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正常读者

英国评论杂志《前景》（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特辑，找来一批人评选前一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书。一位记者选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年代》（A Secular Age），他认为一般媒体都忽视了这本书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而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皇皇巨著则被誉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许大众媒体忽视了它，但学术圈可没走眼，此书一出，不只得到许多专业期刊的评论赞扬，还拿下了一座人文学界的大奖。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忽视了这本分量奇重的大书，而是那位记者，一个本身就是替《金融时报》、《卫报》和Time Out等主流媒体供稿的传媒人，为什么会看上这么难啃的学术专著？

《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尔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工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讲印度的崛起，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最近两年常在大陆活动，其中一件最叫我尴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称我为“学者”。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给我，说“你算哪门子学者，你只不过是个‘伪学者’，是个传媒人罢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极了，我连硕士都没读完，又怎能僭用“学者”之名？我只不过是个传媒人，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欢查尔斯·泰勒的记者一样，我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学术论著；但我绝对写不出那种书，甚至也不够格去为它们写一篇专业的书评，因为我是一个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解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民主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民主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也就罢了，自己竟然也“当仁不让”地弄起了读书节目与读书杂志，好像还真是回事。可是我打从心底知道，我只不过想努力做好一个达到正常水平的读者罢了。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简单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二十多年前看台湾的《当代》杂志，里头有一半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或者“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与韦伯论题是什么。类似的智性屈辱，我后来还一再地在其他报刊上领会到。除了我，每个《信报》的读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样分析公司的出现；除了我，每个《百姓》的读者都对遵义会议了如指掌；除了我，每个《读书》的读者都晓得陈垣的史学成就；除了我，每个《纽约书评》的读者都烂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个《电影双周刊》的读者都看遍了戈达尔的电影；除了我，每个《时代》杂志的读者都能理解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除了我，每个《新科学人》的读者都懂什么叫统一场；除了我，每个《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了然于胸……

据说这都是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别艰深的专业期刊，那么我为什么会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怀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报道的主题有多深奥（恰恰相反，它们一般都写得很浅显），而是它们的作者总是很轻松地东引一句话，西摘一个名字，然后也不多加说明，仿佛这是圈里人全都明白的常识。我努力阅读，原动力就是想获得这份常识而已。假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怎么能站在媒体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隔行如隔山，说不定一个《读书》的作者连一份《新科学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种幻觉般的常识呢？可是我又不服气了，《新科学人》明明是科学界的流行读物，怎么能轻易容许自己看不懂呢？再说，《读书》作者群不乏资深的老学者，他们自己可以说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学的新进展，但我们干媒体的本来就要什么领域都浅尝一番，这种话是不该随便讲的。

也有人说，《卫报》和《纽约时报》里有国际级的大评论家，劝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够企及他们的成就，何况这里是香港，不需要那种程度。坦白讲，我从来没敢奢望什么“国际级”的成就，大师级的评论家如雷蒙·阿隆和苏珊·桑塔格，靠的都不只是学历，还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见与才气。不过我依然以为，那最根本的基础学问还是要有的。我们这种平凡的评论人和他们的分别，就像庸厨与食神的差异，高下全在他处，大家用的材料却是差不多的。

于是，我就这样子透过每日翻阅的报刊来激励自己，试图令自己不要在队伍中落后得太远。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要刻意显得很有志气的样子，更绝对不是炫学，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读者，再准确点说，是想做个正常的媒体人、正常的评论人。我不一定写得出好东西，做得出好节目，但起码我算是尽到了责任。

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于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业，一种心态稍迟渐缓之下的产物。但我不敢说我已经远离了那股推动过我的诱惑，也不愿全然放弃正常读者的幻象。

上一本书话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后，有些年轻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书”的书，正如香港董启章当年对我说过的一样：“你应该写一本专著。”嘿！你又忘了吗？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正常的读者。