此外他也热衷于前卫剧场，有一次捎来一叠稿纸，是他新近写成的剧本……我也不甘落后，向他介绍杨牧最新出版的诗集和我自己写的诗，我们就这样在课余交换阅读情报，那时，我们还未知悉，这样的阅读会怎样染织我们的人生，留下斑驳的纹理、脱落的毛线。

那时我已知道他在《信报》的“戏间形采”专栏不定期发表剧评，在《电影双周刊》的附刊“阅读都市”与汤祯兆展开笔战。上世纪90年代初至中，梁文道在《越界》发表更多艺评、杂文与人物采访，我也一篇一篇地跟着读了，后来，他先后参与创办《打开》、牛棚书院、《E+E》、《读好书》和《读书好》；我自己也和别的朋友先后办了《呼吸》和《诗潮》两份刊物。除了《读书好》之外，我们都耳闻目睹以上的刊物和朋友如何凝聚然后消散，一个一个与之相关的文化议题如何热烈讨论，又一再由于经验断裂而在不同场合从零开始重复展开，这轨迹仿佛也是香港无数前代文化人的轨迹，所不同的，是梁文道在精致、前卫与普及、通俗之间，愿意以更柔韧的心力接近于寻常巷陌人间，相信这也是他创办“牛棚书院”的民间办学理念并一直沿用“牛棚书院院长”名号之所由。

逝者如斯，大断裂当中，阅读似乎成了少数得以延续的精神活动。阅读本书的关键，与《弱水三千》一样，在于梁文道对知识的分类。如果读者家中也拥有为数不少的藏书，就会明白分类的重要性，甚且，有时分类的意义还不仅在于便于搜寻，而更在于分类者为知识所赋予的观念。藏书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berto Manguel）在《深夜里的图书馆》（The Library at Night）一书中，描述了各种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以及当中的趣闻，其中私人藏书往往有许多异想天开的分类法，有一位作家以各种颜色纸包装书籍封面并作分类，如小说用蓝色、西班牙文用红色等，使其书房一眼看过去有如几度彩虹。曼古埃尔还记述他的书痴好友们各种古怪的图书分类法，如把兰波的诗集《醉舟》列于“航海”之列，把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列作“烹饪”一类！

书痴们的古怪分类不是一种望文（书名）生义，而是出于玩笑和重新安放知识之雅意。古怪的分类其实不止于私人藏书，曼古埃尔留意到公共图书馆的分类也有离奇的类别，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里，主题标题中还包括有“香蕉研究”、“蝙蝠皮装帧书籍”、“艺术品中的靴子与鞋子”等类别，这是图书馆编目员的创造性杰作，曼古埃尔认为，“简直就像是对这些编目员而言，书籍内容还不及它们所归类主题的独特性来得重要”。

其实，对书籍分类的观念意义知之最切、用功最深者，莫如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家，从《七略》以六经即儒学为中心，演变至“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古代目录学除了反映社会思潮流变，也标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把其时所见之译著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项，西学类又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等，约相当于清末维新派新政的内容；《西学书目表》作为一份书目，既有配合新政的经世意图，亦抱持以西方科技结合人文社会科学来改革中国的理念。

梁文道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依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纲目，为个人涉猎建立体系，评说的对象是书；本书以“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和“学点文艺腔”、“常识补充”和“都世界杯了，你还读书？”共七项作类别，评说的对象是读者，在梁文道看来，政治、经典与文艺、常识固然同等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自觉。与一般消费性或功能性阅读不同的是，本书所要造就的“读者”指向抗衡宰制和蒙蔽的自主，姑不论谈论自主书商的《壮哉万圣》、关注内地女工的《打工妹的声音》、坚守言论自由的《十博士大战于丹》等文，在最后一辑与足球相关的书评中，梁文道举引多种书籍，由足球谈到反全球化，也谈论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时期，球员因坚守尊严和自主而被处死，《世界不是只踢一种球》、《心物不二说足球》等文谈论足球运动真正的趣味及其勇猛的精神理念，批判商业行为带来的异化；该辑文章由足球读出自主、抗衡和批判，它绝不由犬儒和玄说而来，实基于坚实的阅读系统，这样的“读者”才得以强立于流变和断裂中。

由此理念，《读者》一书不妨视作我心目中的“现代目录学”之一种。在古代的目录学相关著述当中，有一种称作“藏书纪事诗”，记录藏书家遗闻轶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谈及清代藏书家冯舒冯班兄弟，冯班“为人傥荡悠忽，动不谐俗。胸有所得，辄曼声长吟行市井间，里中指目为痴，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痴’”。冯氏藏书素以异本闻名，最著者为《文心雕龙·隐秀篇》手抄本，惜后世子孙不甚爱惜，“即宋元精版，尽化为胡蝶飞去”，叶昌炽题诗云：“沧海横流自闭门，莫城西畔有孤村。箧中隐秀何须秘，化作春风蛱蝶魂。”夫文体代降，诗形代迁，兹谨以新撰“藏书纪事新诗”一则，演化梁文道《读者》一书之理念：

阅读人间（梁文道《读者》）

陈灭

叶片掉落如书页飞翻

我们的作者步过裂缝

步过枯草织就的人间

灰烬与硝烟化作霓虹

你把它熄灭又轻翻书页

换取另一房间的光容

一切流逝都由阅读而复现

我们的读者不就是我们

窗格下疾书浮出的话圈

悠悠飘过都市，未破灭前又听见

横巷间的暗语是犬吠还是哭声？

列车划过，删去车站前流浪艺人的歌声

只有读者为都市编就的书页与尺牍

一所抽象的图书馆与一串话圈，编了目录

2009年8月10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